一、伯利克里的權威

伯利克里的生平被記載于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他出身高貴，尤其是母系，可追溯至建立雅典民主政體的克里斯提尼。

史家們?yōu)榱松窕弁鯇⑾?，在他們出生的時候往往寫一些異象，來表達他們生來就與眾不同，這點在西方古代也不免俗。其母快臨盆的時候，夢到自己生下一頭獅子。幼年的伯利克里在各方面都是儀表堂堂，只是頭顱略長不大相稱，所以他差不多所有的畫像和雕塑都戴著一頂頭盔，工匠們并不愿意把這個缺陷暴露出來。

年輕時的伯利克里本不熱衷政治，他忌憚自己的貴族出身，害怕過于活躍而被公民們陶片放逐。令他轉變態(tài)度的契機在于貴族派的領袖客蒙常年領兵在外，不在雅典，伯利克里鑒于態(tài)勢有利便投身于民主派中。盡管伯利克里接受過優(yōu)良的哲學教育，也絕不嘩眾取寵，但在政治面前，還是要果斷地精致利己，討好平民。

伯利克里在建立權威的路上，先后將兩位政敵排擠出去：一個是米太亞德之子（馬拉松戰(zhàn)役指揮者）客蒙，另一個是米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非史家修昔底德）。此二人在雅典都曾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客蒙是“雅典帝國”的奠基人，在希波戰(zhàn)爭之后，仍然率領雅典軍隊連戰(zhàn)連捷，組建提洛同盟，為雅典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和權勢，建立了海上霸權。但他貴族派的立場和對斯巴達的友好逐漸被雅典人厭棄，伯利克里抓住機會，改革傳統(tǒng)的戰(zhàn)神山議事會，將司法權轉移到平民的手中。后來斯巴達發(fā)展地震，國內發(fā)生奴隸起義，而雅典的增援卻被斯巴達人打發(fā)了回去，令雅典人顏面掃地，客蒙也被殃及池魚地放逐。不過隨著雅典軍事上的失利，伯利克里還是力主將他接回了國，但也不久病死于遠征。

修昔底德則是伯利克里執(zhí)政的主要批評者，此人生平不詳，只能只言片語中知道他是客蒙的近親，同樣是貴族派的領袖。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評價他是當時雅典最優(yōu)秀的政治家：“幾乎每個人都同意，他們（另一位是尼西阿斯，遠征敘拉古的統(tǒng)帥）不僅是有榮譽的君子，而且是政治家和整個國家的愛國公仆。”對于伯利克里上臺后的大興土木、討好平民等行為，修昔底德以及貴族派不吝批評。特別是在修建帕特農神廟（代表雅典的全盛）這件事上，他們指責：“全體希臘人為了戰(zhàn)爭的需要而奉獻的財富，都被我們肆意浪費在自己的城市，像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全身都打扮起來，用貴重的寶石、雕像和神殿來裝飾，把全世界的金錢花光為止。”最后二人發(fā)展到勢同水火的程度，兩者中必有一人被陶片放逐，被伯利克里討好慣了的公民們當然是將修昔底德放逐走了，整個雅典由伯利克里一家獨大。

教科書上的傳統(tǒng)觀點說伯利克里當政時是雅典民主的黃金時期，但那個時代的人顯然不這么認為。伯利克里完全掌控政局后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再討好民眾，盡管這是走上正軌的舉措，但在人們眼中終究是違背了初心。普魯塔克引用了一段雅典人完全降服于伯利克里的觀點：

“城市的稅收和貢金連同本身的存亡繼絕，他可以隨心所欲處置；他可以為城鎮(zhèn)筑起石墻，稍有不滿立即夷為平地；其他有關條約、聯(lián)盟、權勢、職位、戰(zhàn)爭、和平，以及他們的財富和成就，莫不如此。”

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也可以認為是伯利克里權威的黃金時代。

二、瘟疫與伯利克里之死

這段黃金時代很不幸，或者說很必然地撞上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431BC-404BC）。在史家修昔底德看來，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由此引起了拉棲代夢人（斯巴達）的恐懼，使戰(zhàn)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后世學者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

鑒于斯巴達人在陸地上的無敵，伯利克里采取了堅壁清野的策略，命令所有生活在鄉(xiāng)村的雅典人搬進城中，避免與斯巴達陸軍正面交鋒，而是專注發(fā)揮海上的絕對優(yōu)勢。《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記載了他們的不情愿，因為自古以來他們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島）獨立的城鎮(zhèn)中，特別是經歷了希波戰(zhàn)爭后，他們就更不愿意遷徙了，遷徙就意味著拋棄自己的家鄉(xiāng)。更糟糕的是，遷進雅典城后，只有少數人能夠住進親戚朋友的家中，大多數人不得不露宿街頭或者是住進神廟中，整座城市突然變得臃腫起來。我們知道，這種情況下，正是瘟疫爆發(fā)的溫床。

這場瘟疫到底起自于哪里，連修昔底德也無從得知，他猜測是來源于埃塞俄比亞，然后傳播到埃及與波斯，但終歸是突然爆發(fā)在雅典（430BC）。本文不細說瘟疫之下的慘狀，而是要講雅典人對伯利克里的憤懣，特別是那些從鄉(xiāng)村遷入城中的人。戰(zhàn)爭和瘟疫同時造成的壓力，使得雅典人們開始譴責伯利克里，說他是戰(zhàn)爭的發(fā)動者，說他是造成他們所有不幸的根源，他們希望與斯巴達議和，把怒氣都發(fā)泄到伯利克里身上。

但是大敵當前，人們仍然需要伯利克里的領導，正如他的一段辯解：“如今放棄這個帝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說，因為你們維持帝國靠的是一種暴政，過去取得這個帝國也許是錯誤的，然而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但伯利克里本人卻難以維持局面了，普魯塔克提到他在這段時期先后失去了姐妹、大部分的親朋好友、還有兒子，連本人都因感染瘟疫而去世（429BC）。伯利克里去世宣告了雅典黃金時代的終結，雅典的國力不僅因為瘟疫蒙受了重創(chuàng)，更因為民粹勢力的失控，戰(zhàn)爭反而不斷擴大，致使城邦最終走向衰落。

三、瘟疫之后雅典人的瘋狂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瘟疫之后的雅典人并未打算與斯巴達議和，然后重建家園，反而是選擇擴大戰(zhàn)爭，好戰(zhàn)程度比瘟疫之前更甚，仿佛就沒有經歷過瘟疫一樣。

隨著戰(zhàn)事的曠日持久，雅典陣營內部開始有盟友心生退意，因為他們難以承受戰(zhàn)爭帶來的破壞。雅典為了控制盟友軟硬兼施，尚能維持鐵桿盟友的忠誠。比如雅典對普拉提亞的政治綁架、好言相勸，普拉提亞人的妻子兒女都在雅典當人質，雅典人也請求普拉提亞人不要背盟，因為雅典人從來沒有拋棄他們。

至于距離雅典較遠的、不那么鐵桿的，就索性背叛雅典，而雅典也自然是重拳出擊。例如米提列涅（位于上圖中的Lesbos島）在斯巴達的煽動下發(fā)起暴動（428BC），他們吐露出了提洛同盟城邦們的心聲：“我們的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不是要雅典人來奴役希臘人，而是把這些希臘人從波斯的統(tǒng)治之下解放出來。在雅典人公正地領導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忠心耿耿地追隨他們的。但是當我們看到，他們一方面對波斯的敵視愈來愈少，另一方面卻力圖奴役同盟諸邦，我們便開始恐懼了?！瓘倪^去發(fā)生的事例中所得到的教訓，使我們對于作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米提列涅作為弱小的城邦當然付出了血的代價，但雅典人的屠刀無濟于事。戰(zhàn)爭的27年間，雅典人要花費相當一部分精力去鎮(zhèn)壓曾經的盟友。

第二種主要表現(xiàn)是雅典人對小國的弱肉強食。《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十七章的記載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戰(zhàn)爭的第16年（416BC），雅典入侵米洛斯，雅典使者在陳述中充滿了倨傲：“當今世界通行的規(guī)則是，公正的基礎是雙方實力均衡；同時我們也知道，強者可以做他們能夠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薄耙驗槟銈兦耍涂梢悦庠鉁珥斨疄?；我們不毀滅你們，就可以從你們這里獲得利益。”“與你們保持友好關系，那是我們軟弱的證據；而你們對我們的仇視，則被認為是我們強大的證明?！薄澳銈円煤玫叵胍幌?，你們的邦國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你們只有這一個城邦，它的繁榮或是毀滅，完全取決于你們的決定。” 雅典人對待決心抵抗的米洛斯人，也沒有一絲的心慈手軟，俘獲的成年男子全部被處死，婦女、兒童被變賣為奴隸。

第三種主要表現(xiàn)是雅典內部的瘋狂與最終的一敗涂地。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內部民粹勢力抬頭，平民領袖高呼戰(zhàn)爭的口號更受歡迎，而主張議和的貴族們遭到排擠，甚至被推向戰(zhàn)場。

平民領袖高呼戰(zhàn)爭的基礎，建立在雅典憑著海上優(yōu)勢贏得的勝利之上。在戰(zhàn)爭的第七年（425BC），斯巴達再度入侵阿提卡平原，雅典人為扭轉局勢，占領位于斯巴達后方的派羅斯，并大敗前來的斯巴達軍，還煽動了斯巴達奴隸起義，是雅典在開戰(zhàn)以來的最大成果。

眼見雅典一時處于上風，在戰(zhàn)爭的第十年（422BC），平民領袖克里昂說服雅典人允許他向色雷斯地區(qū)各城市進攻，并尋求斯巴達陸軍進行主力決戰(zhàn)。安菲波利斯一戰(zhàn)將雅典人的自信心摧毀，斯巴達僅僅以陣亡7人的代價取得完勝，克里昂陣亡，但斯巴達軍的主帥比拉西達斯也不幸陣亡，斯巴達也感到有些精疲力盡，在雅典貴族派將領尼西阿斯的促成下，雙方達成和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暫時告一段落。

但戰(zhàn)爭雙方都沒有和平的誠意，特別是雅典。6年零10個月之后，戰(zhàn)爭再度爆發(fā)。雅典人在其中最瘋狂的事情，莫過于遠征敘拉古了（416BC—414BC，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島東南角），幾乎是傾國之力。

在遠征前后，雅典人還有兩大瘋狂行徑：（1）將反對遠征的尼西阿斯推舉為統(tǒng)帥。尼西阿斯認為公民大會的決策過于倉促、膚淺與不合時宜，自身也深受腎病的困擾，難以出任統(tǒng)帥。而且他審時度勢道：“最近我們才從大瘟疫和戰(zhàn)爭中稍稍恢復過來，因而應當大力充實我們的財力和人力，正確的政策是把這些財力和人力用到我們本國和我們自己身上，而不該用到那些祈求我們援助的流亡者身上。”但在瘋狂的雅典人面前，這番現(xiàn)實的說辭根本無濟于事，相反助長了雅典人的選擇，認為謹慎的尼西阿斯更容易帶領雅典軍隊走向勝利。

（2）逮捕狂熱支持遠征的亞西比德失敗，造成了他的叛逃。亞西比德是尼西阿斯的同僚，也是遠征的狂熱支持者，但雅典人的反復無常讓亞西比德差點斷送了性命。在遠征軍出發(fā)之前，雅典城內的赫爾墨斯石像一夜之間突然毀壞，亞西比德受到瀆神罪的指控，政敵們卻要求亞西比德立刻出發(fā)，等回國后再接受審判。心不在焉的亞西比德與尼西阿斯矛盾重重，在軍事行動上根本不能協(xié)調一致。就在此時，亞西比德接到了回國接受審判的消息，他果斷拋下軍隊逃亡，并將雅典軍隊的行動透露給了敘拉古方，此后流亡于各個國家中。

特別是亞西比德的叛逃，給雅典人的士氣帶來了巨大打擊，指揮權完全歸于不愿意打仗的尼西阿斯。盡管尼西阿斯軍事才華出眾，多次將敘拉古逼入絕境，但他優(yōu)柔寡斷，既錯過了完全消滅敘拉古的時機，也錯過了將軍隊帶回國的時機。最終雅典人在敘拉古全軍覆沒，尼西阿斯等將領也遭到殺害。對勝利者敘拉古來說是最大的光榮，對失敗者雅典來說，是最大的災難。盡管雅典與斯巴達繼續(xù)周旋了10年，但最終的失敗無可挽回。

四、結語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方是贏家，也沒有任何一方是正義。但雅典暴露的問題顯然更多，瘟疫，是真的能左右歷史的發(fā)展，成為斷送雅典帝國的重要原因。而這場戰(zhàn)爭，也意味著希臘城邦整體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