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淪陷區(qū)文學(xué)大系 史料卷》里對《國藝》的描述是偏向負面的，側(cè)重介紹了中國文藝協(xié)會的封建、漢奸屬性，同時筆者也注意到《國藝》的撰稿人中有陳寥士，汪兆銘（汪精衛(wèi)）等人，所以對這個期刊有著更不好的第一印象。因此，筆者是帶著看一本漢奸期刊的想法開始進行此次整理的。但是在真正進行目錄整理之后，筆者十分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國藝》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并且有許多原創(chuàng)作品，以及以日本文學(xué)為主的大量外國翻譯作品，涉及詩詞、文集、音律、戲劇、文藝評論、漫畫等諸多方面，甚至有探討中國戲劇改革、西洋音樂進化、電影價值等問題的評論文章，很難想象這是淪陷區(qū)的期刊，更難想象這個期刊的主辦方竟然是由南京官僚、封建遺老等漢奸文人結(jié)成的文藝組織。

這些人在政治生活中諂媚懦弱，帶著一副惡心的嘴臉，他們發(fā)表在這個期刊上的文章也是諸如《庚戌蒙難實録序》的舊體詩詞，但卻容許新文藝的出現(xiàn)，并以“努力建設(shè)東亞的新文藝，燦爛的在世界文藝壇坫上放一異彩”為發(fā)刊詞，最終編出了這樣稱得上有意義的刊物——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于是我們只好承認，后人在評判歷史人物時，要帶著溫和寬厚的眼光去看待，而不能先入為主，帶上刻板印象。我們必須鼓勵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上的每一個人物，而不能認為不問是非的立場就是一切。盡管持有對于漢奸人格的鄙視，但對于《國藝》這本期刊，顯然我們是應(yīng)該給予贊賞的。

筆者于是認識到，道德上的不義與藝術(shù)上的“義”是并行不悖的，且撇開《國藝》這本期刊，單論近代以來許多有成就的文人，道德上卻也多有瑕疵。筆者整理民國期刊時注意的胡蘭成，頗有才氣，卻投身汪偽政府；郭沫若先生在詩歌與古文字上的造詣如此之高，卻在感情生活上不道德的一塌糊涂；又有周作人與日本人的往事等等。難道有天分的人都恃才自傲，視人間的道德約束為無物，以守道德之“義”為枷鎖，還是說唯有拋開世俗的束縛，方可在藝術(shù)上有所造詣？自然是有這幾方面的原因。

但是幾日前讀到的久米仙人的故事卻帶給了筆者新的思考。

久米仙人志在修道成仙，卻在飛天之時因見一貌美女子而落入凡塵再也不能騰空。從事藝術(shù)者對于藝術(shù)價值的追求，就如同修仙者對于升天的執(zhí)著，而這里的貌美女子指什么呢？理解成塵世的美好自然極為合理，但筆者試劍走偏鋒，欲將其理解為生命之美。

那么這個故事放到藝術(shù)家這一主體上便可理解為，藝術(shù)天才們不凡之處分別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文化真理的無限追求和超凡天賦，另一方面則是對于生命之美的近乎癡迷的崇拜。也正是懷著對于生命的極度熱愛，他們才能在藝術(shù)的道路上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因為藝術(shù)中體現(xiàn)的人生意義便是生命之美的極好詮釋。而對于生物而言，在物質(zhì)層面，有什么樣的美能超越年輕異性身上那種青春的活力與肉體的美感呢？所以，作家，藝術(shù)家出軌，私生活的糜亂似乎也就可以解釋了。

由于對人類社會運行規(guī)則的某種漠視，藝術(shù)家對于生命之美的追求也更容易走向極端。即由于自身生命的不理想不完美，而產(chǎn)生強烈的自毀沖動。郭沫若困窘于日本，在《天狗》中寫到：“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闭媸菍⒛欠N因為生命的不理想而產(chǎn)生的狂飆突進的憤怒和強烈的自毀與毀他的沖動刻畫得淋漓盡致。又比如《霸王別姬》中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對于戲曲的美感有那么極致的渴望，對于人生的圓滿有著近乎偏執(zhí)的追求，而在意識到人生難以達到圓滿時又是徹底的墮落，所謂不瘋魔不成活，最終他揮刀自刎，難道沒有成全霸王別姬這出戲的悲劇之美的成分在嗎？詩人顧城也是這樣的例子。藝術(shù)家的生活常常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少有平和的時刻，大約便是生命之美自帶極端造成的吧。不可不說，以固有缺憾的生命追求肉體層面和藝術(shù)層面的絕對美感，這是一種矛盾的悲劇。

同時人的道德感似乎也與身遭的處境息息相關(guān)，也就是所謂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與個人境遇。這些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那樣悖于道德之舉。比如中日關(guān)系的日趨緊張迫使郭沫若匆忙回到中國；比如北平淪陷的事實使周樹人必須與日本人保持良好關(guān)系，他的日本妻子也使其處在兩個民族的文化罅隙中左右為難；比如汪精衛(wèi)的強勢妻子等等。當然不是為如汪精衛(wèi)這樣的名漢奸翻案，處境不利可能會使人不得不委屈求全，但也不是徹底道德滑坡自我墮落的理由。

不同時期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三綱五常是古代的道德要求，但顯然不是當下的道德要求。所以用現(xiàn)在的道德標準來要求特殊時期的人，就要小心會不會過于嚴苛。筆者一個不成熟的觀點就是，對于任何人或事物都不存在徹底蓋棺定論的可能。而所謂義與不義，其實就是道德問題。但人類道德其實工具性很強，普適性也很有限，并沒有什么神圣的地方。違背道德的人雖然讓我們厭惡，但他們也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掙斷枷鎖，我們活在一個充滿道德的社會，道德維持著人類社會的秩序，但很多道德其實并不是必須的。一些究天人之際的家伙，他們似乎真的有特權(quán)值得我們忽視他們的道德缺陷，而為他們無與倫比的成就深深著迷。

我們進一步談?wù)勆c文化。

生命應(yīng)該是從容的，無論何時，生命都應(yīng)該有一部分留給文化。在翻閱淪陷區(qū)期刊前，我總是下意識認為，這些期刊里應(yīng)該充滿抗日或者媚日的內(nèi)容。但其實并沒有。哪怕是淪陷的南京，文化依然蓬勃向上。也許社會的動蕩對于文化有所影響，但似乎并沒能使它產(chǎn)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現(xiàn)實如何，文化仍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國藝》里，學(xué)者對古代器物的考證依然進行，作家對新文藝的探索依然進行，弘揚國學(xué)的刊物照樣如火如荼。我想這文化就如同野草，再破敗的環(huán)境下它都能生長。哪怕家仇國恨，該翻譯日本文學(xué)就照常翻譯，但無論日本人怎么宣揚殖民文化，中華國學(xué)仍然會被繼承。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睖S陷區(qū)的南京的文化倒是恰好印證了這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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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目錄時，偶然注意到在《國藝》第一卷第3期，有一篇名為《七塔寺志序》的文章，作者名字叫葉恭綽。覺得這名字取得極好。綽字，解為寬松寬裕，或姿態(tài)柔美之意。恭綽，恭敬而姿態(tài)柔美。這是做學(xué)問的態(tài)度也是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啊，不卑不亢，恭敬認真但保有自己的人格獨立。嚴肅但不刻板，大約是“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的注釋吧。無意間與一位就讀于西安交大的朋友提及這個名字，未曾想，友人沉吟片刻后開口曰，此作者與她的老校長重名。

葉恭綽（1881－1968年9月16日），男，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譽虎，號遐庵，著名收藏家，書畫家，政治活動家。1920年，由他建議合并的四所大學(xué)，被定名為交通大學(xué)，葉恭綽擔任校長——此即今西安交通大學(xué)前身。

此青史留名的遐庵先生，是否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雖然是一篇短小而沒什么價值的文章，但既已至此，筆者索性考證一番。

這篇文章發(fā)表于1940年，此時葉恭綽先生居住在香港，雖然距離南京有一定距離，但并非不可跨越。讀原文，作者有研究佛法之語，而遐庵之著作中亦有《歷代藏經(jīng)考略》一書，兩人皆在佛法上有一定造詣。又，萬君超的《葉恭綽先生年譜簡編》提及，在1900年，葉恭綽曾拜訪陳三立（字伯嚴），而此名字亦與《國藝》第一卷5/6合期中《范伯子詩文集跋》的作者同名，且陳三立死于1937年，發(fā)表于1940年的這篇文章下，特別注明為“陳三立遺著”，此陳三立應(yīng)該就是那位被譽為“維新四君子”的“中國最后一位傳統(tǒng)詩人”。葉先生認識陳先生，那么知道《國藝》也是有可能的。但筆者翻閱《民國叢書第二編 遐庵匯稿》，目錄中未見此文章。并且，《七塔寺志序》中講道，此文章是為陳廖士作序，雖然活躍在政治的葉恭綽可能認識陳廖士，然而，1942年回到上海的葉先生拒受了偽職，那么他是否肯為漢奸文人作序呢？這就未可知了。限于精力，筆者的考證就擱置于此，姑且偏向認為《七塔寺志序》確由遐庵所寫，也將此次所謂“考證”作為一件趣事錄于這里。

葉恭綽先生為了保護文物而奔走四方時，肯定不會想到后世有人會為了水論文字數(shù)，而考證他的名字和一篇短小的文章的關(guān)系，并為此查找了許多犄角旮旯的資料，最終洋洋灑灑寫了數(shù)百字。但也正是為了寫編《國藝》目錄的心得，筆者才了解到遐庵先生和陳三立先生的故事，并為他們的風(fēng)骨所折服。葉先生不辭勞苦地收藏保護文物，最終全部捐出，對中華文化有賡續(xù)傳承之功；陳先生那年面對日軍，絕食五日而死以明心意，對中華文化有明風(fēng)骨證心氣之績。兩人的事跡恰恰與汪精衛(wèi)，陳廖士等人形成對比。歷史啊，人性啊，總是讓人失望，卻又總是在出乎意料的時候迸發(fā)出火星，這點火光一直燃燒近百年，最后點亮了一個想水文章的學(xué)生——這也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吊詭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