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原題目：從“必讀書”談起 作者：止庵 本文選摘自《沽酌集》并有作節(jié)選

前些時偶然讀到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上幾則“青年必讀書”，覺得很有意思。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多半因為魯迅有名的回答：“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xiàn)在說不出?！?/p>

多年后，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說：“‘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diào)’——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diào)，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鮑耀明）魯迅的舉動，在我看來更接近于現(xiàn)在所謂“消解”，針對的是“青年必讀書”中的前提設(shè)定，即那個“必”字；以及因訴諸公共媒介而對價值取向的一種規(guī)范。但是一般論家往往只看到他拒絕回答，卻忽略了他能夠回答。

魯迅所開書目即《開給許世瑛的書單》，載《集外集拾遺補編》。

我們看了，不能不佩服其別具只眼而又精當，的確是為學習中國文學指點了一條路徑。

雖然我想終魯迅一生，他都是反對設(shè)定前提和規(guī)范價值取向的。這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從另一方面看，魯迅真有這個本事；而這往往是后人（包括學者在內(nèi)）所欠缺的。我們學得了他拒絕回答，卻未必學得了他能夠回答。一旦試圖做后面這件事情，欠缺也就暴露出來。曾在報上看見一份“為初學者開列的中外文學書目”，開列的人讀書實在太少，簡直成了笑話。還有報紙辟過“我心中的二十世紀文學經(jīng)典”專欄，讀者的回答卻多是“我眼中的二十世紀文學經(jīng)典”，除了所說的好像沒有讀過多少別的。兩件事情是同一道理。

在一切關(guān)于書的文字中，書目大概是最難寫的，必須要有真本事：第一是足夠的閱讀量，第二是高明的選擇能力。二者缺一，這件事情就干不得，而前者是為后者的基礎(chǔ)。書目內(nèi)容越少，就越不容易，因為并不意味著閱讀量可以減少，只是要求選擇能力更強罷了。

前述“文學書目”打算包羅古今中外，不啻自不量力，我們哪里還有這樣的通才；能就其中某一部分開列個像樣的單子就不錯了，但是尚未見到。類似康諾利《現(xiàn)代主義運動》和伯吉斯《現(xiàn)代小說佳作九十九種》那樣的書，不知道是否有學者能寫得出來。

書目實際上是文學史的雛形

，至少其中體現(xiàn)了撰寫者完整的文學史觀。一本文學史實際上就包含著一份書目。那么前述撰寫書目必備的本事，也該為文學史的撰寫者所具有。

講到文學史，似乎只與作者有關(guān)，而與讀者相遠，其實不然。

我們平常讀書，之前加以遴選，之后有所評價，有所比較， 這里已經(jīng)孕育了文學史的觀念。

夸張一點說，一切文學評論都是文學史，當然反過來一切文學史也都是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