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來得早，才過春節(jié)，氣溫陡升到二十幾攝氏度，左近的櫻花就毫不客氣開起來了，真有其興也勃焉之感。

正當(dāng)樹齡的櫻花之盛，遠出乎我意料，每日出門，但見花千樹，目不暇接，只是這些行道樹往往栽得刁鉆，不好接近拍照，只能遠遠地看著。

其后，又是降溫又是風(fēng)雨，我總擔(dān)心花落光了，然而櫻花卻越開越熱鬧，好像先前還故意留些余地，等著后來的桃、李、杏花，如此一來，早春便不寂寞。

花事一盛，前人詠花的名句會湊巧涌到心里來，我自幼未能“多識草木鳥獸蟲魚”，深以為憾。唯獨因為饞，對花名久著的幾種果樹頗具好感。以前水果稀罕，且不及現(xiàn)在品種好，桃生李澀，杏子發(fā)酸，但從開花時盼起，足足盼上幾個月，果子還未及成熟，早有饞蟲立上頭?；蛟S是等太久的緣故，再不好吃的東西，經(jīng)過一番腦補，個中滋味也遠超過果子本身了。

早先古人對于桃、李的認識也很質(zhì)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本旨，著落在“宜其室家”上，看中的是桃子能結(jié)出大果子。至于人們熟知的成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擺明了也是沖著吃果子來的，最初發(fā)明這句話的人，想必是個老實且俏皮的饞貓。

唐詩宋詞，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實則一代亦有一代之花事。唐人重牡丹世所周知，不少詩人都題過牡丹詩，然而牡丹價格昂貴，白居易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非尋常人家所能消費得起。

受流風(fēng)所及，劉禹錫也寫有“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卻遠不及他的兩首桃花詩有名。他元和間貶官十年后返京，寫過“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詩中有諷刺的味道，當(dāng)時人居然一讀就懂，劉禹錫因此再度貶官十四年，等他回來之后，玄都觀里連桃樹都沒有了，他才又寫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史書記載說，因為這兩首詩，時人對劉禹錫的態(tài)度頗為矛盾，“嘉其才而薄其行”，這種評價只有唐朝人做得來，一則要能看出詩中的妙處，二則要能品味其中的深意，換一個時代難免就隔膜了，一個人貶官二十多年，人生的黃金階段全浪費在煙瘴之地，寫兩首詩又算什么刻薄呢？

宋人有簪花的習(xí)慣，連古板的司馬光也“聞喜宴乃簪一花”，只是沒說清楚戴的是什么花。王安石梅花詩天下知名，他似乎還喜歡丁香，曾作為禮物送給好友，然而宋代關(guān)于春天的好詩，幾乎都集中在杏花上，不得不說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開了個好頭。

及至南宋寄都臨安，杏花這種江南隨處可見的物事，更成了春意的代名詞：“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正可見一時風(fēng)味；別致一點的如“春色滿園關(guān)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婦孺皆知；就連僧人也能作出“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fēng)”這樣富有禪意的句子，有了詩人的觀照，杏花由此增添了幾許靈秀的味道。

據(jù)大儒朱熹回憶，南宋高宗最激賞的詩句，是陳與義的“客子光陰詩卷里，杏花消息雨聲中”，以詩而論，宋高宗品位確實不俗，他或許將杏花的象征意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畢竟身為洛陽人，陳與義還寫過“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fēng)看牡丹”，但多半被偏安一隅的宋高宗選擇性忽略了。

近人還有一聯(lián)詩寫杏花，“絕艷似憐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游人”，化用劉禹錫桃花詩而另出機杼，故而成為警句，實則從植物學(xué)上說，桃、李、杏以及櫻花，都屬于薔薇科李亞科，算是近親，花開絕艷的架勢也相同，這種大俗大雅的開法，須臾之間盡態(tài)極妍，仿佛不嫌累似的，著實令人心疼。

詩人以花入詩，一開始著眼的也許是實景，所以畫面感強，然而再經(jīng)高手解讀，別生姿態(tài)也是常有的事。蘇東坡名句“倚天照?；o數(shù)”，經(jīng)曾國藩接續(xù)王安石詩句“流水高山心自知”，集為聯(lián)語，重新演繹為闡明心意的經(jīng)典之作，以至于人們常常忘卻這句詩原本是寫桃花的。

無論如何，春天是一定要有花的，“江南四月，雜花生樹”，看過滿目繁花之后，再去考慮“花開花落兩由之”的境界，也不為遲。（采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