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jié)選翻譯自《劍橋伊朗史4》第七章——Iran under the Buyids，Heribert?Busse ，Ⅱ，The Buyids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Rukn al-Daula and 'Adud al-Daula

久違的更新

很長，分成上中下

魯肯·道萊和阿杜德的這場和解基本不會是他隨性而為才做出的決定，不過卻是對未來歷史的錯誤估計。早在949年他繼承總埃米爾職位時，他便制定了第一個（繼承方面的）解決方案，當時巴格達的情況和此時（976）迥然不同；但這段時間里伊茲·道萊已經(jīng)充分證明了自身能力平庸、不堪大用；巴格達的維齊爾亦無如穆海萊比這般忠貞不渝、鞠躬盡瘁之能臣；魯肯·道萊之所以仍在原則上堅持949年為伊拉克白益制定的繼承方案，要么是對美索不達米亞內(nèi)外的政治局勢了解不夠，要么僅是年老固執(zhí)的毛病。當然，這兩個情況都是切實存在的，但是都沒有魯肯的維齊爾、子承父業(yè)的阿布·法特赫·伊本·阿米德【即小阿米德】（對阿杜德）陽奉陰違這個關鍵因素來的重要。974年，他被魯肯派去協(xié)助阿杜德·道萊前往伊拉克平定反白益王朝的叛亂，就在那里他玩起了兩面手法：一方面，他作為阿杜德·道萊報捷的使者趕回雷伊，其任務是說服魯肯·道萊同意廢黜伊茲·道萊；另一方面，他和伊茲·道萊、哈里發(fā)都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甚至還抱著直接潤往巴格達當一輩子的維齊爾。在雷伊，他成功促成了主公魯肯與少主阿杜德的和解；同時，也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得伊拉克白益在976年和解中保持了獨立地位【雖然沒過幾天就被滅了】這符合了伊拉克白益的愿望和魯肯·道萊的傳統(tǒng)政策。當然，魯肯·道萊死后，小阿米德迅速被罷免與謀殺，這是可以預見、幾乎不能避免的結果。阿杜德正在實施一項新的帝國政策，需要得新臣子去執(zhí)行。

魯肯·道萊的去世意味著掌控巴格達再無阻力。[1]在新任總埃米爾阿杜德·道萊厲兵秣馬時，伊茲·道萊亦呼朋喚友，應對接下來的攻勢。977年春，兩軍決戰(zhàn)于胡齊斯坦，伊茲·道萊大敗，撤回了瓦西特，并在當?shù)卣心剂艘恢к婈?，但實力始終沒有恢復；后來經(jīng)過長時間的談判，阿杜德給予他前往敘利亞的自由，唯一要求是不能與哈姆丹王朝結盟。盡管雙方同意，但伊茲·道萊后來還是和阿布·臺格里卜結盟，由此他的命運也就注定了。978年春，二人敗于薩馬拉（Samarra），伊茲·道萊被俘，經(jīng)堂兄阿杜德同意處死。隨后阿杜德征服了 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只留下阿勒頗的哈姆丹王朝，雖然是其支系，但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阿布·臺格里卜想重建其地位，也被殺死，伊茲·道萊的兒子們有些逃往法蒂瑪王朝，其他的則被抓住囚禁在法爾斯的某個堡壘中。接下來，阿杜德·道萊為了掃蕩美索不達米亞的貝都因人與庫爾德人匪盜，視人命如草芥，并使用了粗暴至極的脅迫手段[2]；掃蕩完后，他便轉而對付先前支持伊茲·道萊的盟友：他對大沼澤沙欣朝的行動失敗了，但對哈桑納維統(tǒng)率的庫爾德人勢力則比較成功。在哈桑納維死后沒多久，阿杜德便以揣摩人心之精明與令人震驚之殘忍先處死了哈桑納維的幾個兒子[3]，隨后又給剩下的兒子們賜予榮譽長袍，并指定其中一個叫巴德爾的兒子繼任哈桑納維之位；同時庫爾德人土地上每一處抵抗都被無情地鎮(zhèn)壓了。在此期間，他將東部事務委托給二弟穆阿亞德·道萊。三弟法赫爾·道萊在976年和解中得到了雷伊城，他加入了伊茲·道萊的陣營，希望能在伊朗北部開辟一塊自己的地盤。伊茲·道萊死后，他與齊亞爾王公卡布斯結盟，并希望能得到薩曼王朝的支持，但落空了。在穆阿亞德的逼迫下，他和卡布斯逃到了呼羅珊，而薩曼王朝也并沒有給予他們支持【薩曼自己都內(nèi)斗正酣哪有空理你們】，直到阿杜德死后他們才得以回到自己的領地。

[1] 原文為With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the way to Baghdad was open

[2] 原文為Next, 'Adud al-Daula cleared Mesopotamia of Bedouin and Kurdish marauding bands, not sparing lives and using the harshest form of coercion

[3] 原文為With psychological shrewdness but appalling cruelty he executed some of the sons of Hasanwaih, who had died just before

到了980年夏，戰(zhàn)斗基本結束：阿杜德從哈姆丹返回到巴格達，他的帝國遠遠超過了此前“白益帝國”之前所有支系領土加在一起的規(guī)模，南達阿曼，北至里海，東抵克爾曼，西到敘利亞北部邊境；阿杜德之根基法爾斯由帝國直接控制，伊拉克和賈齊拉省亦然；而其他地區(qū)則由白益王公與其他家族統(tǒng)治者治理：伊斯法罕、哈馬丹、雷伊、塔巴里斯坦與戈爾甘由阿杜德二弟穆阿亞德治理；克爾曼由長子沙拉夫·道萊治理；阿曼與胡齊斯坦由次子馬爾祖班（尊號薩姆撒木·道萊[Samsam al-Daula]）治理；庫爾德地區(qū)由巴德爾·本·哈桑納維統(tǒng)治；摩蘇爾則由白益王朝派遣的總督管轄。在原哈姆丹王朝的土地上僅有阿勒頗周圍地區(qū)仍是白益與拜占庭之間的緩沖區(qū)，但阿勒頗也得承認白益的霸權。東部，錫斯坦的后薩法爾王朝（923-1003）也是阿杜德的附庸，而印度洋沿岸的莫克蘭（Makran）則從克爾曼一齊并入帝國；帝國中心地區(qū)，沼澤地的沙欣朝仍然保持其附庸地位，阿杜德·道萊想趕走他們的意圖無疑是其生涯中唯一的失??；伊拉克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省區(qū)；雖然阿杜德沒有再回設拉子，但其仍然被視為帝國的實際首都。而正是從設拉子調(diào)派來的官吏（servants）取代了伊茲·道萊在巴格達任用的舊人，這些“前朝臣子”和阿里派貴族被流放到法爾斯。巴格達的最高法官（supreme judge）亦被解職流放，繼職者居于法爾斯，巴格達的司法權力轉而由四名副法官掌管，這一任命嚴重侵犯了哈里發(fā)的傳統(tǒng)權力，也有力說明了這是為了使權力中心由巴格達過渡到設拉子而做的平衡。[1]毫無疑問，阿杜德一直抱著適當時候就回設拉子的念頭，就像后來他繼承人所做的那樣。修繕、擴建巴格達的宮城并不意味著他要將巴格達作為主要住所。國家的主要部門也都設在設拉子，與該城的通訊由專門組織的郵驛部門維持與促進，阿杜德特別重視郵驛的快速與有效的運作。

[1] 原文為The supreme judge in Baghdad was also dismissed and exiled, and his successor now resided in Shiraz and was represented in Baghdad by four deputy judges, a decision which infringed the traditional rights of the caliph severely and which also provides an eloquent illustration of the shift of balance from Baghdad to Shlraz.

阿杜德之所以在巴格達逗留了這么久，既有政治原因，也有自己的考量。他新征服的領土得進行鞏固，因為受到了東邊的薩曼王朝、西邊的法蒂瑪王朝，以及北部拜占庭地區(qū)非伊斯蘭勢力的覬覦與窺視。面對伊斯蘭教的宿敵，阿拔斯哈里發(fā)們?nèi)匀皇前滓嫱醭掷镆话唁h利的刀；從法蒂瑪王朝這個什葉派政權對阿拔斯的威脅來看，在巴格達存在一個溫和的什葉派政權至少是可以被容忍的，這對明顯是遜尼派政權的薩曼王朝來說也勉強能接受，因此在經(jīng)過最初的不情愿后，他們接受現(xiàn)狀，承認了白益王朝任命的哈里發(fā)。不過令呼羅珊與河中地區(qū)的遜尼派信徒感到安慰的是：原本在周五的虎土白上他們只能誦念被廢黜的或者已經(jīng)故去的哈里發(fā)之名，如今薩曼王朝抱著更現(xiàn)實的態(tài)度放開了這個限制。的確，此時阿杜德阻止不了薩曼王朝為法赫爾·道萊與其盟友卡布斯提供庇護，但布哈拉方面暫時缺乏兵馬大軍，無法對白益王朝采取侵略性政策。對阿杜德·道萊來說，扶持哈里發(fā)能夠鞏固他在帝國內(nèi)部的權位，這甚至比作為一種影響薩曼王朝態(tài)度的手段更為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大部分臣民都是遜尼派，盡管哈里發(fā)在政治上無能為力，但他們都認為只有哈里發(fā)才是他們唯一合法的統(tǒng)治者。明白這一點后，雖然剛進巴格達不久，但他在977年秋舉行了一場莊嚴的儀式，讓哈里發(fā)在儀式中正式宣布自己為總埃米爾。我們將會在合適的時機討論這一行動的意義以及阿杜德心中的國家概念——旨在實現(xiàn)哈里發(fā)國與總埃米爾國能夠共存，最終這兩個國家能夠合二為一。[1]

[1] 原文為We shall return in due cours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action and to 'Adud al-Daula's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which was one which aimed at the coexistence of the caliphate and the senior amirate and ultimately at a merging of the two.

巴格達這座城市除了是哈里發(fā)居住之地，同時也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中心。阿杜德·道萊此時將精力投入到對外政策中，他在巴格達開始與開羅和君士坦丁堡進行了外交上的接觸，并互相派遣大使交流。他和法蒂瑪談判的主題有對卡爾馬特派的政策、對共同敵人拜占庭帝國的“圣戰(zhàn)”以及法蒂瑪本身的圣裔血統(tǒng)問題?？栺R特派最遲也在969年前便宣稱了對法蒂瑪王朝的敵意，除此之外，他們還支持阿杜德對伊茲·道萊的戰(zhàn)爭；在圣裔起源問題上，起初阿杜德做出了一些讓步，但后來又撤回了，因為這影響到了他對哈里發(fā)的政策，也容易使得他治下的什葉派臣民產(chǎn)生動蕩。他對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取得了一個很大的成果，因為他手里有著一個重要的籌碼——反叛拜占庭的巴爾達斯·斯科萊魯（Bardas Skleros），他在爭奪帝位失敗后便逃往伊斯蘭世界的領土尋求庇護，如今被關在巴格達宮廷里，君士坦丁堡方面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令其回國，因此，阿杜德·道萊能夠根據(jù)這個條件達成了一個有利的休戰(zhàn)協(xié)定，他與法蒂瑪、拜占庭的兩場交易表明了他不愿意往北部和西部進一步探索了。就算他確實還有著進一步的野心，但也隨著自己的健康情況惡化而放棄。在他征服東部的戰(zhàn)役時便開始顯現(xiàn)了某種重病的癥狀，一些史料里說是癲癇，這也能很好地解釋在他生命最后幾年權勢滔天時卻得有抑郁癥的原因。983年3月，阿杜德去世，享年五十三，他對整個帝國的統(tǒng)治僅持續(xù)了不到六年。

阿杜德在位期間最大的成就便是繼續(xù)按部就班地推進他父親統(tǒng)一帝國的設想，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盡管他沒有建立起持久和穩(wěn)定的基礎，但他和其父親的統(tǒng)治時期無疑被視為白益帝國的黃金時代——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看均是如此。魯肯·道萊時期播下的種，在阿杜德時期結成了果。這段時期實際上在許多方面都和之前的白益建立時期不同，因為伊馬德·道萊僅僅想著確保自己和兩弟弟的統(tǒng)治，而其繼任者則更進一步，想要給帝國提供一個思想上的基礎（ideological basis）。

當時的伊朗，贊成恢復伊朗式君主制度的力量正蠢蠢欲動。伊馬德·道萊生涯里最令人敬畏的對手、齊亞爾王朝君主馬爾達維奇（Mardavij）已經(jīng)想要利用這份傳統(tǒng)，而薩曼王朝也有所傾向。與伊馬德·道萊不同，馬爾達維奇對自己權力的思想基礎有一個準確的概念，他經(jīng)常會隆重地慶祝伊朗的新年，并在自己的宮廷里引入伊朗的宮廷禮儀；在上朝議事時，他會坐在金黃色的寶座上，頭戴庫思老之冠。如果我們采納米斯凱韋的記載，他的野心將是征服伊拉克、以及古老的皇都——泰西封（Ctesiphon，亦喚作馬達因[al-Mada'in]），建立從前形式的波斯帝國，并領“萬王之王（Shahanshah）”之尊銜。米斯凱韋的書里并沒有說哈里發(fā)在他設想的帝國里扮演著什么角色，但阿拔斯王朝肯定從馬爾達維奇的野心里得不到多少慰籍。

起初，白益王朝非常不愿意進行什么皇室宣稱，米斯凱韋對魯肯·道萊缺乏能上述至波斯諸王的譜系表示遺憾，稱“在德萊木人眼中，他并不具備獨立統(tǒng)治者該有的權威。”而就在其大臣伊本·阿米德的影響下，魯肯·道萊開始對自己地位的意義以及義務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過可能在馬爾達維奇處作為人質的那段時間里便首次喚醒了他的意識。這時，恢復波斯君主制的理想也被白益王朝認可。關于這方面我們能尋到的第一份記載是一枚紀念性的銀質獎章，伊歷351年（962）鑄造于雷伊城，可能是為了慶祝這一年對塔巴里斯坦的征服。上面的總埃米爾形象被描繪為頭戴王冠的波斯皇帝；銘文為巴列維文，內(nèi)容為“愿萬王之王的榮耀日漸增長（May the glory of the King of Kings increase）”[1]。為了支持這個理想的必要條件就是得編撰一份譜系，將白益王朝追溯至薩珊王朝，盡管我們還不確定魯肯·道萊時期有沒有進行過這樣的嘗試，不過白益王朝（自魯肯·道萊數(shù)起的）第二代子嗣經(jīng)常取伊朗人的名字，這個情況還是很引人注目的。家族的創(chuàng)建者布益（Buya）除了有個伊朗名字外還有個虛構的阿拉伯名字（庫尼耶）阿布·舒賈（Abu Shuja'），在魯肯道萊的祖父名[2]中只有法納·庫思老（Fana-Khusrau）這個名字被記錄下來，這表明布益是首次信奉伊斯蘭教的人，這也是布益為兒子選擇存粹的伊斯蘭教名的原因。這種屬于典型的信徒行為。布益給自己的三個兒子分別起名叫阿里（伊馬德·道萊）、哈桑（魯肯·道萊）、艾哈邁德（穆儀茲·道萊）。然而魯肯·道萊回歸了伊朗傳統(tǒng)，給長子取名法納·庫思老，另一兒子取名庫思老·菲魯茲（Khusrau Firuz）。法納·庫思老這個名字和其祖父名一樣，而且也出現(xiàn)在那份虛構的白益王朝譜系里，這份譜系可以追溯到巴赫拉姆·古爾，可能就是在阿杜德·道萊的宮廷里擬定好的。我們在薩比的《王冠之書》中首次見到了完整的譜系，雖然同時代的人都認為這份玩意假的不能再假，但是它還是被許多史家所采納；除此之外，因為它是虛構的，所以出現(xiàn)了數(shù)不清的版本。事實上，De Slane在他翻譯的伊本·哈利坎著作《人物傳略》里就提到這份譜系至少有十七個版本[3]；一份十四世紀末的作家伊本·施赫納（Ibn Shihna）的編年史將其譜系最早追溯至阿爾達希爾·本·巴巴克。目前完整的版本有可能是在阿杜德·道萊擬定好的那份，因為里面三次出現(xiàn)了希爾迪爾（Shirdil）的名字，這是阿杜德·道萊給自己長子起的名字，他大約生于960年，后來被稱為沙拉夫·道萊。這個細節(jié)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最早完成這份譜系的日期。希爾迪爾肯定是被視為王位的繼承人，這也解釋了他對薩姆撒木·道萊的敵意，因為后者在阿杜德死后接管了巴格達朝廷。

[1] 原注：Miles, "Portrait", p. 283.

[2] 由于白益王朝信奉伊斯蘭教，在名字譜系（編撰）方面必然受到了阿拉伯人的影響，一個阿拉伯人如果愿意的話，他的名字可以是本名+父名+祖父名+曾祖父名……一路疊到不可考或者始祖阿丹為止。因此文中原文為grandfather's names，指的就是阿拉伯人名字里的“祖父名”這個東西

[3] 原注：Ibn Khallikan, vol. 1, p. 15 7, not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