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班前任時，最忌諱的做法有兩個，一個是太急于改弦更轍，不調(diào)查研究、心平氣和地分析前任留下的政策利弊就急著推翻重來；第二個就是人員大換血，導致團隊陷入辦公室政治漩渦中。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下臺后，新上臺的保守派司馬光把這兩個大坑結結實實都踩了一遍，成為歷史上最失敗的接班案例。

大宋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宋神宗去世。誰知，京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國喪的哀悼氣氛，竟因為一位67歲老人的到來一下子轉成了歡迎的熱潮。《資政通鑒》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司馬光從洛陽趕來奔喪，結果，宮禁的衛(wèi)士們一見到司他，竟紛紛以手加額行禮，大聲呼喊，“此人就是司馬相公??！”凡是司馬光所經(jīng)之處，都有多達數(shù)千名百姓聚觀，很多人還擠到他身邊高喊：“公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他去宰相王珪家里拜訪，不少民眾登上樓臺，爬到屋頂觀望，王府家丁還想制止，結果卻是自討沒趣：“我們不是來看你們家主人的，只是要看司馬相公的風采”！

雖然不在現(xiàn)場，但在司馬光的“粉絲團”里，還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太皇太后高氏。由于繼承皇位的宋哲宗當時只有10歲，垂簾聽政的祖母高氏就成了大宋王朝的實際統(tǒng)治者。這位太后特別器重司馬光，她當政沒幾個月，就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副宰相），不久王珪病死，司馬光便成為主持國政的文官第一把手。

司馬光接手的是個什么局面呢？這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斷然實施“變法”。雖然王安石本人早在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就辭任宰相到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做了地方官，但宋神宗在世時，“新法”依然延續(xù)了下去。

這次變法，是北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人說變法成效極可觀，有人說變法把國家推向衰亡的深淵；有人說變法對國對民都有好處，有人又說變法只是替國家增加了收入，對百姓卻有害無利。這些爭議，到今天還沒有停止，平心而論，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zhí)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而在當時，司馬光恰恰是對“變法”深惡痛絕的人物。除了當面爭論之外，他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勸止推行新法，簡而言之，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這位根本不聽取反對意見的“拗相公”，就是在瞎搞。所以，司馬光上臺以后，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撥亂反正”。

第一，意氣用事。按說，司馬光新人理舊政，首先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摸底、調(diào)研，熟悉新的工作。但他執(zhí)政之后，主政精神只有一個：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將王安石變法的成果完全否定。政見之爭不可調(diào)和到成了否定對方全部。

當然，這里有司馬光擔心自己的老邁之軀無法支撐所以事事爭先與死神賽跑的心態(tài)使然，但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到底還是犯了“欲速則不達”的錯誤。在與西夏的外交談判里，就因為誤判了時局，差點令北宋朝廷吃了大虧。

原來，宋神宗在位時，不甘小小西夏在西北自立為國的現(xiàn)狀，幾次出兵攻打。雖說戰(zhàn)時各有勝敗，北宋方面的兵員、物質(zhì)消耗也很嚴重，但宋軍到底奪取了西夏的幾個重要據(jù)點，在軍事上處于有利地位。但司馬光竟對這個來之不易的優(yōu)勢毫無意識，在他心目中，只要是打仗，那就是“擅開邊釁”“勞民傷財”，或者說——只要是王安石干的，那一定是錯的！王安石和西夏打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我就要對西夏好！他一上臺，就準備與西夏妥協(xié)，而且是“以土地換和平”，打算將前線將士們血戰(zhàn)得來的土地（比如現(xiàn)在的陜西米脂，甚至還有甘肅蘭州）還給西夏，恢復“夏國舊日之境”。在他看來，這樣一來，西夏就會對宋朝感恩戴德，邊疆戰(zhàn)事自然消弭于無形。對這個顯然屬于缺乏理智、全憑情緒的主意，朝廷里的其他大臣紛紛反對。結果，司馬光上書反擊說這些人是“見小忘大……惜此無用之地”。眼看割地西夏將成事實，最后還是在邊疆做過官的孫路帶著地圖向司馬光解說利害，他才放棄了這個計劃。換句話說，司馬光差一點因為沒有做好上任時的功課沒有保住自己的晚節(jié)——宰相拿大好河山送敵國成什么人了？

在這件事上，司馬光總算是“懸崖勒馬”，避免鑄成大錯。但在更多的方面，他跟他批評的王安石一樣其實都是個倔脾氣，根本不仔細評估新法的得失，而是不分青紅皂白，抱著“凡是新法，即是惡法”的態(tài)度一桿子全部打死。王安石外號“拗相公”，司馬光也不遑多讓，時人稱為“司馬?！保馑季褪撬抉R光要是認準死理，跟老黃牛一樣拽不回來。所以，不論你對前任的觀感如何，一定要冷靜的分析前任政策、制度、用人的利弊，擇其善者而從之。

第二，急于推翻前任政策。司馬光對前任的否定步子邁得非常急促。從元豐八年五月上任門下侍郎到第二年八月去世，就在這短促的一年多時間內(nèi)，司馬光幾乎將“新法”全部廢除了。

新法里的“免役法”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所謂“免役法”是王安石變法中的得意手筆。宋朝無償為政府當差的差役名目繁多，簡單地說，就是老百姓要自帶干糧參加國家的強制性義務勞動，是否影響你的本職工作？政府不管。干不好怎么辦？你要付出懲罰性的賠償。所以，為這事家破人亡的百姓有很多。

王安石針對這種情形，推行“免役法”，由政府雇人當差。按說這實在有利無弊，但爭議也在所難免。王安石立法，過去不服役的人都要出錢。其中一類是有錢有勢的，要他們出錢，是合理的。另外一類原來因貧窮孤苦而免服役的，也要他們出錢，未免有些過分。反對派說新法專門為增加政府收入著想，看來也不是空穴來風。

到司馬光上臺時，“免役法”已經(jīng)實施了十五年，其牽涉的利益相關者人數(shù)之眾，實在不言而喻。按說，“免役法”存廢這樣的大事，司馬光理應慎之又慎，普遍征求各方意見再做決斷。更何況，當時的宋朝并非“言路不暢”呢？蘇軾本來也是反對新法的人，但通過實踐，他有了新看法，主張保留免役法。他平心靜氣地同司馬光商量：新舊各有利弊。新法的害處在于上面搜刮；舊法的害處在于百姓常要替官府當差，不能專心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兩種害處的輕重差不多。加上免役法已經(jīng)行之有年，所以蘇軾覺得還是不改為妙。

可惜，司馬光全然不聽——前面所說的“司馬牛”這個綽號，就是氣極的蘇軾憤然回家后想出來的。另外也有人建議，廢除“免役法”，可以先選一地試行一下看看效果。這更是穩(wěn)妥持重的辦法。但司馬光主導的朝廷還是執(zhí)意“一刀切”，全國各地一齊廢！馬上廢！全部廢！當時身在南京的王安石聽見朝廷廢除這個法、那個法，都不以為意。等到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來，不禁一呆，失聲道:“這也被廢除了，太出意外了!”這時他已有病，不久便去世了。以今天眼光來看，免役法是花錢買勞役，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是對社會資源的優(yōu)化，在執(zhí)行時遇上了一些問題，我們假設接班的是蘇軾，他肯定會進行一些修正，而不是全盤否定。

此外，《青苗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農(nóng)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保甲法》《保馬法》等新法全部被廢除。

第三，撤換前任的團隊。從王安石的反應來看，恢復差役制的確是件大事。此時司馬光身體也已非常糟糕，經(jīng)常要躺在病床上，對天不假年死不瞑目的擔心越來越重，于是要求各地5日之內(nèi)恢復“差役法”，地方官員都認為時間太緊迫，不可能實現(xiàn)。只有開封知府得到了詔書，便立下五天限期，令所屬兩個縣差一千多人服役。此人將執(zhí)行情況向司馬光匯報。司馬光大為贊賞，說“如果地方官都像你一樣，何愁法令不行！”

很遺憾，這位得到司馬光高度評價的恰恰是北宋晚期的大奸臣——蔡京。而這只是司馬光在評估自己是否擁有合適的團隊來完成“接班”工作中所犯錯誤的一個縮影。司馬光上臺后，在人事問題上一律以是否支持或反對“變法”劃線。支持變法的宰相蔡確和“國防部長（樞密使）”章惇先后被貶出朝廷權力高層，而且被流放到嶺南，當年這里瘴癘橫行的蠻荒之地，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而蔡確最終死于貶所。

如此一來，大宋朝廷內(nèi)的問題倒不在于廢除幾種新法，而是引起了派系斗爭。司馬光死后，先是得勢的舊黨按地域一分為三，互相攻擊，連蘇軾都被攻擊得不得不自請外放。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表明要“紹述”父親宋神宗的遺志，重新啟用新黨大將章惇。章大人在嶺南呆了七八年，戾氣十足，對舊黨諸臣大肆報復，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等人的贈謚，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以牙還牙，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qū)。章惇又要改變役法，開會討論，遲遲不決，蔡京說：“按照王安石的辦法，有什么可討論的？”轉換立場如此輕松恣意，也是沒誰了。等到哲宗英年早逝，他弟弟徽宗上臺，章惇獲罪被貶，新黨人物曾布執(zhí)政，又被最沒底線的蔡京趕下臺。蔡京完全把黨爭作為爭權奪利、打擊異己的手段。他與宦官童貫等勾結，立“元祐黨籍碑”，將司馬光等人（甚至包括新黨的曾布和章惇）一一定為奸黨。碑文明令還在世的人或囚或貶，已過世的人拔除官銜，而且子子孫孫永遠不許為官，斬草除根！

司馬光和王安石當然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但后繼者的政治品格遠不及兩人，所作所為無非是把自己心目中的政敵往死里整，再也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思。這就為北宋后期政局帶來了無窮流弊，政治生態(tài)糟糕得一塌糊涂。官場已經(jīng)極度的腐敗，官員們?yōu)榱俗约旱睦婊ハ鄡A軋、黨同伐異。而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君臣上下勾心斗角，朝廷內(nèi)外紛爭不已，社會精英在黨爭上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最終成為北宋滅亡的一大內(nèi)因。司馬光自然不希望出現(xiàn)那種局面，但其作為卻為那種局面的出現(xiàn)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因此，從廢除新法的角度說，司馬光終于在生前完成了夙愿。但就“接班”而言，他是中國歷史最失敗的一次。

郭曄旻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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