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關系的判斷，不僅在普通刑事案中很重要，在職務犯罪中也很重要。

但由于因果關系的問題比較復雜，在此本文只對其中的重要問題進行講述。

因果關系的重要性首先體現(xiàn)在故意犯，如果因果關系不存在，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例如，甲乙未經共謀，偶然同時對丙開槍射擊，丙最終死亡。

由于這兩個人不是共同犯罪，如果兩個罪犯所使用的槍支子彈都完全相同，而丙的身上只有一顆子彈，那么究竟如何處理此案。

，由于依據現(xiàn)有偵查手段無法查清，且死亡結果不能算到任何一個行為人頭上，最后只能認定兩個被告人均只構成故意殺人罪未遂。

類似的案件，刑事訴訟法學也討論，是作為存疑時有利于被告的原則來討論，刑法上要討論的主要是因果關系。

這樣的案件中被害人的家屬會聲稱我家里人死了，你檢察院卻說故意殺人未遂，肯定不服，但是如果要堅持法治原則，這案件只能這么做。

這種案件國外也有，最后就是這樣處理。

怎樣去解決中間的這種不平衡呢？不平衡就靠量刑解決，量刑上對這兩個人適當?shù)乇纫话愕墓室鈿⑷宋此炫械弥亍?/p>

再如，假設有人虛構事實企圖對你實施詐騙，而你認為此人已淪落此種地步，深表同情，于是施舍給5000元錢。

在此例中，雖然你確實已交付貨幣，但是這筆錢并不是因詐騙而交付，而是因為同情而交付。

因此，處理此種類型的案件，只能認定被告詐騙罪未遂。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因果關系在故意犯里面確實十分重要。

在過失犯里面，因果關系查不清時，被告人應無罪。

舉個案例，“醉駕”以后發(fā)生事故的案件。

甲醉酒以后駕車，撞倒在市區(qū)機動車道內的最外側行走的乙，據事后調查，乙精神狀態(tài)可能不太正常，所以他走到了機動車道上，但是他走到了機動車道靠外側的地方，接近人行道的地方。

甲喝多了以后把他撞了。

甲下車看了一下，為逃避責任逃離了現(xiàn)場。

甲是第一個肇事者。

2分鐘以后，超速行駛的丙駕車輾乳了乙。

因為這個地方有監(jiān)控的攝像頭，所以時間掐得很準。

5分鐘以后，接到報警的警察、急救醫(yī)生趕到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乙已經死亡。

后來甲和丙很快被抓到，但是經過鑒定，不能確定乙是被甲撞死的，還是被丙軋死的，而且無法判斷被害人準確的死亡時間。

這種類型的案件，難點就是因果關系的問題，即究竟是誰導致被害人死亡。

雖然有監(jiān)控，但是被害人準確的死亡時間需要事后鑒定和科學判斷，因此辦理這種案件并不容易。

對此，筆者的基本結論是司機丙無罪。

理由就是因果關系，即死亡結果究竟是誰導致的。

甲若辯解道，雖然是我撞了他，但你現(xiàn)在并不能證明是我撞死了他，很可能是后面的人撞死的。

這就需要判斷，甲跑了以后，他對后面的丙撞死乙的結果要不要負責？對甲來說有兩種可能的情況，第一種是他直接把被害人撞死了，他當然要負責；第二種就是他把被害人撞了一下，被害人沒死，后面那個人補了一下，被害人死了。

對司機丙，實際上也是兩種可能情況：一是他乳的就是個尸體；二是他乳過去時被害人沒死，是他軋死的。

但是，對后面司機來講，因為排除不了他來之前乙已經死亡，所以這個死亡結果并不能認定是后面司機導致的，而應當認定是前面司機導致的。

假設是前面司機撞死的，這個死亡結果應當認定是他導致的；假如不是他撞死的，是后面司機補了一下軋死的，按照筆者后面要講的因果關系理論，甲的撞擊行為介人了丙的行為，最后導致了被害人死亡。

這時候需要考慮介人因素也即丙的行為對這個結果的影響力大小。

對甲而言，肇事以后應該停車，而且因為不停車不救助，導致后面的司機很難發(fā)現(xiàn)躺在地上的人。

所以，第一個肇事的人要對后面的介入因素所導致的后果負責。

所以對甲來講，無論被害人是他自己撞死的，還是后面的那個人軋死的，甲都要對死亡結果負責，所以甲是交通肇事罪。

但是接下來的難題是，被害人死亡后，是否可以認定甲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因逃逸而致人死亡。

對此，筆者的結論是，如果能夠證明甲逃逸的時候被害人還活著，其死亡的結果是后面司機導致的，就可認定甲因逃逸而致人死亡，后面的司機構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現(xiàn)在無法證明，所以對甲來講，“就低不就高”，只能認定他構成交通肇事罪，這是對他最有利的結果，即假定他逃逸的時候被害人已經死亡。

所以過失犯里面的因果關系怎么判斷，很重要。

對于第二個撞擊的人，因為證明不了他與死亡結果有因果關系，所以他無罪。

因果關系是否存在，這個因素的認定有時會直接決定能否適用死刑。

下述兩個案例都涉及死刑適用。

第一個案例，甲準備搶劫乙，在山崖邊對乙砍了5刀，乙重傷昏迷，甲以為乙已經死亡，奪取財物后離去。

但是，乙自己走了兩步，剛邁了兩步就掉下山崖摔死了。

甲成立搶劫致人死亡，這個死亡結果是甲導致的。

他不能辯解說被害人自己走下山崖死的，相當于自殺。

死亡結果是最開始的搶劫行為導致的，這個暴力行為使被害人受傷程度太重，被害人即使蘇醒，仍然不可能處于清醒的狀態(tài)，因此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仍然應認定為是甲導致的，甲構成搶劫致人死亡。

第二個案例，王某綁架他人，在轉移被綁架人的過程中遭遇車禍，導致被綁架人受撞擊后因顱腦損傷而死亡。

在此王某不成立致使被綁架人死亡，不適用死刑，因為死亡結果不是綁架本身導致的，而是由一個獨立的第三人行為導致的。

⑴第二個問題是對因果關系的判斷。

這不僅僅包括事實判斷，有時候還要看到這個事實背后的規(guī)范判斷、價值判斷或者是實質判斷。

下面這是個真實的案例，但是這個案例的爭議很大。

甲基于搶劫的意思對乙使用暴力，導致乙輕微傷。

乙從身上掏出10張10元面額的錢遞給甲，甲接過來數(shù)了一下，馬上把錢扔到被害人的臉上，罵被害人說：“打發(fā)要飯的？”又打了乙一耳光，然后馬上逃離犯罪現(xiàn)場。

對于此案筆者認為，甲不能被認定為搶劫罪既遂，這個問題存在爭議。

按照司法解釋，搶劫罪既遂的標準是要么存在輕傷以上的結果，要么取得財物。

而取得財物要求有取得的行為和取得的意思，在這個案件里被告人沒有取得的意思，甲根本就不想要這個錢，他發(fā)現(xiàn)錢少了以后，不想要，所以認定為未遂。

這種未遂國外稱為障礙未遂。

所以在事實的因果關系之外，還存在價值的因果關系。

我們再看一個案例，涉及危險駕駛罪。

Ａ、Ｂ兩人約定騎摩托車去飆車，但是當天下大雨，Ｂ由于摩托車側滑摔倒死亡。

這里我們需要討論，死亡結果要不要認定為是Ａ導致的。

如果認定為是他導致的，則應當認定他成立交通肇事罪。

但是，根據筆者的結論，Ｂ的死亡與Ａ的飆車行為之間有條件關系，意即如果沒有他飆車的行為，則不會出現(xiàn)這個結果，但是二者沒有評價上或者規(guī)范上的因果關系。

Ｂ自己應對死亡結果負責，Ａ只構成危險駕駛罪，不構成交通肇事罪。

所以，因果關系除了事實的判斷之外，還有實質上的判斷。

司法解釋認可對因果關系的實質判斷，最明顯的例子是對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釋，按照這個司法解釋，行為人在這個事故里，承擔責任大小的不同會導致最后能不能定罪的結局是不同的。

所以認定犯罪成立的可能性，要取決于行為人對事故的責任大小。

而在某一個交通事故里，事故的發(fā)生與被告人的行為肯定是有關聯(lián)的。

從事實的角度上看待是否存在關聯(lián)，我們會得出結論：如果沒有撞他的事實，那么就不會導致死亡的結果。

但是，司法解釋是從實質上看最終的因果關系是否存在。

這種在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分攤不法或風險的做法，明顯屬于規(guī)范評價層面的因果關系判斷問題。

接下來講因果關系的判斷規(guī)則。

這個問題將從以下兩方面展開。

一是判斷因果關系的時候，需要實質地判斷行為和結果是否存在，而不是從形式上看。

舉一個案例，甲是一個縣發(fā)改局的局長，有公車私用的違法行為。

某一天晚上7點，甲安排已經下班回家的司機乙去火車站接甲的親戚。

因為甲給乙打電話時已經很晚，晚上7點，但乙因為知道甲的脾氣暴躁，不敢告訴甲自己喝了酒，于是自己勉強駕車去了。

乙接到人后在火車站不遠處撞了一個人，而且傷勢嚴重，被害人很快被送到醫(yī)院。

乙第一時間告訴了甲，因為他喝酒所以開車時出了事故。

甲說你不用管，然后甲聯(lián)系交警、醫(yī)院，看似圓滿地處理了此事。

但是交警到現(xiàn)場后記錄了事實并保存下來。

翌日早上，甲召開局長辦公會，在會上談及此事時隱瞞相關事實，稱公車在公用時發(fā)生了事故。

該縣發(fā)改局的其他領導因此同意甲提出的方案，即由局里出錢，把所有的善后工作做好。

但是局里其他領導做出這種決定，原因是受了欺騙，誤以為是公車公用時發(fā)生了事故。

局長辦公會決定，所有的賠償和醫(yī)療費用都用公款解決，后來賠償給受害人家屬的款項就是用公款賠償?shù)摹?/p>

不久，被害人死了。

甲又安排發(fā)改局的辦公室主任聯(lián)系縣醫(yī)院，稱醫(yī)院還有13萬元的醫(yī)療費需要解決一下。

辦公室主任自己也誤認為是車子是公用時出的事故，所以他就按照局長的要求去聯(lián)系。

醫(yī)院說費用可以免，但是醫(yī)院的賬務問題不好解決。

這個局長甲知道后告訴辦公室主任，讓他們想辦法，以后給這個醫(yī)院一點項目。

事后甲違規(guī)做出決定，由發(fā)改局批給醫(yī)院一個300萬元的醫(yī)療器械采購的項目。

此案中能不能以貪污罪、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對甲數(shù)罪并罰？有人會質疑能否認定這么多罪。

但這是檢察機關辦的一個真實的案件，瀆檢部門負責偵查。

到了公訴環(huán)節(jié)時，相關部門來咨詢筆者。

筆者認為貪污罪是很難定的。

公車私用出事究竟怎么去處理，也比較復雜。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9月17日發(f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個解釋關于使用單位的車出現(xiàn)事故后單位是否需要賠償有一條規(guī)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人飲酒依法不能駕駛機動車，機動車發(fā)生事故造成損害，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發(fā)生的損害有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這個單位的賠償責任限于單位有過錯，單位有過錯又限于“知道”或“應當知道”。

所謂“應當知道”是很難界定的，筆者后面講推定的時候會講到，“應當知道”的內涵很廣。

在本案中，局長應該了解這個司機平時是否愛喝酒。

局長晚上7點鐘給司機打電話，并且打電話這個時點離下班的時間很遠。

這個時候單位司機用公車時出現(xiàn)了酒駕的事故，如果被害人對此提起民事訴訟，根據司法解釋，單位應該賠償。

所以，在這個案件里貪污罪定不了，主要原因就是16萬元賠償款雖然是被告人隱瞞了事實，雖然公款不應該支出去，但第一責任的賠償人是司機。

如果司機無法賠償，甲因公車私用而負有連帶賠償責任；如果司機和甲都無法賠償，則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所以，在本案中單位是連帶責任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即便甲告訴單位真相，稱他安排的司機去接他的家人，下班以后出事了，現(xiàn)在被害人鬧得很厲害；說這個車是我們單位的，所以我們單位應該賠。

如果他告訴其他領導真相，這個錢單位也應該掏出去。

所以，在這案件里，他有沒有隱瞞事實，對16萬元公款是否支付是不重要的。

但是，單位有損失，冤有頭債有主，這個損失最終還是應該由甲來承擔責任，所以單位的損失在于甲沒有告知單位真相，讓單位在賠償以后無法向責任人追償。

在這個案件里，筆者大致的分析是：在公車私用導致事故的情況下，當事人隱瞞真相讓單位賠償，如果單位本來就有賠償義務，那么被告人不構成貪污罪。

按照侵權責任法，即便行為人告知單位真實情況，單位也有賠償義務，那么就不支持被告人構成貪污行為。

因為單位掏出這個錢是法律上的強制規(guī)定，財物的喪失和隱瞞真相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結果不是隱瞞真相或虛構事實的行為所致，所以不構成貪污。

但是，行為人有義務告知單位真相，當單位履行賠償義務后，能夠向真正的責任人追償，刑法懲罰的是被告人利用職權向單位隱瞞真相，使得單位無法追償。

對被告人隱瞞真相，使單位無法實現(xiàn)追索權的行為，應當以濫用職權罪論處。

在這個案件里，這個局長的三個行為：用16萬元來賠被害人、讓醫(yī)院免除了13萬元和批給醫(yī)院一個300萬元的采購項目，一共是329萬元，筆者的意見是整體給他定一個濫用職權罪。

關于讓醫(yī)院免除13萬元的醫(yī)療費，檢察院瀆檢部門的意見是，這個錢本該你賠的，你現(xiàn)在讓醫(yī)院免了錢，你就是向醫(yī)院索賄。

但筆者認為，無論16萬元還是13萬元都是發(fā)改局應該承擔責任的，按照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guī)定應該是由發(fā)改局承擔責任；當責任確實是由他承擔的時候，被告人是不是隱瞞真相并不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即便被告告訴單位真相，這個損害責任仍然是由單位承擔，所以單位的損失不在于他隱瞞真相讓這個錢付出去，而在于他濫用職權隱瞞真相以后，單位不能向真正的民事賠償?shù)牡谝豁樞蚝偷诙樞虻牧x務人去追償，使單位不能追償，有損失。

一般來說，在公車私用導致事故的情況下，隱瞞真相讓單位賠償，而單位又沒有過錯的，被告人通常要構成貪污罪。

例如，發(fā)改局局長的司機接受局長的指令，在上班期間，開著車子出去了，但是接的是局長自己的人，司機也沒有醉酒，這個案件按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解釋，單位就不應該承擔賠償責任。

所以當單位完全沒有義務賠償時，你隱瞞真相讓單位去賠，這個時候才發(fā)生了單位的財產被貪污的事實。

但是，當單位本來就該賠的時候，單位的財產損失不是因為被告人貪污了，而是因為按照民法賠償之后追償不了。

這兩類案件有區(qū)別。

這個案件的因果關系，我們不能只看單位承擔了賠償責任的這個結果，我們還得看這個錢是否應該賠償。

這時候案件背后就有一些實質判斷。

第二個問題我簡單講一下。

大部分的因果關系復雜的案件，都涉及一個介人因素。

被告人有一個行為，這個行為實施以后，這個結果可能發(fā)生，也可能不發(fā)生，但是在這個結果發(fā)生之前，由于一個其他因素的介人，使結果發(fā)生。

通常的例子是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成輕傷，被害人被送到醫(yī)院，醫(yī)生治療失誤，最后被害人死亡，被告人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致死？因果關系的大量復雜問題都存在介入因素。

有介入因素的場合基本的判斷規(guī)則有三個。

第一個規(guī)則需要判斷最早的實行行為導致結果發(fā)生的可能性高低，也即先發(fā)生的行為危險程度越高，則最后的事故結果就越容易被認定是該行為導致的。

正如筆者之前舉的例子中，把被害人打成輕傷，如果被害人最后死了，那么結果很可能要算到醫(yī)生頭上，是不是醫(yī)療事故的問題。

如果故意傷害一開始就下手很重，送到醫(yī)院，醫(yī)生搶救過程中有點失誤，但是失誤很小，那這個死亡結果往往要算到最開始那個人頭上，所以一開始危險性的大小很重要。

因此，處理案件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形成一個判斷，以搶劫為例，通常搶劫等行為屬于危害性很大的行為，一旦最后被害人死了，死亡結果通常由搶劫犯來承擔，尤其是開槍、用管制刀具等殺害、傷害行為，即使有別的因素介人，最終死亡結果往往也要算到被告人頭上。

第二個規(guī)則要考慮介入因素異常性的大小，也即這個介入因素是否異常。

是否完全在行為人事先考慮的范圍之外。

如果這個介人因素實屬異常，通常因果關系是要中斷的。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8點鐘一個人喝的礦泉水里被下了毒，毒藥很快發(fā)作，根據劑量和藥物之間的關系可以判斷被害人9點鐘左右一定會死。

但如果這個被害人坐飛機，8點半這個飛機墜落，被害人死亡，死于8點半。

這個時候，我們只能認為介入因素特別異常，幾百萬分之一的概率，被告人就不需要對死亡結果負責，他只對自己的殺害行為本身負責，對他只能定故意殺人未遂，所以需要仔細判斷介入因素的異常性。

因此，我們要考慮以下情況：介人因素是不是由最初的實行行為所必然引起，是不是常常伴隨著該實行行為所發(fā)生的；是否存在幾乎不發(fā)生的情況，是不是和實行行為完全無關。

這里筆者講一個真實的案件。

一個警察想和妻子離婚，他們二人分居了很長時間，但妻子堅持不同意離婚。

有一天這個警察生氣了，決定去找妻子談最后一次。

他去的時候帶著槍，并且槍膛里上了子彈。

見面之后一言不合就和妻子吵起來了，而且吵得很厲害，甚至發(fā)生肢體沖突，扭打起來在他們扭打的過程中，警察的槍掉在地上。

此時，妻子的身體無意中碰到了槍，子彈發(fā)射了，妻子被擊中身亡。

警察被抓，他辯解說被害人是自己碰到這個槍死的，死亡結果他不能負責。

但在這個案件里有一個介入因素，是被害人自己觸碰到這個槍而導致死亡，此時就需要考慮這個介人因素是不是罪犯的直接行為引起的。

因此，在這個案件里，對警察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既遂。

第三個判斷規(guī)則需要考慮介入因素對結果發(fā)生的影響。

介人因素如果對結果的影響力很小，那這個結果一般要認定為是最開始的那個人導致的；介人因素如果影響力很大，實行行為和最后結果間的因果關系則不存在。

筆者再挑選幾個檢察院和法院有爭議的案件講一講這個問題。

第一個案例，被告人穆某駕駛農用三輪車載客，而這個行為是被禁止的。

在經過某村境內路段的時候，前方有交通局工作人員檢查過往車輛，他的農用車欠繳有關費用，他擔心被罰，就駕車駛離公路，并在村民甲家附近停車讓村民下車，告訴村民他不能再往前走了，讓他們自行解決。

但是他這個車觸碰了乙從村民甲的家中所接電線的裸露地帶，車身帶電，他的車頂棚是一個鐵欄桿，于是乘客張某下車的時候觸電身亡。

后來査明，被告人的農用三輪車出廠的時候高度為147厘米，但是他在車頂焊接了行李架，使該車的高度實際為235厘米。

按國家的有關規(guī)定，這個車型最大高度200厘米，他超出了35厘米，如果他沒有安裝這個行李架，電線掉下來是接觸不到車子的。

但是，如果只有他這個違規(guī)行為，事故也不會發(fā)生。

后來經過進一步的調查，得知乙從甲家中接的電線，套接甲家的電表，套接的火線距地面垂直高度為228厘米，電線高度很低，按有關規(guī)定，電線對地面的距離最小高度為250厘米以上，就是說電線如果往上扯的話，比甲的車子的高度還高出15厘米，這兩個東西也碰不到一塊，所以乙所接的火線也不符合安全標準。

這個案件中因為存在多種因素才導致了這種結果。

檢察院最開始是以被告人穆某犯有過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判無罪。

于是檢察院提起抗訴，上級檢察院在審查過程中覺得抗訴可能無法成功，就撤回抗訴了。

這個案件十分復雜，且確實包含很多爭議。

筆者個人認為，對被告人可以認定過失致人死亡罪。

法院認為被告人有很多違規(guī)行為，但是如果甲乙兩個人不接電線，這事也不會發(fā)生，這應當是意外事件。

接電線的村民有兩個違規(guī)行為，一是火線低了，二是電線接頭的地方裸露。

而裸露的這個地方恰好是車頂。

法院認為這事純屬偶然，給被告人定罪于法不合，因為他既不能預見，也不能避免。

筆者認為，被告人把車子改高了就特別危險。

這個案件當中，第三人的行為介人，被告人穆某違規(guī)駕駛的行為，并不能獨立的導致結果，而第三人私拉電線的行為介入，才導致了這個結果。

那就需要考慮，私接電線的行為對結果影響力的大小，另外，私接電線的行為是否異常。

筆者認為，車子禁止改高的規(guī)定之所以會出臺，是為了避免觸碰橋梁等障礙物，當然也包括避免碰到電線。

而被告人把車子改高恰好違反了這個規(guī)定，同時你把車子開到村民家的旁邊，這是禁止機動車去的地方，被告人的行為由此就更危險，而且農村這種私拉亂接電線的行為并不罕見。

所以，筆者的基本結論是，可以認定被告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

第二個案例，被告人趙某駕駛汽車行至某路口時，這個路段限速60公里每小時，被告人的車速高于每小時77公里。

事后鑒定，因為超速和采取措施不當，車輪壓到一個“散落”在路上的雨水井蓋，然后失控導致井蓋沖過隔離帶進人輔路，與楊某所駕駛的汽車和騎自行車正常行駛的劉某等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傷。

判決書上的原話是“散落于路面的雨水井蓋”，說明井蓋下面是沒有井的，是實心路面，這個井蓋怎么到路面上的，查不清楚，所以判決書用的是“散落”。

但是本案造成的后果很嚴重，一審以交通肇事罪判趙某3年有期徒刑，緩刑3年。

交通肇事造成這種嚴重后果的，有些地區(qū)的法院可能會判肇事者6年甚至7年。

但是法院對被告人判刑偏輕也有特別的考慮，即考慮到被告人不能控制的自然力原因，也就是說，即使不能說介人因素異常，但也不能說它是正常的。

這個雨水井蓋下面原本應該是空心的，車子壓上去應該沒問題。

可是這個井蓋下面是實心的，所以說還是比較異常的，而且馬路上不應該隨處出現(xiàn)這種放在路面上的井蓋，另外，它對結果的影響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因果關系判斷要看實質，不能看形式，不能光看他超速的行為表現(xiàn)，我們還需要考慮，如果趙某不超速的話這個結果會不會發(fā)生。

當他車速在60公里每小時以下的時候這個結果會不會發(fā)生，比如說58公里每小時會不會出現(xiàn)這個結果？實際上，由于這個井蓋出現(xiàn)在它不該出現(xiàn)的地方，行為人即使開到58公里每小時，這個結果發(fā)生的概率可能也很大。

在本案中，被告即使沒有超速，結果也可能無法避免，此時法院的裁判就該考慮存疑時有利于被告。

這個案件的一審、二審判決為把這個案件說清楚，法院論證頗多，但是判決中還是有一些疑問。

在沒有查明合法行為（不超速）是否會引起后果時，認定結果歸屬于超速行為，可能違反“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

對這個案件筆者覺得作無罪處理更恰當一些。

一審、二審可能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判刑的時候才做了緩刑的處理。

一 END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