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這個視頻就講一個圖，一個道理——我在故我思、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先是概述。

這個世界無外乎自然、人口，當然更重要的是生產(chǎn)，什么是物質生產(chǎn)方式呢？簡單理解為把自然的改造成人的，改造成用于人“活著”的東西，然而生產(chǎn)的唯一目的就是維持自己的生產(chǎn)，即再生產(chǎn)。

對于生產(chǎn)，一方面法律源于生產(chǎn)，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生產(chǎn)的要求而已，另一方面，正是法律積極地規(guī)范和促進生產(chǎn)的運作。

對于再生產(chǎn)，一樣的，意識形態(tài)源于現(xiàn)實生活，而又正是意識形態(tài)拉著人的欲望源源不斷地注入到再生產(chǎn)中。

而聯(lián)系著法律和意識形態(tài)的，無外乎都是國家，然而，僅僅用“國家”這個詞語難免讓人陷入某種“陰謀論”的幻想，故而必須道出國家的本質——階級斗爭的產(chǎn)物。

接下來將逐個展開這張迷離的地圖。

首先當然是生產(chǎn)。生產(chǎn)包括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生產(chǎn)力是指人類在生產(chǎn)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是生產(chǎn)資料和勞動者的結合。而生產(chǎn)資料又是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結合。這里要這樣理解這些范疇。人改造自然，人敲石頭，人鉆木取火，人做衣服，無所謂反正你先記著任意一個例子，當人改造自然進入生產(chǎn)活動后，人就成了勞動者，石頭就成了勞動對象，用來敲石頭的石頭就成了勞動手段。故而我們說生產(chǎn)資料生產(chǎn)資料無外乎在說生產(chǎn)了什么和怎么生產(chǎn)，就這么簡單。而為了運用這些生產(chǎn)資料就必然涉及生產(chǎn)的另一方面即生產(chǎn)關系，生產(chǎn)關系規(guī)定的是人在生產(chǎn)中的關系的問題（若是覺得“生產(chǎn)中”用詞突兀大可換成改造自然中），規(guī)定的是生產(chǎn)資料到底歸誰所有的問題，規(guī)定的是生產(chǎn)出來的東西到底分給誰的問題，起初人們還沒意識到自己為什么得到又為什么不得到，直到這些關系堂而皇之地寫在了紙上，直到我們也終于拿起了立法的紙筆。

故，接下來要介紹法律。我們當然是回溯性地將生產(chǎn)資料是誰的這般關系記錄在紙上，為了講好這個故事，黑格爾說這個東西是自由。起初是抽象法，即我們肯定自己，將自己視為一個人，而當我們肯定“人”時，也以為著我們尊敬他人為人，在這里，我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動機、特殊的見解都無足輕重，這里只存在一個絕對的普遍禁令——不得侵害人格，換言之，自由至上，自由的人至上。正是因為我是自由的，故而可以有自由地占有一個不自由的無主物的權利，在法律上稱為“所有權”，占有正是樣一種肯定——讓物也有了自由。不難想象，我們對物的使用、變化、消損就是一種對物的否定，為了讓物實現(xiàn)它自身的價值，即讓物既能實現(xiàn)自由（讓人占有）有不至于被損耗殆盡（被人使用），轉讓變應運而生。一方面，正是因為物是不自由的，所以物可以在自由的人之間轉移，即我們自由地簽訂契約，自由地在合同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另一方面，這是意志由物回到自身的反思，即財產(chǎn)是我的，正是因為我可以使它變成無主物或者委托他人的意志去占有。契約就是自由人的共同意志，在這里，贈予、互易、租賃、買賣、擔保各顯神通，那些民事法律關系逐漸顯形。然而，當我們意識到什么是自由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知道什么是不自由的，或者說合意才是一種偶然，特殊仍是主流，如果在契約中仍保持未脫離任性的階段，就難免陷于“不法”。就此，應明確民法的定義：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chǎn)關系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和，人們對物的占有又對物如何分配似乎已經(jīng)塵埃落定，對于那些“不法”，管的了的歸民法管，就民事法律行為之效力，分為成立何不成立，就有約束力的成立，又分為有效和效力瑕疵，其中有效又有生效和未生效，未生效一般有可以附條件附期限，這就是有效。對于效力瑕疵分為無效、可撤銷、效力待定，無效一般小孩的行為，以合法掩蓋非法，違背公序良俗，惡意串通，不當格式條款等；可撤銷包括重大誤解，欺詐，脅迫，顯示公平；效力待定包括不那么小的小孩，無權處分等。更管不了的歸刑法管，在這里，人們丟掉了法的名義和假象，公開地使用暴力，既然如此，為了尊敬犯人，要對他進行懲罰（黑格爾的看法）。通過否定不法是一次對否定的否定，道德正是對抽象形式的法的揚棄。這里要借用刑法的主觀構成要件來理解，如果我們殺一個人，既要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又要有內(nèi)心上的決意，即對結果有積極追求的希望（直接故意），或者對將要發(fā)生的危險不防止的放任（間接故意）。若我們過失殺人，則要求我們有預見的義務或者回避的義務，違反前者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例如醫(yī)生注射前應做皮試而不做，違背后者是過于自信的過失，例如馬戲團飆飛刀靈機一動炫技。當然這里還涉及具體的對象錯誤，抽象的對象錯誤，具體的打擊錯誤，抽象的打擊錯誤等，此處不過多介紹，黑格爾舉了一個很粗糙的例子，即俄狄浦斯弒父，他完全不知道所殺之人不是他的父親，則不能控告他殺父罪。然而這種單純以動機純潔來辯護也不是黑格爾所認可，例如說馬丁路德之所以倡導宗教改革是想和尼姑結婚，他認為這是傭仆的心理，人就是他的一串行為所構成，偉大人物的行為是世界精神的體現(xiàn)。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很精彩的辯證：“唯有人是善的，只因為他也可能是惡的?！被蛘哒f意志既是善的也是惡的，善也只有通過更為詳細規(guī)定的惡才能認識善本身，他們同源于意志，而沒有自由對抗的意志就想小孩一樣是不善不惡的，意志若是作為自由的意志，就一定含有不自由的規(guī)定。這般意志既不是康德的純義務，若是否定一切欲望而盡義務，這就是不可能的彼岸，這也不是純良心，因為如果自己的任性和特殊情欲當做普遍性的東西，這樣的良心就轉化為惡。

抽象的法是客觀的，道德是主觀的，道德是揚棄了的抽象法，道德?lián)P棄了是倫理。在倫理，構成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發(fā)展，起初是家庭，愛在這里不是轉瞬即逝反復無常的主觀因素，婚姻也不是財產(chǎn)、門第、政治目的的現(xiàn)身，更不是外在的儀式和單純的民事命令，而是當事人在相互愛慕或者父母安排的情況下由兩個人組成一個人，一方面財產(chǎn)通過遺產(chǎn)繼承下去，另一方面父母扶養(yǎng)孩子并矯正孩子的任性，讓他“成為一個人，并尊重他人為人”，他擁有自己的自由財產(chǎn)并自由地和他人組成家庭，家庭自然而然地通過人格的原則分成多數(shù)家庭，這些家庭一般都以獨立的具體的人自居，每個人都是特殊的。

特殊性滿足了偶然任性和主觀偏好，無限的欲望將人拉向荒淫與貧困，換言之，特殊性總是自我毀滅的，直致他們在反思中將自己推向對面才得以保存自己。另一種思路是特殊本質上與另一個人即另一種特殊相關，個人的勞動通過他人的需要中介，進而肯定了自己，換言之，正是我需要，所以我給出，活出自己就是欲望他人的欲望，所以，每個人都通過他人中介，這也就意味著每一個特殊的人都通過普遍的形式中介，分工便有了意義，這就是市民社會。司法維持著這般財產(chǎn)關系和契約關系，此時，犯罪不再是侵犯個人主觀的東西，而是侵犯了社會公共的東西。但是，個人的生活和福利總得實現(xiàn)，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所有權和人身的侵害，警察和同業(yè)工會變是為了實現(xiàn)這種福祉。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重新講一遍市民社會。首先我們都是經(jīng)濟理杏仁兒，我們的需求是在特定時期在各種可能的價格愿意并能夠購買商品的數(shù)量，我們的需求量通常與價格存在反向的依存關系，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我可能拼命賺錢，我們滿足別人的需求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故而當我們說需求的時候就離不開供給。一個完美的市場當然是均衡。對消費者而言最佳狀態(tài)當然是消費者均衡。對消費者而言，需求是一種能力，更重要的是商品帶來的滿足感，不同的商品便能帶來不同的組合，微觀經(jīng)濟學將同等效用下買多少A商品和買多少B商品的所有組合的曲線稱為無差異曲線，而我們買東西的錢不是無限的，在消費者收入和商品價格給定的條件下，又能得到買兩種商品的全部組合，這是預算約束線。無差異曲線體現(xiàn)的是最大效用之組合，預算約束線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有那么多錢之組合，當其相切時，就說明買多少多少A商品和多少多少B商品是在預算約束下的最大效用的情況。同理，對生產(chǎn)者而言，等產(chǎn)量線和等成本線相切便是生產(chǎn)要素最優(yōu)組合，然而產(chǎn)量對商家并不那么重要，反而是收入更加重要，收入則剛好是產(chǎn)量乘以價格。其實，價格也沒那么重要，利潤更加重要，剛好利潤等于收入減去成本。那么對利潤求導使之等于0時，顯然利潤最大，根據(jù)高中的數(shù)學知識我們知道，利潤導就是收入導減去成本導，微觀經(jīng)濟學將收入導命名為邊際收益，將成本導命名為邊際成本，如此而已。

在完全競爭企業(yè)長期均衡的情況，價格等于長期邊際收益長期平均收益等于長期邊際成本，等于短期邊際收益短期平均收益等于短期邊際成本等于短期平均成本。然而這種市場是有前提的，即買賣人是多數(shù)的，商品是可替換的，信息是充分的，進出市場是容易的。競爭的市場是自我否定的，其會導致壟斷即市場不完全，就壟斷的程度可以排序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壟斷市場，寡頭市場，換言之，我們要滿足上面一大堆假設一大堆計算的同時，要直面市場本身的自反性，當然市場失靈還有市場不普遍即價格缺位（通常體現(xiàn)在壟斷）、信息失靈（消費者壓根沒有或者有的少或者有錯誤信息）、外部性問題、公共產(chǎn)品供給受限、經(jīng)濟周期，更要命的是，在如此這般失靈的市場下，勞動力也是商品，一方面勞動者是自由人，他要自由地滿足他人的欲望，另一方面，資本家清楚地知道給勞動者維持勞動力的錢就可以了，勞動者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多余的錢實現(xiàn)自己勞動力價值。對于維持勞動力的錢，一方面是本人生存的錢，一方面是家屬生產(chǎn)的錢（因為家庭就是合成的一個人），一方面是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的錢（企業(yè)喜歡一個實習過的學生，就是因為他比較便宜）。起初資本家在競爭時為了搶奪優(yōu)質勞動者尚能給工人更多的錢，這時他們可以收一筆房租，在競爭激烈的地帶房價是不敢想象的，此外，工人之間的競爭是無比激烈的，過度的競爭就意味著過度的勞動，一方面縮短了個體的壽命，另一方面他們這個階級不得不犧牲一部分以避免同歸于盡，比如高學歷的人干低學歷的工作，低學歷的工人再自砍一刀維持家庭的那部分錢也不要了，最后總有一部分人干著連自身生產(chǎn)也維持不了的工作，貸款上班。然而競爭就意味著競爭成功和競爭失敗，失敗的資本家淪為工人，增加了工人的人數(shù)，工人就更不值錢了，這就是“你不干，大把人干?！倍终歉偁幍膭倮?，競爭放緩，原先增加的工資又可以慢慢回調，這就是“我最大，人我愛找不找?！睂Υ?，國民經(jīng)濟學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工人，不把工人作為人來考察，反而把這種考察交給刑事司法、醫(yī)生和乞丐管理人去做。而對于成功的資本家，在瓜分到剩余價值后，會不斷地利用無償占有工人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來擴大自己的再生產(chǎn)。這是權力嗎？這當然是權力，權力就是人對人的支配，一方面他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無償”就足以體現(xiàn)支配了，而資本積累不正是積累人的剩余價值，不正是積累人的抽象勞動嗎？還有什么比支配一個人勞動（對自然的改造）更能提現(xiàn)支配嗎？

這里要重新闡述“敵人就是朋友”這一矛盾，此處說的不是遠交近攻的戰(zhàn)略，也不是主體之間只有利益關系，此處要分兩種情況，其一是兩個君主國發(fā)生戰(zhàn)爭，他們把對方看出敵國，然而，正是因為對方也是君主國，自己作為君主國才能成立，或者說，君主朝代的戰(zhàn)爭不過是兩個老友的交接，不過是君主制度的斷臂求生，自我揚棄，這就引出了第二種情況，當自我斗爭尚且不能解決矛盾，自我就會被揚棄，如資本主義下甩出的無產(chǎn)階級，他們是那個構成性的例外，他們在追問，如果資本主義那么完美，為什么有我們？于是，那些曾經(jīng)共事的朋友也終將顛覆一切。

為了讓市場重回正軌，干預則是必要的，然而看得見的手也會失靈，效率低下、干預過度、公共產(chǎn)品供應不足權力尋租等一樣揭示著干預的自反性。進而有了對干預的干預。市民社會也終將把它自己推出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尋求消費者，從而尋求必需的生活資料。此時，為什么說剝削也更加隱蔽？起初是降息擴表，資本投向外國，一方面像上述所說無償占有剩余勞動，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了，在競爭良好時他們會用房租彌補自己在寄付搶人工資上的虧損，換言之，他們可以在價格尚低廉時買入大量的房或地，待加息縮表時再全部轉賣掉獲得超額利潤。

市民社會揚棄后是國家，黑格爾的國家是包容特殊性的普遍性，他們意識到國家是自己的目的，承認自己在國家中才具有現(xiàn)實性。對黑格爾來說，和平時期，每個人沉浸在個人和家庭生活之中，宣揚差異多樣和親情感動，只有在戰(zhàn)爭才能使人民免于消散于個人的私人利益和私人目的中，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性和整體性。齊澤克說，正是有這個矛盾國家才是國家，一旦解決了這個矛盾就進入宗教了。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xiàn)實”,“理性的形象和現(xiàn)實”。首先，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社會進行了三次大分工，即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的分離、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分離以及商業(yè)的產(chǎn)生；同時，金屬工具的產(chǎn)生使得個體勞動取代集體勞動，家庭取代氏族成為上產(chǎn)單位，私有制萌芽。接著，在財產(chǎn)私有化的過程中，由于權力的不同，氏族首領以公謀私，獲得更多財產(chǎn)；由于能力的不同，也出現(xiàn)了財富積累的分化。這就導致了貧富分離。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產(chǎn)品有了剩余，人的生產(chǎn)超過維持勞動力的必需，這導致勞動者負擔變重,進而需要戰(zhàn)爭獲取俘虜緩解負擔，這導致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的分化。階級的對立擴展到氏族的內(nèi)部，分裂成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從社會產(chǎn)生又自居社會之上并日益同社會異化的力量便是國家。

列寧總結道，

1.國家并非從來就存在，存在階級和剝削才有國家;2.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tǒng)治、壓迫的機器，是系統(tǒng)地采用暴力（包括軍隊、監(jiān)獄和其他）強迫人們服從的特殊機構;無論它們采取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還是民主制等國家形式，都不改變它們是階級統(tǒng)治機器這一性質。一樣的，凡是存在著土地和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凡是存在資本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國家，不管有什么樣的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資本家用來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nóng)民的機器。至于普選權、立憲會議和議會，都不過是形式，絲毫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3.無產(chǎn)階級應該奪取并打碎資產(chǎn)階級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產(chǎn)階級國家機器，并利用這個機器去消滅一切剝削，直到世界上再沒有進行剝削的可能，才把這個機器毀掉。因為沒有剝削，就不會有國家。

社會契約論認為資產(chǎn)階級國家保障每個人的安全，但阿爾都塞認為，國家不是人與人之間戰(zhàn)爭的結束，而是階級和階級之間戰(zhàn)爭的繼續(xù)。正如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是上半句，接下來要將上層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經(jīng)濟基礎。一般認為對社會的存在有低級的感性認識，即人的情緒、心態(tài)、習俗等，無階級性的有語言、邏輯、科學等，有階級性的有道德、藝術、宗教、哲學、政治法律思想。這種分類尚且道不出什么真理，而應更直白地發(fā)問：如果生產(chǎn)關系一直是被剝削，他們?nèi)绾卧试S自己持續(xù)地受到剝削？這是個包含答案的提問。或者再來一個帶答案的問題——為什么非暴力的手段就讓人臣服？它如何運作？它在給予人們一種形象，告訴人們“應當”做什么，這個過程在家庭－學校－社會（媒體、體育、高級的或普遍的等）這一過程中達成，或者，他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們正在做著。其最“應當”的，就是要求我們“應當”用它的語言理解我們的經(jīng)驗，或者說，它就構成了我們的經(jīng)驗世界本身?，F(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要按照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話語、技術以及習慣來接受幾個小時的教育，學習道德、宗教以及哲學形式，還被教授大量的文學批評技術，大多數(shù)人掌握工人必要技術便投入生產(chǎn)，在多花點時間可能成為基層管理人員，再花多點時間就學成資本家、經(jīng)理、政客、教師這般職業(yè)意識形態(tài)專家，當然其本身可能并不知道我們被改造著對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再生產(chǎn)，但仍這么做著。

布爾迪厄用習性解釋了為什么中產(chǎn)階級比勞動階級更傾向于上大學，在成長過程中數(shù)不清的刺激中塑造了人的外觀、信仰和實踐，中產(chǎn)階級在學校更有一種在家的感覺，相反，勞動階級卻把大學看作“不適合我這樣的人”的空間。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指出：一個群體在電視里看到另一個群體消耗了更多的物，只是為了堅定他們在未來會擁有幸福的信念。我們買一件西裝不是因為它是否保暖，不是因為它是否耐穿，可能只是關注它的地位、聲望、時尚、或者僅僅是與眾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不止是生產(chǎn)者在生產(chǎn)，品牌商也在生產(chǎn)，更重要的是消費者也在生產(chǎn)，源源不斷地將這個符號滑倒另一個符號。 這就是商品除了使用價值和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外的符號價值，在這里，主體看似更接近世界上發(fā)生的紛繁事件，但這個世界卻通過符號化被不斷消耗著，和現(xiàn)實產(chǎn)生距離。換言之，符號比現(xiàn)實更現(xiàn)實，就像我們?nèi)ヒ粋€景點會問是不是和朋友圈或者別的社交平臺說的一樣，一樣的，當我去了這個景點并以發(fā)照片到朋友圈后，我快樂不快樂也不重要了，因為符號已經(jīng)在替代我快樂了。

當然，我們還是要追問為什么我們心甘情愿。

我們認為，我們擁有一種特征，一種個性，甚至擁有一種靈魂或一種精神，而這構成了我們最根本的現(xiàn)實。為什么？回答是意識形態(tài)。此處可以聯(lián)系拉康，即我思我不在，而是大他者在。語言先于人存在，這意味著我們在事實上已經(jīng)被閹割了，因為我們已然是使用語言的人了，那個閹割的主體在追問：為什么是我？我是誰？什么是快樂星球？快樂在哪里了？癔癥主體已然忘卻自己也有探尋答案的能力，而是一再對外尋求一種答案，祈求大他者給予他一點心安理得，癔癥是神經(jīng)癥主體，他們壓抑自己的閹割，企圖用天馬行空的想象脫離水深火熱的痛苦，用華美的符號掩蓋思維的懶惰，另一種神經(jīng)癥則是強迫癥，他們往往有哪方面的才華，試圖和大他者拼一拼，至少他們真的認為，考上大學就能有好日子，有份好工作就能有好日子，成家生子就能有好日子，換言之，快樂就在那里，剩下的交給努力。在倒錯中，律令或者秩序或者規(guī)則對一個人失敗了，這個人拒認閹割，因此無拘無束，是“自由”的，但正是因為這個人是自由的，故而處處面臨挑戰(zhàn)，處處有難題，而且要自己為自己負責，TA由此對自由感到焦慮，由此害怕被吞噬，故而放棄自我選擇重回秩序，回到與他人綁定的狀態(tài)，補足大他者，不承認大他者的缺陷，以召喚一個圓滿的大他者。他們要么認為他們擁有快樂，要么認為他們就是快樂。當然還有認為自己就是國王的精神病。這幾種主體并不是涇渭分明，相反，一個主體完全可以同時有幾種特性。然而這些主體無一例外地誤認了“我”，意識形態(tài)把我呼喚為一個主體，就好像它在街上喊我的名字。而這種主體之間會陷入新的游戲：

在主仆辯證法中，“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可以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的真理性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苯Y局就是有弱勢一方要么直接湮滅于沖突，要么為了保全性命而認輸，成為奴隸，而主人給留一條活路是因為主人仍需要奴隸的承認，他仍要在奴隸的眼中才能看到自己，他在這般征服中證明了自己的存在，并通過對物的控制，為滿足主人欲望而命令奴隸勞動而試圖持續(xù)證明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意義上，S就是M的秩序，M在讓S爽，M是S享樂工具，但M可以將S對其的痛苦轉化為快樂，因為M才是這次關系的導演，是M讓S爽的，也正是M讓S打TA的，M不僅可以主導這個S的開始和結束，也可以主導所有S（大他者的享樂）的開始和結束，一方面M不斷證明，自己的律法，而非他者的律法，才是欲望的唯一律法，這是對那個失敗的秩序的蔑視和僭越，這使他快樂；另一方面，這是M的防御又是M的反抗，M恰好可以在安全的地方窺探死亡，快樂便由此而生。對于S而言，S不知道自己到底痛苦不痛苦，S是靠想象M的痛苦來痛苦的，但由于S不能體驗真正的痛苦，故而TA是焦慮的。

但這還不夠，如果說受虐狂是導演，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人質綜合征）更加殘酷，它有幾個構成要件：1、受害者存在切實的生命危險；2、與外界信息完全隔離且無處可逃；3、施害者給予小恩小惠。心理防御機制理論解釋為人們無力改變糟糕現(xiàn)狀就會改變自己認知去適應。秩序之下怎么安撫與這件事無關的人呢？正是被害者有罪論，一方面旁觀者通過指責去換取心安，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他們覺得這是自己可以避免的，實際上他們完全無能為力，他們通過一種僥幸性的高估自我能力去避免直面那個傷害；另一方面，道德輿論已經(jīng)形成了，矛盾無論是轉向被害者，還是轉向上文所說的保護自己的事不關己的輿論者上，都從施害者身上轉移走了，其現(xiàn)實地掩蓋了真正的傷害，故而整個系統(tǒng)一片爭吵又一片安詳。

如此，他們或許已經(jīng)接受：現(xiàn)實的官方版本是有缺陷的或被扭曲的，但他仍然沒有摒棄那個被歪曲的版本?；蛘咚麄儽旧砭透静幌嘈?，但是他們相信別人相信，一樣的，別人本身也不相信，但是相信他們相信，故而大家不約而同地玩著這樣的游戲。

然而，我們?nèi)浴斑@樣”做著，通過儀式，我們在我們知道自己相信之前就已經(jīng)相信了，信仰的儀式回溯性地產(chǎn)生了一種對儀式的信仰。

在這個意義上，自由還有可能嗎？

回到主仆辯證法。當奴隸在為主人勞動時，就意味著奴隸只是主人的工具，而主人是享用者，主人被不是真正的人的奴隸所承認，不是真正的人的奴隸卻被主人所承認，而奴隸作為勞動者是通過勞動外化自己的人，是直接地改造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主人，此時主人還依賴奴隸來維持生計，故而是真正的主人；黑格爾認為這個矛盾在人們認識到自身是普遍的，并相互視為目的、相互承認時得以克服，即我們應是自由且理性的人，用康德的話講，即各個人的意志依據(jù)自由的普遍法則與他人意志相協(xié)調。而在黑格爾這，通過整個法哲學原理來解決。然而就上面的描述而言，似乎并沒有做到。

回到受虐狂。似乎我們只有在秩序內(nèi)僭越以獲得剩余快感，和贊歌受虐兩條路。齊澤克指出我們的臣服狀態(tài)是不可避免地愛欲化的，故而僅僅認識到它的存在不足以改變現(xiàn)實。受虐還不夠，要比受虐還受虐。受虐狂是走向解放的第一個必要步驟，一方面受虐者切開了自身的欲望和律令的死結，另一方面揭示了律令本身的不一致性和可改變性，即德勒茲指出的，令虐待狂劊子手極為沮喪的是受虐者是因為痛而快樂，不是因為自己是施虐快樂，相反，施虐者意識到自己被施虐者冷酷地當作產(chǎn)生快樂的工具，他被徹底物化。這時，他們會聯(lián)合起來對抗那個共同的敵人——淫穢侵擾性回聲填充的禁令。

我們在分裂處窺探，發(fā)現(xiàn)分裂之后一無所有，然而這種分裂就是一種無意識，這種無意識就是歷史。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假設——世界無外乎是自然和人口，然而人也不過是自然的一環(huán)，與其說人如此認識自然，不如說自然如此認識自然。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階級斗爭的作用下，更能認識到這個自然又無外乎實踐的自然。如果說個人－社會－國家的道路是頭尾倒置，那么國家－社會－個人便是真理，顯然人類的歷史尚未開始，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