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莊彎彎曲曲東西橫亙，蚯蚓一樣在冀南平原上繁衍了幾百年。我，也是它繁衍的結果。不過后來我離開了這片土地，堂皇的理由是我考上了學，深層的原因是我意志薄弱，受夠了饑餓的折磨，受不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

現(xiàn)在覺得好笑，我這點艱辛比起我的先祖來又算得了什么呢？

真的，我的先祖相當不易。田野荒蕪，村舍破敗，野禽野獸肆意飛躥，兩個漢子卻迎著觸目可及的戰(zhàn)爭陰霾從西北風塵仆仆而來，雖然滿臉的無奈和疲倦，可兄弟二人還是來到朝廷指定的地方，把行李卷一丟，于是山西洪洞縣老槐樹那邊崔姓家族的一條根系就在千里之外冀南平原發(fā)芽了。這兩個人是我的先祖。皇帝的家事就是老百姓的國事，我的先祖和眾多的山西老鄉(xiāng)一樣不得不為朱家子孫爭斗埋單，委身于這個沒有資源優(yōu)勢的地方，只能土里刨食，如此說來，我也是朱家子孫的間接受害者。有時面對困頓我就亂想，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兒子和孫子爭權奪利，我的先祖也不會千里迢迢背鄉(xiāng)離井，而我也可能現(xiàn)在很滋潤地生活在資源豐饒的山西，說不定我也是個腰纏萬貫的煤礦老板，當然也很可能是一個黑包工頭，不過后一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從先祖以來，我們村一直是朝廷和政府的順民。

那時這個叫杜寨的村莊可沒有現(xiàn)在這么擁擠，在我先祖到來之前，只有三戶人家勉強支撐，后來這三戶有兩家絕戶，一家遷走，而我的先祖卻堅持了下來。這些我可不是憑空杜撰，《肥鄉(xiāng)縣志》有記載，我們的家譜更清楚，可惜“文革”時候作為“四舊”燒掉了，我父親那一輩人都見過。

從五百年前的兩人，到五百年后今天的兩千多人，中間還有多少人消失，我無法統(tǒng)計，可我清楚歷宗歷足的不易，知道他們的頑強，因為我們村地處偏僻，水咸地堿人苦。我想我的先祖一定是老實人，這么差的條件他們竟然能安心扎根，我除了偶爾的埋怨，更多的是敬佩。(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二

劣勢有時也是優(yōu)勢，我們村處于肥鄉(xiāng)、永年和曲周三縣交界的三不管地帶，窮且偏僻，官府都懶的光顧，可這卻為共產黨革命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當然我們村成為革命根據(jù)地還有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我們村的人仁義，沒有奸猾之徒。共產黨領導的永肥縣抗日民主政府就經常在我們村駐扎，那時我們村有“紅色莫斯科”之稱。當年肥鄉(xiāng)縣城以北二三十里的村都把給八路軍的軍糧送到我們村。為便于隨時給過往的部隊補充，八路軍在我們村南大坑邊地囤里的糧食用樹枝柴草蒙著，伸手揭開就可以挖走糧食，全村人都知道，可沒有人去偷。崔來的是一個普通農民，他家就存八路軍的兩千多斤軍糧，可一家三口活活餓死，軍糧完好無損。這是一個曾經在永肥縣抗日民主政府工作過的老干部回憶錄。這個老干部說，他要是吃一點軍糧，也不會有人怪罪，可他就這么認真。1986年從《肥鄉(xiāng)縣黨史資料》看到的這個資料后，我非常震驚，回家我專門向父親和幾個老人詢問，他們都肯定回答：有這個事兒。寧可出去給人扛長工或討飯，也不拿八路軍一點糧食。村人就是這么方正耿直，將信任的感動刻骨銘心，對諾言的堅守置于生命之上。去年冬，當年的民兵隊長如今八十幾歲的崔登云老人提起此事仍唏噓不止。

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沒有無緣無辜的愛，也沒有無緣無辜的恨。村人對八路軍的愛除了農民式的純樸遺傳基因外，更主要的是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府對鄉(xiāng)親們的愛。我父親那時還小，他說，八路軍對鄉(xiāng)親們好的很，他們不打仗就幫鄉(xiāng)親們干活，犁地鋤地，收割打場，跟咱老百姓一樣。

我父親最敬佩抗日政府縣長馬功岑，這個山東大漢讓炮樓上的鬼子怕的要命，可見了鄉(xiāng)親們他總是問寒問暖，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他還曾教我父親識字，飯自己做，衣服自己縫補，從不麻煩鄉(xiāng)親們。2006年10月，我在《燕趙都市報》看到一則有關馬功岑烈士介紹：194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寒風凜冽，雪花飛舞，馬縣長與縣大隊的戰(zhàn)士們半夜執(zhí)行任務回來，怕打擾鄉(xiāng)親們，他就與戰(zhàn)士們露宿在村邊土坑里，第二天起來拜年的鄉(xiāng)親們看見，都心疼地把子弟兵拉進家門。后來我打聽到這個村應該是與我們村搭界的永年縣李凹村。

我爺爺和幾個在地里干活的鄉(xiāng)親被日本鬼子掃蕩抓進炮樓，被拷打的奄奄一息，是馬縣長帶領縣大隊拿下炮樓，把我爺爺和鄉(xiāng)親救了出來。后來馬縣長犧牲在我們村的西北，那年春節(jié)，全村幾乎都沒有貼春聯(lián)，因為根據(jù)鄉(xiāng)俗，家里有人過世，三年不貼春聯(lián)，以示紀念。至今我們村的老人們都還念叨馬縣長，父親到邯鄲小住期間，從來不讓我陪他出去轉悠，唯一破例的是他讓我陪他到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去了一次，因為馬縣長就安葬在這里。在馬縣長遺像前，父親久久佇立，他說，馬縣長可是一個好官，救過你爺，對咱家有恩。說這話的時候見父親的腿發(fā)抖，我忙攙住了他。他說，沒事兒，我真想跟馬縣長磕個頭。磕頭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表達敬仰和感情的一種最高禮數(shù)，父親想給馬縣長磕頭也說明了馬縣長這個共產黨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那時，誰要是做了對不起共產黨政府的事情，誰就在村里要受鄙視。解放初期，曾在縣政府工作過的崔老大（化名），回村后總想不勞而獲，就與崔老二（化名）合謀自造調撥單，刻了縣政府的公章和一個科長的手戳，崔老大是細心人，所有手續(xù)都偽造的一模一樣，就連科長的手戳也是一邊稍大一邊稍小，然后騙領了一馬車高粱。然而崔老大沒想到村人的眼睛更細，二人回村還沒來得及銷贓就被揭發(fā)，結果被抓了起來。崔老大和崔老二一直在村里是批斗對象，崔老大的獨生子三十多歲才娶了一個寡婦，因為他爹曾經偷過公家的糧食，口碑不好。村人的政治覺悟可見一斑。

三

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天災人禍的“大食堂”后期，人們碗里的“鋼”已經柔情似水，人們身體的這塊“鐵”也變的脆弱不堪。自然條件較差的我們村更是雪上加霜，大人每頓一瓢稀飯，孩子半瓢，那時我父親被征去到外地修水庫，家里是母親、大姐、哥哥和二姐，四個人兩瓢半稀飯還填不飽哥哥一個半大小子的肚子，母親把飯讓給三個孩子，自己喝水，勞動時竟然昏倒在田間，善良的五保戶奶奶把自己的一瓢稀飯勻給我家半瓢。我們村西的一個老太太，說老太太，其實她餓死的時候才五十出頭，死前她唯一的愿望是讓兒子能給她吃一塊饅頭，可兒子給她的是紅薯干做成的又黑又硬的干糧。就這個還是兒子給隊長磕頭求來的。實行責任制后，別人把多余的糧食換成現(xiàn)錢，那個老太太的兒子卻不，他就把糧食囤在家里。他說，再有災荒年咋辦？結果許多糧食發(fā)霉，成為村人的笑談。

那時，鄉(xiāng)親們不是面黃肌瘦就是浮腫無力，而村干部大多精神飽滿紅光滿面，開始父親不知道原因所在，后來才知道村干部多吃多占。第六生產隊的倉庫就在我老家東屋，村干部經常晚上在倉庫開會，而且經常是開到深夜。開始我父親也認為干部們在研究工作在為鄉(xiāng)親們操勞，可偶然一次從窗口發(fā)現(xiàn)了村干部深夜開會的秘密，散會時見隊干部每個人肩上扛著一布袋糧食匆匆而走，回家后自己開小灶。村西頭的谷雨是一個膽小如鼠的老實人，他們隊的倉庫在他家，他沒有村干部的膽量，就用勺子綁根棍子從錯開的倉庫門縫里往外掏，每次三兩斤，不敢多掏，怕被發(fā)現(xiàn)。村里食堂還沒有解散，谷雨私自在家做飯時候讓村干部看見了炊煙，從家里搜出糧食，批斗拷打游街。群眾氣憤地說：狼吃了沒事，狗吃了要打出屎來。多年后說起此事，父親仍對村干部耿耿于懷：這幫子家伙太自私，沒有一點干部味兒。

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儀；我說，倉廩空而盜賊生。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大都也是因為食不果腹才揭竿而起的。你想，受君君臣臣儒家思想浸洇多年的農民，最大理想也不過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只要有口飯吃，誰愿意提著腦袋瞎起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鄰村就發(fā)生過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這個村的一個老漢家徒四壁，實在沒有辦法，就趁夜色到路上打劫，一個年輕人獨輪車推著在外村磨好的面回家，被老漢擋主去路。老漢對年輕人說，我也是沒有辦法，我不害你，只要你的面。年輕人也是家里等著下鍋，不給，二人廝打起來，老漢肚子空沒力氣，加上年老，三兩下就被年輕人給打趴下了，老漢哭著說，要不你打死我，要不你就永遠不要往外說這個事兒，要不我這個老臉就沒法在村里抬頭。這個年輕人也仁義，就給了老漢半布袋玉米面。老漢不忘年輕人救命之恩，兩家從此成為親戚，過年過節(jié)都有往來。真是不打不成交，可這個交情讓人心酸。

上面這個故事是聽來的，而臨近的南元寨村1973年春發(fā)生的生產隊倉庫糧食被盜事件，我是親身所歷。做案的是本村的邢某和他的父親，邢某與我哥是高小同班同學。邢某父親逃跑，兒子被逮捕。公判會在南元寨村召開，我跟著大人們看熱鬧。邢某被五花大綁低頭站在解放卡車后廂，人山人海，口號陣陣。公判會結束，邢某的妹妹追著汽車一直哭喊著，直至跌倒在飛揚的塵土中。后來邢某刑滿釋放，留在勞改農場工作，而且還在勞改農場娶妻成家，惹的許多因貧窮而成為光棍的漢子羨慕不已，就說：當初咱也去偷倉庫就好了，也不用今天打光棍了。有一年邢某到商場找我哥哥買東西，提起當年的事情，邢某連連感嘆：餓啊，就是被槍斃，也比餓死強。

四

大概是一九八幾年，劉恒先生的小說《狗日的糧食》讓我愛不釋手，單是小說的題目就讓我有咬牙切齒的快感，年少時饑腸轆轆的記憶就一下子跳了出來，就想起在炎炎烈日下，揀一把麥穗回家搓搓吃的窘迫日子；就會想起在家長慫恿下，我們小孩子生產隊的攤曬麥子的麥場上佯裝玩耍亂跑，有意讓麥粒灌滿鞋內，回家后把麥粒從鞋內倒出來，然后作為珍貴物品被母親收藏；還有父母為斷炊總是愁苦的哀嘆。

我離開村莊的時候，共和國成立后的最大規(guī)模土地改革剛剛開始。一樣的土地一樣的人，糧食卻不一樣，人給了土地自由，土地給了人豐足的糧食，糧食給了村莊燦爛的笑容。那時的村莊與流行歌曲《希望的田野上》一樣明朗歡快，鄉(xiāng)親們的臉上綻放著久違的愜意。演電影、唱戲、放鞭炮，鄉(xiāng)親們由衷地表達著土地的可愛，就連一向沉默寡言的我父親，在地頭休息時一邊美美地吐煙圈，一邊哼著豫劇《朝陽溝》選段，見我驚訝，父親就嘿嘿憨笑。雖然1982年雖然我由農民轉變?yōu)榱顺曰始Z的教師，可我的靈魂身份依然是農民，假期里我和父親一樣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責任田上歡快地揮汗勞作和收獲。

1986年，雄心勃勃的我把人生舞臺折騰到了鄉(xiāng)政府大院，可我卻不知道自己在無意中扮演了一個有悖于農家子弟良知的角色。我知道，農民是很容易知足的，尤其吃上了飽飯。可是，農民、土地和糧食卻一直是世間令人費解的方程式，因為這個方程式直接關乎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基礎，解決的好就是一條陽關大道，解決不好就是一條絞索，許多統(tǒng)治者就被這個方程式纏住了前進的步伐。雖然我和我的父老鄉(xiāng)親趕上了好時代。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親歷過賣糧難、生產資料漲價、土地糾紛、干群關系緊張等等人為的坎坷，我曾為幫父親賣糧發(fā)過愁，也曾作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因為征購提留計劃生育而與農民粗著脖子紅著臉吵架甚至動手推推搡搡。那時我年輕，頭腦簡單，為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而不顧一切，沒有反思過為什么農民那時把我們鄉(xiāng)鎮(zhèn)干部與禍害莊稼的棉鈴蟲同榜并列，沒有設身處地為父老鄉(xiāng)親考慮和推心置腹交流，憑著一腔工作熱情和對那些好大喜功的上級信任，做了一些傷害農民而且與國家干部身份極不相稱的事情。雖然1988年我離開鄉(xiāng)鎮(zhèn)到新聞部門工作后也為父老鄉(xiāng)親的困境鼓呼過，可那短暫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經歷始終讓我后怕。那時鄉(xiāng)鎮(zhèn)工作難做，完不成任務上面批，而要完成農民卻不滿意，對于鄉(xiāng)干部兩頭受氣的主要原因，有的說是法律不健全、市場經濟體系不完善，而我看卻是長官意志與群眾愿望和利益的嚴重脫節(jié)，甚至相違背。比如，我當時所在的鄉(xiāng)是傳統(tǒng)產棉區(qū)，農民有經驗和技術，樂意種棉花，收益也好，可縣里說要調整產業(yè)結構，大種辣椒，農民不接受，為完成縣里下達的任務指標，全鄉(xiāng)干部分村包片，苦口婆心動員，盡管不情愿，農民還是忍疼割愛按照號召把部分準備種植棉花的地種植了辣椒，結果這年辣椒豐收卻賣不出去，農民找鄉(xiāng)里，鄉(xiāng)里就找縣里，縣里讓鄉(xiāng)里自己想辦法解決，鄉(xiāng)里哪有辦法？農民涌進鄉(xiāng)大院吵鬧，要求鄉(xiāng)里收購辣椒或者補助損失，鄉(xiāng)干部無奈，紛紛躲避，農民們就把一車車辣椒秧子堆在鄉(xiāng)政府門口。鄉(xiāng)書記私下說，都是他媽的縣里瞎指揮造成的。我問書記：咱不按縣里布置的做不行？書記苦笑，感嘆道：咱沒權力提拔人家啊，所以人家就不聽咱的。所以我也下決心調離了鄉(xiāng)鎮(zhèn)。

還有一件事讓我至今不安，這是歷史遺留也是現(xiàn)實問題。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公社磚場無償征用了我們村四五六生產隊共一百三十多畝耕地，進行挖土燒磚，利潤上繳，我們村不僅一無所得，而且這一百三十畝地的農業(yè)稅幾十年來由我們村這三個生產隊負擔。吃大鍋飯的時候群眾雖然有意見，還沒有那么強烈。可實行責任制后土地金貴起來，矛盾就突出起來，鄉(xiāng)親們要求歸還已經千瘡百孔的土地，可這是鄉(xiāng)里唯一的企業(yè)，自然不肯，多次口頭許諾歸還，就是拖著不辦，于是鄉(xiāng)親們就不交征購不交提留，以此作為對抗的條件。雖然在鄉(xiāng)干部年年許諾和村干部不辭勞苦的一次次奔跑中，征購提留勉強繳了一部分，可大部分還是無動于衷。本家二叔是鄉(xiāng)干部眼里的“釘子戶”，鄉(xiāng)書記天不亮就辛苦前去堵門，開門后書記問我嬸子：你男人呢？我嬸子明知站在面前的是書記，卻沒好氣地說：到鄉(xiāng)里找那個王八蛋書記去啦。書記明知道是遁詞，挨罵后干生氣卻沒辦法，其實我二叔就在廁所蹲著抽煙想辦法對付他們呢。鄉(xiāng)干部知道工作難做，就避開村民鋒芒，改為坐鎮(zhèn)指揮，充分發(fā)揮村干部們的戰(zhàn)斗堡壘作用。村干部為難，就把鄉(xiāng)干部“盡快解決”的口頭許諾一次次廉價地販賣給村民，年年許諾年年不解決，連村干部自己也不好意思上門催促，可又沒法對鄉(xiāng)干部交代，只好硬著頭皮賠著笑臉做工作。我記得一個周日早晨，支書走進我家門，我父親沉著臉不搭理，支書先給我父親扔一根煙，然后蹲在門口，估計他怕我父親摔門而去，沉默許久才訕訕說：哥，你就當俺去年說話算放屁哩，繳了吧，咱二小子也是公家人，弄上去對孩子影響不好。支書真聰明，竟然利用我來要挾父親。我父親冷冷地說：這個與二小子不沾邊，大不了讓公家把他開除了回來種地。最后支書無功而返。對支書柔中帶剛的話，父親也犯疑，就問我是否受影響，我說不會。我知道父親怕我回家種地。

村干部的手段終于山窮水盡，鄉(xiāng)干部也忍無可忍，于是在1996年深秋一天，鄉(xiāng)書記鄉(xiāng)長帶領一干人馬浩浩蕩蕩開進村里，要進門入戶強行執(zhí)行，憤怒的鄉(xiāng)親們圍住鄉(xiāng)干部說理，可是鄉(xiāng)干部指責鄉(xiāng)親們是無理取鬧，結果矛盾激化，村人動了粗口，有的抄起家伙要干架，在村干部阻攔勸說下，鄉(xiāng)親們才沒有動手，但仍圍著鄉(xiāng)領導要說法，僵持半天，被迫無奈之下鄉(xiāng)領導仍是那句話：盡快解決。怕鄉(xiāng)干部過后不認帳，我的對門鄰居揚志老弟就提著他新婚買來的錄音機把鄉(xiāng)領導的話錄了下來。后來，鄉(xiāng)干部走后果然就不認帳了，并且調查是誰帶頭鬧事，尤其要查找那個搞錄音的人?？傻酱謇镎{查取證，沒有得到任何線索。后來，一個在鄉(xiāng)里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在分析這次圍攻事件時，其中一個鄉(xiāng)領導還懷疑到我，他在會上說：是不是在電臺工作的崔東匯插手了？真是冤枉，虧他的想象力豐富，我是在這事情發(fā)生后一個月才從父親嘴里知道此事的。父親氣憤地說：他們算啥共產黨干部？就知道訛老百姓，比馬縣長差遠啦。我臉上火辣辣的，父親不知道早在1986年他的二兒子在外鄉(xiāng)就干過類似的事情。

我理解鄉(xiāng)親們對土地的情感，我知道自己愧對土地的滋養(yǎng)。好在上層建筑們比我一介平民更有能力體恤和解決經濟基礎們的難處，后來破天荒地皇糧不用繳了，農業(yè)稅免了，種地還有補貼，而且現(xiàn)在農業(yè)勞動強度也小了，聯(lián)合收割機代替了鐮刀，噴草劑代替了鋤頭，就是到地里干活也是騎著摩托車電動車，電話電視普及，手機年輕人幾乎都有，柏油路不見了黃塵泥濘，新房座座拔地而起，家用電器也是應有盡有，希望的田野真的有了希望。而我也忙了，忙的原因是鄉(xiāng)親們找我多了，地點也由鄉(xiāng)村轉移到了城市。過去找我大多是一些經濟糾紛、孩子考學，而現(xiàn)在我們村在邯鄲打工的越來越多，找我的有要我?guī)椭一顑焊傻?、討要工錢的、違章駕車罰款的、打架糾紛的，甚至酒后白天在大街撒尿讓城管抓住罰款也要找我通融，仿佛我有無所不能的本事，其實我也是厚著臉皮求人，以前通訊不便時他們有事要跑路登門求助或等我回老家，現(xiàn)在可好，電話手機方便，不管我是開會還是在家休息，他們總是不擇時機地在電話里催促，我的電話和手機幾乎成了鄉(xiāng)親們的求助熱線，多了就煩，可又不敢得罪鄉(xiāng)親，要不他們回村后會說我架子大看不起農民，我曾對妻子自嘲：我現(xiàn)在又多了一個頭銜－－－杜寨村駐邯鄲辦事處主任。

沒辦法，社會的發(fā)展讓眾多的鄉(xiāng)親有了離開土地的機遇和理由，不像我當初經過十年寒窗拼搏后才走進城市。對于鄉(xiāng)親的種種求助，我多次勸他們找政府有關部門處理，現(xiàn)在透明度高，不會有多大出入，可他們依然給我打電話，即使我出面并不能給他們帶來優(yōu)惠，他們也認為這樣心里安生。我想，這種不信任感不是與生俱來的，是被歧視和捉弄后種種遭遇的經驗積累。因為城市的社會土壤成分比鄉(xiāng)村更復雜堅硬，這我有切身體驗，何況我比他們還多啃過幾年書本，比他們在城市多喝了幾年自來水。

不久前的一天我回老家還沒坐穩(wěn)，一個小學時的同學帶著十六歲的兒子來讓我?guī)椭夜ぷ?。我說孩子這么小，應該讓他上學啊。同學說，不是讀書的料，早早掙錢成個家算啦，再說在家種地也不行。我說，農業(yè)稅免了，還有補助，你知足吧。同學說，不是我不知足，是真的種地沒有出來打工合算，糧食漲價不假，可化肥農藥也噌噌跟著漲價，種一畝地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是落一千五百多，到外面打工一個月就一千多，找到好活兒錢更多，你說哪個合算？

是啊，如今的農民不僅知道市場，也懂得了經濟，他們的腳步已經走出了祖輩賴依生存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已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至于土地和糧食，我那個小學同學的話就很有代表性，他毫不在乎地說：有了錢誰還在乎那二畝地？

同學的話讓我感嘆不已。物質的胃口總是隨精神的胃口擴張，而精神的胃口又總是調動著物質的胃口。曾經熱鬧的村莊如今闃然寂靜，支撐村莊的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而壯年人都一窩蜂地奔波在渴求的路上，對于地里的莊稼遠早已沒有當初的熱情和精心。離開村莊時，我與村里幾個外出打工的年輕后生擠在奔向城市的客車上，雖然我不熟悉或不認識他們，可他們還是禮貌地給我打招呼，有兩個還自報家門介紹他們的父母是我少年伙伴或同學。這些似曾相識的后生是我們村莊的未來，本是在教室安心讀書的年齡，卻較早地擁抱了土地之外的誘惑。他們飽滿的青春面孔，與我當初離開村莊截然不同，我那時興奮中有淡淡的憂傷和留戀，而他們滿懷憧憬又說又笑，好象不是去出苦力，而是去開心旅游。車窗外的田野吸引著我的視線，雖然灼灼桃花點燃滿地春意，可絨絨的麥苗則是那么無助地在乍暖還寒的春風中搖曳著單薄的軀體，像農民工們一個個在城市街頭新奇茫然的表情。其實在城市人眼里，農民工們就是一塊塊行走城市里的土地，只是所生產的糧食已不再經過口腔的咀嚼和腸胃的消化。雖然他們已經離開土地，從事的不再是田地上的工作，可“農民工”的身份依然難以與城市堅硬的水泥融合。

城市漸行漸近，林立的高樓大廈已在田野盡頭兀立。田野即將退出我的視野，我放松的心就莫名緊張起來，緊張的城市生活已讓我對高樓大廈產生條件反射（抑或是我殘存的小農意識作怪？）。而我的年輕同鄉(xiāng)在旁邊興高采烈地唱著《桃花朵朵開》，都一臉幸福狀?？墒嗵旌蟠謇飩鱽硐ⅲ逦饕粋€小伙子在定州給人家修建樓房時從六樓的腳手架上摔了下來，他的家庭經濟還算不錯，年前定下了親，準備三兩年成家，本來父母不同意他外出打工，可在家種地又沒有多大意思，沒有想到十九歲的生命遽然凋謝于他鄉(xiāng)，而且出事后包工頭百般推卸責任，想以兩萬元了事，雙方爭執(zhí)僵持，還沒有處理結果，死者的母親就精神惶惑起來，像祥林嫂一樣在村里見了人就反反復復一句話：還不如讓孩子在家好好種地哩。

放下電話，我心里五味雜陳，就想，這也許是偶然事件，可又覺得似乎也是“必然”，因為我不斷從媒體報道中看到，在許多礦難和惡性事故中遇難的大多是農民工。據(jù)我所知，農民工絕大多數(shù)從事的都是苦難險累的工種，是許多城市人寧可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干的活計，而且工資和待遇也相對較差，甚至有的出了事故工傷包賠也有差距?？戳祟愃频膱蟮牢揖蜕鷼狻Ｓ赏恋厣系摹稗r民”而變?yōu)槌鞘械摹肮ぁ?，除了主觀經濟利益追逐外，有多少命運系數(shù)掌握在自己手里？這些后果，是他們離開土地后卑微廉價的結果？還是社會沒有來得及營造他們扎根的土壤？但無論如何，從我的歷宗歷祖到現(xiàn)在的父老鄉(xiāng)親，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他們是社會的土地，用血肉之軀為一個個給他們希望的人鋪就走向成功的臺階；他們是社會的糧食，用汗水和苦難滋養(yǎng)著社會的肌體。如果不是沾了體制的光，現(xiàn)在我也應該是一個農民工，雖不至于像我的先祖那樣在亂世里茍全性命，至少也像我眾多的鄉(xiāng)親一樣為生計而奔波。所以，不管別人如何，我對“農民、土地、糧食”三個詞比較敏感和關注，盡管我現(xiàn)在安穩(wěn)地生活在城市，盡管我是一個平民百姓，但有一個理由足以讓我不敢遲鈍和漠視，因為我是農家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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