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處于宋遼金大三國分裂時代，雖然只是大致統(tǒng)一中國的狀態(tài)，并非大一統(tǒng)王朝。但縱觀歷朝歷代，宋朝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朝代，不只是文化上的造詣很高，還有商品經濟上也很是發(fā)達，因此宋朝有著“文宋”和“富宋”之稱。

當然這樣的成就頗有一些劍走偏鋒，畢竟這種成就是當時重文輕武的政策所造就的。所以宋朝在軍事上可謂是一塌糊涂，對外戰(zhàn)爭簡直是一部屈辱史。

那么今天貧道重點來說說在宋遼金大分裂時期，宋朝在對遼、金貿易中的書禁，以保護自身利益，進而構建出有形的文化疆界事情。

當然準確來說，不只是宋朝對其實行書禁，遼、金二國亦對宋朝進行書禁。

首先來說說這三方是如何在對外貿易中互相書禁的。

說起宋朝的商品經濟發(fā)達，可能很多人下意識想起了海上絲綢之路，其實宋朝對外貿易不只是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有兩大體系：

一是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是海外貿易。畢竟宋朝沒有大一統(tǒng)，沒有西域，所以自然不能如同西漢那般進行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

宋朝為了更好的對外貿易，還在當時的廣州、泉州、明州等地均設置“市舶司”來管理對外貿易。

二是對領國諸如遼金的榷場貿易。

所謂榷場貿易就是雙方在邊境，選擇一個固定地方，來進行互市也就是貿易。

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是宋朝對海外生意的發(fā)展，而榷場貿易則是宋朝同鄰國做生意，簡直是不放過任何可以通過貿易發(fā)財?shù)臋C會。

當時宋遼金三方出于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都互相以各種方式來禁止本朝書籍外流。

而通過榷場貿易是進行書禁的一個重要途徑，當然榷場也可以視為雙方合法書籍交流的一個市場，只不過可以交易的書籍僅限于“九經書疏”，其他書籍皆為禁書，不得交易。

像宋朝與遼國的榷場交易主要是河北四榷場：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在四大榷場剛剛建立沒多久，宋朝就開始“書禁”，在宋真宗景德三年九月，朝廷下詔：“民以書籍赴緣邊椎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

如果說剛開始的懲罰只是沒收書籍的話，那么到了宋神宗在位時期，為了“書禁”徹底，開始加大懲罰力度。在元豐元年，宋朝再次頒布了禁令：“諸榷場除九經疏外，若賣余書與北客，及諸人私賣與化外人書者，并徒三年，引致者減一等，皆配鄰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許人告捕，給賞”。也就是之前懲罰只是沒收書籍，現(xiàn)在改為處三年徒刑，是大大的加大了懲罰力度。

當然除卻榷場以外，宋朝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視，對于一切可能流通禁書的環(huán)節(jié)都加以限制。

諸如想要在根源上杜絕“書禁”問題，屢屢頒布對于民間雕印書籍的禁令，以在源頭上控制書籍，來避免“禁書”流于遼國。

還有宋哲宗在位時期，高麗使臣曾向宋朝提出購買《冊府元龜》等重要書籍，當時宋朝內部因此還進行了爭議，大學者蘇軾時任禮部尚書，他持反對態(tài)度，理由是：“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從這里可以看出很多禁書肯定由高麗傳到遼、金的，所以蘇軾才有此一說，同時也說明了北宋朝廷在禁書上的謹慎。

通過以上可以看出宋朝雖然商品經濟發(fā)達，熱衷于對外貿易，以此換來源源不斷的財政收入。但宋朝并不做書籍生意，反而在各方面禁止書籍流通于外國，當然這并非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閉，究其原因是宋朝出于國家利益考慮，盡量不使書籍流通于外，免得鄰國對其了解太深，方便了其軍事行動。

那么宋朝“禁書”，遼、金二國如何呢？

宋朝為了國家利益禁書，遼、金二國自然也禁書。而且更為嚴厲，像遼國禁書政策，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

而金國亦是如此，書禁同樣嚴厲。

諸如孟庾在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留守于開封，在宗弼率領金軍來攻時舉城降金，后于紹興十二年被遣返南宋，因為帶了違禁書籍，差點沒能回到南宋。

當然一般來說，宋朝在文化上登峰造極，遼、金二國書禁對其壓根沒有什么影響，是可有可無。而宋朝對遼、金二國書禁，自然對他們影響很大，因此這三國的互相書禁，實則重點在于宋朝防止書籍外流。

那么宋朝書禁效果如何呢？

雖然有宋一代不論是北宋亦或南宋，對于書禁的政策是堅定不移，并且貫徹到底的。但就效果來說，很明顯效果不佳，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是書籍大量流于北方的遼、金二國。

那么這些書籍是怎么樣北流的呢？

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榷場貿易，雖然榷場明確禁書，但并不禁止“九經書疏”，而很多商人就靠著這個做文章，比如說偷偷夾帶一些其他書籍來賺取暴利。

根據宋人記載來看，還有就是除卻朝廷明確規(guī)定的“九經書疏”以外，其他不太重要的書籍，偶爾可以打打擦邊球，在榷場上出售。

二是除了官方榷場貿易，民間的走私貿易渠道。

宋朝的民間走私貿易是相當猖狂的，主要是沿邊州縣的走私。像北宋時期河北沿邊地區(qū)對遼國走私禁書已成為一種常態(tài)，對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說道：“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使臣夾帶禁書走私，以此來謀取暴利。

當然除卻以上兩種情況來說，還有流通渠道就是官方饋贈書籍，當然像這種情況肯定不會送什么重要書籍的。

當然除卻這個以外，就是戰(zhàn)爭掠奪了。

諸如金國滅北宋的靖康之戰(zhàn)以后，在開封城就搜刮了很多書籍。而這些書籍有時候反而起到了出其不意的作用，像南宋的朱熹，曾從范仲彪手中得到一部司馬光的《易說》的殘本，等到多年以后，又通過北方的互市補全了這個殘本。

這就說明金國通過戰(zhàn)爭掠奪了北宋書籍，使宋朝的很多重要書籍殘缺不全，然后宋朝通過榷場這種貿易行為，通過與金國的貿易，又將一些重要書籍買回來。

最后總結來說宋、遼、金三國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都進行了書禁行為，雖然并非屬于是文化的自封自閉行為。但無形中是建立起了文化堡壘，構建了有形的文化疆界，使宋遼金在文化上是大有差異，阻礙了南北交流，不過還好的是，通過民間走私貿易來看，雙方的禁書行為并不嚴重，還在是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文化交流，終究還是同處于一個文明圈之內，并沒有漸行漸遠走上不同的道路。

參考資料：宋史、遼史、金史、遼宋夏金史講義、宋遼金史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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