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jīng)忘得一干二凈。我說：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姥娘：“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界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xiāng)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jīng)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骯臟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xiāng)親，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

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零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fā)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xiāng)村醫(yī)生，現(xiàn)在姥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里。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實發(fā)生得太頻繁了。

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zhí)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zhí)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jīng)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fā)生饑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tǒng)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diào)，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zhí)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發(fā)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志，勾起了姥娘并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lián)系。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里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里燒過香！”我說：“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她點著頭：“是大旱，是大旱，是大旱，還出不了螞蚱。”我問：“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個幾十口吧?！边@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我問： “沒死的呢？”

姥娘： “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爆F(xiàn)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jīng)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shù)揭痪牌叨辏箾]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br>我：“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怎么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br>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ㄗ司说降桩斶^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p>

我：“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餓死幾十口?！?br>我：“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么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歲吧?！?br>我：“當時你干什么去了？”
他：“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溫故一九四二》劉震云

推薦理由與心得

在《溫故一九四二》中，我們不只看到了苦難，更看到了超越國家與種族之上的善，這善如此之純粹，令人感動。還好，我們也看到了諸多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國人的存在，正是這類相似的靈魂，撐起了國人今日的信念。

這更是一個關于饑餓的故事，翻開煌煌史冊，“是歲大饑，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的故事頻繁現(xiàn)于紙上，幾乎每一次朝代更迭，都與饑餓有關。而中國的老百姓，又是格外地隱忍與耐勞，不求民主、不求民權、便是最最重要的、與生死休戚相關的民生問題，也是但求果腹而已，不死即能忍下去。實在是死亡近在眼前，才揭竿而起，殺他個地覆天翻。1942，這個節(jié)點，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個體記憶尚存，還沒有被時間湮滅，還是頗具打動人心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