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虛無時代”，我們該如何尋找生活的意義？這確實是個難以回答，又不可逃避的問題。

近日，在烈日蕩滌萬物的廣州，硬核讀書會見到了周濂，和他聊了聊“虛無”這個話題。對于“不斷追求意義，又總是感到缺乏意義”這一當代病癥，他開出了他的藥方。

?采訪?|?郝漢

?編輯?| 程遲

卡爾·榮格說過，“人類無法容忍沒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人類文明的全部成果也都建立在對這一問題的孜孜探索之上。

過去，人們往往將意義的問題寄托于上帝、神明等宗教性超驗事物，隨著人類對世界運行規(guī)律的探明，一切超越性存在的神圣魅力不再，當尼采在1882年終于說出“上帝死了”，他也宣告了“虛無時代”的來臨。

在超自然實體轟然崩塌的世界，人類感到突然被拋進了“冰冷、黑暗的眾神遺棄之地”，善惡是非開始混淆，人群由此告別崇高，技術的精進昌明之下，日常生活卻只剩“可怖的單調感”，如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即便所有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此時我們仍然會感到，對于有關生活的問題，人們尚未出窺門徑?！?/span>

在“虛無時代”，我們該如何尋找生活的意義？這確實是個難以回答，又不可逃避的問題。

著名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的《虛無時代》近期引進出版，這本書通過對那些最優(yōu)秀的頭腦（包括哲學家、詩人、劇作家、畫家、心理學家等）的思想與作品的調查、研究與梳理，來試圖回應這個困難重重的問題。

作者認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榮格、胡塞爾、易卜生到畢加索、鮑勃·迪倫，從心理學、現(xiàn)象學、神智學，到印象派、波普藝術、爵士樂……這些才智卓越的靈魂們及其創(chuàng)造，對世界意義的再發(fā)現(xiàn)正在彌補“上帝之死”的意義缺位，給當前的人類境遇帶來了積極而有力的慰藉，并構成了當代文化的重要DNA。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濂從學生時代便開始讀尼采，早早地關注到“虛無”這個話題，并坦言，青年時期的自己也具有比較深刻的“虛無主義”傾向。

在《虛無時代》的推薦語中，他如此寫道，“當諸神隱退，虛無主義這個最陰森可怖的客人終于按響門鈴，普通人會從狂歡中驚醒，因為過度驚嚇而四肢癱軟，而真正的勇士則會挺身而出，穿越貧瘠的大地，探訪精神生活領域的每一個角落，尋找生存的勇氣和生活的意義?！?/span>

兩年前，《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剛出版時，“佛系青年”是堪比“躺平”的年度網絡熱詞，周濂曾不留情面評論道，時下年輕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消極，是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與“奴隸道德”。

在他早期的雜文集《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中，他也討論過生活之意義，并認為它既不在于從緊密的生存質感中，用一刻去體認一生，在剎那間領悟永恒，執(zhí)迷于過分瑣碎的生活，也不能如尼采般狂飆突進，輕視一切，如此的唯一后果將是生活的崩潰。

近日，在烈日蕩滌萬物的廣州，硬核讀書會見到了周濂，和他聊了聊“虛無”這個話題，對“不斷追求意義，又總是感到意義缺乏”這一當代病癥，他開出了他的藥方。

“佛系青年”的內核是“虛無主義”，但“躺平青年”或許并非如此

硬核讀書會：我記得在前兩年“佛系青年”這個詞盛行之時，您曾公開地對年輕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消極進行過批評，認為其內核是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虛無”這個主題的？它何時成為哲學領域里的一個重要命題？周濂：我大學的時候開始讀尼采，很自然地就接觸到了“虛無主義”這個概念。我們知道，尼采在《快樂的科學》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兩本書中，都提到了“上帝死了”。上帝之死意味著什么？對于無神論的中國人來說，上帝活著還是死了，沒什么意義，并不重要。但對于深受基督教文化傳統(tǒng)影響的西方社會來說，“上帝死了”就意味著社會的道德基礎垮塌了，人們似乎可以陷入到“怎么都行”的一種“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的狀態(tài)當中。后來，海德格爾在《尼采》這本書當中特別解釋了“上帝死了”的意義，他說，這意味著，“虛無主義者”這個最可怕的客人已經站在門口了，他開始敲門了。

我個人覺得，首先要明確的是，沒錯，是尼采說出“上帝死了”的秘密，但尼采不是殺死上帝的罪魁禍首。恰恰相反，尼采明確指認是普羅大眾殺死了上帝，因為上帝知道人們的所有秘密，普通人對此不堪忍受，所以人必須殺死上帝。

其次，尼采雖然宣告了“虛無主義”的來臨，但他本人并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正如尼采深受叔本華的影響，但他不是像叔本華一樣的悲觀主義者，恰恰相反，尼采要在“虛無時代”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具體怎么做？就是他所謂的“重估一切價值”。

尼采認為，“虛無主義”的到來恰好提供了重估一切價值的機會，所以他說我們要成為一個“高貴的虛無主義者”，通過權力意志和超人理想去直面虛無、戰(zhàn)勝虛無，最終成為人生和世界的主宰。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尼采活在今天，他看到“佛系青年”這類說法的時候，會有什么判斷？我覺得，他很可能是不認同的。因為在他看來，這是意志力衰退的表現(xiàn)，是生命頹廢的狀態(tài)，這恰恰是他特別要批判和否定的東西。

硬核讀書會：幾年過去，“躺平”開始流行，相比作為生活方式調侃的“佛系”，在“996”語境下的“躺平”似乎有更多的政治經濟學內涵。您認為二者有區(qū)別嗎？周濂：對于“躺平”，我會有別的態(tài)度，某種意義上“躺平”是現(xiàn)代青年一種曲折的抗議方式。他們通過這個方式迂回地挑戰(zhàn)現(xiàn)有的游戲規(guī)則與社會秩序，通過不參與游戲，來表達他們的憤怒。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尼采所謂的“奴隸道德”和他對于“虛無主義”的批評好像不能完全適用到這些青年身上。

另外，在一個現(xiàn)象或者概念出來以后，大家都在爭奪對它的解釋權。一些人想把“躺平”跟左翼運動結合在一起，對于“躺平”進行話語的再包裝，試圖把“消極抵抗”改寫成“主動出擊”，但好像這個解釋方向的潮流如今也戛然而止了。

硬核讀書會：您在早期的作品《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里講到羅素的時候說，他超越了“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F(xiàn)在“犬儒主義”這個詞比較少提到了，它跟“虛無主義”有哪些細微的區(qū)別？

周濂：“犬儒主義”不僅虛無，還沾沾自喜，它還嘲諷那些積極奮進的人。我甚至認為“犬儒主義者”對于這個時代的傷害可能會更大一些。

一個人可以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但依然相信永恒的東西

硬核讀書會：著名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的《虛無時代》剛剛出版，您正是這本書的推薦人之一。這本書里，在偉大的神圣遭到祛魅、上帝已死的背景下，作者介紹了“人類最優(yōu)秀的靈魂與聰慧的頭腦”（包括藝術家、小說家、劇作家、詩人、科學家、心理學家及哲學家等）對生活其他路徑和世界意義的探索。
您經常提到“追求卓越”，但您也說過“卓越”是一種“貴族氣質”，注定是少數人才能獲取的品質或者成就，彼得·沃森所提到的人物都是卓越的幸運兒。他們對抗“虛無”的經驗對大多數普通人有借鑒意義嗎？周濂：彼得·沃森分析的都是各行各業(yè)，尤其在人文學科領域卓有成就的人。他們本身在這個社會當中獲得了認可，生活自然會比較飽滿充沛。但我認為，作者并不是讓我們這些普通人向他們看齊，比如說，要像尼采一樣，或者像德沃金、哈貝馬斯、托馬斯·內格爾一樣成就卓越。作者介紹這些人對這個時代所做出的分析，是希望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迪與幫助。

比如書中提到德沃金在晚年提出的“沒有宗教的信仰”，一個人也許不是某個教派的信徒，但依然可以擁有對超驗領域的信仰，相信永恒的東西。這其實給當下的許多人，提供了一種對抗“虛無主義”的途徑：你可能永遠不會成為基督徒，或者任何具體宗教教義的追隨者，但你依然可以去相信某種超越性的東西，從中獲得“內心的平靜”。對于高度世俗化的當今中國社會，德沃金的這個觀點是有積極的實踐意義的。

硬核讀書會：彼得·沃森同時指出了，對于普通人而言，“超驗性”的替補物可能是意識形態(tài)。周濂：確實，中國社會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當情感紐帶缺失，人們又找不到歸屬感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國家，這個時候，成為“國家主義者”似乎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尼采的名言“成為你自己”，

如今僅僅是句“口水話”

硬核讀書會：您曾經說過，尼采是自己最珍愛的哲學家。他對尚處在?年的你產生了什么影響?對于崇尚“躺平”的年輕人，他們能夠從尼采那里獲得什么思想資源?周濂：尼采不否認人生實苦，人時不時會消極、頹廢、悲觀甚至絕望，但人需要重新發(fā)掘自己內在的意志力，重新去肯定“價值”本身，然后“成其所是”。不少學者認為尼采的“超人”是“種族主義”的概念，是吹噓或頌揚金發(fā)碧眼的日耳曼民族，認為他們才是超人。但是也有很多學者不再認同這個觀點，比如查爾斯·拉莫爾就認為，“超人并不是一個不同的物種或一個更高級的種族，超人就是人自己——一旦他學會了肯認他真正所是的那個人。”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曾經評價過這個觀點，他說，尼采與歌德的根本主題是一致的，就是“個人如何滋養(yǎng)自己以圖生長？”尼采的“超人”特別像歌德在《浮士德》當中所表達的觀點——每一個人都要克服身上的惡魔，那種動物般的元素。

巴雷特說：“人必須把他的惡魔與自己融為一體，或者如歌德所說，人必須變得更善些和更惡些；樹要長得更高，它的根就必須向下扎得更深?！泵恳粋€人都是天使與惡魔的結合體，尼采所設想的“超人”無疑是要向善、向好的，但這個向善和向好并不意味著一個道德意義上的淺薄的“好”，而是“權力”或者說“力量”得到增長的那種“好”。

并且，這種向善和向好一定是跟你對這個世界和自己的人心、人性的理解深刻地綁定在一起的，它們是個完整的統(tǒng)一體。之所以要把根向下扎得很深，是為了讓樹長得更高、枝葉生長得更加繁盛。現(xiàn)在的一些年輕人，他們的根扎得也不深，枝葉長得也不高，就是在浮土上面生長的小草，迎風搖蕩，時代的風往哪吹，他就往哪兒倒。

歌德、托爾斯泰這些人，都是尼采意義上的“超人”，讀《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你會發(fā)現(xiàn)托爾斯泰對于人心之卑劣、丑惡，對人世的苦難，認知的程度有多么的深刻，他的根扎得深，但與此同時，在這些小說中你依然能夠感受到人性的光輝、自由的美好還有自然的宏偉壯麗，向上的枝葉也十分繁茂。用句古希臘的話，托爾斯泰、歌德這樣的人就是一個“完整的人”，他是一個復雜的、內蘊豐厚的、完整的人，尼采希望人應該都成為這樣的“超人”。

當然，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太高的要求。在娛樂至死的時代，每個人就想輕輕松松地當一株小草。

硬核讀書會：您在《打開》里說過尼采的名言“成為你自己”“人如何成其所是”如今被庸俗化理解了、雞湯化了，甚至淪為消費主義的口號。

周濂：沒錯，它們已經成為了一個口水話，大家有口無心地說“成為你自己”。這些偉大哲人對人類歷史與命運的觀察、提煉和總結，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像是一句“陳詞濫調”。前兩天聽一個音頻節(jié)目講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這句詩剛寫出來的時候，時人都覺得刷新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但是在一百多年后再讀這句話，它居然成了“心靈雞湯”。“成為你自己”“成其所是”尼采的這些話是如此直指人心，但也變成陳詞濫調了，為什么？因為我們只是把它掛在嘴上，我們以為我們反復說這些話，我們就可以“成其所是”，殊不知，我們是要反復地去做，真正把這些話語落實到我們的行動當中，我們才有可能“成其所是”。

我們普遍有一種意義的“焦渴癥”與“強迫癥”，越是追求意義，越是意義缺乏

硬核讀書會：查爾斯·泰勒在《現(xiàn)代性的隱憂》中指出了當今西方社會的重要病癥，即在庸俗化的“做自己”口號下，年輕人變得“自戀”“唯我”“個人主義”。他認為，在上帝死亡、神圣祛魅之后，“生活被平庸化和狹隘化”，如今則只剩下“變態(tài)的和可悲的自我專注”，人類對內在自我價值的肯定與指認雖然具有重要意義，但關于自我的理解已經被嚴重歪曲，其解決之道在于對社群價值的重建。您會怎么看待查爾斯·泰勒的診斷與方案？周濂：查爾斯·泰勒在特定的西方語境上做這樣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任何個體都不可能是“無羈絆的自我”，每個人必然生長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語境或者人際關系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可能找到與周遭事物毫無關聯(lián)的“純粹的自我”，這確實是一個幻想。

比如說，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讀西方哲學，也接受了很多關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價值，但我始終很清晰地意識到，我是個中國人，我從小到大受的古典詩詞教育和中國文化的熏陶，這是我無法徹底與之割斷的。你說這是“歷史的負累”也好，或者說它是“意義的母體”也好，總之它是你看待與理解世界的背景。

但是另一方面，社群主義并不是天然的好東西，它在給共同體成員帶來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同時，極有可能會對內造成壓制性、對外造成排他性。當年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來北京時，我曾經采訪過他，他承認“社群主義”的主張在西方有合理性與針對性，在東方則存在被歪曲和綁架的危險。

硬核讀書會：您和陳嘉映在一次叫作“為現(xiàn)代生活辯護”的對談中提到《價值的理由》中的一段話“事事都要顯得合乎或明或暗的意義才是當代生活的重大疾病。我們傾向于把平平常常、瑣瑣碎碎的動機欲望上升為觀念?！睂τ谶@個疾病，您的藥方又是什么?

周濂：現(xiàn)代生活本身需要不斷地得到辯護，這既是現(xiàn)代生活的特點，也是現(xiàn)代生活的病癥。傳統(tǒng)生活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特別的辯護，惟當生活出現(xiàn)問題時才需要辯護，而現(xiàn)代生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因為不斷處于變化之中、不斷地出現(xiàn)問題，因此需要不斷地進行辯護。?

當人沉浸于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人既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情，也不會追問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義。反之，當我們不斷地停下來，反問自己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義時，恰恰意味著人處于一種意義的缺失狀態(tài)。也正因為此，現(xiàn)代人有一種意義的“焦渴癥”和“強迫癥”，因為缺失意義，所以不斷反思，因為不斷反思，所以把那些“平平常常、瑣瑣碎碎的動機欲望上升為觀念”，因為這些抽象觀念與實際生活沒有聯(lián)結，于是益發(fā)凸顯意義的缺失，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

面對此情此景，我沒有什么良策。前不久我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說過，首先還是要投入地去做事，去做那些看似微小卻給你帶來生活實感的事情，比如講課、讀書、寫作，甚至于學一門新的樂器，或者做一次手工。只有把自己的生活和最實際的事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不至于覺得腳下是無根的。

中國人消解“虛無”的重要方式，是將它“審美化”

硬核讀書會：查爾斯·泰勒認為，人類沒辦法克服對超驗性的追求，在他看來，內心平靜的生活只能靠基督教復歸來完成。這對于中國人而言顯然是無稽之談。在處理“虛無”上，我們似乎是一個例外。正如張愛玲在《中國人的宗教》里所說:“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tǒng)觀察都指向虛無。世界各國的人都有類似的感覺，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空虛，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個新發(fā)現(xiàn)，并且就停留在這個階段。一個一個中國人看到花落水流，于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吁，感到生命之暫，但是他們就到這里為止，不往前想了?！?/strong>彼得·沃森在《虛無時代》的結語里也提到，一些人只是繼續(xù)自己的生活，并在有能力的時候及時行樂，最世俗的人或許是滿足感最強的人。您怎么看中國人對待意義世界的態(tài)度？這是一種幸運嗎？周濂：我以前讀過這段話，特別喜歡。張愛玲確實冰雪聰明，說出了中國人消解“虛無”的主要方式就是把“虛無”審美化。我們現(xiàn)在也是把悲劇審美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悲劇本身特有的沉甸甸的分量就消散掉了。

除此之外，歷史一直是中國人的“宗教”。我們講究香火傳世，從祖先到后輩連綿不絕的血脈流淌當中，我們獲得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永生。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么“非此即彼”，西方人的價值信仰會寄托在超越的唯一神上面，一旦超越的唯一神不再能全盤地控制社會的時候，價值空虛就出現(xiàn)，而中國的傳統(tǒng)讓價值有許多的立足點。除了審美和歷史，中國人對國家的信仰和崇拜也是自古如此。

幸運或者不幸運，比較難說。我在《打開》里談到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時舉過一個例子。小時候嘴饞，總是喜歡在外婆家的廚房里盤桓，我很小就注意到餐桌邊上放了一個巨長的物件，上面蓋了一塊布，直到后來才知道，那是外婆提前給自己置辦好的棺材。對于中國人而言，生和死就在一線之間。死亡如此切近，它就擺放在身邊，但我們可以用一塊布就把它給遮住了，布的外面是煙熏火燎、熱氣騰騰的世俗生活。中國人就是可以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種神奇的平衡。

你可以說，這是中國人無與倫比的生活智慧，但另一方面，因為正是因為主動地選擇不向死而生，所以也就失去了直面生死攸關的問題的勇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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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新人文浪潮計劃簽約賬號【硬核讀書會】原創(chuàng)內容，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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