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介紹了《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師曠的記載，今天我們主要來分析一下這些記載的性質(zhì)，是否是師曠小說，以及對于后世師曠小說的影響。

《左傳》《國語》中相關(guān)材料的性質(zhì)

我們所討論的重點是師曠“小說”，那么《左傳》《國語》中的記載能否被視為師曠“小說”呢？

事實上，《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師曠的記載歷來是被作為師曠“小說”研究的最重要的材料運用的。因為這些材料比較完整，具有一定的情節(jié)、對話，與我們今天所言的“小說”比較接近。故盧文暉輯佚小說家書《師曠》時也將這些材料納入其中，不少研究師曠“小說”的論文也將這些材料拿來使用。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沒有疑問，材料是有關(guān)師曠言行的記載，師曠形象得到了一定的展現(xiàn)，具有小說的某些特征。但筆者認為這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這些材料主要出自《左傳》，《左傳》記載的歷史，一般是被視為信史的，這并不符合小說“迂誕依托”“淺薄不中義理”的特點。特別是在漢代經(jīng)學(xué)獨尊時期，很難將其與“街談巷語”的“小道”相聯(lián)系。

這些材料中雖然存在被今人視為神奇的記載，卻是符合師曠瞽矇樂官身份的，若將其置于先秦的時代背景中，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師曠歌風(fēng)而知勝負，便是太師的職責(zé)所在。《周禮》記載：“太師執(zhí)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惫柿掷酢吨芤捉?jīng)傳集解》：“若謂吹律以聽軍聲，樂師之職耳。”

至于如何聽軍聲，現(xiàn)今已難以考證，《史記正義》引《兵書》云：“夫戰(zhàn)，太師吹律，合商則戰(zhàn)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shù)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贝苏f可作參考，先秦時期太師聽軍聲是否如此，則不能確定。

通過音律預(yù)知勝負興衰，體現(xiàn)了古人對于音樂的神秘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不僅僅體現(xiàn)在軍事戰(zhàn)爭之上，樂與政通的思想也體現(xiàn)了這一點?！抖Y記·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正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正通矣。”

因此，師曠歌風(fēng)與我們所熟知的季札觀禮，都是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中出現(xiàn)的。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師曠吹律顯然是不能被視為“小說”的。

又如師曠推算年齡一事，也與瞽矇樂師職責(zé)有關(guān)。

《周禮》：“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鳖壍穆毼浑m次于太師，卻和太師同屬瞽矇樂官系統(tǒng)。師曠對譜系紀年的諳熟，正是瞽矇樂官“世奠系”的職責(zé)。

所謂“世奠系”，鄭玄《周禮注》引杜子春曰：“世奠系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蒙主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

正是對諸侯、卿大夫世系的熟悉，師曠才能迅速斷定長者年齡，并說出長者出生那年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因此，此事并不稀奇，亦無神秘之處。

此外，瞽矇樂官還具有勸諫君王的職責(zé)，即“瞽為詩，工誦箴諫”。而從以上材料來看，師曠亦多勸諫之詞。如師曠對衛(wèi)獻公被逐之事以及石頭說話之事的觀點都是師曠委婉勸諫的表現(xiàn)。而石頭說話一事，本身具有神秘性，師曠卻沒有將神秘性作為敘述重點，而是將重點引向勸諫，保持了整體事件記載的平實風(fēng)格。

第二，這幾段記載中，師曠形象并沒有得到特別突出表現(xiàn)，材料所敘述的重點并沒有集中到師曠一人身上。如《襄公十八年》記載，雖然記載了師曠對軍情的預(yù)判，但其預(yù)判是和其他人的預(yù)判并列出現(xiàn)的，并沒有超越他人的高明之處。同樣的情況在《襄公三十年》師曠推知年歲之事中也存在。而從整體來看，師曠的賢臣形象，在《左傳》《國語》所記載的眾多賢臣形象中，也并無特殊之處。有些學(xué)者曾指出師曠言行，體現(xiàn)出民本思想。而事實上，師曠的民本思想，也是和《左傳》《國語》的整體思想特征相一致的。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并不主張將《左傳》《國語》中這些材料視為“小說”。

《左傳》《國語》為“小說”中師曠形象確立的特征

《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師曠的記載不能被視為“小說”，但卻為后來師曠“小說”的創(chuàng)造確立了師曠的形象特點。這些特點成為后世師曠“小說”衍生附會的基礎(chǔ)，后世產(chǎn)生的眾多的師曠“小說”，大都圍繞這些特點展開，因此《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師曠的記載，是后世師曠“小說”最為重要的材料來源。

第一，預(yù)知吉兇。在《左傳》《國語》的記載中，師曠多次預(yù)言吉兇，這一點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的是“師曠歌風(fēng)”一事。師曠通過歌風(fēng)，預(yù)知“楚必?zé)o功”。此外，師曠預(yù)言公室即將衰微，以及預(yù)言齊軍撤退都體現(xiàn)出師曠預(yù)知吉兇的特點。欲知禍福吉兇，歷來是小說夸飾的重點，師曠既然具有這個特征，也必然會附會出許多師曠預(yù)言吉兇禍福的“小說”來?！痘茨献印R俗訓(xùn)》即言：“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毕噍^《左傳》記載，《淮南子》明顯具有“小說”特征，雖然《淮南子》只有片言，但可以想見，當(dāng)時所流傳的師曠“小說”中，師曠預(yù)知禍福的能力已經(jīng)得到了突出強調(diào)。

第二，博物廣知。無論是師曠識別鳥聲，還是對石言的解釋，又或是推知年歲，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師曠博物廣知的特點。宋張綱《華陽集》卷三十四《次韻國衡》一詩，有“師曠賢多知，蒼史圣重目”之句，詩中師曠與倉頡對舉，而師曠所被強調(diào)的正是“多知”。所謂“多知”應(yīng)該就是指師曠博物廣知而言。博物一直是古代小說中的重要內(nèi)容。從《山海經(jīng)》起，地理博物類著作層出不窮即說明了這一點。漢代小說中孔子博物廣知的一面即被突出強調(diào)，這背后的原因應(yīng)該是和師曠相通的。如《孔子家語·致思第八》記載孔子辨萍實：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 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 ?！笔拐叻?。王遂食之，大美久之。

此事又見《說苑·辨物》，足見流傳之廣。在《辨證第十四》還記載了孔子識“商羊”的故事。而在《辨物第十六》中，類似記載更多。

后世有關(guān)師曠博物廣知的“小說”也出現(xiàn)不少。如《說苑·辨物》所載：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睅煏缭唬骸俺悸勚?，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huán)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huán)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于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dāng)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dāng)生蒺藜?！逼焦唬骸敖駷橹魏?？”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敝羴碓掳巳盏玫^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這段記載，“迂誕依托”的小說特點是十分明顯的，但其中表現(xiàn)出師曠博物的一面并非完全虛夸之言，而是與史書中師曠的博物廣知存在關(guān)聯(lián)的。又如《說文解字·鳥部》：“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也明顯是博物之類的記載。也正基于師曠的博物廣知，后世出現(xiàn)的鳥類學(xué)博物著作《禽經(jīng)》才托名師曠所作。

第三，善為勸諫。在《左傳》《國語》的有關(guān)記載中，師曠多次勸諫國君，皆為良言，故叔向感嘆：“子野之言，君子哉！”大臣勸諫國君的模式，是后世小說借賢臣之口表達自己觀點的重要方式。在后世小說中，師曠往往作為賢臣的形象勸諫晉平公。

師曠這三個方面的特點，在后世師曠“小說”中被突出強調(diào)，正是基于此，我們才說《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師曠的記載雖然不能被視為師曠“小說”，卻成為后世師曠“小說”的重要來源。

后世師曠“小說”的衍生方式

《左傳》《國語》中有關(guān)記載為后世小說確立了師曠的形象特點，圍繞這些特點，衍生出了不少的師曠“小說”。這些衍生出來的師曠“小說”雖然數(shù)量上很龐大，但其衍生方式主要只有兩種：

第一，脫離原有場景和社會背景。上文已敘，師曠預(yù)知吉兇、推算年歲能能力是符合其瞽矇樂官的職能的，在史書中是不能被視為“迂誕”的小說的。但在后世小說中，事件發(fā)生的背景，以及巫風(fēng)背景都不存在的情況下，師曠預(yù)知吉兇、推算年歲的能力就顯得神秘離奇。同時，這些材料中與師曠并列出現(xiàn)的人物一旦被人為的忽略，將所有材料集中在師曠一人身上，師曠的神秘性就得到了突出，便形成了“迂誕”的“小說”。

如《太平御覽》卷五七七引《蔡琰別傳》：

琰，字文姬，陳留人，漢左中郎將蔡邕之女。少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辩吖蕯嘁幌叶鴨栔唬骸暗谒南?。”邕曰：“偶得之耳?！辩唬骸皡窃^化，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fēng)不競。由此觀之，何不足知也。”

蔡琰所言師曠吹律之事，當(dāng)本于《左傳》中的記載。但脫離了《左傳》的敘述體系、歷史背景，這里的師曠歌風(fēng)，呈現(xiàn)出更為明顯的“小說”特征。

第二，依托其名?！耙劳小笔窍惹貎蓾h“小說”的重要特點。古人引用小說，不是為了完整真實敘述事件而是為了通過小說說明某種道理。相較道理本身，小說的完整與否、真實與否都無關(guān)緊要。甚至為了增強說服力，人為的改變事件，改變事件的主角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后世依托師曠的小說并不在少數(shù)。如《左傳·昭公九年》記載：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xué)人舍業(yè)，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庇诛嬐怄枣允逶唬骸芭疄榫浚瑢⑺久饕?。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币嘧燥嬕玻唬骸拔兑孕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惫f，徹酒。

《左傳》原文中的“工”并非師曠，但由于師曠為晉平公身邊最重要的樂官，后人依托此事中的“工”為師曠。如《禮記·檀弓下》即直接言明是師曠等人陪晉平公宴飲：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diào)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倍攀壢雽?，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庇肿?，曰：“調(diào)飲斯?！庇肿?，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diào)何也？”曰：“調(diào)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薄盃栵嫼我?？”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逼焦唬骸肮讶艘嘤羞^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zé)o廢斯爵也?！敝劣诮?，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對比兩則材料，所敘述的顯然是同一事件：第一，兩則材料的主角相同，即屠蒯。《禮記》雖作“杜蕢”，實為一音之轉(zhuǎn)。第二，事件主題一致，即勸誡晉平公違禮行為。但在《左傳》中并沒有將在場的“工”認為是師曠，而《禮記》則直言其為師曠?！蹲髠鳌冯m然簡略，卻可能是更接近事實的記載；《禮記》雖然翔實，卻顯示出依托的特征。

又如《隋書·王劭傳》記載：“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憋@系小說家之言，而這則材料也是依托之作?！皠谛健弊畛跻娪凇妒勒f新語》，《世說新語·術(shù)解》：“荀勖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也?！呶粗?，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边@件事情，完全一致，僅僅在人物上進行了置換，也顯示出依托的特征。

這兩種方式，尤其以第二種運用得最為廣泛，因為編造出符合師曠特征的故事附會在師曠身上，具有更強的創(chuàng)造性，可以創(chuàng)造出層出不窮的師曠“小說”，且更具有情節(jié)，更加生動。而第一種方式，受到原有材料的桎梏，僅僅在原有材料基礎(chǔ)上進行夸大，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