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V-ii.“mon ami”（我的朋友）

像很多波旁一樣，“路易十八世”在共和國的“官方”教材中被描繪成一個荒誕的昏君，任何私人瑕疵都被夸大到夸張的程度，不用說他本身就“肥得像只木桶”。不過如果任何人仔細審查路易十八世治內(nèi)的各種政策，都會同意他完全配得上一個更公正的評價。

1814年重返杜樂麗后，路易十八世試圖調(diào)和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法國有一半人想榮耀革命，無視其中的所有恐怖；另一半想完全否決它”。對于往事，路易十八世的行事準則是“原諒和遺忘”：除了1792年投票支持判決路易十六世死刑的一批“弒君者”，大部分“革命者”都沒有收到追究。一些“弒君者”被流放，不久后都得到赦免。到了1815年，重返巴黎的路易十八世對國內(nèi)的處理也很腳踏實地：只要在百日戰(zhàn)爭期間沒有依附波拿巴的，無論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一切前情既往不咎；至于“遺忘”，國王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后的國家現(xiàn)狀，保留了一些1789年以來的政策，同時他試圖裝作“革命”從來不存在。甚至不會在公文里提起“革命”這個字條。而1789年到1814年之間他只是從法國“缺席”了。

國王的原則無疑在于盡力避免激發(fā)內(nèi)部沖突——治內(nèi)十年，路易十八世甚至沒有舉行過加冕儀式——國王的“原諒和遺忘”措施非常成功，他與生俱來的強烈幽默感也成為一些矛盾狀況的潤滑劑。

作為一個“自由派”，路易十八世試圖把英國的議會制帶到法國。他稱“1814年特許憲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 du 4 juin 1814）是一個“自由和君主制的憲章”，以及來自國王的“特許狀”（Charte）。其中聲稱，君主統(tǒng)治的權(quán)威來自“天主的恩典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說，國王的正統(tǒng)性對有神論者而言是“君權(quán)神授”，對無神論者而言則出于國家的行政原則——像拿破侖一樣，路易十八世只宣布天主教是法國人的“主要信仰”，并沒有恢復(fù)其原本的“國教”地位。

類似的“妥協(xié)”和“調(diào)和”貫穿了國王在其它領(lǐng)域的政策。自然而然的，左右雙方的極端派都有怨言：自由派認為仍堅持提出“君權(quán)神授”國王太“保守”，保守派認為接受了“革命創(chuàng)新”的國王太“自由”。他的“原諒和遺忘”政策更引來不少保守派的批評，聲稱波旁“原諒昔了日的敵人；遺忘了為王座付出過的人”。而他們對國王的最大抱怨是“不知感恩”。

1796年前后“半路出家”，從事保王活動的“前”共和軍軍官們復(fù)辟后的處境并不比之前更好：1804年和卡達杜爾的策劃失敗后皮舍格呂被捕入獄，蹊蹺的在牢里“用領(lǐng)帶勒死了自己”。復(fù)辟后曾有計劃為他豎立紀念雕像，但沒有后文。畢竟皮舍格呂在1795年的海德堡之戰(zhàn)中出賣戰(zhàn)友儒爾當?shù)男袨樽C據(jù)確鑿；Danican在葡月政變后逃亡出國，在瑞士開展秘密活動。波旁沒有認可Willot少將授予他的準將軍銜，后者短暫回國后重返英國，和皮賽一樣過著隱居生活終老；“仁善會”的創(chuàng)立者Papin從來沒有獲得他在戰(zhàn)爭期間損失財產(chǎn)的補償，甚至差點被追究他在革命期間的“罪行”，所幸審判時全票通過認同他無罪。一番周折后Papin的準將軍階獲得承認，但并沒有得到圣路易十字等軍事榮譽；最大的“幸運兒”是Willot，他順利獲得了退休金，帶著各種榮譽從軍隊退役。就像是杜羅（Turreau）。

歸來的國王“不計1792年到1814年之間的前情”，杜羅再一次精確“把握”住時代的浪潮，最大程度的從中受益。

盡管革命期間親近“無套褲漢”派系，杜羅并不是革命的狂熱支持者。1793年，他曾在一封信中清醒的指出，國民公會權(quán)力太大沒有制約存在隱患。熱月政變后，杜羅因為在旺代的“縱隊計劃”被指控戰(zhàn)爭罪。他很快獲得“赦免”。但杜羅拒絕接受赦令出獄，他堅稱自己在旺代“只是在執(zhí)行命令”，而他的“命令”直接來自救國委員會的“某些成員”——無疑“某些成員”中，最無法推脫責任的是卡諾（Carnot）。熱月政變后卡諾短暫失勢，但很快洗清了一切指控成為督政官。另外，杜羅在1793年下達給軍隊的作戰(zhàn)部署中寫的很明確，如何執(zhí)行命令的全部權(quán)力在于各個縱隊的將軍們——難道任何人有任何實際證據(jù)能夠證明，他曾經(jīng)發(fā)布命令，或者帶領(lǐng)縱隊在旺代鄉(xiāng)間婦孺不分的燒殺搶掠？從1793年底到1794年春，杜羅擔任西方軍團總指揮期間根本沒踏進過反叛區(qū)！此外，是國民公會以斷頭臺逼迫他盡快平亂，他“逼不得已”才采取嚴厲鎮(zhèn)壓措施的：“……總是斷頭臺！”——總而言之，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杜羅要求軍事法庭對他的案件進行審判，只在被裁定“無罪”的情況下才肯離開監(jiān)獄。“獲得赦免”和“無罪釋放”存在本質(zhì)的區(qū)別，杜羅再一次做出了最“明智”“長遠”的選擇：國內(nèi)政治局勢動蕩不定，被裁定“無罪”不但能徹底的正式洗掉所有罪責，還能避免未來再因此事受到“追究”。而他要做的全部只是在牢里耐心的多呆幾個月。

杜羅的自信不僅來自他“在高層的朋友”，根本原因可以用凱西耶受審時的自辯詞概括：“——為什么今天你們指責我，為你們自己的投票和法令要求的行為？公會想要給自己定罪嗎？……如果我被定罪，這里所有人所有東西都有罪，包括主審的手鈴！”——再說，反正西部的幾十萬人口統(tǒng)統(tǒng)是“人類種族的滅絕者”“怪物”凱西耶消滅的。他已經(jīng)被處決了。

被關(guān)押期間杜羅還寫成了為自己辯解的旺代戰(zhàn)爭回憶錄，其中條理周密的解釋了“降低人口”的概念。這本書問世后，同時激怒了藍白雙方的戰(zhàn)爭親歷者。時在倫敦的安茹軍舊部Bertrand Poirier de Beauvais（1750-1826）看完此書怒不可遏，當即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反擊。“藍營”一方，“紹萊共和派”薩瓦利（Savary）同樣對杜羅在回憶錄中的說辭很憤慨，也萌生出要整理旺代戰(zhàn)爭歷史的想法。薩瓦利在旺代的舊長官坎科洛（Canclaux）一直和他私交很好，坎科洛承諾薩瓦利開始提筆寫作時，就把自己保存下來的所有相關(guān)檔案文件都給交他。

1795年九月，杜羅經(jīng)審判后無罪釋放。出獄后他給拿破侖寫信，希望在軍隊中獲得新的職位。他聲稱自己被囚禁期間所有家具都被變賣了，“包括我妻子的床”?，F(xiàn)在他家徒四壁并且有五個孩子要養(yǎng)活（包括一個私生子和一個養(yǎng)子）。實際上，杜羅的第一任妻子在1794年就跟他離了婚，“他妻子的床”當然不會在他家里！

杜羅在波拿巴治下的“職業(yè)生涯”很順利，一部分出于拿破侖和他的堂親Louis Turreau的妻子的親密關(guān)系。1803年，杜羅出任美國大使。這時杜羅已經(jīng)續(xù)娶，女方是烏撒（Ronsin）的遺孀。美國人對杜羅在旺代的舉止不知詳情，但紛紛傳講他是個“本性兇蠻”的人——任期內(nèi)杜羅在英語資料圈留下了“家暴男”的名聲：每當大使和大使夫人進行一些“肢體沖突” ，杜羅就會讓他的秘書演奏樂器掩蓋聲音?！緜?cè)批：有的說是杜羅單方面施暴，有的說是夫妻對打。樂器有鋼琴小號小提琴等等說法】

杜羅從來不是一個“情緒化”的人，他的“清醒”和“睿智”讓他成為一個政治風向標，總能敏銳準確的洞察出形勢走向。很難說杜羅是從何時開始支持復(fù)辟的，不過到了1814年，杜羅儼然成為波旁的首批擁護者。國王歸來后果然“不計前情”，優(yōu)待所有支持者。杜羅的一切榮譽待遇照舊，貝里公爵還給他發(fā)了圣路易十字勛章，并簽發(fā)了他女兒的婚姻證書。

1815年，拿破侖進軍巴黎，杜羅寫了本反對“特權(quán)者”歸來的手冊。然而等后者進入巴黎，杜羅又轉(zhuǎn)向主管軍事的達武元帥求職（這時他的二婚老婆也跟他離了。傳言杜羅恢復(fù)單身后曾試圖追求離婚的“前”皇后若瑟芬）。達武對他的反復(fù)行為深感不齒，將他擱置一旁沒作理會。等待波旁再次回到杜樂麗宮時，因為杜羅在百日戰(zhàn)爭期間沒有在拿破侖政府中任職，恢復(fù)了他的職位和榮譽。次年，杜羅作為路易十八世的中將帶著圣路易十字離世。

國王對杜羅的種種優(yōu)待讓很多經(jīng)歷過西部戰(zhàn)爭的保王軍舊部紛紛揚眉側(cè)目。盡管出于“禮貌”沒有人公開抱怨，仍有不少流言蜚語。最廣泛的一個流言是，1823年昂古萊姆公爵訪問旺代時招杜羅陪同前往?。ㄆ鋵嵍帕_在七年前已經(jīng)死了！）而旺代人最強烈的不滿，也只是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出來：據(jù)說某日路易十八世打算訪問旺代。他想起杜羅，打算讓他陪同前往。旁邊人立刻出言阻止——“不，陛下。尤其不能是這個人！”。

一些與杜羅時代相近的歷史作者，常會略帶諷刺的提到一個細節(jié)：其實杜羅的姓氏原本并不是“杜羅”，他的全名是“Louis Marie Turreau de Garambouville”。革命前杜羅的姓氏是“de Garambouville”，公文中的頭銜是“chevalier de Garambouville”（Garambouville騎士）。革命期間，親近無套褲漢的杜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帶有革命色彩的“杜羅”。第一帝國時期杜羅獲封男爵，他的姓氏成為“Turreau de Linières”。復(fù)辟后杜羅恢復(fù)本姓“ Turreau de Garambouville”——革命以來的二十多年間，杜羅改了三次姓！【側(cè)批：法版“三姓家奴”】

第二次復(fù)辟后產(chǎn)生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白色恐怖”或“保王派反撲”的主力往往是曾經(jīng)最積極的“革命者”——復(fù)辟后一些地區(qū)出現(xiàn)的“狂熱保王黨”的數(shù)量和激情都很驚人，令人好奇1793年和1794年這些人們在做什么。不難想象為什么尚賓諾在回憶錄里抱怨，1793年法國的其他地區(qū)非但沒有“效仿他們的榜樣”，反而“出于懦弱”前來旺代“促成我們的毀滅”——其中一個典型或許是1793年的“熱忱革命者”，1814的“熱忱保王派”，1815年加入旺代保王軍的Simon Canuel。1815年波旁歸來后，Canuel不惜余力的積極追討昔日“革命同志”，不放過一個“共和派”和“波拿巴派”。他的一系列活動中最大受害者是塔沃（Travot）。

“好共和派”塔沃是少數(shù)復(fù)辟后堅持共和派立場，主動請辭的軍官。他在安茹買了座莊園，1815年后辭去軍中職務(wù)，打算從此退休隱居。塔沃在旺代廣受雙方派系的尊重，但在巴黎，他1793年的“藍兵戰(zhàn)友”Simon Canuel正籌劃著要置他于死地。

1816年一月，Canuel拘捕了塔沃。隨后的審判完全在Canuel的操控之下，控方羅列的罪名沒有實際證據(jù)，大多荒誕不經(jīng)——塔沃的罪狀包括“寬宏大量”（clémence）：對方聲稱他通過“寬大”為“革命”拉攏人心。庭審期間，Canuel甚至下令逮捕了塔沃的辯護律師。最后塔沃被判處死刑。所幸前往處決場地時，他的家人在“法院臺階前”遇到某個國王顧問（Ministère de Roi），后者對這件“借國王的名義所行的不義之舉感到可恥”，上訴路易十八世為塔沃求到“赦免”。他的死刑改為“監(jiān)禁”，被關(guān)進北部的哈姆要塞（fort de Ham）。

其后的兩年間，塔沃的妻子四處奔走為他翻案伸冤。1819年，經(jīng)查理十世之子昂古萊姆公爵直接介入，塔沃重獲自由。然而他被釋放時“ 即感受不到悲傷也感受不到喜悅”：庭審期間塔沃出現(xiàn)精神失常的癥狀，獲釋時人們發(fā)現(xiàn)他“失去了理性”。

塔沃住進巴黎近郊的一家養(yǎng)護中心，拒絕與家人朋友見面。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十八年后他的幺子終于再見到父親時，是一副躺在棺材里的冰冷尸體。

1838年，拉羅什為塔沃豎立紀念雕像。塔沃的幺子應(yīng)邀給父親寫了篇簡短的傳記。盡管很多話題在這個時期仍然敏感，塔沃的兒子在傳記中仍對夏雷特充滿敬意——似乎經(jīng)歷種種世態(tài)變遷人情冷暖之后，他覺得他父親在旺代最可敬的“舊交”是夏雷特。

沒人知道夏雷特被處決前和塔沃說了什么。塔沃被譽為“夏雷特的征服者”，或許是出于對死者的尊重，或許是避免揭開內(nèi)戰(zhàn)舊傷激發(fā)矛盾，除了戰(zhàn)斗結(jié)束當日上交給奧什的報告，塔沃私下從未提過他在沙彼特耶堡的“光輝戰(zhàn)績”。他甚至沒有與家人講述過：塔沃的幺子所寫的小傳中，全盤采用了Beauchamp書中對沙彼特耶堡戰(zhàn)斗的敘述。【側(cè)批：又是一個口風超嚴的。在拉羅什大學圖書館扒出這本小傳時以為會有私料。翻完后失望的同時對塔沃的人品肅然起敬】

百日戰(zhàn)爭期間，卡特利諾唯一幸存的第八個兒子Jacques-Joseph Cathelineau也參與了西部起義。復(fù)辟后獲封伯爵，成為第一個“de Cathelineau”。于是安茹軍中繼鞋匠侯爵佛斯緹爾之后，又出了一位織工伯爵。此后Jacques-Joseph進入國王的軍隊，并像他父親一樣因為虔敬慷慨廣受尊重，被周圍士兵稱為“查理十世衛(wèi)隊的圣人”（le saint de la garde de Charles X ）。

至于參加過1793年戰(zhàn)爭的旺代老兵們，國王“給他們分發(fā)了圣路易徽章、津貼和封爵信，然后就忘了他們”。通常津貼少得可憐，只具有象征意義。大多數(shù)人什么都沒有。很少有人抱怨。只有旺代軍曾經(jīng)的長官如薩皮諾，羅什雅克蘭，莫夫里耶等人，仍不斷為一些生活困難的老兵和他們的遺孀家屬申請補貼。

旺代軍的軍官中幾乎沒有人主動要求津貼。到第二次復(fù)辟時，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有了穩(wěn)定的家業(yè)?；蛘吒蛔慊蛘咿讚?jù)，足夠養(yǎng)家糊口。但他們要求的遠比錢和榮譽更棘手，他們要求“公義”。

因為Le Bouvier-Desmortiers在1809年出版的夏雷特傳記中聲稱耶桑特和Guerin的弟弟賣主求榮，幾人一直被不明真相的保王派們攻擊。期間耶桑特等人曾聯(lián)名印發(fā)手冊，反駁Le Bouvier-Desmortiers的指控。第二次復(fù)辟后，耶桑特終于有機會徹底洗清名譽。

1815年，耶桑特上書戰(zhàn)爭部，要求組織軍事法庭，正式審理他在1796年戰(zhàn)爭中的“背叛”指控。1815年九月，這樁陳年遺事在拉羅什開庭審判。塔沃當年的副官作為證人為他辯護；塔沃也寄來聲明，作證夏雷特被捕時他和耶桑特等人沒有聯(lián)系，也沒有任何人給他傳遞過消息。庭審進行了兩次，最后當時的戰(zhàn)爭部長親自寫信給下盧瓦內(nèi)省長，宣布耶桑特不僅在1793到1796年的戰(zhàn)爭中“清白”，并且為“國王的事業(yè)”犧牲巨大，值得一切榮譽和贊賞。Le Bouvier-Desmortiers則被勒令發(fā)布公開信向耶桑特正式道歉，承認自己寫書時沒有核實信息。

所有家產(chǎn)在革命中被收繳殆盡，父母上了斷頭臺，兩個兄弟全部在波旁白旗下戰(zhàn)死。復(fù)辟后耶桑特從來沒有收到任何津貼、表彰、或者軍事榮譽。一些旺代軍首領(lǐng)為他深感不平，反復(fù)向政府部門抗議。耶桑特本人并不在乎，他已經(jīng)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

1817年，下普瓦圖的另一個“軍團”首領(lǐng)，夏雷特的“學弟”Monnier受國王委托，整理旺代保王軍的軍官檔案并確定每個人的津貼數(shù)額。似乎有計劃建立一個專門負責此事的“委員會”，不過這件事從來沒有發(fā)生過。Monnier在這個“一個人的委員會”里獨自工作了三年，詳細記錄下尚在世的戰(zhàn)友名單，回憶起他們昔日的每一場戰(zhàn)斗，據(jù)此計算出多數(shù)不會兌現(xiàn)的津貼。

和很多旺代軍舊部一樣，Monnier也收到了國王頒發(fā)的圣路易十字勛章和封爵信。Monnier拒絕接受爵位，要求國王為他們授予軍銜。

革命以來旺代人被冠以五花八門的稱呼：“土匪”、“亂黨”、“陰謀團伙”、“狂熱分子”等等。最緩和的是“我們迷失的兄弟”。Monnier以一個前哲學生的敏銳，準確抓住了問題的本質(zhì)：他要求為旺代保王軍的所有人“正名”。

取得軍階無異于得到國王的認可，承認旺代人的戰(zhàn)斗有正式的“使命”：他們的戰(zhàn)斗和波旁的權(quán)威一樣“正當合法”。那么哪怕后世政權(quán)更替，與他們派系不同的后人也無法從原則上指摘他們起兵的“正當性”——如果1793年以來在西部“平亂”的共和軍是“官兵”，旺代人同樣是。無論是他們，還是他們所有死在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友與親友都不是“土匪”或“叛軍”；旺代人發(fā)動戰(zhàn)爭也不是“掀起內(nèi)戰(zhàn)”，而是為維護法蘭西“合法政府”戰(zhàn)斗的“國王的軍隊”?！緜?cè)批：提問“學哲學有什么用”的同學，請看Monnier】

薩皮諾和時在眾議院的尚賓諾等人一同為此上書陳情，國王靜悄悄的批準了他們的要求。胡波耶，F(xiàn)ugaret，Dubois等下普瓦圖軍的“軍團”首領(lǐng)分別獲得中尉軍銜。

路易十八世1824年過世，隨之即位的查理十世是個“極端保王派”。查理十世在應(yīng)當如何對待旺代戰(zhàn)爭的問題上同樣顯得為難，秉持“極端保王主義”（ultracisme）的國王自然而然需要聯(lián)合各個省份的“極端保守派”。不過下普瓦圖人仍然記得1795年還是阿圖瓦伯爵的國王在圣讓德蒙島的行為。“國王的弟弟”事后發(fā)表的各種辯解從來沒有說服他們，但是他們愿意原諒他。就像夏雷特一樣。度量苛刻的下普瓦圖人評價新國王“比他的前任們好一點”。

1826年，萊日重建了戰(zhàn)爭中焚毀的禮堂，前面豎立起一座夏雷特的雕像。國王派來出席揭幕儀式的是de Rivière公爵。三十一年前，de Rivière是阿圖瓦伯爵的副官，負責給下普瓦圖的保王軍傳遞消息。他在夏雷特的營地停留過一段時間。也是他在海邊給夏雷特帶來了阿圖瓦伯爵“延遲”登陸的消息，以及那柄刻著“我決不放棄”的佩劍。

前來迎接de Rivière的除了市長和議員們，還有不少曾在戰(zhàn)爭時期見過de Rivière的夏雷特舊部。他們紛紛議論：“如果他（de Rivière）認出了我們，一定會擁抱我們。因為他不是一個傲慢的人”。下車后看到熟悉的老面孔，de Rivière挨個擁抱了他們，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和他們當年的職務(wù)：“我可憐的朋友們，戰(zhàn)爭饒過了我們：你們必定飽受磨難。但是贊美天主，我們又見面了。國王派我前來，確保你們知道你們都在他心上?！?/p>

與de Rivière同行的還有同是貴族院院士的夏雷特男爵（Athanase de Charette de La Contrie, 1796-1848），也就是夏雷特的小侄子——夏雷特的大侄子在百日戰(zhàn)爭期間陣亡——夏雷特的小侄子與他同名，在他的父親和叔父先后作為叛黨被處決的那年出生。聚集的人群認出了他，爆發(fā)出陣陣歡呼：“夏雷特萬歲！我們的將軍的侄子萬歲！”

次日的宗座大禮彌撒由南特和呂宋的主教共同主持。呂宋主教René-Fran?ois Soyer（1767-1845）也是1793年戰(zhàn)爭的“幸存者”。Soyer的父親是個馬夫，在昂熱完成神學學位后于1791年晉鐸。1793年的戰(zhàn)爭中，Soyer的三個兄弟全部在保王軍任軍官。堅持不宣誓的de Soyer沒有流亡出國，長期潛藏在普瓦圖地區(qū)。1795年后，Soyer曾負責尚佐堂區(qū)的教務(wù)。第二次復(fù)辟后的次年，Soyer出任呂宋主教。

呂宋主教與de Rivière公爵也是“老相識”。見面時他向de Rivière介紹了一個孤兒：男孩的父母都死在戰(zhàn)爭中，還有個眼盲的姐姐，現(xiàn)在兩人靠鄉(xiāng)民的慈善過活。de Rivière記起了兩人父親的名字，三十一年前他曾在夏雷特的營地見過他，是軍隊中最忠誠的戰(zhàn)士。de Rivière許諾會盡全力周濟他們。

當年的老兵們依次序站在各自的堂區(qū)軍旗下。出席儀式的還有旺代縣長的薩皮諾，尚在人世的“軍團”首領(lǐng)都來了：耶桑特，Dubois兄弟，F(xiàn)augaret，Monnier，尚賓諾……時任旺代縣長的薩皮諾。甚至還有羅什雅克蘭家的人：亨利的弟弟奧斯丁和侄子亨利。

出席揭幕儀式的還有些意料之中的意外面孔：薩皮諾的證婚人，時任盧瓦內(nèi)大區(qū)市政議員d的Francois-Pierre Blin。作為1795年“藍白和議”的“中間人”，Blin曾與Bureau一起帶著夏雷特的軍旗去巴黎的國民議會。他也是1795年坎科洛在南特的醫(yī)生。作為雅各賓俱樂部的創(chuàng)立成員之一，復(fù)辟后Blin不僅成為保王派，還成了“保王派反撲”的積極分子。因為他的一些舉動過于激進，他的醫(yī)學院老同學指責他“又戴上了革命時的紅帽子”。Blin不以為意，笑著調(diào)侃說自己確實應(yīng)當被吊死。

次日，八十個神父組成游行隊列，唱起“Exaudiat te Dominum”徐徐前行步入禮堂。這些神父中包括夏雷特軍隊的總務(wù)長Remaud神父，沙彼特耶堡的戰(zhàn)斗中最后一個離開夏雷特身邊的同伴之一。以及曾是夏雷特軍中老兵的萊日本堂，他在戰(zhàn)爭中被子彈打傷了腿。戰(zhàn)后年輕人找到圣召，完成學業(yè)后晉鐸，回到家鄉(xiāng)服務(wù)。

“南特主教閣下所獻的彌撒中，樂手們演奏起宗教樂曲和軍樂。舉揚圣體的莊重時刻萬籟俱靜，所有“軍團”的軍鼓同聲響起……所有人都屈膝。所有“大人物”和“小人物”都低下他們的頭。被子彈洞穿，被硝煙渲染的戰(zhàn)旗和旌幟都在天主之前卷起……”【側(cè)批：“mass of the ages”……就在幾十年前，我們的司鐸可以充滿自信的宣稱“無論在世界各地，我們有一個彌撒一個語言”】

彌撒結(jié)束后，呂宋主教de Soyer登上臺階為眾人頒發(fā)了他的宗座降福，人們再次低頭。這個場景讓不少下普瓦圖的老兵們回憶起，三十多年前還是一個普通神父的Soyer也是這樣站在他們之中，戰(zhàn)斗前為他們頒發(fā)降福和集體赦罪。

這個時候也仍有很多人清晰的記得，Soyer在1799年的尚佐主持的五旬節(jié)“野地”彌撒的景象——“人質(zhì)法令”出臺后宗教政策再次收緊，Soyer在堂區(qū)教友庇護下躲藏。只在夜幕降臨后出門活動，或者去教友家送圣事，或者召集孩子講授教理。五旬節(jié)的凌晨，旺代人趁月色悄悄摸黑聚集到一座山谷中，參與當日的大禮彌撒。前來初領(lǐng)圣體的孩子有四五百之多，人人身著節(jié)日盛裝。

Soyer穿的祭披是堂友從被剽掠燒毀的教堂廢墟中搶出來，而尚佐堂的圣爵底座被子彈打了個洞，是1795年死在尚佐鐘樓之戰(zhàn)中的Blanvilain神父的遺物。彌撒結(jié)束后，Soyer觸景生情，獨自唱起Veni Sancte Spiritus（圣神降臨誦）——“起初響應(yīng)歌聲的只有山谷的回音。因為懼怕吵醒共和軍使這場虔敬儀式被鮮血玷污，教友們一直不敢出聲。但聽到這支長久以來他們在勝利后唱起的圣歌，沒有什么能阻攔人們的熱情。他們遺忘了慎智的建議，上千旺代人禮贊天主的的歌聲響徹山丘”?！緜?cè)批：尚佐的教友和本堂統(tǒng)統(tǒng)歷史性的彪】

接下來，幾個特邀賓客依次發(fā)表講話。第一個演講的是南特主教，內(nèi)容主旨無非是激發(fā)人們的信仰心。不過其中有一段內(nèi)容，近乎先知：“……世上可見的榮譽是什么？我們建立紀念物一無所用：他們?nèi)绱舜嗳?，正如他們所代表的英雄。就像神圣?jīng)卷告訴我們的那樣，他們是那些建立他們的人的微小安慰，對其他人則毫無意義……”

很難說南特主教的話語會否在到場者心中激起一些漣漪，之后發(fā)言Le Bouvier-Desmortiers很快將氣氛推向了高潮。Le Bouvier-Desmortiers是夏雷特的初版?zhèn)饔涀髡吆退顭岢赖霓q護者，他原本是這次紀念活動的籌備委員會主席，之后因為“一些原因”卸任?！霸颉笔鞘裁床浑y想象：此前Le Bouvier-Desmortiers曾在夏雷特的傳記中指控耶桑特等人背叛，直到第二次復(fù)辟后才在法庭裁決下向幾人正式發(fā)表書面道歉，導致他和夏雷特舊部們的關(guān)系頗為坎坷。

Le Bouvier-Desmortiers發(fā)表講話時十分激動，甚至于熱淚盈眶。或許啟發(fā)了尚賓諾在回憶錄中寫下“他（夏雷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說起他來都很激動”。

所有的演講者中，薩皮諾的發(fā)言最簡短。他形容這個儀式是“公義”的體現(xiàn)，他的結(jié)束語是：“不朽的夏雷特！你是我的朋友，光輝的陰影！今天接受你的同伴們的致意：很快重復(fù)你的光榮的聲音將會熄滅；但這座紀念物將把他們傳遞給未來的人們，慷慨的心靈總會在其中找到可貴的赤誠榜樣”。

或許這也是當日聚集而來的很多人的心聲。三十多年后，當年的是非對錯和激烈情緒都已經(jīng)平淡。比起瞻仰英雄，他們更多是來懷念一個老朋友：一個遠非完美的朋友。就像他們每個人都并非完人。

這天到場的還有夏雷特的“女朋友”們："1826年九月四日，萊日的紀念禮堂前的夏雷特雕像揭幕儀式上，在人頭攢動的觀禮者中，我們看到一個大約六十多歲的婦女，舉止優(yōu)雅高貴，面孔瘦長甜美毫無皺紋，前額似乎因夾雜傷痛的溫柔回憶微微皺起。她口中囔囔出感謝的言語，為悲傷遮蔽的雙目中淚光閃動：是de Montsorbier夫人”。（Marie-élisabeth-Bénigne de Montsorbier,1787-1835）(Louis Sonolet,"Les Amazones de Vendée" ,The Weekly Review, November 1904)

時年八十三歲的甘旎夫人也來了。隨后舉辦的宴席上，主辦方鑄造了三個紀念銅牌，分別頒發(fā)給榮譽來賓：一個送給路易十六世的女兒，法蘭西的瑪麗-德蘭；一個送給夏雷特家族的代表。亨利的侄子，又一個“羅什雅克蘭先生”站起來，態(tài)度恭敬的親手把最后一個銅牌送給了甘旎夫人。

同樣是這一年，路易和羅什雅克蘭侯爵夫人的二女兒露易絲（Louise de La Rochejaquelein,1804-1832）也回到國內(nèi)。露易絲在繪畫上頗有天分，她帶著畫冊和水彩顏料在安茹和普瓦圖鄉(xiāng)間四處旅行，拜訪三個叔父的幸存老戰(zhàn)友們并為他們畫下肖像。露易絲名為“Album Chauvelin”的畫冊中囊括了1793年戰(zhàn)爭中從堂區(qū)首領(lǐng)到普通農(nóng)民兵的各色人等，對每個有興趣探究旺代戰(zhàn)爭的人來說都是寶礦：一個個檔案庫中的名字終于能與真實的面孔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