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jié)選翻譯自《劍橋伊朗史4》第七章——Iran under the Buyids，Heribert?Busse ，Ⅱ，The Buyids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Rukn al-Daula and 'Adud al-Daula

這章分作上下兩章，太長，將近30頁

距離阿剌建會晤[1]后還不到兩年，伊馬德·道萊便去世了。當時他與穆儀茲·道萊討論了伊拉克在日后將處于什么地位，對白益帝國其他部分（法爾斯、伊斯法罕等）亦有提及；他在去世前數(shù)月總算解決了繼承人的問題：將魯肯·道萊長子法納·庫思老（Fana-Khusrau）召至設(shè)拉子，指為儲君。雖然他此時年僅十三，但他是當時白益家族第二代中唯一達到（施政）年齡的王族。這個立儲決定表明伊馬德·道萊還是想著維護（目前）帝國內(nèi)部兩分甚至三分的情況[2]。他似乎都沒有考慮過將法爾斯并入魯肯·道萊的領(lǐng)土，也沒有想以伊馬德在西方的總督和代理人——穆儀茲·道萊為繼承人，使其變成法爾斯、胡齊斯坦、伊拉克的領(lǐng)主；【廢話好多】而且他好像也沒有重視另一個問題：誰來繼承“總埃米爾”的頭銜。雖然他也會意識到他所立之儲君的父親勢必會領(lǐng)有這一頭銜[3]。魯肯·道萊確實很快取得了總埃米爾的頭銜，特別是他的兒子在設(shè)拉子的位置還不夠穩(wěn)固（的時候）。在聽到兄長的死訊后，他立即快馬加鞭趕到設(shè)拉子（輔佐其子）。盡管他的領(lǐng)土還受著薩曼王朝的威脅，他仍然在設(shè)拉子待了起碼九個月才離開。他的努力實際上有利于國家內(nèi)部的統(tǒng)一。法納·庫思老發(fā)現(xiàn)他雖然并不能真正自主統(tǒng)治法爾斯，但他統(tǒng)治法爾斯與父親魯肯的關(guān)系恰似此前穆儀茲占據(jù)某地時與伊馬德的關(guān)系。換句話說，法納·庫思老就是他父親在法爾斯的總督與代理人。這一點從刻著他和他父親名字的錢幣上就可以證明。帝國權(quán)力的重組在巴格達并沒有遭到什么反對[4]。穆儀茲還派遣數(shù)支軍隊至設(shè)拉子確保法納繼位順利；他對二兄繼承總埃米爾這個頭銜亦無異議，在虎土白（khutba）中加入了他的名字；并且也隨之改變的他鑄造的錢幣的設(shè)計【即錢幣上的名字順序：哈里發(fā)、魯肯、穆儀茲】。對于伊拉克和胡齊斯坦來說，唯一的變化，便是魯肯·道萊已取代了伊馬德·道萊。盡管如此，設(shè)拉子的易主在當?shù)匾膊⒉皇菦]有產(chǎn)生摩擦[5]。在繼位后（沒過多久），法納·庫思老便被哈里發(fā)賜予“阿杜德·道萊（Adud al-Daula）”的稱號。我們在柏林錢幣收藏館（Berlin Numismatic Collection）找到了一枚伊歷340年（951.6.9-952.5.28）的錢幣，這是目前已知（關(guān)于阿杜德道萊）最早的貨幣證據(jù)。穆儀茲作為白益王朝在巴格達的代表，在哈里發(fā)的事務(wù)中具有決定性的發(fā)言權(quán)，哈里發(fā)僅有賞賜頭銜的權(quán)力。因此關(guān)于一個合適頭銜的問題便是哈里發(fā)最后的倔強，果然，這個頭銜的賜予事件表明了東部的變化并沒有完全得到巴格達方面的認可[6]。

[1] 指948年伊馬德與穆儀茲在阿剌建的會面

[2] 原文為This decision shows that 'Imad al-Daula had every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two or even threefold division of the empire

[3] 原文為……though he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during the minority of his adoptive heir the latter's father would enjoy the title

[4] 原文為No opposition was offered in Baghdad to th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empire.

[5] 原文為Nevertheless the changeover at Shiraz was not entirely without friction.

[6] 原文為and sure enough, it soon became evident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east did not meet with complete approbation in Baghdad

從希拉勒·薩比（Hilal al-Sabi）所寫的 《Rusum dar al-khilafa（哈里發(fā)宮廷內(nèi)的禮儀規(guī)矩，The Etiquette of the Court of the Caliph）》一書中，我們能夠了解到，一開始哈里發(fā)是想賜予 “塔吉·道萊（Taj al-Daula，國家之冠）”的，但穆儀茲不同意，只能將頭銜換成“阿杜德·道萊”。 在穆儀茲看來，一開始便賜予這個頭銜，似乎在預示著法納·庫斯老日后會借此（頭銜）宣稱“總埃米爾”的頭銜，因此予以反對。顯然，塔吉（意為王冠）和白益王朝早期統(tǒng)治者的頭銜迥然不同，早先的頭銜都與其個人的綽號、（性格、行事）特點息息相關(guān)（如“支柱pillar [Imad, Rukn]”、“力量strength [Mu'izz]”）【言下之意，即這個頭銜不是按照這種規(guī)則授予】。而穆儀茲考慮到，魯肯·道萊死后，白益帝國的領(lǐng)導權(quán)肯定是按照魯肯為了自己利益所主張的繼承原則那樣傳到他手上。然而他在魯肯·道萊去世之前就死了，他自然也就沒有機會提出這些要求。不過由于對頭銜的分歧，導致了此后穆儀茲系與魯肯系/伊馬德系之間產(chǎn)生了隔閡，這種隔閡在穆儀茲死后出現(xiàn)，最終穆儀茲一系被排除出了白益帝國的繼承之外。但魯肯·道萊從設(shè)拉子送往巴格達的豪禮，在某種程度上暫時將這場繼承之爭掩蓋了下去，這次送禮很有可能和為這頭銜的授予問題而爭論不休的情況有直接關(guān)系。因阿杜德為米斯凱韋之恩主（patron），米斯凱韋自然要站在阿杜德這邊，并證明其宗主地位是正當合理的[1]。在米斯凱韋看來，魯肯·道萊被哈里發(fā)正式承認為總埃米爾這件事是毫無疑問的，通過這個事件，帝國的中心由法爾斯轉(zhuǎn)移到了伊朗北部，這對未來的歷史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

[1] 原文為in the eyes of Miskawaih, who was on the side of his patron 'Adud al-Daula, and who was out to justify the latter's claims to suzerainty, there was no doubt whatsoever that Rukn al-Daula had been officially declared senior amir by the caliph himself.

此時，在白益帝國內(nèi)部，伊馬德系（阿杜德·道萊）對法爾斯的統(tǒng)治早已得到穩(wěn)固，伊拉克穆儀茲系的統(tǒng)治也在逐漸鞏固中，但魯肯·道萊仍然沒有在自己的領(lǐng)土上建立穩(wěn)固的統(tǒng)治。作為總埃米爾與白益君主中最年長者，他能將從白益其他地方獲取支持這件事由道義上的幫助轉(zhuǎn)變?yōu)楣俜降摹⒈仨毬男械牧x務(wù)[1]。所以，在之后二三十年的戰(zhàn)爭中，他多次得到了穆儀茲的軍事援助。為此，穆儀茲還放棄了自己當時正對哈姆丹王朝窮追猛打的行動[2]，因為在美索不達米亞，摩蘇爾的哈姆丹王朝仍然是威脅白益王朝在此地霸權(quán)的根源所在。奇怪的是，在這段時期，我們完全沒有找到阿杜德·道萊對他父親的任何支援的記載，直到后來的伊歷356年（966.12.17-967.12.6），薩曼王朝（對白益王朝）發(fā)動猛攻時，阿杜德方才率軍入呼羅珊打了一場牽制性的戰(zhàn)役[3]，這是他軍事生涯中的首戰(zhàn)[4]。 在此之前，法爾斯處于一片和平之中，它沒有受到外來的侵襲，也沒有主動對外進攻，因而那位統(tǒng)治法爾斯的年輕君主【即阿杜德·道萊】可以毫無顧慮地治理國家、處理政事，最終在后來成長為（白益王朝的）一代雄主，并成為伊朗歷史上一位至關(guān)重要的人物。

（在伊馬德死后）魯肯·道萊便陷入了內(nèi)外交困的境地。在他前往設(shè)拉子參與阿杜德的登基大典時，薩曼王朝的呼羅珊總督[5]大肆劫掠（overrun）其治下的吉巴爾；不過令魯肯慶幸的是該總督的暴斃使薩曼王朝進攻的腳步停了下來。伊歷342年（955-956）[6]，他被迫簽訂了一份極具恥辱的條約，[7]并在同一年又簽訂了一份[8]。長年累月的戰(zhàn)爭也使呼羅珊實際上獨立于薩曼王朝，并持續(xù)了十二年之久【大體上還是聽從薩曼王朝的指揮】；（這種情況）也使魯肯·道萊轉(zhuǎn)而向里海方向挺進，吞并了塔巴里斯坦與戈爾甘的附庸政權(quán)，并（強行）得到了（齊亞爾君主）比蘇通·本·武什吉爾（Bisutun ibn Vushmgir）的承認。伊歷361年（971.10.24-972.10.11），他總算能扭轉(zhuǎn)此前的不利地位，與薩曼簽訂了一份相對有利的條約，盡管他還是得忍受向薩曼進貢的羞辱。[9]

[1] 原文為he was able to turn his moral claims to support from the rest of the empire into official obligations

[2] 原文為and in consequence he was repeatedly assisted in the struggles of the next few decades by military support from Mu'izz al-Daula, who was thereby compelled to forgo pressing tasks of his own

[3] 原文為Strangely enough we do not hear of any support from 'Adud al-Daula until later, when he fought a diversionary campaign into Khurasan during the Samanid onslaught of 356/966-7.

[4] 原文為This was his first sign of military activity.

[5] 此處應(yīng)是指阿布·阿里·查干尼，伊本·穆赫塔吉之子。他在952年發(fā)動了對白益王朝的戰(zhàn)爭，而后被新君馬利克一世（954-961在位）免職，為此他向哈里發(fā)處討得呼羅珊總督的任職文書，并聯(lián)合魯肯·道萊與馬坎堂弟哈桑·本·菲魯贊大戰(zhàn)繼任呼羅珊總督阿布·薩伊德·巴克爾·本·馬利克·福勒岡尼（這名字暫時查不到），結(jié)果聯(lián)軍潰敗，查干尼逃奔雷伊，但955年雷伊發(fā)生了鼠疫，他也被感染，病死

[6] 時間有誤，伊歷342年應(yīng)是953-954年，根據(jù)《劍橋伊朗史》第六章有關(guān)魯肯·道萊的記載，應(yīng)是955年

[7] 《伊朗通史》記載，福勒岡尼在擊敗聯(lián)軍后，派遣馬坎之子穆罕默德·本·馬坎率軍繞過荒漠，直擊伊斯法罕，當時伊斯法罕由魯肯次子穆阿亞德·道萊鎮(zhèn)守，穆阿亞德年幼，無力抵抗，被擊敗，福勒岡尼攻下伊斯法罕，劫掠其家室與財產(chǎn)。魯肯·道萊連年交戰(zhàn)，彈盡糧絕，只好派遣維齊爾老阿米德與其媾和，每年要向薩曼王朝繳納20萬第納爾賦稅。

[8] 原文為In 342/955-6 he was forced to sign a humiliating treaty with the Samanids,followed by a second the same year.

[9] 在阿布·阿里·查干尼死后，呼羅珊總督主要由西木居爾家族掌控。后來為了解決軍餉問題，在曼蘇爾一世的攛唆下，其家主阿布·哈?！つ潞蹦隆け尽ひ撞防馈の髂揪訝枺ˋbu‘l-Hasan Mu?ammad I ibn Ibrāhīm，961-982年任呼羅珊總督）在962年重啟戰(zhàn)端，他在960年代與魯肯進行了數(shù)次大大小小的戰(zhàn)役。直到971年伊布拉辛主張罷戰(zhàn)修和。在其斡旋下白益與薩曼方才再次簽訂合約?！兑晾释ㄊ贰酚涊d條約內(nèi)容是：魯肯和阿杜德每年向薩曼王朝支付15萬第納爾，作為“保障雷伊、伊拉克、戈爾甘等地不被劫掠的”保護費；努赫二世娶阿杜德之女為妻。該條約持續(xù)到976年魯肯死去為止。

由于阿杜德·道萊在伊拉克的繼承問題上的忤逆不遵[1]，使得魯肯·道萊本就充滿波折的一生（chequered career）更是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伊拉克的白益王朝（下文簡稱伊-白王朝）也面臨著和魯肯·道萊相似的問題，盡管他們所受到的威脅并沒有像（魯肯治下的）雷伊與伊斯法罕一般緊迫。哈姆丹王朝在美索不達米亞對伊-白王朝帶來了較大的威脅，而發(fā)生在邊境的政治變動（political changes）給伊拉克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967年，穆儀茲在征伐盤踞大沼澤[2]內(nèi)的沙欣朝（Shahinids）[3]時受傷而死，（之后）這些變動便從暗處逐漸浮現(xiàn)。盡管此前他在法爾斯軍的援助下攻克了波斯灣的咽喉——阿曼地區(qū)[4]【文中作Uman，現(xiàn)為Oman】，但這場勝利對他以兩河流域為基本盤的戰(zhàn)略而言并沒有多大影響，這時，阿勒頗的塞弗·道萊去世了，（伊斯蘭世界）失去了一位對抗拜占庭帝國的急先鋒（chief ?bastion），隨之也影響了拜占庭（加快）在敘利亞的攻略進度。白益王朝被迫對其作出反應(yīng)。如果白益王朝的抵抗失敗，伊斯蘭世界便會陷入巨大危機之中。然而穆儀茲之子及繼任者伊茲·道萊·巴赫蒂亞爾（'Izz al-Daula Bakhtiyar）卻猶猶豫豫，毫無魄力[5]：一支信仰堅定的軍隊已經(jīng)做好圣戰(zhàn)之準備，軍令卻遲遲不發(fā)。這種行為無疑使局勢進一步惡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事情恰好發(fā)生在北非的法蒂瑪王朝入侵埃及之時。

[1] 指阿杜德·道萊為擴張領(lǐng)土對自己的堂弟伊茲·道萊大打出手，將其擒住奪取了其領(lǐng)地伊拉克。以至于令重親情的魯肯·道萊又驚又氣，《伊朗通史》記載：“魯肯·道萊得知此事后，由于過度的憤怒和悲傷而從王座上跌了下來。以后連續(xù)幾天不思飲食，得了重病”。他寫信大罵阿杜德，并決定親征將阿杜德趕出伊拉克。由于阿杜德的威望遠沒有魯肯·道萊高，以至于許多地方的官員聽聞此事后不再服從阿杜德的領(lǐng)導，令阿杜德驚恐萬分。他積極與其父之維齊爾小阿米德溝通，并同意釋放伊茲·道萊會伊拉克，魯肯·道萊才打消了念頭

[2]大沼澤（The Great Swamp，又稱the Marsh），文中作Mesopotamian marshlands。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底格里斯河下游，瓦西特（Wasit）與巴士拉城（Basra）之間。該地在伊斯蘭時期被稱作巴泰（Bataih，意為潟（Xì）湖，一般用其復數(shù)形式Batihah），由于當時該地河道縱橫、蘆葦遍生，交通情況十分糟糕，因此穆儀茲遲遲不能將當?shù)氐姆磳萘ζ蕉?/span>

[3] 這是一個類似強盜匪幫的政權(quán)，其首領(lǐng)為納巴泰人（Nabataean）伊姆蘭·本·沙欣（Imran ibn Shahin），原本因犯事逃入大沼澤，憑借其才能逐漸招攬了一批亡命之徒，掌控了瓦西特至巴士拉的要道，以劫掠為生，后受巴里第家族（前文有提及）雇傭，護衛(wèi)其領(lǐng)地。白益王朝入主巴格達后，穆儀茲派遣其得力干將阿布·賈法爾·塞馬里（Abu Ja'far al-Saymari）掃蕩大沼澤，伊姆蘭損失慘重。但949年伊馬德去世，阿杜德登基，為庇護阿杜德，穆儀茲調(diào)塞馬里前往撐場。伊姆蘭因此得以茍延殘喘。之后逐漸成勢。由于所用非人，穆儀茲難以將其鎮(zhèn)壓，只好承認其存在，封其為大沼澤總督。但伊姆蘭為人狡詐，野心頗大，屢屢給穆儀茲造成麻煩，最終在967年穆儀茲御駕親征，結(jié)果中途死去。之后的伊茲·道萊亦對其無可奈何。979年伊姆蘭死去。這個半獨立政權(quán)陸陸續(xù)續(xù)存在了數(shù)十年。在1020年代被滅

[4] 據(jù)《伊朗通史》記載，穆儀茲原本在965年便令阿曼臣服，但因當?shù)孛癖妼ζ浯砣瞬粷M而將其驅(qū)逐反叛，穆儀茲便派自己的維齊爾（未知其姓名）偕同阿杜德的軍隊在966年鎮(zhèn)壓了這次叛亂。967年穆儀茲死去，他的維齊爾害怕其子伊茲·道萊撤了他的宰相職位，于是將阿曼獻給了阿杜德

[5] Bakhtiyar是其本名。原文為But Mu'izz al-Daula's son and successor, 'Izz al-Daula Bakhtiyar, contented himself with half-measures;

穆儀茲在巴格達時太過關(guān)心本土這邊的問題，導致并沒有太過關(guān)心敘利亞北部出現(xiàn)的變化；軍隊中突厥人與德萊木人的底層士兵在傳統(tǒng)上的對立，也使巴格達在維持政權(quán)方面相比帝國內(nèi)的其他地方來說更為艱難。在此前一個多世紀，哈里發(fā)的禁衛(wèi)軍主要都是由突厥人組成，但是白益王朝（對哈里發(fā)政權(quán)的）征服使得德萊木人開始（在朝廷中）力爭上游（霧），爭權(quán)奪勢。不過，突厥人面對這種情形卻忍耐住了。穆儀茲手下頭號大將（chief commander）瑟不克特勤（Sebuk-Tegin）便是突厥人出身。除此之外，雙方產(chǎn)生沖突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各自信仰的對立：德萊木人信奉什葉派，而突厥人信奉遜尼派。穆儀茲起初并不待見突厥人，但之后便采取了讓步的策略，從他給兒子伊茲·道萊的遺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這件事十分上心，整件事的經(jīng)過被米斯凱韋所記載。他著重囑咐兒子要讓瑟不克特勤繼續(xù)為白益王朝效力，并且對突厥軍隊的要求必須保持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1]。此外遺囑中還處理了另外兩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一個是白益今后對哈姆丹王朝之方略；另一個是要兒子繼續(xù)擁護魯肯·道萊的統(tǒng)治。伊茲被父親告誡務(wù)必時刻對自己的堂兄阿杜德保持尊敬。

伊茲·道萊初繼位時自然是惟先父之命是從。他重啟了原本因穆儀茲之死而暫停的對沙欣朝的戰(zhàn)爭，然而幸運女神卻總不眷顧他[2]；他對拜占庭帝國邊境發(fā)生的變動[3]視若無睹，宣稱這應(yīng)該由是哈里發(fā)來解決。結(jié)果，當971年[4]拜占庭軍越過邊境、深入美索不達米亞北部時，伊茲·道萊還沒回到巴格達（坐鎮(zhèn)抵御）。響應(yīng)號召而來的圣戰(zhàn)者部隊如今已然成為瑟不克特勤手下的主力部隊，加之他感受到伊茲·道萊對自己的怠慢冷落，逐漸生出反意。到了973年，伊茲違背了父親的遺囑：為了解決即將浮現(xiàn)的財政危機，他主領(lǐng)一軍劫掠摩蘇爾的哈姆丹王朝，結(jié)果慘敗而歸。哈姆丹王朝乘勢追擊打到了巴格達城下。見此瑟不克特勤蠢蠢欲動，與哈姆丹暗中勾結(jié)，希冀借助其力推翻白益王朝在伊拉克的統(tǒng)治。而（此前一事無成的）伊茲·道萊為了應(yīng)對財政上的困難，決心拿突厥兵的封地開刀——將這些封地沒收。并特別在胡齊斯坦開展行動（因為這些封地大多位于那里），同時宣布撤了瑟不克特勤的職。為此后者集結(jié)了忠于自己的軍隊（蓄勢待發(fā)），而伊茲·道萊則移至瓦西特（Wasit），在當?shù)仂柟塘私y(tǒng)治。瑟不克特勤提出要他放棄巴格達、統(tǒng)治伊拉克南部，被他輕蔑地拒絕了。于是突厥叛軍攻向瓦西特，并將其圍住。如果不是帝國東部的援軍援助了伊茲·道萊，他可能會就此滅亡。

[1] 原文為He specifically recommended that Sebuk-Tegin be retained in office and insisted that Turkish claims should receive fair consideration

[2] 原文為but victory eluded him

[3] 指拜占庭共治皇帝約翰一世?齊米斯基（John I Tzimiskes）調(diào)動軍隊預備東征，當時他正忙于與羅斯人征戰(zhàn)

[4] 就我查閱的喬治·奧斯特洛格爾斯基《拜占庭帝國》、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國史》中譯本言，約翰一世是在972年開啟東征的，不排除他派遣先頭部隊進軍的可能；而且他主要打擊敘利亞西部一帶

救援瓦西特的重任就落在了阿杜德·道萊肩上。這二十年來，他平穩(wěn)地統(tǒng)治著自己的領(lǐng)地[1]。此前他幫助穆儀茲攻下阿曼，然后迅速向克爾曼進軍，當時克爾曼內(nèi)伊利亞斯家族內(nèi)斗正酣[2]。（阿杜德乘虛直入）之后，該省第一次被白益王朝吞并，阿杜德命七歲的兒子阿布·法瓦里斯（Abu'l-Fawaris，后稱沙拉夫·道萊[Sharaf al-Daula]）為名義上的總督[3]。對南部和東部的征服可謂使法爾斯穩(wěn)如泰山，阿杜德現(xiàn)在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西部了。而魯肯·道萊也決定派他去救援伊茲·道萊，這個決定對他來說可謂恰逢其時。自從伊茲·道萊繼位以來，阿杜德對伊拉克局勢的關(guān)注程度可謂與日俱增，作為未來的“總埃米爾”，他對在伊拉克維持并加強法爾斯系的統(tǒng)治有著很大的想法。他已經(jīng)在考慮廢黜伊拉克系，因為事實證明他們無力統(tǒng)治當?shù)?；但魯肯是希望即使不惜代價也要保住這一支系，這使得父子之間產(chǎn)生了齟齬。伊茲·道萊忠實地遵循了父親的遺命，對魯肯·道萊繼任總埃米爾是毫無疑問的支持，但對阿杜德繼任“總埃米爾”的態(tài)度就很復雜了。之所以有如此態(tài)度，源頭就在于前面說到的所有權(quán)、繼承權(quán)問題。伊茲的一個兄弟曾在巴士拉煽動叛亂，失敗，被驅(qū)逐出逃，阿杜德卻為此人提供了庇護；對于這個行為，伊茲自然“施以回報”，對阿杜德的代理人在巴格達采辦軍需宮需品的行動百般阻撓。因此阿杜德抓住穆儀茲去世的機會趁機占領(lǐng)了（原屬于伊拉克的）阿曼，將其并入法爾斯。然而當伊茲·道萊陷入困境、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得依靠東方的幫助時，這些相對不算什么的敵意跡象便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被阿杜德當作吞并伊茲·道萊的借口】[4]。阿杜德雖然聽從了父親的指示前往瓦西特，但是他在行軍途中磨磨蹭蹭，希望他的好堂弟在這段時間被叛軍擊敗，這樣就能給他（吞并）提供機會了。[5]但伊茲·道萊卻挺到了阿杜德到達，看來阿杜德只能恢復他在巴格達的地位了。但是在瓦西特發(fā)生的一場兵變給了阿杜德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最終他得以廢掉了他一向蔑視討厭的堂弟，掌握大權(quán)。但是這場兵變遭到了魯肯·道萊的強烈反對，他提到了昔日對穆儀茲做出的承諾，明確不讓阿杜德廢黜伊拉克的白益王朝。盡管阿杜德提出征服伊拉克后繼續(xù)屈居二線，以魯肯·道萊為尊，但很快就被魯肯嚴詞拒絕；（因魯肯的態(tài)度），在巴格達和雷伊兩邊多次交涉后，阿杜德最終只能悻悻而回，一無所獲。他唯一的成就是平定了瑟不克特勤的叛亂（瑟不克特勤死于圍困瓦西特時期），并通過任命伊茲·道萊為總督（的大義），將自己的一位親信插入軍隊，擔任巴格達的“大元帥（commander-in-chief）”，暫時保住了他在巴格達的領(lǐng)導地位。但是伊茲·道萊仗著雷伊方面的支持，在阿杜德走后又恢復了原樣。同時他也相信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政權(quán)也會支持他。而哈姆丹王朝和大沼澤里的沙欣朝也意識到，假若巴格達由一個軟弱的白益王朝政權(quán)來統(tǒng)治，他們的境遇無疑會好很多。阿杜德自從執(zhí)政法爾斯以來，作為雖然不多，但無疑都十分成功（穩(wěn)扎穩(wěn)打），這些成績已然證明了他是一位值得被重視的對手。

[1] 原文為For nearly twenty years he had ruled in peace

[2] 原文為He had helped Mu'izz al-Daula capture 'Uman and then promptly had marched on Kirman,which had once again become the scene of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Banu Ilyas

[3] 據(jù)《伊朗通史》記載，阿杜德任命一名德萊木人將領(lǐng)為實際上的總督，名為古勒基勒·本·居士湯，疑似賈斯坦家族成員

[4] 原文為These relatively trifling signs of enmity suddenly assumed a new complexion when 'Izz al-Daula ran into serious difficulties and found himself entirely dependent on help from the east

[5] 原文為thus leaving the way open for him

在阿杜德班師設(shè)拉子途中，他想必也意識到他對巴格達的干預過于草率了。他的首要目標毫無疑問是鞏固白益在伊拉克的統(tǒng)治，但同時他也沒能說服他的父親改變帝國的（政治）架構(gòu)。事實上，這次慘敗將會使他面臨失去整個帝國繼承權(quán)的危機。作為（魯肯甚至于白益家族內(nèi)的）長子，帝國重省法爾斯的統(tǒng)治者，他一直擔任要職。假設(shè)有一天他會繼承他父親成為總埃米爾（盡管這實際上從來沒有太多的記載表達這個意思），但是現(xiàn)在他和父親的關(guān)系已然變得烏云密布，而且有一個真真切切的威脅，那就是魯肯有可能會以一種全新的、完全無法預料的方式來決定繼承問題。就在這時，魯肯·道萊的維齊爾阿布·法特赫·伊本·阿米德（Abu'l-Fath ibn al-Amid）出面幫助阿杜德，擔任雙方的調(diào)解人，并安排父子二人在976年1月會面于伊斯法罕。這次會面中魯肯道萊表現(xiàn)出欲與長子和解的情緒，他確定了阿杜德為儲君，但是要以兩個條件為前提：阿杜德對雷伊和哈馬丹的統(tǒng)治只能進行間接統(tǒng)治，原因是魯肯將雷伊賜給了次子法赫爾·道萊，而哈馬丹由三子穆阿亞德·道萊繼承，同時兩兄弟都得承認長兄為總埃米爾，換言之，阿杜德能能對法爾斯施行直接統(tǒng)治（雷伊和哈馬丹只能獲得名義上的臣服）；至于伊拉克問題上，魯肯并沒有讓阿杜德遵守這種條件，而伊茲·道萊也沒有參加會議。這似乎已經(jīng)被（魯肯所）默認，沒有什么條例能成功改變伊拉克與帝國東部省份的關(guān)系，而且無論如何伊茲·道萊都得正式地承認阿杜德·道萊的宗主地位，就如他承認魯肯的宗主地位一樣。伊茲·道萊從他父親的遺囑中就已經(jīng)知曉了這種可能性，而魯肯·道萊也有理由希望巴格達能夠保持忠誠，并且不會采取措施來改變它對雷伊在傳統(tǒng)上的依賴，或者更確切地說——對設(shè)拉子的依賴。然而事實證明，在這一點上他可大錯特錯了。他在976年9月召開會議、與阿杜德達成和解后不久便去世了，而（他所期望維持的）帝國很快就開始瓦解。伊茲·道萊拒絕服從新任總埃米爾，他通過哈里發(fā)授予的新頭銜來表達這一點，希拉勒·薩比描述了這件事情的全過程。此外，哈里發(fā)還把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了他，以此宣布他同意伊茲·道萊對東部省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