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與盜墓截然不同——甚至將這兩者相提并論，就足以稱得上是對考古最大的侮辱。考古是一門極為專業(yè)的現代學科，絕不僅僅是如何把文物挖出來這么簡單。首先是文物修復自不必多說，譬如這件中國考古博物館中陳列的婦好象牙杯，在剛出土時早已碎成了幾十上百片象牙碎片，有些部分甚至已經成了粉末狀，經過拼接與補全的修復工藝后才形成了我們如今所能見到的完整文物。

而在修復之外，考古更是一項如同福爾摩斯一般，從地層、文物、史籍等線索中層層剝繭抽絲，還原那些遺落在時光縫隙中歷史真相的推理學科。不過再高明的推理也需要完整的證據鏈條，盜墓的存在恰恰是毀掉這些證據的罪魁禍首。盜墓賊往往只會對價值連城青銅與金銀器青眼有加，而對那些以文字敘述第一手歷史真相的絲帛與簡牘不屑一顧。

1929年，洛陽金村一處農田因暴雨而塌陷，發(fā)現了8座綿延數公里的戰(zhàn)國大墓。根據規(guī)模與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判斷，這極有可能就是我們至今也未曾找到的周朝天子墓葬——但時至如今這已經成為了一個幾乎不可能被解開的謎團了。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軍閥混戰(zhàn)之中，在外國文物販子組織下的盜墓行徑持續(xù)了足足6年之久。

曾經，在那個民族沉淪、國家蒙塵的年代，許多西方“學者”叫囂著中華文明不過是由西方傳入，中國根本沒有屬于自己的文明。隨著考古的發(fā)展，我們不斷探索著散落在我國大江南北的考古遺址，就如同打開了千百年前古人為我們留下的“歷史盲盒”。憑借這些獨具地方特色的不同文物，我們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稱：我們自5000年來延續(xù)至今從未斷絕的中華文明，絕非外來傳入，而是由生于斯長于斯的先民們自發(fā)創(chuàng)造并發(f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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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器時代，看中華文明的前夜

在布展思路方面，中國考古博物館與其他大多數歷史博物館都有所不同：它并非單獨以時間順序為主線，平鋪直敘地介紹每個時代的發(fā)展脈絡，而是更加注重歸于歷史最初的溯源過程。所以，眾多歷史博物館所青睞的漢唐王朝“帝國史詩”在這里不過被濃縮進了區(qū)區(qū)一個展廳的空間——因為這些歷史的高光時刻不過是文明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反倒是在其他歷史博物館中往往沒什么存在感的石器時代，成為了中國考古博物館的重頭戲。

大約從300萬年前開始，人類開始進入舊石器時代。這是個什么概念呢？如果把人類歷史壓縮成一天時間的話，舊石器時代大約可以一直延續(xù)到23:55分。在剩下5分鐘時間里，新石器時代又占了一半還多。毫不夸張地說，石器時代正是人類步入文明前的漫漫前夜，而新石器時代的降臨，則正是破曉前的那一抹魚肚白。

興隆洼、裴李崗、仰韶、陶寺……這些或是如雷貫耳或是名聲不顯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就如同點綴在中華大地上的滿天星斗，點綴著我們國家與民族文明的前夜。

要想讀懂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我們可以簡單地挑選兩種文物作為主線：玉器與陶器。

如果要挑選一種寶石來代表中華文明的話，玉絕對當之無愧。就算放到世界范圍內，像中國一樣自古就對玉器情有獨鐘的文明也極為罕見。早在8000年前，位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洼文化就已經出現了環(huán)形的玉玦。興隆洼文化在赤峰周邊不斷發(fā)展，在后續(xù)的紅山文化時出現了龍形玉器，成為中國龍圖騰的最早實物。

中華文明的先民們對玉器到底有多熱衷呢？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有一處位于河南南陽、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約7000年前的黃山遺址。考古工作者在這里發(fā)現了糧倉與大量糧食遺存，表明當時的人們過著相當富足的生活，但卻并沒有發(fā)現大規(guī)模農業(yè)生產的痕跡。

原來，當時生活在此的人們依靠著南陽豐富的獨山玉資源發(fā)展出了先進的玉石加工技術，并開鑿人工運河通過便利的水運將玉器賣往周邊部落——甚至一賣就是2000年，幾乎是從我們現代向前追溯到兩漢之交、“大魔導師”劉秀時候的漫長時間跨度！早在遠古時代，他們就靠著“第二產業(yè)”搏出了一條致富的新路。

雖然在中國考古博物館的展陳中沒有提到良渚，但良渚文明絕對是新石器時代無法繞開的一個關鍵詞——與前面所說的種種“文化”不同，良渚文明的發(fā)展已經邁入了一種全新的、足以被稱為“文明”的新階段：聚落不斷擴大，形成早期城市的雛形；勞動力被有效組織，修建了蓄水量達到4600萬立方米、超過了三個西湖的龐大水利工程，用以應對洪水的侵襲；而多余的生產力又足以供養(yǎng)一批專供生產“奢侈品”的工匠群體，用繩子與石英砂一點點打磨出精美程度空前的玉器……良渚文明的出現，正是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存在的力證。

而當良渚文明消亡之后，他們的后裔可能溯長江而上，千里迢迢地與三星堆文化的繼承者們共同創(chuàng)建了成都金沙文化，甚至還可能遠渡重洋，影響到了萬里之外復活節(jié)島上的土著居民——是的，根據基因測定，分布于廣袤太平洋之上的南島文明有可能就是良渚先民的后裔！如今新西蘭的土著毛利人，依舊保留著與良渚類似的玉器制作工藝。

除玉器之外，中國新石器文化之中還有一條分布更廣、也更有辨識度的文物線索：陶器。制陶技術的出現，代表著當時的人們已經發(fā)展出了成熟的農耕技術，使用陶制器皿作為儲存于烹飪谷物的容器，是人類社會從野蠻洪荒的舊石器時代走向新石器時代文明前夜的重要標志之一。

早在與興隆洼文化幾乎同時期的約8000年前，裴李崗文化就靠著獨特的紅色陶器不斷向四周擴大自身中原文化認同的影響力，“統(tǒng)治”著河南境內上萬平方公里的中原沃土。這種燒制陶器的技術也被后來的仰韶文化所繼承，更將別具藝術性的彩陶發(fā)揚光大。

而在中原之外，北方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則逐漸為我們揭開了從傳說走向現實的歷史迷霧。根據古籍《尚書》記載，上古五帝中的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轉制定歷法。在4100年前的陶寺遺址中，13根夯土筑樹立了如同巨石陣一般的天文觀象臺，通過觀測太陽光線將一年分成二十四節(jié)氣，用以指導農業(yè)生產的進行。也許這座陶寺古城，正是傳說中帝堯的都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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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落到國家，青銅會“說話”

但凡提起“中國”，必然繞不開何尊這件文物。在它122字銘文之中的“宅茲中國”四個字，是目前所知“中國”一詞的最早出處。雖然何尊尚在寶雞，我們無緣在中國考古博物館中得見它的真容，但在這里我們卻能夠見到一個國家與文明層面上的“中國”——它的形成時間甚至可能遠比何尊更早得多。

青銅器的出現，代表著生產力的巨大變革。由此，社會財富愈發(fā)向上層富集，階級劃分的概念愈發(fā)分明，終于在公元前2070年誕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距今約3800～3500年歷史的二里頭遺址，被許多考古與歷史學家認定為是夏朝的都城。不同地域間居民的交往也不再局限于單一城市與聚落的范圍，一個原始國家的雛形正變得不斷清晰。

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

攝影/夢物如顏

當商朝取代夏朝、尤其是在遷都殷墟之后，這個國家的范圍向四周不斷擴張，青銅，是這段歷史時期當之無愧的主線。從夏都二里頭步入屬于商王朝時代的展廳時，琳瑯滿目的青銅重器足夠讓人“哇”地叫出聲來。它們，都出土自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殷墟，或者更確切點說，來自婦好墓的陪葬品。

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妃子，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女將軍。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就有著她多次代替商王領軍出征平叛的記載。也許正是出于對這種巾幗不讓須眉氣概的欽佩，婦好墓中出土了許多儀仗用的鉞，足以彰顯她的武德充沛。

除此之外，鼎、壺、甗等各式青銅重器都毫不鮮見，僅僅靠著婦好一人的部分隨葬品就填滿了一整個展廳。而婦好的身份，還僅僅是商王眾多妃子中的一位，若是那些商王大墓沒有遭到周人報復式地毀壞，其中的隨葬器物將會是何等的恢弘。

事實上，當時的殷墟正是整個東亞青銅文明當之無愧的核心，如同一座“世界渴望之城”，向周邊擴散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青銅是一種由銅、錫、鉛冶煉而成的合金。通過現代同位素考古的分析比對，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中極為特殊的成份：高放射成因鉛。這種礦物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極為罕見，但巧合地是，在同時期的河南殷墟、湖北盤龍城、江西大洋洲、乃至大名鼎鼎的四川三星堆遺址中，這種獨特的礦物卻又存在極為廣泛，幾乎形成了一種時代特征。

在這些橫跨了上千公里的不同遺址之中，出土器物的風格也是驚人地統(tǒng)一。就算是在以“獵奇畫風”大面具而聞名的三星堆遺址中，依舊有著大量與中原殷墟畫風無異的尊、瓿等青銅器。

由此，種種證據都指向了一種推斷：3000年前的殷墟，是整個東亞青銅文明當之無愧的核心。商王朝通過向外輸出技術換取青銅原料，由中原腹地的殷墟，到長江中下游深受商王朝文化影響的“方國”部落，再到西南邊陲的四川三星堆甚至云南一帶，這些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各地文明圍繞著青銅被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透過這條綿延上千公里的“青銅之路”，我們幾乎能隱約看到后世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輪廓。

是以，由蒙昧走向文明，進而到國家的形成，這其中“知來處、明去處”的不斷探索與發(fā)現，正是考古存在的意義——它為我們帶來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自信。

文字編輯 | 飛天逸面

圖片編輯?| YIRAN

地圖編輯?|?劉耘碩

設計｜魚一條 九陽

頭圖 | 柳葉氘

封圖?| 動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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