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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義孚寫自傳時充滿著警覺。他一方面知道，如果自傳只是為了誠懇，那就會變成一本懺悔錄，另一方面又在晚年深刻地觀察和反思真實的自我，以書寫自傳的方式面對自己的膽小懦弱、欠缺的生命力、孤獨的存在與有限的快樂。

當(dāng)20世紀(jì)60年代掀起民權(quán)運動的時候，我才完全融入了美國社會，開始感到自己應(yīng)該有所作為了——我應(yīng)該參加一些抗議組織才對。但我的行動又一次在想法面前止步了。無精打采和膽小怯懦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但也不止于這兩種原因。因為當(dāng)抗議變成了時尚，操縱桿變成了筆桿子和演講術(shù)，而非群情激奮的示威者時，我只能克制自己了。甚至，當(dāng)搞地理學(xué)的人也開始寫書撰文直指社會的不公正時，我還是保持著克制的態(tài)度。他們寫的東西一開始是針對勞工階級，之后又指向了女性和少數(shù)族裔等，所以，他們是跟著社會的潮流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