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Hinduism）

　　馬克思主義者對印度教發(fā)生興趣，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盡管他并不經(jīng)常研究它。對于馬克思來說，印度教是一種壓迫的、衰落的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他也跟大多數(shù)歐洲人一樣，對于該教的森然恐怖的面目感到厭惡。他在概括英國在印度的專制制度跟亞細亞的專制制度進行嫁接的現(xiàn)象時說道：“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里的猙獰神像更為可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3頁）。他跟他在印度的追隨者一樣，對于任何認為印度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的看法都持懷疑的態(tài)度。在本世紀，印度以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把印度教作為一般宗教問題的一個部分來加以關心。至于印度國內，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當前跟印度教有關的各種實際問題，包括該教在民族運動中的地位問題，以及由于獨立所引起的、往往伴隨著隔離和屠殺現(xiàn)象的部落感情問題。

　　羅米拉·塔帕爾指出：把印度教這個名稱跟古印度聯(lián)系起來是一種歷史編年的錯誤，但是它卻是一個便于說明宗教發(fā)展的標志。印度教是大約在兩千年以前從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信仰中發(fā)展起來的，是一種內容十分龐雜的宗教，以至使人幾乎難以對它的信仰內容下任何精確的定義；它是雅利安人和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但也接受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影響。塔帕爾還指出在《奧義書》和后來的吠陀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梵”這一概念，以及隨后所采取的創(chuàng)造神、護持神和破壞神這三位一體的表現(xiàn)形式，可以看作是對自然、生育和生命、以及死亡這種秩序的反映。后來，這三位神中的第一個——梵天，退居幕后；其余的兩個，即毗濕奴和濕婆（這個神是雅利安—德拉維人思想的混合物，其祭典則跟生殖能力相聯(lián)系），作為兩個最高神明存在下來，分享著印度教徒的虔誠的信仰。在以后的年代里，出現(xiàn)了從崇向祭典儀式向一神崇拜的轉變，也就是尋求個人同神的交往并且通常是狂熱地信奉這個神，從而出現(xiàn)了“后期印度教的一種具有活力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第131—133頁）。到中世紀末斯，像伽比爾和那納克這樣一些導師，把伊斯蘭教的思想結合在一神崇拜之中，使它具有新的含義?？梢哉J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比較卑賤的城市市民和接觸城市生活的農村手工業(yè)者在那個煩惱的時代里所產(chǎn)生的內心感情。（見“參考書目” ?，第308頁）。

　　個人信奉，猶如神秘教的任何變種一樣，本是擺脫傳教上的獨霸狀態(tài)的一種方法。然而在整個時期，婆羅門的優(yōu)勢得到支持甚至不斷擴大。廟宇表現(xiàn)為它的組織的一個方面，這是一種擁有富足的財源的機構。通過對中世紀南印度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商人和商會給予廟宇以巨額的捐助，捐助者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特權，并且獲得神靈的保佑（見“參考書目”⑦）。

　　在R．S．夏爾瑪寫的一篇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第一部分），列舉了當代的論著中對古印度和印度教的各種見解，其中有一些受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提出，在吠陀經(jīng)典中，“禱文主要表現(xiàn)出對雅利安人的物質繁榮的關心”（見“參考書目” ?，第39頁）。他還可以補充這樣一點，那就是至少印度教的教典——“達磨”（dharma）所主要關心的是男人和高級種姓的繁榮，而同時卻把婦女和低級種姓排斥在外。像他在文章的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樣，在經(jīng)文中往往把婦女和作為種姓制度的苦役的首陀羅“混在一起歸為一類”，這兩種人顯然代表“社會上最為人所不齒的成分”（見“參考書目” ?，第29、32頁）。根據(jù)德·恰托帕迪雅的說法，像摩奴這樣一些制定“達磨”原則的立法者，“對于自由思考或理性論表現(xiàn)出極端的敵視”；這并不奇怪，因為要維護一種“使千百萬勞動群眾安于受奴役”的社會秩序，神秘和強制是同樣地需要的（見“參考書目”①，第83頁）。恰托帕迪雅把印度思想中的一種不可知論的對立傳統(tǒng)放在突出的地位，他同意有些學者的觀點，即認為佛教在很多方面應當歸功于早期的數(shù)論哲學學派，因為這兩者都是“有意地和斷然地”否定神的觀點（見“參考書目”③，第95頁）。

　　南布迪里巴德也提出了一些有關的問題，他是一位共產(chǎn)黨領導人，同時也是他所在的南部喀拉拉邦的歷史學家。該地區(qū)曾信奉佛教，但保留了自己的古老的社會實踐的種種特色；跟印度北方有所不同，它在中世紀時期是朝著一種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態(tài)進行發(fā)展。在這一轉化期間，興起了一種旨在支持統(tǒng)治階級及其宗教意識的廣泛性的爭辯文學，它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滅佛教（見“參考書目”⑧，第三章）。

　　一位著名的印度共產(chǎn)黨人佛學家——拉哈爾·?？死锾釗P納寫了許多作品，其中有一部是以虛構的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對印度教若干世紀的演進作了批判性的敘述。近年來，一些試圖了解本地區(qū)和其他地區(qū)的歷史的宗教作家，也部分地采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兩位在印度和斯里蘭卡工作的天主教人士，胡塔爾和勒穆辛尼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認為，吠陀的雅利安人所流傳的神話，首先是反映一種游牧生活的需要，以后隨著一個很突出的萬神殿的發(fā)展形成，這種神話則又反映了向定居的農業(yè)生活的變化。從僧侶所扮演的中介人的角色中，推演出這樣一種論斷，即“只有神才能夠跟神交談”，這樣一來，婆羅門本身也就成為神，而他們的職能本來是“反映了這個集團無能為力解決其自身的矛盾”。屬于下層階級的個人，只有在完全接受這種社會秩序的條件下，其個人社會地位才有可能提高。因此，“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社會運動都是不可能的”（見“參考書目”⑥，第36—38，45頁）。從這里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驚人對照。

　　19世紀期間，以羅易為先驅者的許多印度進步人士，試圖把他們同胞的思想從一種由于信仰、習俗和祭儀三者的復雜交織而形成的僵化思路中解放出來，以此作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然而，民族運動的興起卻使印度教在一切方面，包括好的和壞的，得到了有力的復興。維蘭加——另一位基督教在印度的代言人，在對印度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坦率的考察的過程中，談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跟它的敵對思想意識之間的沖突（見“參考書目” ?，第113頁）。關于這個問題，在英國共產(chǎn)黨的印度理論家帕爾米·杜德的著作中有簡要的敘述。他寫道：了解當代政治的領袖們曾試圖把民族主義建立在“仍然巨大的印度社會保守勢力的基礎上”，建立在古印度對現(xiàn)代歐洲的“假定的精神優(yōu)越性”的基礎上。他提到像蒂拉克和奧羅賓多·高士這們的宣傳家，他們建立了“母牛保護會”，發(fā)起了紀念象頭神甘奈希和破壞女神時母（卡里）的民族節(jié)慶日。這些人雖然是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者，但他們實際上卻成為“社會的反動與迷信、種姓的分裂及特權的擁護者”（見“參考書目”⑤，第291—292，294頁）。

　　甘地是理所當然地被人們視為復興的印度教的新圣哲。他把政治問題變?yōu)樽诮陶Z言，談論神的統(tǒng)治時代（RamRajya），像人們對烏托邦的向往那樣，他主張恢復這個黃金時代，以代替社會主義。他宣揚拋棄機器以及其他的現(xiàn)代事物，回到過去的簡樸的鄉(xiāng)村生活。杜德寫道，所有這一切都被他的崇拜者想象為真正的印度和農民的希望，然而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部分在“無情的經(jīng)濟轉變過程的困擾和侵害下顯得驚慌失措的小資產(chǎn)階級”所發(fā)的思古之情罷了，他們渴望從“古代事實的輕撫中得到某種慰藉”（見“參考書目”⑤，第510—511頁）。至于尼赫魯，他雖然是甘地的學生，但卻像一位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那樣，經(jīng)常對那種表現(xiàn)出“以貧為榮”的東西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那是一種屬于過去時代的遺風，當時人類“只能從物質匱缺出發(fā)來思考問題”（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85—86頁）。

　　尼赫魯以這樣一種想法來安慰自己，因而他在促使印度上進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任何不切實際的左派理論家要多得多（見“參考書目”⑩，第1卷，第299—300頁）。共產(chǎn)黨人對甘地及其所推崇的印度教信仰持不可調和的反對態(tài)度，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愛國主義斗爭的主流，從而有陷入類似愛爾蘭社會主義者的那種孤立的危險。自從獨立以后，許多共產(chǎn)黨人（例如穆克吉等人）感到必須重新修正他們對于圣雄及其對印度的貢獻的估價，但是，圣雄跟落后的印度教渾然一體這種情況仍繼續(xù)是一塊絆腳石。至少，他們所存的某些疑慮證明是有充分根據(jù)的。貝特爾海姆在對自由印度所作的考察中，列舉大量材料說明種姓制度在地方和全國選舉中所起的惡劣影響。跟勢力仍然很大的穆斯林少數(shù)派的磨擦不斷地在醞釀，時而爆發(fā)出來。南布迪里巴德寫道：保守黨人所大談特談的“印度之魂”只不過是印度教的精神，而“倡導這種理論的人則滑進了把非印度教徒視為異已的沙文主義的印度教觀念”（見“參考書目”⑨，第295頁）

（VGK）

參考書目：

①巴隆·德等編：《紀念薩卡爾教授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查理·貝特爾海姆：《獨立的印度》。1968年英文版。

③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198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印度唯心主義的社會功能》，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⑤帕爾米·杜德：《今日印度》，1940年英文版。

⑥弗朗斯瓦·胡塔爾與熱納維埃夫·勒穆辛尼埃合著：《亞洲各大宗教及其社會功能》，1980年英文版。

⑦D.N. 賈：《公元9至13世紀南印度的廟宇和商人》，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⑧E.M.S南布迪里巴德：《喀拉拉邦的民族問題》，1952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印度社會主義模式的經(jīng)濟和政治》，1966年英文版。

⑩多羅西·諾曼編：《尼赫魯——第一個六十年》，1965年英文版。

?拉合爾·?？死锾釗P納：《從伏爾加到恒河》（1942年），1947年英文版。

?R.S.夏爾瑪：《古印度政治思想面面觀》，1959年英文版。

?同上作者：《談談印度早期的社會和經(jīng)濟》，1966年英文版。

?同上作者：《早期〈吠陀本集〉中的財產(chǎn)形式》，1976年英文版，載巴隆·德同上引書。

?羅米拉·塔帕爾：《印度史》，1966年英文版，第1卷。

?巴斯蒂安·維蘭加：《馬克思主義對印度的歷史觀》，1976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