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學習向的摘錄，侵刪）?

P96

李平書（1854——1927），名鐘玨，字平書，上海人，舉人。1887年，游歷時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歷時兩月。在其友人、中國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陪同下，參觀了新加坡各個地方。在其所撰《新嘉坡風土記》中，他記述了當?shù)厝A僑社會，及殖民政府剝削、壓迫華僑的情況，對于“苦力貿(mào)易”或“豬仔貿(mào)易”言之甚詳，也看到英國處理與新加坡的外交和與上海的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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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4-215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頒布第一首正式國歌《鞏金甌》，由嚴復作詞，愛新覺羅·溥侗譜曲。歌詞是：“鞏金甌，承天幬，民物鐵鳧藻，喜同胞，清時興遭，真熙嗥，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毙梁ジ锩院?，國家政權(quán)多次更迭，國歌也隨之更換，由《五旗共和歌》而《卿云歌》、而《三民主義歌》，直到《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樂曲都隨政權(quán)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但國歌則一直是有的。

對于清政府來說，國旗、國歌之從無到有，都是為了適應西方行之已久的國際慣例。與此相適應，接待外賓的一系列禮儀都被移植進來，包括迎接外國國家元首的禮炮21響，迎接外國政府長官的禮炮19響。1879年，美國卸任總統(tǒng)格蘭特訪問上海，昊淞炮臺、黃浦江碼頭均鳴放禮炮21響以示歡迎。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英國鳴放禮炮19響。其他接待外賓的交通禮儀、宴會禮儀均遵從國際慣例。格蘭特訪問上海時，上海道臺特地為他定制了綠呢黃腳五鶴朝天之八人大轎，請他看地方戲，宴會場所安排在最有上海地方特點的豫園，宴會菜肴共有37道，為頂級標準，包括燕窩魚翅羹、甲魚、烤鵝、烤鴨、烤乳豬、烤羊腿、油爆蝦等。格蘭特所到之處，均實行交通管制。在通往豫園的路上，兩邊擺滿鮮花，當中鋪了紅地毯。日后英國女王、美國總統(tǒng)訪問上海，也被安排到豫園游覽，可見雖然時代不同，待客之道還是相通的。

國際慣例也促使涉外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的禮儀變遷。比如，戴黑紗以示致哀的禮儀。本來，世界上各民族表示哀悼的色彩各有不同，中國是白色，非洲是紅色，歐洲是黑色。據(jù)說，戴黑紗禮節(jié)起源于英國。在古代英國，貴族死后，其家人包括男仆女傭，都要穿上黑色喪服以志哀。一次，一個貧窮的仆傭置辦不起全套喪服，便用一塊黑紗裹在手臂上，權(quán)當喪服。這一方式后來逐漸演變成了喪禮中的一環(huán)，傳遍歐洲。近代以來，歐洲強盛，影響遍于全世界，其以黑色致哀的方式也就成了國際慣例。民國初年公布的《禮制》《服制》規(guī)定，喪服用脫帽三鞠躬禮；辦理喪事，男子于左腕圍以黑紗，女子于胸際綴以黑紗結(jié)。那以后，戴黑紗逐漸成為中國喪禮中的重要儀式。再比如，下半旗致哀的儀式，據(jù)說最早出現(xiàn)在1612年，是英國一船員向其不幸遇難的船長致哀的方式，后來被移用到所有向重要人物的去世表示哀悼的儀式，成為國際慣例。當年孫中山去世，武漢、廣州等許多地方便下半旗致哀。還有生日蛋糕、握手、擁抱、婚紗、以西裝為正裝、訃告、追悼會等禮儀，無不來自成文或不成文的國際慣例。

任何禮儀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都是人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都蘊含著創(chuàng)造者的立場、理念與情感在內(nèi)。但是，禮儀一經(jīng)產(chǎn)生與穩(wěn)定下來，就會成為相對獨立的儀式，在其傳播、移植過程中，其內(nèi)涵不一定能被原封不動地復制過去，時常會發(fā)生變異與損益。茲以軍禮為例?，F(xiàn)代軍禮起源于古羅馬時代，那時帝國騎士策馬相遇時，會舉起頭上戴的面甲以示敬意。 11世紀以后，各國騎士已經(jīng)去掉了面甲，舉面甲的傳統(tǒng)就演變?yōu)槊撓骂^盔或帽子以示敬意。英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以后，新式軍隊正式把脫帽敬禮改為用手接觸中冒檐敬禮，右手掌緊貼帽檐，手心向外翻，據(jù)說其用意是表示自己手中沒有武器。這種軍禮由陸軍傳到海軍、空軍，由英國傳到法國、美國，最后傳遍全世界。這一禮節(jié)也在近代移植到中國。在其移植過程中，向?qū)Ψ街戮吹膬?nèi)涵被保留下來了，而其手中沒有武器的內(nèi)涵已不復存在。再以迎賓禮炮為例。鳴放禮炮的禮儀源于英國。400多年前，英國戰(zhàn)艦在進入友好國家的港口前，或在公海上遇到友好國家艦船時，為了表示沒有敵意，便把艦上大炮內(nèi)的炮彈統(tǒng)統(tǒng)放光，對方炮艦也以同樣方式回報。這種做法日后就演變?yōu)榛ブ戮匆獾囊环N禮儀。當時最大戰(zhàn)艦裝有21門大炮，所以，鳴炮21響就成了最高禮節(jié)。鳴炮次數(shù)與戰(zhàn)艦級別相埒，21響為最高，以下次數(shù)為19、17、15響。據(jù)說那時認為雙數(shù)不吉利，所以，艦炮都是單數(shù)。后來，21響禮炮成為國家元首待遇，19響成為政府首腦待遇。近代中國在把禮炮迎賓這一禮儀移植進來以后，顯然是只取其致敬之內(nèi)涵，而不再有放光炮彈的原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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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5

它們開埠時間分別是：廣州，1843年7月27日；廈門，1843年11月1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 寧波，1844年1月；福州，1844年7月；伊犁，1852年4月；塔爾巴哈臺（今塔城），1852年4月；汕頭，1860年1月；天津，1861年1月；營口，1861年4月；喀什噶爾（今喀什），1861年4月；鎮(zhèn)江，1861年5月；庫倫（今烏蘭巴托），1861年7月；漢口，1862年1月；煙臺，1862年1月；九江，1862年1月；淡水，1862年7月；臺南，1863年10月；?？?，1876年4月；溫州，1877年4月；完湖，1877年4月；宜昌，1877年4月；北海，1877年4月；嘉峪關，1881年4月；吐魯番，1881年4月；哈密，1881年4月；烏魯木齊，1881年4月；古城，1881年4月；烏里雅蘇臺，1881年4月；科布多，1881年4月；拱北，1887年4月；龍州，1889年6月；蒙自，1889年8月；重慶，18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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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6-P266

西方殖民主義者憑借堅船利炮，利用清朝統(tǒng)治者在外交方面的顢頇無知，在許多通商口岸設立租界。1894年以前，列強在中國所設租界有12個，包括上海3個（英、美、法）；廣州2個（英、法）；天津3個（英、法、美）；漢口、廈門、九江、鎮(zhèn)江各一個英租界。上海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為上海公共租界，天津美租界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

這些租界中，上海租界設立最早。上海最早設立的是英租界（1845），其后是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上海租界之后，較早設立的是天津英租界（1860），其余如天津法租界、廣州英租界和法租界、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鎮(zhèn)江英租界，都是1861年設立的，天津美租界、廈門英租界是1862年設立的。

這些租界中，上海租界規(guī)模最大。上海英、法租界最初設立時，面積都不超過干畝，美租界則連四至也沒有劃定。以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都通過各種手段，擴張租界的范圍，到1899年公共租界面積達33503畝，1914年法租界面積達15150 畝。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總面積最大時達48653畝，這在全國租界中無出其右。

租界之外，列強還在一些地方設立了居留區(qū)，包括寧波外人居留區(qū)、福州外人居留區(qū)、營口英人居留區(qū)、煙臺外人居留區(qū)。在這些居留區(qū)，外國人在市政管理等方面攫取了部分權(quán)力，中國政府也還擁有一部分管理權(quán)力，如對華人的管轄權(quán)，所以，這些居留區(qū)還不是租界。

如果將租界、居留區(qū)連帶一起考慮，加上被割讓的香港、澳門，那么，1894年以前，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就有為數(shù)可觀的城市或景點呈現(xiàn)異樣的色彩。如果從北向南數(shù)起，它們依次是營口、天津、煙臺、上海、寧波、福州、廈門、香港、澳門；如果沿著長江從東向西數(shù)起，則有上海、鎮(zhèn)江、九江、漢口。此外，中俄邊境上有塔爾巴哈臺與伊犁。這些涂抹著異域色彩、飄散著外洋氣息的城市與景點，是在外力人侵以后、西方文化影響之下發(fā)展或興建起來的，是在中國傳統(tǒng)城市體系之外出現(xiàn)的另一類城市與景點。

上海在1843年開辟為通商口岸，開埠當年就有25個英國人居住在上海，以后逐年增多。1844年上海有外僑50人；1845年有90人；1846年有120人；1847年有134人，其中至少97個英國人，20個美國人；1848年為159人；1849年為175人；1850年為210人；1851年為265人。這些人不包括船上的水兵等流動人口。法租界外僑在開頭一直不多，1849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是10人，在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大體維持在相當于英美租界的1/6至1/10的比例。早期來滬的英、美、法三國僑民中，法國來的人以傳教士為多，商人較少，所以，法租界較為冷寂。美國雖然也來了一批商人，但他們多住在英租界，所以，美租界也沒有什么起色，只有一點教堂、貨棧而已。英國來的人數(shù)最多，商人最多，所以，英租界最為繁盛。

到1853年，外僑人數(shù)仍未超過300人。城北地帶原為荒煙蔓草之區(qū)，租界劃定之初，生活設施和環(huán)境跟不上，隨開埠而來上海的外僑都不愿意到規(guī)定的界內(nèi)居住，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寧愿暫時借住在南市沿黃浦江一帶的民房里，盡管那里的居住條件也很差，但比租界要強多了。直到19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有一些外僑陸續(xù)遷居到租界里。不過，即使到這個時候，租界的生活條件依然十分糟糕，界內(nèi)沒有一條像樣的路，生活極為單調(diào)。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時實行“華洋分居”制度，租界只允許外國人居住，華人不得進入租界居住。由于人口稀少，租界社區(qū)的功能開發(fā)始終缺乏必要的動力。

這一情況在1853年以后得到改變。1853至1854年發(fā)生小刀會起義，縣城被毀，大批難民涌人租界。租界當局修改了有關土地章程，認可了華洋混處的事實。從1853到1864年，太平軍與清軍在江浙一帶戰(zhàn)事不斷，江南大量人口涌人上海租界。這些都刺激了租界的商機，房地產(chǎn)與各種商業(yè)快速發(fā)展起來。上海由此進入快速發(fā)展時代，外僑的人數(shù)迅速增加。1855年為378人，1865年為2757人，1890年達4265人。

天津開埠以后，即有外國人來此居住，1866年已有112人，多為商人、傳教士與官員，內(nèi)以法國人為多。他們開頭還較少居住在尚屬郊野的租界里，多在人口密集的天津繁華區(qū)域?qū)ふ衣淠_點。1870年天津教案發(fā)生以后，外國人才遷往紫竹林租界區(qū)。19世紀80至90年代，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大力發(fā)展洋務，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天津外僑迅速增多。1877年天津外僑為175人，1879年為262人，1890年為612人。

·租界制度建設

上海及其他各租界都建立過不同于中國行政系統(tǒng)的管理機構(gòu)，實行過與中國不同的管理制度。

上海公共租界的制度建設，有六大支柱，即納稅人會議、工部局、巡捕、領事法庭、會審公廨與萬國商團。

其一，納稅人會議。納稅人會議前身是道路碼頭委員會。最初的上海英租界，只是外僑在上海的一處居留地。外僑以“永租”的方式向上海本地居民租賃土地和房屋，在居留地內(nèi)中國政府仍擁有行政、司法、征稅等權(quán)利。上海租界開辟之初，在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規(guī)定租界事務由界內(nèi)租地人議決。1846年12 月，英租界第一次租地人會議召開，推選3人組成道路碼頭委員會，負責租界內(nèi)道路和碼頭建設事務。當時的道路碼頭委員會，純粹是一個受外國僑民委托，負責租界內(nèi)基本市政設施建設的機構(gòu)，并不具有管理租界社會的職能。但租地人會議逐漸成為一種制度，可以對租界內(nèi)的重大事務進行議決。1869年，公共租界租地人會議擴大轉(zhuǎn)變?yōu)榧{稅人會議，并對納稅人與會資格、會議規(guī)則、議事內(nèi)容和工部局董事選舉方式等做了詳盡的規(guī)定。此時的納稅人會議已成為租界內(nèi)的“立法”機構(gòu)，通過修改《土地章程》、稅率調(diào)整、市政道路建設、社會和文化管理以及華人參政等各項議決，實施對工部局的行政監(jiān)督，參與對租界地方自治制度的運作。

與英租界相類似，法租界也設有納稅人會議。1856年，法國領事主持召開了法租界的第一次租地人會議，議決公共工程經(jīng)費籌集、巡捕房設置等界內(nèi)重大事項。1866年，法國政府頒布《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組織章程》，將租地人會議擴大為納稅人會議，賦予它選舉公董局董事的權(quán)利，但與此同時，取消了原租地人會議擁有的全部權(quán)力，規(guī)定駐滬領事對法租界一切事務具有最高決定權(quán)，納稅人會議成為單純選舉公董局董事的選舉人大會。

其二，工部局。上海英租界設立以后，于第二年組織道路碼頭委員會，由三人組成，負責征收捐稅及建設事宜。這是租界市政管理機構(gòu)的濫觴。1854年華洋雜處以后，英租界成立工部局，作為管理機構(gòu)。工部局是英租界的市政組織和領導機構(gòu)，由納稅人會議選董事，再由董事選舉總董，下設財務委員會、警備委員會、工務委員會、銓敘委員會、公用委員會、衛(wèi)生委員會、交通委員會、音樂委員會、圖書委員會等，還直轄萬國商團、警務處、火政處、公共衛(wèi)生處、工務處、教育處等辦事機構(gòu)。海法租界也有類似工部局的機構(gòu)，名公董局，成立于1864年，是法租界的市政組織和領導機構(gòu)，在組織人事上受法國領事控制，但下屬結(jié)構(gòu)與工部局類似。

其三，巡捕。英租界設立之初，僅設更夫以維持治安，其職責是夜間巡邏、報更、鳴警，1854年以后開始正式設立巡捕，即武裝警察。工部局建立了巡捕房，巡捕房制定了服務規(guī)則17條，管轄范圍相當廣泛，除了警務，還有道路的整潔與燃燈，有礙公眾的事物的取締，以及搜查軍器的輸人和解除華人武裝，協(xié)助征稅、筑路也都在其內(nèi)。1899年，公共租界警務機構(gòu)正式定名為工部局警務處。

其四，領事法庭。作為領事行使治外法權(quán)的機構(gòu)，英、法等國均有。英國在滬領事法庭成立于1847年，1865年后改設英國在華高等法院。1848年，美國公布在華裁判制度，并在上海設立領事法庭。法國于1849年在上海設立領事法庭，以駐滬領事為庭長。1852年7月，法國政府公布《法國領事在華之司法權(quán)》予以認可，并擴大其權(quán)限。此后，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葡萄牙以至日本，總計有13個國家根據(jù)其本國制訂的“領事法規(guī)”或“海外裁判法規(guī)”，先后在上海設立領事法庭，受理本國僑民（包括其“保護國”僑民）為被告的訴訟案件。

其五，會審公廨。前身是理事衙門，是中國政府設在英美租界最早的司法機構(gòu)，1864年設立。由上海道臺派出的兩名低級官員和若干名領事組成，初僅審理涉洋華人輕微民、刑案件和違警案件，訴訟金額100元以上、監(jiān)禁100天以上、枷禁30天以上及罰金100元以上案件無權(quán)審理，但此限制很快因外國陪審官的挾制而被突破。1869年，會審公廨成立，取代理事衙門職能。會審公廨是中國政府設在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的司法機構(gòu)，亦作“會審公堂”，起初由上海道臺委同知一名充任讞員，發(fā)落租界內(nèi)輕微民、刑案件，但涉洋案件均須由有關外國領事會同審理，此即"會審"一詞含義；其上訴機關為上海道臺衙門與有關領事機構(gòu)。但后來在外國陪審官的挾持下，其管轄范圍擴大，甚至有判十年徒刑者，判決亦概以陪審官意旨為準。其提、傳人犯及關押犯人等事務，則盡為工部局控制。實際成為變相之領事法庭。

上海法租界亦設有會審公廨，性質(zhì)類似，1869年依上海道臺與法國領事訂立的章程成立。每周開庭2次，陪審官為法國副領事，一切判決由其決定，且無上訴機關。刑事案件不準延請律師，民事案件訴訟金額超過1000元者方可請律師，但只準法國律師出庭。其一切司法行政事務，均由法國領事包辦，提傳人犯由巡捕房執(zhí)行。

其六，萬國商團。原稱上海地方義勇隊，為上海公共租界建立的準軍事化組織。1853年太平軍攻克鎮(zhèn)江，江南局勢甚為緊張，在滬的外國人提出“武裝中立”，著手組織租界武裝，協(xié)助各國海軍一起防衛(wèi)租界。同年4月12日，上海租界召開西人大會，由英、美、法三國領事決定建立租界內(nèi)以洋人為主的民兵組織上海地方義勇隊。義勇隊最初只設甲隊，1855年增設乙隊，均由英國人組成。小刀會起義失敗后，該武裝解散。1860年太平軍進攻上海，重新組建，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至1870年已轄有甲、乙、上海輕騎和上海重炮4隊，改歸工部局管轄，成為工部局常設機構(gòu)，工部局總董為其最高統(tǒng)帥。

這六項制度，基本上將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體制移植進來，會審公廨與萬國商團則是結(jié)合租界社會實際情況而設立的特別制度。當然，移植過程中有很大變異，比如所謂納稅人會議在相當長時間里是將華人完全排斥在外的，華人納稅但毫無權(quán)利，只是到了后期，在華人的強烈抗議與要求下，才點綴性地增加了一點華人董事的名額。

上海租界制度建立較早，后來設立的廣州租界、漢口租界、天津租界，基本上是蕭規(guī)曹隨。廣州沙面的英租界、法租界規(guī)模都比較小，主要權(quán)力實際上由各國領事控制，但兩租界均設有工部局與巡捕房，英租界還設有公民會，類似于納稅人會議。天津英租界設有納稅人會議（初稱租地人會議，1919年后改稱選舉人會議）、工部局、巡捕，但沒有會審公廨；天津德租界、奧租界、俄租界、比租界均設有工部局。漢口英租界市政機構(gòu)稱大英工部局。

·租界市政設施及其影響

租界城市建有許多外國風格的建筑，包括住宅、教堂、醫(yī)院、學校、街道，有一些與中國一般城市不同的風俗習慣。

上海租界設立以后，西人將其母國的建筑傳統(tǒng)、生活習慣帶到上海。在1845 年頒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就對租界道路建設做了規(guī)定，包括規(guī)劃四條主要干道、統(tǒng)一道路寬度、設置道路附屬設施、訂立管理條例等，規(guī)定一般路寬兩丈，明確修路責任。1854年以后，租界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道路建設。到1865年，初步建成26 條道路，東西向、南北向干道各13條。19世紀90年代以后，工部局將筑路的重點放在虹口，在虹口地區(qū)延長或添筑41條馬路。

租界道路質(zhì)量，不斷改進。租界在19世紀40年代所筑道路，還以土路為主；50年代以后修筑道路，已開始使用碎磚、碎石和圓卵石鋪筑路面，在教堂路（即福州路）和領事館路（即北京路）等少數(shù)重要干道鋪設花崗碎石路面，以后陸續(xù)推廣到其他道路。1890年起，工部局在鋪筑人行道時試用水泥等新材料。到1893年，租界內(nèi)用柏油、水泥或其他混合材料鋪筑的人行道已達7英里。此后，水泥人行道陸續(xù)推廣。1890年，工部局在租界內(nèi)的主要干道鋪了一些硬木。

上海租界建造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住宅、洋行、銀行。開埠后數(shù)十年間，許多西方風格的建筑開始聳立在黃浦江岸。上海租界在1868年開辟了黃浦公園，亦稱外灘公園，為近代中國第一座公園。

廣州沙面租界辟設以后，英國便開始經(jīng)營，分區(qū)出售，開始大規(guī)模建筑。至1865年，沙面英租界已初具規(guī)模，英、美、葡、德、日等國領事館相繼搬入沙面辦公，許多洋行也遷入經(jīng)商，沙面租界逐漸繁榮。法國租界那里，1890年法國領事館遷人沙面后，也逐漸繁榮起來。沙面租界從一開始就把西方的市政文明建設模式移植進來，注重市政文明建設和管理，使沙面租界成為一個風光怡人的"國中之國"。這里有歐洲人的事務所和住宅，有領事館，有一個國際俱樂部，有一個小教堂。沙面租界基礎建設完善，樓宇分布有序，道路縱橫交錯。先后修建了羅伯森路、公園路、教堂路、槌球路、劍橋路、領館路與法國路等，共長262米，中心馬路寬15英尺，一般馬路寬6英尺，小徑寬1.5英尺。1887年安裝煤氣球，使用煤氣；1889年投資發(fā)展電報業(yè)，興建電信設施；1892年建成電燈公司。

天津英租界在1887年建成維多利亞公園，是天津第一座正式公園，建成市政廳戈登堂。19世紀90年代，英租界發(fā)展很快，中街兩側(cè)建成許多兩三層的歐式樓房，建成英國、普魯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的領事館，還建成臺球房、籃球場、俱樂部等娛樂設施。

租界里體現(xiàn)西方科學技術(shù)的各類機器、各種設施，寬敞的馬路，明亮的櫥窗，都是西方科學技術(shù)的載體。納稅人制度，司法制度，選舉制度，交通管理制度，衛(wèi)生管理制度，罰款制度，戶籍制度，都是西方制度文化的載體。賽馬，賽船，體育競技，雜技，戲劇，舞會，以及西人種種行為方式，都成了體現(xiàn)西人精神風貌的行為。

租界在一定范圍內(nèi)、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人管理的世界。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zhì)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帶到這里，使這里變成東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最顯而易見的是市政建設。以上海租界為例：19世紀60年代開始使用煤氣路燈照明，興建道路排水工程，在道路兩側(cè)種植行道樹；1861年創(chuàng)設人行道，實行人車分道；從1864年起建造公共廁所；1869 年開始規(guī)定道路保護規(guī)則，如果有人擅自取去、私行改動鋪砌之磚石等，即行照罰；同年開始禁止在公共道路上堆放雜物；1872年開始實行行車靠邊原則；70年代初開始，工部局在租界內(nèi)主要街道實行灑水制度；1874年開始規(guī)定傾倒垃圾時間，必須在早上九點以前倒在路旁，否則罰款。在天津等地也有類似的管理措施。

租界或居留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在中國土地上展示西方文明的博物館。這些地方展示、體現(xiàn)的西方文化，可以毫無遮攔地擴散開來，并且與華界產(chǎn)生巨大差距，這極大地刺激著華人社會，推動著中國學習西方的步伐。茲以上海租界為例：

1843年，機器印書館墨海書館建立。1844年，始有西醫(yī)院。1846年，始有新式旅館。1847年，麗如銀行設立，為上海之有西方銀行之始。1848年，西僑建立第一個跑馬場。1849年，西僑設立圖書館“書會”，后改名“上海圖書館”。1850年，出版英文報紙《北華捷報》。1852年，建立城市消防隊。1852年，始有照相館。1853 年，始有西醫(yī)藥房，即老德記大藥房。1854年，設立巡捕房，有關道路整潔及公共衛(wèi)生事項歸其管理，為近代警察制度之始。1857年，出版中文雜志《六合叢談》。1860年，始有公共運動場。1861年，大英書信館、法國書信館設立。1861年，中文報紙《上海新報》出版。1862年以前，已有縫紉機。1862年，建立城市交通規(guī)則。1863年，建立高爾夫球場。1864年，西僑在八仙橋設立中央菜場，為上海第一家室內(nèi)菜場。1865年，建立汽水廠。1866年，始有歐式劇場。1868年，公共租界始設公園，即外灘公園；震旦博物院創(chuàng)立，為中國最早一座博物館；出現(xiàn)自行車。1870年，大北電報公司將海底電纜從香港通到了上海；市內(nèi)開始有線電報通訊。1872年，開始設立通訊社；徐家匯觀象臺開始進行氣象觀測；近代歷時最長的中文報紙《申報》創(chuàng)干兒。1873年，始有外國魔術(shù)表演。1874年，上海開始出現(xiàn)東洋車，即人力車。1876年，淞滬鐵路建成，上海開始行駛火車。1876年以前，公共租界已使用垃圾車、灑水車、大自鳴鐘。1878年，上海海關印制中國郵政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1881年，上海電報局成立；徐家匯觀象臺開始向上海各報發(fā)送中國沿海天氣預報。1882年2月21日，大北電報公司在外灘設立電話交換所，開放通話。1884年，外灘信號臺建成并開始預告天氣和授時服務。1889年，始有留聲機。1892年，始有游泳池。

租界市政設施對同光之際中國社會影響最為直接與明顯的是照明與飲水。照明方面。開埠以前的上海，居民的照明用品，在室內(nèi)是油燈，所用之油主要為豆油或菜油；在室外，有錢人家行路用燈籠，內(nèi)燃蠟燭，一般居民、客商行路則在黑暗中摸索。個別繁盛之處設有所謂“天燈”，但所照范圍極為有限，故人夜以后便漆黑一片。西人寓滬以后，始用火油燈?；鹩蜔糨^之豆油燈，價廉，光亮，一盞火油燈亮度可相當于四五盞豆油燈。所以，洋人使用于前，華人便繼用于后。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五六家由廣東人開設的商店，專門制造、出售玻璃火油燈。到80年代初，上海城市店鋪皆改蠟燭為火油燈，漸而鄉(xiāng)鎮(zhèn)大戶、會計之房、讀書之案，無不燦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濫。租界辟設之初，西人燃點街燈的燃料也是火油，街燈遠近疏密相間，悉以六角玻璃為之，遙望之燦若明星。

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上海照明進入煤氣燈階段。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氣公司大英自來火房開張。1865年10月8日，這家公司制成煤氣燈，在洋行內(nèi)試用。12月18日，大英自來火房在南京路正式點亮第一盞煤氣燈。以后，英美租界其他主要街道陸續(xù)裝上煤氣燈。到1881年，英美租界內(nèi)已有煤氣路燈489盞。

英美租界大英自來火房成立后，法租界緊隨其后。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來火行成立，廠址在八仙橋。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來火行試裝煤氣成功。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館馬路、科爾貝爾路、辣厄爾路、孟斗班路、洋涇浜沿岸馬路一帶均裝上了煤氣燈。

煤氣燈較之火油燈、豆油燈，更加光亮、便利，使用時只要擰轉(zhuǎn)開關，點亮即可，而不用像火油燈那樣要不斷向燈盞內(nèi)添油。租界普遍點上煤氣燈，這給上海城市面貌帶來很大變化。人夜以后，火樹銀花，光同白晝，上海成了名副其實的不夜之城。

煤氣燈起初主要用于洋行和街道，后來行棧、鋪面、茶館、戲樓以及居家，競相使用。這為夜市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使上海的夜景變得分外美麗。19世紀70 年代，上海人評“滬北十景”，其中之一就是“夜市燃燈”。

1882年，上海租界的照明設施又跨上一個新臺階，電燈開始問世。這年4月，上海電光公司創(chuàng)辦。7月26日，該公司在英美租界裝成弧光燈15盞，包括電光公司門內(nèi)外兩盞，虹口招商局碼頭四盞，禮查旅館附近四盞，公家花園內(nèi)外三盞，美記鐘表行門前一盞，福利洋行門前一盞。是晚7時，15盞電燈一起放明，據(jù)說每盞電燈亮度可抵燭炬兩干條。

隨后，上海電光公司在工部局支持下，逐漸將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氣燈置換為電燈。

煤氣、電燈都是舶來品，在上海推廣過程中，曾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對于煤氣燈，“其最可笑者則云地火盛行，馬路被灼，此后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腳著高底相鞋，熱氣或不至攻人心脾，若苦力小工，終日赤足行走馬路者殆矣云云。又該廠設在今垃圾橋南境，一般苦力相戒無蹈其地，以為該處路面必較他處為尤熱也”這是由于對煤氣制造原理一無所知而產(chǎn)生的誤解。

電燈出現(xiàn)之時，也遇到過與煤氣相似的命運。一個小小的燈泡，開關一撳，竟會發(fā)出熾眼的亮光，真是莫名其妙！“國人聞者以為奇事，一時謠諑紛傳，謂為將遭雷殛，人心洶洶，不可抑制。當?shù)阑计渥淌?，函請西官禁止。后以試辦無害，謠諑乃息?！笔廊藶槭裁磿㈦姛襞c雷殛聯(lián)系在一起呢？史書沒有記載。筆者揣度，人們很可能是將電燈之“電”，與自己信奉的雷公、電母聯(lián)系在一起了，未經(jīng)天公允諾，擅自取電照明，自然會遭雷殛。此外，還有一些人表現(xiàn)出對電燈的另一種不理解。他們不知道電燈發(fā)光的原理，以為“電火”也是火，與炭火、木材之火無異，故有人伸出長長的旱煙桿在電燈上點煙。電燈在租界使用以后，上海道臺也曾經(jīng)發(fā)出華人禁用電燈令，理由是電燈有患，如有不測，焚屋傷人，無法可救。 飲水方面。上海遠山近海，居民用水一向取汲于黃浦江。城內(nèi)河渠淺狹，居民皆乘漲潮時汲取。其時，黃浦江已水質(zhì)渾濁，很不宜于衛(wèi)生。城內(nèi)河渠兩岸堆積許多垃圾及其他不潔之物，民用污水亦傾人河中，水質(zhì)很差，“每值潮汐漲而未滿、退而未盡，擔夫爭水，水僅沒脛，其色如墨，故飲之者非浸淫而患濕，即薰蒸而成疾，流毒何可勝言”。除了居民自擔用水，上海出現(xiàn)了一批專門以擔水為生的擔夫。每到擔水時分，擔夫、居民競相擔水，加之城內(nèi)街弄狹窄，前擠后擁，左碰右撞，溢出之水，使得街弄泥濘不堪。 西人來滬以后，每苦于飲水之不潔而思改良之。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灘開鑿了第一口深水井，供洋行內(nèi)部使用。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廠。1875 年，西商在楊樹浦建成一座自來水廠，有沉淀池、過濾池、水泵、皮龍等設備，其業(yè)務為用木船載水分送到貯水池及向過往船舶供應過濾水，并用水車向用戶家里送水。從1870年開始，英租界開始籌備興建大型自來水工程。1880年，英商上海自來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881年8月8日，該公司開始在虹口鋪設自來水管，次年2月鋪完，隨后在英租界主要道路鋪設管道，提供潔凈自來水。 自來水較之河水，清潔衛(wèi)生，取用方便，優(yōu)越性不言自明。當然，在初用時，價格較昂，到1894年以后才比較便宜。但自來水流人縣城，也頗費了一番周折，阻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誤解。人們祖祖輩輩都是從河里挑水、井里提水，從未見過從鐵管子里流出白花花的自來水。自來水在制作過程中要添加漂白粉之類的消毒劑，有些異味，這更加深了人們的疑忌心理。有的說，在水管上有兩龍相斗；有的說，水管與煤氣管接近，有煤毒進入水中，因此“華人用者甚鮮，甚至謂水有毒質(zhì)，飲之有害，相戒不用”。二是保守。“守土者以事出西人，其管又系西人掌之，以西人而行西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计湫嫩E，明知使用自來水有利無弊，但因此事創(chuàng)自西人，又系西人管理，若驟然師法，恐怕要引來"以夷變夏"之譏，于是，借口"地非租界，畛域宜分”，拒絕使用。②三是出于生計原因。自來水出現(xiàn)以前，上海有不少人以擔水為生，從河里擔水送到各家各戶。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縣城有擔夫400多人，租界有擔夫兩千多人。人們擔心，自來水推廣以后，這些人的生計將遭到嚴重威脅，因此反對使用自來水。 三點當中，最值得同情、理解的是第三點，其余那些誤解、阻力都是不難克服的。針對人們的疑忌、誤解，自來水公司免費向水爐、茶館贈水，并請有關方面對水質(zhì)進行化驗。化驗報告說，水質(zhì)極度清潔，適宜于生活和制造用途，水的質(zhì)量，比之倫敦和世界其他城市不相上下。上海地方政府則在《申報》上刊登告示，說明社會上所傳有關自來水的謠言，均屬不確，并說明使用自來水有益于健康，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災疫。為了解決原有擔夫的生計問題，自來水公司表示，擔水夫如愿意為公司工作，均可雇傭他們改挑自來水，可劃定地段，以挑水多少支付工錢。于是，自來水在上海逐漸推廣。 市政設施方面，灑水車、垃圾車、洋水龍、大自鳴鐘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都已傳人上海。灑水車是在馬車上架一方木柜，可儲水數(shù)十擔，柜后橫一鐵管，遍鑿細孔，其管上通水柜，內(nèi)設樞紐，用的時候撥動樞紐，水即從孔中噴出。驅(qū)車疾行，每車水可灑半里多路。對于土路、磚路、砂石路來說，灑水車對于控制塵土飛揚、保持城市清潔有重要價值。垃圾車是在馬車上架一大木柜，數(shù)名夫役隨后，每日兩次，將街道上垃圾裝走。洋水龍是救火專用器具，用皮管數(shù)十丈，使管尾浸人水中，發(fā)動機器，能吸水從口噴出，勢如驟雨灑空，滂沱四注，從而撲滅火焰。所用吸水裝置，開頭是用人力轉(zhuǎn)動，后發(fā)展為機器帶動。大自鳴鐘最早出現(xiàn)在法租界公董局樓上，離地八九丈，高出樓頂，勢若孤峰，四面各置鐘盤，報時報刻。其他酒精燈、顯微鏡、燒杯、天平等科學實驗用品，縫紉機、自來風扇、火柴、肥皂、洋傘、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都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時紛紛傳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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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7-278

正因為如此，懂外語在上海社會生活中常常成為人們自我夸耀的資本： 上海洋場，五方雜處其間，人數(shù)之眾多無出其右，而日與西人相習，往往能作西語，識西文，以是詡詡自鳴得意者正不知其凡幾?；虍敶笸V眾之間，宴會聚談之際，內(nèi)有一二人能操西語，則彼此格磔鉤轉(zhuǎn)，互相問答。在門外漢聞之，似乎入彀，或且有不勝艷美者?！墩撝袊挛鞣ǖ闷渌贫坏闷湔妗罚渡陥蟆?886年4月6日第1版。

但能略解數(shù)字，即自以為知西文，出而驕人，日游戲于馬路，與夫茶煙室館，呼朋引類，口銜雪茄煙，昂首作得意狀，偶有氣觸之者，則且以西人之勢壓制之?！墩撝袊挛鞣ǖ闷渌贫坏闷湔妗?，《申報》1886年4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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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9

清晨相見谷貓迎（谷、貓迎，good morning），

好度由途敘闊情（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

若不從中肆鬼肆（肆鬼肆，squeeze，敲詐），

如何密四叫先生（密四，mister，先生）。

①?“谷貓迎”是讀音，“清晨相見”是說這句話的場景?！八凉硭痢敝杏谩肮怼弊郑挥谩百F”“歸”等字，隱含這個詞的貶義。 外國人與中國幫傭溝通，洋涇浜英語是惟一交流工具，但是這種語言只能作極其簡單、膚淺的交談，無法做任何其他事情。 洋涇浜英語盡管使用比較廣泛，有一定實用價值，但是，在上海外僑上流社會中，還是被視為粗俗的標志。所以，一般歐美人與中國商人、買辦打交道，首先試探性使用的是正規(guī)英語，不得已才使用洋涇浜英語。如果不知底細，一開始就使用洋涇浜英語，會被視為不禮貌。 據(jù)英國人戴義思的《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憶舊》介紹，常住上海的西方人不但與華人大班、傭人要說洋涇浜英語，西人相互之間談話也時常夾用洋涇浜英語，以至于剛到上海的英國人常常聽不懂。此書最后一章專門介紹洋涇浜英語在上海使用的情況。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精通流行在中國沿海地區(qū)的洋涇浜英語中的各種行話，19世紀70年代回到美國后，他給旗昌洋行一些買辦寫信，仍用這種洋涇浜英語。1876年11月，當時上海旗昌洋行的經(jīng)理福士為了一次在華業(yè)務上的需要，去信給金能亨，請他要求買辦陳竹坪墊款約一萬英鎊。福士信中說到“我確信，憑您一封洋涇浜英語的信，就足以使他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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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7

將Soochow Creek 譯為“蘇州江”，按譯名遵從本地習慣的原則，倒是正譯。因為水流大者，中國南方稱“江”，北方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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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8

近代買辦是文化混合體。在西洋人面前，他們是中國人。在中國人面前，他們有西洋味。他們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時常是混雜的，界限不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有的人中國色彩強些，有的人西方色彩強些。他們中間相當一些人，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文化意識并不那么強烈，不同背景、不同特質(zhì)的文化相對平等地展現(xiàn)在他們面前。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于異質(zhì)文化的感受，較少先人為主的成見，較多心平氣和的審視，所見較為真切；何為真，何為善，何為美，較多地是出于內(nèi)心的理性判斷。正因為如此，他們吸納異質(zhì)文化的元素，較少心理障礙，較為主動。 異質(zhì)文化大面積遭遇時，文化保守與文化創(chuàng)新各有其功用，無保守則無法保存原有文化之特質(zhì)，無創(chuàng)新則無法維持原有文化之活力。只是保守與創(chuàng)新都要有一定的度，過分保守則易走向文化沙文主義，唯我獨尊；過分強調(diào)創(chuàng)新則流為文化虛無主義，妄自菲薄。無論文化沙文主義，還是文化虛無主義，都是文化延續(xù)、文化自為之大忌。人類歷史上先后出現(xiàn)過二三十種文明，大多數(shù)文明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其消亡的原因誠如湯因比所研究的那樣，極其復雜，包括突然的天災、資源的枯竭與毀滅性的戰(zhàn)爭等，也有文化應對方面的不當。中華文明能夠延續(xù)五千年而從未中斷，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對于這一奇跡的探討，成為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話題，許多學者提出了許多解釋。我以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有三大特點，與中華文明能夠長久延續(xù)有關。一是文化的開放性，或曰包容性?？鬃诱f，“君子不器”，中華文化從來不拘守一固定的樊籬，對他種文化高度包容，佛教進來，基督教進來，都沒有發(fā)生劇烈的文化沖突，沒有發(fā)生如同十字軍東征那樣殘酷的宗教戰(zhàn)爭。二是文化的變通性與堅韌性?！兑住吩唬骸案F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泵献诱f：“孔子，圣之時者也。”換句話說，中國文化是重視變通的文化，孔子是與時俱進的人。真實的孔子很能接受新事物，一點不保守。事實上，儒家文化自先秦至明清也歷經(jīng)多變。三是文化的人本性與現(xiàn)世性，即以人為本，以人的現(xiàn)實生活為本?？鬃硬徽Z怪力亂神，表示“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體現(xiàn)了儒家反對盲目崇拜鬼神、提倡以人為本的、肯定現(xiàn)實生活的世界觀。這三者結(jié)合起來，使得儒家思想不存在固執(zhí)一端、僵滯不變的弊病，不存在神圣與俗世、靈與肉、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之間的緊張沖突，構(gòu)成了李澤厚所說的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 循此實用理性，中國文化在與他種文化大面積相遇和沖突時，總能在包容、吸納、涵攝他種文化的過程中不斷地新陳代謝，獲得新生。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戰(zhàn)國時期，趙武靈王從華夏農(nóng)耕文化與戎狄游牧文化大面積接觸、交流的實際出發(fā)，果斷地實行胡服騎射，大膽地吸納戎狄文化的元素，使得趙國國力大增，為中華文化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南北朝時，鮮卑族出身的北魏孝文帝，在其漢族祖母馮太后的支持下，廣泛地吸收漢族文化中的優(yōu)秀成分，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定族姓、遷都洛陽等，使北魏政治、經(jīng)濟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也為中華文化的發(fā)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唐代文化的開放性世所罕見，毫無顧忌地大量吸收了異域文化，南亞的佛學、醫(yī)學、美學，西亞的襖教、景教、摩尼教，都成為它的養(yǎng)分，海納百川，含英咀華，這一文化風貌被海外漢學家稱為“世界大同主義”。蒙元時代，北方游牧文化對中原漢族文化造成強烈沖擊，但是，在一批漢族士大夫的努力下，終使蒙元統(tǒng)治者用夏變夷，用中原之士行中原之道，成功地延續(xù)了中原文化，中原漢族文化也在此過程中融人了蒙古文化中熱烈奔放、剛健有為的元素。清代統(tǒng)治時間遠較元代為長，但用夏變夷的模式如出輸。這種種事例充分顯示了中國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變通性、堅韌性與生命力。元初、清初，那些歸順蒙古、清統(tǒng)治者的漢族士大夫，如許衡、范文程等人，以日后之民族主義眼光去看，缺乏民族氣節(jié)，自應歸入孽臣賊子行列，但是，從他們規(guī)勸蒙古、清統(tǒng)治者接受中原漢文化來看，從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更新角度看，他們似乎又應歸入功臣先驅(qū)行列。近代買辦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既與隋唐不同，亦與元清有異，但是他們對于異質(zhì)文化的開放性、變通性與人本性，則繼承了儒家文化的傳統(tǒng)；他們勇于吸納他種文化的精神，是與趙武靈王、魏孝文帝、隋唐君臣一脈相承的。 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是一種生存智慧。循此實用理性，中國人處于順境時，誠如李澤厚所說，“善包容，肯學習，能吸收，可消化”①。面臨逆境時，包括面臨突如其來的嚴重的文化挑戰(zhàn)時，中國人就表現(xiàn)出極其頑強的堅韌性：“中國人講究韌性，堅忍不拔，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相信否極泰來。這是這個民族能夠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這就是情感中有理智。中國人把維持生存看得重，活下去成為最堅強的追求。”對于中國文化的這種堅韌性，英國哲學家羅素也曾談到過，并認為這是中國文化歷久而不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代買辦身上，人們既能看到他們善學習的進取性，也能看到他們能忍耐的堅韌性。買辦在近代開頭一段時間里，名聲不怎么好，但是，自有一批買辦不為所動，我行我素，甚至世代相傳。他們對自己的進取與堅韌，未必都有崇高的理想，也未必都有清醒的覺解，但正是他們的進取與堅韌，才使得中國人中有那么一批人率先接觸到近代企業(yè)管理制度，并將其引進中國。輪船招商局早期高層管理人員中，總辦唐廷樞，協(xié)辦徐潤，幫辦鄭觀應，都是買辦出身，這很能說明這些人的買辦經(jīng)歷對于近代民族企業(yè)管理的重要意義。

近代中國的文化自為是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持續(xù)接力的過程，從清末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到民國時期各種流派的志士賢人，都做過努力，有所貢獻，買辦是其中不容忽視的部分。沒有他們的努力，中國早期的近代化努力很難想象；沒有他們的努力，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會留下大段空白。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認真讀過《盛世危言》。他在述及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時，列舉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四個人的名字。其實，在介紹與吸納西方文化方面，就個人而言，鄭觀應的影響遠遠超過洪秀全；就群體而言，買辦的作用遠遠超過農(nóng)民領袖；就思想脈絡而言，鄭觀應與康、嚴、孫的思想，都有著前后遞嬗關系，有著內(nèi)在的邏輯呼應。特定的時空，特定的身份，使得買辦成為近代中國文化自為的先行者。

【另】丨羅素說“沒有比中國人的忍耐力更令歐洲人吃驚的了”，“他們考慮問題，不是以幾十年計算，而是以幾個世紀計算。他們以前曾被外族征服過，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滿族人；但最后這兩個外族征服者，卻都反被他們同化了。中國的文明源遠流長，亙古不變；經(jīng)過幾代人之后，人侵者反變得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了"。"中國的文明遠比中國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統(tǒng)的特性。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幾大古國文明中惟一得以幸存和延續(xù)下來的文明。自從孔子時代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文明都相繼消亡，但中國文明卻通過持續(xù)不斷的改良，得以維持了下來。中國文明也一直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早先的佛教影響，直到現(xiàn)代的西方科學的影響。但是，佛教并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沒有把他們變成歐洲人。"見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