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可以很大眾，人人都能通過文物觸摸歷史。近幾年來，考古及與之有關的博物，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據(jù)統(tǒng)計，2018年全國各類博物館共接待游客10.08億人次。但一大堆人擠在湖北省博物館越王勾踐劍的小展臺前，爭先恐后湊近拍照，除了發(fā)個朋友圈，似乎得不到什么有益的東西。

考古也是一件很硬核的事情。不久前，微博認證為陜西省文物局的@漢唐網(wǎng) 發(fā)布了一條消息：“正在建設中的地鐵5號線2期發(fā)現(xiàn)了三秦之一的雍王章邯的都城——廢丘，為了保護遺址與文物，地鐵或?qū)⒏穆肪€。”

傳說中的“張獻忠江口沉銀”已被考古證實，遺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qū)江口鎮(zhèn)岷江河道內(nèi)。

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錢幣。

表面上看, 考古只是去田野挖掘調(diào)查，實際上是一個高度依賴跨學科分析的專業(yè)，涉及人類學、歷史學、遺傳學、生物科技、地理學、化學、統(tǒng)計學、古生態(tài)學、古生物學、古植物學等學科。

而文物發(fā)掘出來之后，考古成果發(fā)表之后，還有大量文物保護、展覽科普的工作要做。所以，說考古就是持牌盜墓，大概不是無知就是壞。

2016年，海昏侯墓的墓主人被確認為西漢第九位皇帝劉賀；2017年，班固所撰《燕然山銘》摩崖石刻被找到，“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被證實……?

我們不是考古專家，當我們說起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時，我們可以說些什么？我們又可以通過考古了解什么？

有功夫看《鬼吹燈》《盜墓筆記》之流，不如把這四本書找來看看，看完你就升華了。

第一階：《龐貝三日》

作者：（意大利）阿爾貝托·安杰拉
翻譯：董嬋娟
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4月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島南部的維蘇威火山爆發(fā)，排出了一百億噸的巖漿，幾百萬噸的蒸汽和其他氣體。

迸發(fā)的浮石、彌漫的火山灰吞沒了山腳的龐貝城，一座擁有10座神廟，11個洗染作坊，34家面包店，150余家“酒吧”、飯店、客棧、酒館和許許多多其他店鋪，以及2個劇院、1個圓形露天劇場、1個露天體育場、1個廣場、1個市集的城鎮(zhèn)。

城中居民大約有8000—18000人，38%死于火山噴發(fā)時的地震，62%死于巖漿流。

這些數(shù)字并非來自文獻，而是考古學家與地質(zhì)學家、人類學家、法醫(yī)學專家?guī)资旯餐芯康某晒?/strong>

早在1599年，那不勒斯人就發(fā)現(xiàn)了龐貝城遺跡。20世紀后半葉到21世紀初，現(xiàn)代考古工作大規(guī)模開展，系統(tǒng)性的多學科研究不斷推進，使安杰拉得以利用二十多年來研究觀察的積累，寫出了《龐貝三日》，一本將考古學發(fā)現(xiàn)融入非虛構(gòu)寫作的奇特著作。

龐貝古城。圖/Matthias Sü?en

安杰拉并不想描述考古報告與技術復原的結(jié)論，而是試圖還原龐貝各街區(qū)在毀滅前的狀況。他將文獻記載與遺跡情景、出土實物擬合，選取幾位重點人物為軸，重現(xiàn)了龐貝城的市井百態(tài)，特別是城鎮(zhèn)毀滅前53個小時的情景。

他的野心來自多年考古發(fā)現(xiàn)的沉淀。從1748年4月19日第一具龐貝居民遺骸出土開始，迄今龐貝一共發(fā)現(xiàn)了1047具遺骸，通過他們遺體旁邊的遺物，所在房間墻壁上的文字，可以確定他們的姓名和職業(yè)，甚至能推測出他們在最后一刻來臨前在做些什么。

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龐貝居民的最后一刻得以再現(xiàn)。一些被細密火山灰末包裹的遺體，雖然軟組織和器官分解了，但“外殼”忠實地遺留下來，借助液態(tài)石膏灌注法，“看著一個龐貝人的臉在近兩千年后重現(xiàn)塵世，那種激動難以形容”，安杰拉如此寫道。

最令安杰拉難忘的是位于斯塔比亞諾之家的7個人，模型顯示出他們生命的最后時刻，大人放開了小孩的手摔在地上，男人用自己的衣服蓋住了仰面摔倒的孕婦，“他就這樣去了，在為保護他所愛的女人而做的最后的嘗試中”。

龐貝城火山罹難者鑄像。圖/Leandro Neumann Ciuffo

有欣喜也有遺憾，“紙莎草紙書籍別墅”便是其中之一。這座房屋的主人收集了大量紙莎草紙文獻，包括大量希臘哲學著作，僅出土的便有一千多卷，學者甚至以此建立了專門的研究中心。

可惜，挖掘工作在1998年5月因資金短缺停止后沒有再啟動。

考古和盜墓有什么區(qū)別？這個問題自媒體作者發(fā)了無數(shù)篇稿子，知乎大V做了無數(shù)次解答，依然有人不懈追問。到底是提問者太頑固，還是回答不易讓人接受？抑或是狹小的古墓不足以讓人擁有正確的認識？

《龐貝三日》或許能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第二階：《何以中國》

副標題:?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作者:?許宏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為了證明中國史書中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并非空穴來風，本身應該科學客觀的考古學在中國發(fā)展出了一套不亞于考古勘探方法本身的“對號入座”標簽學，每當有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這套標簽學便全副武裝起來，力圖從蛛絲馬跡中證明“三皇五帝到如今”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就像許宏在《何以中國》中所述，自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發(fā)掘使商代后期歷史成為“信史”后，“把中國的‘信史時代’的上限再向前推，當然是考古學家心底的夢。因此，‘對號入座’研究幾乎從每一項重要發(fā)現(xiàn)的開始就展開了，成為數(shù)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和上古史研究領域的一大景觀和特色”。

許宏的著作恰恰撼動了一個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夏王朝的真實存在。而他瞄準的靶子，就是被對號入座貼上的“夏朝都城標簽”的二里頭文化遺址。

二里頭一號宮殿復原圖

從文獻上看，關于夏朝的記載最早出現(xiàn)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左傳》，書中提到夏朝只是寥寥數(shù)語。具體給出夏朝王位世系的《竹書記年》雖然號稱晉代汲冢竹簡，但也僅是出自戰(zhàn)國末年魏國一家史書，時代比《左傳》又晚出許多。

至于一直被奉為經(jīng)典的《尚書》中關于夏朝之祖大禹的《禹貢》《大禹謨》，有關夏朝史事的《夏書》部分，以及《商書》中關于商湯伐夏的《湯誓》《仲虺之誥》和《湯誥》三篇，或是戰(zhàn)國時代夏朝觀念流行時期出現(xiàn)的文獻，或為更晚的后世偽造。即使單純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看，也不能作為夏朝真實存在的證據(jù)。

至于出土文物，目前記載了夏朝歷史銘文的早期文物共有四件，但似乎也很難說是確鑿實證。

首先是豳公盨，2002年由保利藝術博物館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得，號稱是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銘文中“乃自作天命禹敷土”一段，提到了夏朝之祖大禹治水的故事，但卻并未將大禹和夏朝聯(lián)系在一起。

豳公盨

叔尸镈銘文有摹本流傳，其中有“赫赫成唐（湯）……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一句，這里倒是明確提到成湯伐商定居夏朝之都，但這件文物如果古人所記不差，那也應該是春秋末期齊靈公時代的物品，是所謂夏朝滅亡近千年之后的事跡了。

另外兩件秦公簋和秦公镈可以算成一組，銘文里出現(xiàn)了“鼏宅禹跡”和“虩事蠻夏”，秦公镈也出現(xiàn)了“蠻夏”字樣。然而這兩件文物也都是春秋時代的產(chǎn)物，距離它們所記載的夏朝著實久遠。

秦公镈

最關鍵的一點是，上面所舉無論是文獻材料還是文物銘文，它們與夏朝都橫跨著一個商朝。

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證明商朝是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時代，并且它就緊接在夏朝的后面，按理說，如果滅亡夏朝對它來說真的是無比重要建國大業(yè)的話，商代留下記載前朝的甲骨文材料被發(fā)現(xiàn)應該是大概率的事件，但奇怪的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大量甲骨文材料中，居然沒有一件出現(xiàn)有關夏朝的記載，這不能不讓人竇疑叢生。

行文至此，讀者似乎也不難對許宏這本書的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了。但考古學就是這樣一門冷酷的學科，它只看證據(jù)和邏輯，全不考慮情感。就像英國考古學家保羅·巴恩所言，考古學本來就是“令人沮喪的學問”，因為它總是不斷通過考古發(fā)掘的證據(jù)大聲喊出“你又想錯了！”

第三階：《發(fā)現(xiàn)燕然山銘》

作者：辛德勇
出版：中華書局；2018年8月

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在我大中華雖遠必誅的宏大敘事中，功莫大于此。兩千年歲月荏苒，我們熟知的歷史僅僅存在于故紙堆里，誰都未能直視如此高光時刻。

誰能想到，勒石燕然的典故竟然穿越時空近在眼前，2016年，蒙古國和中國的學者在一次聯(lián)合考古行動中，在蒙古國翁金河東岸一塊很小的獨立山丘上，消失了1900多年的燕然山銘重見天日。這一發(fā)現(xiàn)在當時引起了考古界的轟動。

2018年，北大教授辛德勇的新書《發(fā)現(xiàn)燕然山銘》出版。它絕不是一本枯燥的訓詁或者考古著作，辛德勇將《燕然山銘》的前后左右挖了個底掉，精彩的文字將我們引入一個貫穿將近2000年引人入勝的故事中，偉大典故背后卻是東漢竇太后與竇憲的權謀、私欲的故事。

《燕然山銘》摩崖石刻局部。圖/新華網(wǎng)

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流傳千古的銘文一直載于史冊，這次只是真跡重現(xiàn)，而且摩崖石刻因為千年的日曬雨淋，刻字已經(jīng)非常模糊，許多字無法辨認。

辛德勇以古書中流傳文本，對照拓片照片訓詁研究，如果大家對文字訓詁沒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跳過該書的第三篇。

在我看來，本書的價值更多的是從一篇銘文放開到考古工作的問題以及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中。

如該書第八篇里，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同為東漢摩崖石刻的悲劇故事。

1986年，一塊摩崖石刻發(fā)現(xiàn)于我國阿拉善左旗的通湖山上，這塊本應有五百字的重要文物，卻因為文物工作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低下遭受了滅頂之災。

當?shù)匚墓芩跊]有進行拓印拍照等相關準備工作之下，找來普通石匠企圖將石刻鑿下，移送有關部門。

但顢頇的操作帶來的是石崩字毀，整塊近500字的摩崖石刻，只剩下120余字可辨，且一分為二，文句無法連貫。

如果說千年石刻因為大自然的風雨而模糊，尚且令人惋惜，這種人為野蠻操作之下帶來的不可逆的損失已非痛心可形容。

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本中的《燕然山銘》

在歷史的大視野之中，《燕然山銘》蘊含的歷史價值也是十分豐富的，它發(fā)現(xiàn)的位置，也以事實為文章的主角竇憲的北征畫上了路線拼圖，辛德勇在書中為我們帶來了這場戰(zhàn)役豐滿的一面。

令人詫異的是，東漢的這次北征，無論規(guī)模還是戰(zhàn)果都遠遠無法跟漢武帝的匈奴戰(zhàn)爭相提并論。這場勞師動眾的遠征中，更多的是東漢朝局的詭譎風云。

為了自身權位，竇太后與其兄弟竇憲策劃的這次北征，除了好大喜功、耗費民財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由此看來，把“勒石燕然”與“封郎居胥”相提并論，當真是過分抬舉了。

歷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辛德勇所說：

“無奈歷史無情，一個人的行事，一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是功是過，并不由你自己說了算，青史才會給出公正的評價——這就是看它究竟是否利國利民。真正的豐碑，總是矗立在人民心中，閉著眼睛也都能看見，不像燕然山上的銘文，還要費勁扒力地登高找尋?！?/p>

第四階：《宗子維城》

作者:?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根據(jù)孔子所述，他所生活的周代本來是禮儀之邦，周朝的創(chuàng)始者文王、武王、周公、召公都被奉為圣人，德行高尚足以垂范后世。周公制禮作樂，教化民眾，君臣各安其位，社會井然有序?？上У氖?，到孔子之時，周室中衰，禮崩樂壞，戰(zhàn)亂頻仍，君臣相攻。因此，孔子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恢復周公禮樂，從而使天下回到周公創(chuàng)造的黃金時代。

美國漢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宗子維城》卻冰冷地打破了這一美好幻想。在引論中，他就毫不客氣地指出“現(xiàn)代考古學已經(jīng)顯示，有關西周早期的這種看法很可能只是一個歷史虛構(gòu)，是后人將一個哲學理想投射到模糊的、由選擇性記憶而構(gòu)建起來的過去”。

史墻盤記載了西周周文王到周共王的功德。

羅泰論述的著重點在于通過考古材料構(gòu)建西周晚期的氏族和姓族形式，氏族和姓族是人類學上的兩個基本概念。

簡而言之，氏族就是父系親屬集團組成的社會、政治、軍事的基本單位，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個諸侯國的世系，但下面又分主干與旁支；氏族從屬的姓族是個更大的概念，比如孔子所在的魯國和鄭國的國君就屬于同一姓族。在此之上又有更廣大的民族。

羅泰先以氏族作為研究的最初起點，他特意選擇了周王室所在的周原考古發(fā)掘作為考察對象，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周原莊白一號窖藏中西周晚期青銅禮器居然沒有出現(xiàn)鼎，而按照周禮來說，鼎應該是祖先祭祀最重要的器物，應該成套出現(xiàn)，并且數(shù)量跟祭祀者的身份直接相關。禮樂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樂”所必備的禮器編鐘也都沒有一個成套的。這證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之前，孔子所設想的禮儀制度并沒有被嚴格執(zhí)行。

對毛家坪秦人墓地的考古發(fā)掘則顯示出，對周人來說作為異族的秦人，在整體上完全融入了周人的社會框架。長江下游的楚吳越的墓葬也顯示出周人社會雖然漸進但卻徹底滲透的跡象。

這聽起來似乎是件很快意的事情：作為文明中心的周文化居然有著如此強勁的影響力，居然擴張到如此廣大的地域，并且將異族也納入到周人的社會體系之中。禮樂教化的力量果然強大。

包山2號楚墓《迎賓出行圖》（704–223 B.C）

春秋時代出土的禮器證明，所謂完全且具有吸引力的禮樂制度，很可能只是向世俗力量妥協(xié)的結(jié)果。神秘具有強大震懾力和權威性的宗教儀式被世俗化的禮儀所取代，這意味著權力的神光正在消散，而禮樂制度所凸顯出的等級觀念，雖然也存在一種嚴肅的儀式感，但失去了神光庇佑的權力被暴露在世俗的目光下，不可能不受到覬覦，反而導致了等級秩序的坍塌。彰顯權力的成本降低了，僭越逾制也就變得稀松平常?？鬃铀畤@的禮崩樂壞的時代也就自然而然地隨之到來。

因此，孔子朝思暮想的禮樂制度，在周公時代很可能完全不存在，只是在距離他稍早一些的西周晚期，周王朝才逐漸創(chuàng)立出自己獨特的禮樂制度，并由此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體制。

但就像我們所知的那樣，這套禮樂制度建立的西周晚期，恰恰正是周室走向衰微的時候，禮樂制度不僅沒有帶來一個黃金時代，反而是一個長期不穩(wěn)定時代的開始。當垂垂老矣的孔子慨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時，他或許更難面對的是一個悲哀的事實，他所傾心恢復的禮儀制度，本來就跟他想夢見的周公無甚關系。

戰(zhàn)國時期作品《人物御龍帛畫》。
早期文明的模樣，很多是經(jīng)不起考古的想象與建構(gòu)。

《宗子維城》在學界所享有的地位毋庸多言，它被翻譯成中文也理所當然，一如羅泰所言，它是“建立在成千上萬的中國學者刻苦研究的基礎之上”，但他也坦誠自己在寫作這本書時“并未將中文讀者想象成該書的接受群體”。

盡管這只是作者的謙虛之辭，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本全由扎實的考古證據(jù)和綿密的邏輯推論構(gòu)成的專業(yè)著作，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最后得出的觀點，都在挑戰(zhàn)中國讀者對“想象的共同體”的勇氣和信心。

?新周刊硬核讀書會出品

本期作者：王戡，唐元鵬，李夏恩

編輯：朱人奉，胡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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