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劉備，字玄德，謚號漢昭烈帝，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開創(chuàng)者。

作為《三國演義》中的正面人物之一，在大多數(shù)后世讀書人眼中，劉備堪稱是一個理想的“明君”。

然而這樣的一位君王，如何能讓漢末割據(jù)勢力之一的張魯說出“寧為曹公做奴，不為劉備上客”？

拋開文學加工，歷史上的劉備又究竟能不能稱得上是“明君”呢？

張魯鄙視劉備的原因

要探究劉備的真實形象，首先要明確張魯說出這句話的原因。

據(jù)《華陽國志·漢中志》載，建安二十年，魏武帝曹操西征張魯，張魯遂逃入巴中。劉備聞訊后派出手下大將黃權率諸將前往相迎。

當此之時，張魯?shù)牟肯麻惼詣裾f張魯歸降曹操，贊以大事，不行再退而求其次歸降劉備。

而張魯在聽到這一建議后勃然大怒，在說出：“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 之后便毅然投降曹操。

劉備同志由此遭遇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鄙視。

盡管張魯罵的義正言辭，但在筆者看來，致使他做出此番評論的其實并不是劉備的私人德行，而是張魯自己的出身以及價值觀。

要闡明這一點，便要從張魯?shù)某錾碚f起。

作為傳聞中西漢留侯張良的十世孫，天師道教祖師張陵之后，張魯多少也算作名門之后。

這樣出身的人大多具有天生的優(yōu)越感，瞧不上曾以織席販履為業(yè)的劉備也很正常。

更何況劉備自起兵的二十多年間一直在四處流竄，在“五斗米”教第三代天師張魯眼里實在算不上一個值得投奔的靠山。

作為名門之后，張魯自然是不愿意屈尊去投降一個日子過的比自己差，出身還比自己低的人的。

而除去出身，張魯更看不上劉備入蜀時的德行——這可以算是劉備一生中唯一確認的人生污點了。

作為被益州州牧劉璋以重金厚禮請來的援軍，劉備在入蜀后不但沒有兌現(xiàn)承諾幫助劉璋守城，反而在蜀地放縱搶劫，并且最終用計去劉璋而代之。

彼時張魯亦在益州，眼看種種暴行就發(fā)生在眼前，作為修道之人的張魯在接濟災民之余必然會對劉備這個始作俑者心生反感。

以至于在之后拒絕歸降，并用語言狠狠地羞辱他。

明君梟雄，一人兩面：劉備的歷史形象探究

有了以上條件，可以得知張魯對于劉備的評價較為主觀，且夾雜私人恩怨，并不足以采信。

那么，拋開張魯?shù)脑u價，真實的劉備究竟是不是明君呢？

提起這一問題，相信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都是《三國演義》中那個近乎于完美的明君形象。

但作為歷史的研究者的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是，《三國演義》只是一部基于正史《三國志》的演繹小說，其中包含著創(chuàng)作者羅貫中先生的個人價值取向。

他若想借小說為自己及后世讀書人塑造出一個理想當中的明君形象，便必須要弱化正史中劉備的缺點，這無可厚非。

但一個人若是太過于完美便會失去血肉，這樣的人也不能算作是“人”了。

那么，若拋開文學加工，歷史上的劉備究竟能不能算是明君呢？

筆者認為他是明君，究其原因也很簡單：他身上具備明君所必須具備的兩個基礎條件。

其一：心懷社稷，仁德愛民

縱觀后世評價，“劉備是不是明君”的問題或許存在爭議，但了解三國歷史的人基本無人會否認他是個仁君。

據(jù)《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載，劉備的前半生過得顛沛流離，被人追殺亦是常有的事。

但無論自身境遇如何，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在面對底層人民時的善良，以及自己兼濟蒼生的人生理想——這對于一個當權者而言彌足可貴。

只因權利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予你常人所不能擔負的責任的同時，亦會教你享受到常人所不能享的榮華富貴。

諸多享受會使人迷失本心，所以歷史中會時常出現(xiàn)前半生英明神武，后半生荒淫怠政的君王，但劉備卻不屬于此列。

作為人主，他個人最大的人格魅力便是一個“仁”字。

仁到能使關羽、張飛那樣的義士生死相隨，仁到能像收服臥龍諸葛亮那般舉世無雙的奇才。

而據(jù)《三國志》記載，在他領平原相之后，郡民劉平曾派刺客去刺殺他，結局卻是那刺客不忍行刺，將計劃告訴他之后便離開了。

更有種說法是刺客被他的德行所折服，才放棄了行刺，其得人心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而東晉史學家裴松之先生在批注《魏書》時曾補充：

劉備在治下人民遭遇饑荒戰(zhàn)亂時往往會選擇與他們同席而坐，同飲同食，因此也收服了不少人心，使得“眾多歸焉”

而在他依附于荊州州牧劉表之時，荊州亦多有被他人格魅力所折服，從而歸順于他的人。

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劉表病逝，其子劉琮繼位。一月后曹操率軍攻至新野，劉琮請降。

此時駐扎于樊城的劉備與諸葛亮得到消息，諸葛亮在判斷局勢后建議劉備趁機攻打劉琮而奪荊州，這無疑是一條正確的建議。

但劉備卻以“吾不忍也”回絕了諸葛亮——一個“不忍”，便是他仁義性格的最佳體現(xiàn)

而關于他對民眾的態(tài)度，《三國志》中亦曾有過直觀描寫。

據(jù)《三國志》記載，當劉備從樊城南撤時，劉琮的近臣以及很多荊州百姓都選擇了歸順他。

及至行至當陽，劉備部隊已經(jīng)達到了從眾十余萬，輜重數(shù)千輛的驚人數(shù)量，整個部隊的行軍速度亦隨之放慢。

有人見此情形便勸劉備放棄百姓自己疾行軍去保護江陵，與前文對待劉琮一事的態(tài)度一樣，他又拒絕了，拒絕的理由聽上去也很熟悉：

“今人歸吾, 吾何忍棄去！”

與曹操孫權不同，劉備是真正在底層謀生過，后又一步步行至權利中樞的將領。

或許是曾經(jīng)見過同胞的苦難，亦或是出于長遠考慮，他比誰都更懂得統(tǒng)治者需要以人為本的道理。

這也是他作為三國的弱勢方，卻能使一眾英才歸心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二：知人善任，禮賢下士

如果說“仁德”是劉備個人的可貴品質，那么知人善任便是他作為人主所必須具備的技能。

作為君主， 不“知人”不足以“任人”，不會“任人”則無法理政。

而劉備在“知人”這一技能上的造詣可謂十分深厚，有時竟還能趕超臥龍諸葛亮先生——比如他臨終前對于馬謖的精準判斷。

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便精準的猶如讖語。而與之相對的是他對于諸葛亮、魏延這樣的人才的放心任用。

對于魏延，他懂得揚長避短，使其鎮(zhèn)守漢中，對于諸葛亮更是不必多說——他與他傾心相交十六載，幾乎是溶于骨血的信任。

所以才能在托孤時說出：“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后世有許多陰謀論者將這句話解讀為劉備對于諸葛亮的試探。

但筆者卻覺得，以劉備的心性和他對于社稷的看重，他做不出在臨終時試探老朋友的舉動，這句話應該是出自真心。

而關于劉備禮賢下士的作風，最具代表性的仍是他曾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

彼時的諸葛亮雖說有“臥龍”之名傍身，但歷史區(qū)別于演義小說的地方便在于，歷史并沒有讓司馬徽說出“得臥龍者得天下”的論斷。

因此，若站在劉備的角度看，彼時的諸葛亮不過是一個據(jù)說很有才的年輕布衣。

這樣的人若是換給曹操或江東孫姓兄弟，或許愿意一道命令招他對策后再委以重任，但絕不會屈尊降貴去請。

但與他們并稱的劉備卻做到了，并且一連請了多次。

當中自然有他彼時地位不高的原因，但更多的卻是他對于賢才的敏銳洞察力，以及發(fā)自內(nèi)心的渴求——想來若非真正的求賢若渴，也很難打動那位隱居南陽多年的“臥龍”。

而作為能與曹劉二位英雄同臺競技的人，劉備在面對自己真正的競爭對手時又顯示出了其“梟雄”的一面——這一面或許不夠美好，卻讓他這個人顯得足夠真實。

作為起于草莽的將領，早期的劉備在面對實力比自己強悍的敵人時真可謂“能屈能伸”。

無論是與曹操煮酒論英雄時借雷聲掩蓋自己的慌亂與野心，還是在呂布偷襲徐州后轉而向呂布求和，都將“識時務”三個字演繹到了極致。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一個英雄——尤其是歷史上的英雄就應該是永遠光明的，是寧折不彎的，是一生無無瑕的。

即使是偶爾耍詐犯渾，也當以“有勇有謀”、“替天行道”來做演示。

持有這種觀念的人往往忽略了英雄也是凡人的事實，是人就有欲望，是人就會犯錯，這樣的人生或許不夠完美，卻足夠真實。

結語

縱觀歷史，劉備的“明君”屬性毋庸置疑，盡管他最終并未達到自己心中的目標，他仍是個值得被后人銘記的好君王。

而若讓筆者來評價他，筆者并不想以簡單的“明君”或是“昏君”來概括他的為人，能夠在掌握權利的同時保住自己本來的心性，這或許才是劉備身上最可貴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