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為某種“有根有據(jù)”的東西，通過一個體系，特別是通過體系的本原而得到穩(wěn)固的奠基。

談?wù)撘粋€絕對孤立的東西的“自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體系的特征在于“一個合并起來的整體，在其中，各個成分彼此互為條件，互為前提”。

真正意義上的體系必然是一個有機體

體系必須滿足三個基本要求：1）具有一個貫穿一切的本原；2）不應(yīng)當排斥任何東西；3）具有一種發(fā)展和前進的方法，保證不遺漏任何根本環(huán)節(jié)

所謂“泛神論”“宿命論”之類都是一些意義含糊的標簽而已，它們在哲學論戰(zhàn)中的政治斗爭意義遠遠大于哲學意義。

把精神性東西稱作非理性東西，反過來把非精神性東西稱作理性東西，這是對于真正關(guān)系的完全顛倒。

絕對自我和經(jīng)驗自我（或者說絕對自由與經(jīng)驗自由）在本質(zhì)上是同一個東西，只不過后者處于某種受限狀態(tài)

倫理道德中的“應(yīng)當”和“命令”就是要求經(jīng)驗自我突破自身受到的限制，將他的經(jīng)驗自由與原初的絕對自由重新融為一體

讓人意識到他是什么，他很快就會學習著去成為他應(yīng)該的那個樣子：給予他對于自己理論上的尊重，實踐上的尊重將很快隨之而來。

謝林把絕對者理解為精神，這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發(fā)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推進。精神不僅自己決定自己，而且自己限定自己，因此它是無限和有限的原初統(tǒng)一體，是一種“永恒的轉(zhuǎn)變”……這是意味著無限和有限的“絕對同時性……精神的所有活動都是為了在有限中呈現(xiàn)出無限。

謝林賦予自由以歷史的維度，無論是絕對者或上帝的自由（謝林稱之為“絕對意愿”“絕對意志”或“純粹意志”），還是個人的自由（謝林也稱之為“隨意”或“意愿選擇”），都只能在歷史的情境中表現(xiàn)出來。

總的說來，只有當存在著一個理想，而個別事物以無窮雜多的方式偏移這個理想，但在整體上又與這個理想完全契合，這才有歷史可言。

個體正因為是個體，所以沒有能力去達到理想。

因為這恰好體現(xiàn)出“歷史”有別于“理論”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個人的行為不能是完全合乎規(guī)則的事情，否則的話，我們只需要邏輯學（純粹的先天分析判斷）和數(shù)學（純粹的先天綜合判斷）就可以把握人的本質(zhì)了，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謝林才強調(diào)道：“人之所以有歷史，僅僅是因為我們不能按照任何理論預先推算出他將要做的事情。就此而言，意愿選擇乃是歷史的女神?！?/p>

歷史哲學的任務(wù)就是一方面鼓勵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讓人認識到某種比人類的自由更高的東西，即“一種更高的法則”。

歷史的最終任務(wù)在于，揭示出那個按其本性來說不可觸及的絕對主體與人的意識的關(guān)系。

有限者具有“雙重意義上的”生命：它既在絕對者之內(nèi)，也在它自身之內(nèi)，但有限者只有以前者為基礎(chǔ)，才能真正擁有“自己的”而非“虛假的”生命

1）有限者在本質(zhì)上是與無限者絕對同一的，就此而言，有限者也擁有無限的生命，但它不是作為有限者而擁有無限的生命，而是就其本質(zhì)而言；2）與此同時，有限者不能與無限者或普遍割裂開來，否則它必然是一種虛假的和錯誤的東西。

惡只能起源于有限者自己，是由于有限者錯誤地利用自己的自由——“基于自身而存在”的能力——破壞了原初的和諧與秩序

有限者只有通過與絕對者的必然關(guān)系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自由

要么完全在自身內(nèi)存在，要么在自身內(nèi)存在的同時也在絕對者之內(nèi)存在。

最重要的工具仍然是倫理道德、藝術(shù)、宗教、哲學等精神形態(tài)，它們?nèi)家越^對同一性為最高目的。

人類自由的本質(zhì)（Wesen），這個概念首要關(guān)注的不再是自由的表現(xiàn)及其后果，而是重新思考自由的根據(jù)（Grund）——它不再被理解為有限者自身的虛弱或某種缺失，而是被看作一個包含在絕對者（上帝）概念自身內(nèi)的、實實在在的、積極的、有力的東西。

比如，桌子上有一個塑料圓球，這是一個“實存”，但真正的“實存者”是圓球，而塑料則是這個實存的“根據(jù)”；我們可以說塑料是這個實存的根據(jù)

事物的根據(jù)在于那在上帝之內(nèi)又不是上帝自身的東西，即那作為上帝的實存的根據(jù)的東西。

我們深切地把握到了那個黑暗的、充滿力量的本原。最簡單地說，它就是那種始終與規(guī)則和秩序抗衡，被我們稱之為“非理性”的東；西它在上帝自身內(nèi)服從于理性或形式所代表的光明原則。

人里面不但有晦暗本原的全部勢力，同時有光明的全部力量。人里面有最深的深淵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說有兩個核心。

但上帝和人的最根本的差別在于，這兩個本原在上帝那里是絕對統(tǒng)一的，而在人這里卻是必然可以分割的——這就是“善與惡的可能性”，也即人的自由。

人的私己意志本來是各種活生生的力量的紐帶，只要它與普遍意志保持統(tǒng)一，那些力量就是存在于上帝的尺度和平衡之內(nèi)。

他最關(guān)注的仍然是所謂的“神義論”問題，即上帝如何通過人世的惡啟示自身。

惡對于上帝，對于世界，對于歷史來說，都是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

簡單地說，既然上帝的存在具有一個不可消滅的根據(jù)，那么他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才作為上帝本身而存在：是被那個根據(jù)所決定的呢，還是通過他自己的某種行動？可見，如果上帝的自由都沒有得到澄清，那么所謂人的自由終究是一個無根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