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自：Real Life Magazine的“Appropriate Measures: Changing the tech we use is not enough to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harm of mass technology”（2021/4/22）

副標題：改變我們使用的技術并不足以減輕大規(guī)模技術對環(huán)境和社會的危害

想象一下，你第一次去某個地方旅行。如果從效率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那么最好的解決方案很可能是遵循地圖應用程序所提供的路線。但也許你想再走一遍這同一條路線；也許你想磨練自己的直覺，為未來的旅行發(fā)展自己的導航技能。在這種情況下，數(shù)字地圖可能不如低成本的工具有用，如模擬地圖、路牌、太陽等。

這就是"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背后的思想，這是1960年代末發(fā)起的一項支持小規(guī)模技術的運動，旨在幫助社區(qū)變得更加自給自足。鑒于高度集中的技術對自治和民主構成的威脅，這一概念在今天尤為重要。它提供了一種模式來對抗資本密集型和采掘式的生產方式。但它的缺點同樣具有啟發(fā)性?！斑m用技術”的興衰為我們認識技術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運動歸功于舒馬赫（E. F. Schumacher），他是一位德裔英國經濟學家，曾擔任印度和緬甸等國家的經濟顧問，他寫的關于有目的的工作和技術限制的著作受到其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他因其非正統(tǒng)的經濟學思想而廣為人知，這些思想抨擊了主流強調利潤而非人類需求。在他1973年出版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中，他譴責大規(guī)模生產技術?"本質上是暴力的，破壞生態(tài)的，不可持續(xù)的，對人類來說是愚蠢的"（inherently violent, ecologically damaging, self-defeating in terms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stultifying for the human person）。舒馬赫認為，這些技術助長了消費主義傾向，同時剝奪了人們對工作的滿足感。他對伴隨技術變革而來的去技能化非常擔憂，這呼應了早期經濟學家——包括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觀點。

舒馬赫提倡“大眾生產技術”（the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by the masses）——一種本地化的方法，根據(jù)本地社區(qū)的需求定制技術，強調長期的和難以量化的商品，如創(chuàng)造性表達、技能發(fā)展和可持續(xù)性。他深受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影響，甘地認為低成本技術的廣泛采用——或重新選擇——將有助于村莊滿足其居民的基本需求，促進地方自治，并創(chuàng)造有意義的就業(yè)。對甘地來說，“手紡車”（charkha）最能體現(xiàn)這一目標：它代表著有尊嚴的勞動和擺脫殖民主義剝削的自由。charkha后來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象征，出現(xiàn)在印度國旗的早期版本中。

舒馬赫不是他那個時代唯一考慮如何使技術更有利于人類和地球需求的思想家。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于1971年出版了《為真實的世界設計》(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對設計行業(yè)進行批評，呼吁對社會和環(huán)境采取更負責任的方法。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的《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與《小的是美好的》同一年出版，他警告說，工業(yè)規(guī)模的技術可能演變?yōu)?strong>“激進的壟斷”（radical monopolies），支配著各種可能性的市場并排擠其他選擇。例如，高速公路等與汽車相關的基礎設施的主導地位使步行或騎自行車變得困難，從而使汽車出行成為默認的交通方式。因此，限制發(fā)展可能是增強而不是限制自主性。舒馬赫、帕帕奈克和伊里奇都反對將發(fā)展和增長等同于進步的傳統(tǒng)思維。他們還主張反對專業(yè)化，認為在通常情況下，個人和社區(qū)擁有必要的知識和背景來應對他們面臨的挑戰(zhàn)。

"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超越了舒馬赫寫的著作，凝聚成一場旨在實現(xiàn)其思想的運動。它分為兩股實踐：一股側重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發(fā)展中國家），另一股側重于“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發(fā)達國家）。舒馬赫特別關注“南方世界”的貧困和饑餓問題，大規(guī)模失業(yè)和農村向城市的快速遷移加劇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從“北方世界”引進資本密集型技術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發(fā)展援助項目不僅無效，而且還破壞了受援國家的社會網(wǎng)絡和文化傳統(tǒng)。

1966年，舒馬赫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開創(chuàng)了一種非傳統(tǒng)的方法，成立了“中等技術發(fā)展組織”（Intermediate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 ITDG），至今仍以慈善機構“實際行動”（Practical Action）的名義存在。他們的假設是，"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無害環(huán)境的、勞動密集型的、可在當?shù)鼐S護和維修的廉價工具——將有助于“南方世界”國家以一種更緩慢、更有意識的方式實現(xiàn)工業(yè)化，讓這些國家對自己的經濟擁有更大的自主權。ITDG早期的成功案例是在贊比亞，那里的雞蛋生產商尋求用廢紙制作的紙箱供應。當時，規(guī)模最小的可用技術需要每月生產一百萬個紙箱才是經濟的；而贊比亞市場每年只需要一百萬個紙箱。因此，ITDG設計了一種機器，能夠以合理的價格生產一小部分托盤，并根據(jù)需要擴大生產規(guī)模。

"適用技術"運動很快流行起來，導致了太陽能炊具和非電動“鍋里鍋”（pot-in-pot）冰箱等工具的爆炸式增長。這一運動涵蓋了廣泛的行業(yè)——包括農業(yè)、建筑、能源和衛(wèi)生，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適用技術"原則下運作的組織數(shù)量已經增加到1000多個。

在“北方世界”，參與者受到不同動機的驅動。恰逢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和蓬勃發(fā)展的環(huán)境運動，美國的"適用技術"特別關注資源稀缺和過度消費的社會后果。時任加州州長的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1976年成立了一個適用技術辦公室（Office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同年，蒙大拿州巴特市成立了國家適用技術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NCAT），重點關注低收入社區(qū)的節(jié)能解決方案?，F(xiàn)在，NCAT已經擴大了他們的服務范圍，除了進行建筑設計審核和施工計劃審查以確定節(jié)能和提高效率的機會之外，還包括小規(guī)模集約化農業(yè)和再生農業(yè)方面的培訓和技術援助。另一個線索可以追溯到《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這是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于1968年創(chuàng)辦的反主流文化的雜志，旨在使獲取工具和信息的途徑大眾化。它以小規(guī)模技術為特色，吸引了“回歸土地者”（back-to-the-landers）的讀者群，他們渴望建立以實驗、自力更生和個人成長為前提的社區(qū)。

雖然這些運動在某些情況下是成功的，但這種努力凸顯了"適用技術"和解放政治之間的脫節(jié)。舒馬赫沒有提到為什么“南方世界”的社區(qū)需要這樣的解決方案——即由于殖民主義的壓榨和壓迫力量。西方世界部分地區(qū)的高生活水平在許多方面依賴于對“南方世界”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剝削，因此受到這些國家自給自足經濟努力的威脅。即使是以積極促進這種追求為基礎的"適用技術"，也保持著西方優(yōu)越性的隱性偏見。許多"適用技術"項目(當然不是所有的)涉及來自“北方世界”的人，他們?yōu)槭茉鐓^(qū)設計，而不是與受援社區(qū)一起設計。

沒有適當政治視角的"適用技術"只會導致另一種形式的技術官僚解決主義（technocratic solutionism）。歷史學家安德魯·柯克（Andrew Kirk）觀察到，《全球概覽》的早期版本“提倡徹底獨立的自給自足，這是可行的革命政治的關鍵?！保╬romoted radically detached self-sufficiency as the key to a viable revolutionary politics.）推動"適用技術"運動的理想主義“往往沒有考慮到，即使是小規(guī)模和個人主義的想法，如個人電腦，也能非常迅速地融入甚至加強它們被設計用來顛覆的系統(tǒng)。”（often failed to account for the degree to which even small-scale and individualistic ideas, such as the personal computer, could very rapidly be incorporated into and even strengthen the very systems they were designed to subvert.）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在他2006年的著作《數(shù)字烏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中提到了這個問題，特別指出批評目錄"政治中立"（politically neutral）立場的人。他們認為，拒絕承認根植于其烏托邦世界觀中的隱性規(guī)范，確保了該雜志主要面向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同時對種族、性別和階級問題保持沉默。

幾十年前，由于多種因素的疊加，"適用技術"不再受到青睞。1977年，該運動富有魅力的創(chuàng)始人舒馬赫（E. F. Schumacher）去世，這可能導致了運動的分裂。也有來自“與低成本技術相關的污名”（stigma associated with low-cost technologies）的阻力，即接受援助的社區(qū)可能感到他們被排除在西方現(xiàn)代化所享有的好處之外。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等領導人的領導下，新自由主義興起，隨之而來的是有利于利潤最大化和私有化的市場力量占據(jù)主導地位。正如一位前支持者所寫的那樣，“適用技術運動之所以消亡，是因為它是由善意的修補者領導的，而不是精明的企業(yè)家為市場設計的。”（th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movement died because it was led by well-intentioned tinkerers instead of hard-nosed entrepreneurs designing for the market.）

但是，對“適用技術”運動的回顧需要特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把話題集中在技術上？也就是說，當我們面臨許多社會和環(huán)境問題時，為什么我們使用的工具要作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出發(fā)點？

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其他團體和理論的特別關注，這些團體和理論的出現(xiàn)是為了應對我們現(xiàn)有經濟體系造成或加劇的問題：生物多樣性喪失、資源枯竭和全球變暖，以及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因貧困、污染和獲得健康食品的機會有限而加劇的健康問題。“去增長”（degrowth）就是這樣一種運動。喬治·卡爾利斯(Giorgos Kallis)、謝爾蓋·拉圖切(Serge Latouche)和瓊·馬丁內斯-阿利耶(Joan Martinez-Alier)等支持者表示，我們已經超過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門檻，必須將重點轉移到全面縮減生產和消費上。“去增長”的支持者建議重新強調基于本地的護理工作、教育、藝術和文化以及再生農業(yè)。

“去增長”運動提出了許多來自“適用技術”的核心思想，共享的信念是，人類和環(huán)境福祉是繁榮經濟的最佳指標，而不是 GDP 增長。他們采用復雜的經濟模型，來證明他們方法的可行性，并假定政策可以轉變?yōu)橹С址睒s的“去增長”。然而，這個運動可以從進一步的澄清中受益，也可以從“適用技術”的發(fā)展軌跡中學習，那就是它與技術的模糊關系。一些“去增長”的支持者是熱情的，他們擁護草根、參與式和包容性的創(chuàng)新，其動機是關懷和創(chuàng)造力，而不是利潤最大化。許多人樂觀地看待像創(chuàng)客空間（makerspaces）和開源軟件等協(xié)作環(huán)境，認為它們是使工具大眾化的機會。另一些人則持懷疑態(tài)度，呼吁限制技術的使用和發(fā)展。

與“適用技術”一樣，“去增長”的前提是以促進普通人福祉的經濟學目標。如果高科技——其所有權集中在少數(shù)有權勢的個人和機構手中——能夠更好地實現(xiàn)人類和環(huán)境福祉的目標，那么從理論上講，它的主導地位是有道理的。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經驗表明，情況并非如此。例如，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證明，資本回報率大大超過了相應的經濟增長，加劇了普遍的不平等。在硅谷，技術主管和工程師的薪酬遠遠超過服務和制造行業(yè)的工資，推高了生活成本，導致無家可歸者人數(shù)激增。政治學教授羅恩·戴伯特(Ron Deibert)整理了社交媒體技術的各種環(huán)境和社會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們享受到的微小收益在其不良影響面前相形見絀。

舒馬赫早就預測到了這些結果，預見到當今對高科技和增長的批評。然而，最終，從他的想法中衍生的“適用技術”運動，依靠技術來減輕技術造成的危害。

一些思想家認為，技術不能成為“去增長”轉型的焦點。帕西·海庫琳（Pasi Heikkurinen）認為，如果將技術概念化為實踐（practice），其本質功能就是將非人類世界轉化為人造物體。從定義上來說，技術實踐（technological practice）只能被理解為生產性的(盡管其生產率可以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它肯定不適合“順其自然”（letting things be），他認為這是任何“去增長”策略的基本組成部分。換句話說，當社會變革主要以技術選擇為框架時，爭論必然以生產力社會的活動程度為中心，而不是從增長到福祉的范式轉變。

這種批評呼應了舒馬赫和他的同行之間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很明顯的分歧。當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和其他思想家試圖確立社會組織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必要性時，他們從限制科技的發(fā)展開始，舒馬赫卻常常被解讀為僅僅倡導用新的工具來刺激發(fā)展中國家的商業(yè)。時至今日，舒馬赫的遺產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工程領域，他的著作被納入現(xiàn)有的生產主義指導方針，對相應的社會和政治批評考慮有限。

我們采用的任何技術都應該既適合現(xiàn)有的世界，也適合我們期望的未來。在“北方世界”，考慮到我們越來越依賴那些在環(huán)境、社會和經濟上不可持續(xù)的技術，技術的選擇顯得更加艱巨。如果之前的努力已經被意圖維持現(xiàn)狀的勢力破壞，那么在權力日益集中的情況下，我們的前景如何？

今天，一些解決緊迫環(huán)境問題的最極端的方法屬于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范疇，提出了大規(guī)模的技術干預，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其中一個方向是通過“直接捕獲空氣”（direct air capture）技術，或通過給海洋施鐵肥來刺激藻類大量繁殖，從而提高其碳吸收能力，從而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另一個建議使用“平流層氣溶膠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或“海洋云層增亮”（marine cloud brightening）等方法將陽光從地球上反射出去。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仍然被認為是一種邊緣的、可能是危險的策略，這是有原因的。它表明，我們可以繼續(xù)依靠源源不斷的技術創(chuàng)新來解決我們的問題，而不是改變破壞性的生產方式。

這種對復雜干預形式的依賴正是舒馬赫所警告的，復雜干預容易產生意外后果或反彈效應——這反過來又必須通過更大規(guī)模的干預加以管理。像《低技術雜志》（Low-tech Magazine）的太陽能網(wǎng)站這樣的項目更符合舒馬赫的最初愿景。它的設計旨在通過簡化設計減少能源使用，由小型光伏系統(tǒng)而非電力驅動。或許更有趣的是，這也是縮減我們技術需求的一個例子。由于能量儲存有限，該網(wǎng)站在長時間陽光不足的情況下會離線（offline），挑戰(zhàn)了人們對持續(xù)可用性和優(yōu)化效率的期望。

舒馬赫的作品反對那些自以為知道如何利用技術來實現(xiàn)人類進步的傲慢。相反，他提出了一個基于謙遜和適應的觀點，引用生物學家和生態(tài)學家拉爾夫·布克斯鮑姆（Ralph Buchsbaum）的話說：“當信息不完整時，變化應該接近自然過程，這些自然過程用無可爭辯的證據(jù)表明，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支持了生命?！?/strong>（When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changes should stay close to the natural processes which have in their favour the indisputable evidence of having supported life for a very long time.）這是支撐“適用技術”的哲學，舒馬赫有時稱之為“動態(tài)方法”（dynamic approach）：一種不斷迭代地提高人們能力的方法，并有機會關注突現(xiàn)的系統(tǒng)特性。（one that continuously and iteratively grows people’s capacities, with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to emergent system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