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白家窯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陳獨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那時，我也見過胡適，訪問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學生斗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的計劃，組織一個“湖南建設協(xié)會”。隨后我回長沙，開始組織這個協(xié)會。(38)我在那里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同時，繼續(xù)我在新民學會里的活動，那時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計劃。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將工人政治地組織起來，并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lián)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于蘇聯(lián)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資基(39)的《階級斗爭》和吉古柏(40)的《社會主義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與楊開慧結婚

一九二○年夏，我赴滬參加會議，共產黨就在這個會議上成立。(42)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占著領導的地位，無疑地，他們都是中國知識界中最燦爛的領袖。

我在李大釗手下做圖書館佐理員時，已經很快地傾向馬克思主義了，而陳獨秀對于引導我的興趣到這方面來，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赴滬時，我曾和陳獨秀討論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本人信仰的堅定不移，在這也許是我一生極重要的時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這個歷史的上海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其中的一員。當時在其他省縣中也有組織成立……(43)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生組織了一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組織幾乎同時成立……在德國也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較遲，黨員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公務人員、印刷工人及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當時我是支部的書記。是冬，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學生和工人之間，在農民中的工作極少。多數(shù)大礦山和全部學生實際上都已組織起來。在學生和工人的戰(zhàn)線上都有許多斗爭。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趙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工人領袖(一個叫黃愛，一個叫龐人銓)，結果引起了一個廣大的激動，開始反對他。在這兩個被殺的工人中，有一個是右翼勞工運動的領袖(即黃愛)。右翼運動的基礎是工業(yè)學校的學生，而且是反對我們的。不過在這一次和許多次其他的斗爭中，我們援助它。在工會中，無政府主義者也有相當勢力，當時各工會已經組織到“全湘勞工組合”[湖南全省勞工會]里面?？墒?，我們和他們妥協(xié)，并且用協(xié)議的方法阻止了他們許多次魯莽而無用的舉動。(45)

我被派到上海來幫助組織反趙運動。是冬(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會議。我心中想去參加，可是我忘掉開會地點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參加的機會。我回轉湖南，并竭力推動工會的工作。是年春，發(fā)生許多次罷工，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較好的待遇，和爭取工會的承認。多數(shù)罷工都是勝利的。五月一日湖南發(fā)動了一次總罷工，這件事指出了中國勞工運動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召開的，通過了那歷史的決議案：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并組織聯(lián)合戰(zhàn)線以反對北洋軍閥。我跑到上海去，并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廣州去，并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三月間回滬，將我在共產黨執(zhí)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國民黨執(zhí)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來。當時部中還有的幾個人，就是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我和他們一起工作，調整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步驟。是夏，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加倫(現(xiàn)在叫伐西里·布留契爾將軍，任蘇維埃遠東紅軍總司令之職)擔任顧問，還有其他從蘇聯(lián)來的蘇維埃顧問。國共的合作開始采取一個全國規(guī)模的革命運動。是年冬，我回湖南休養(yǎng)——在上海時，我生了病?？墒腔氐胶虾螅医M成了本省偉大農民運動的核心。

在以前我還未充分了解農民中階級斗爭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活動的大浪中，湖南農民變成十分地活動了。我利用我所休養(yǎng)的家庭，發(fā)動一個農村組織運動，在僅僅幾個月內，我們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農民協(xié)會，同時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將我逮捕。趙省長派兵來抓我，我逃到廣州。到達廣州時，黃埔學生剛打敗了兩個著名的軍閥(46)，全城和國民黨都充滿了樂觀的空氣。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蔣介石先生被任為總司令，汪精衛(wèi)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編，這是一個國民黨的刊物，后來曾極力攻擊國民黨右翼。我同時又成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負責人，并開了一個訓練班來訓練他們。聽講的有二十一個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古來的學生。在我到廣州后不久，我成了國民黨宣傳部的部長。

我寫作越來越多了，同時在共產黨農民工作中負有特殊責任。根據(jù)我的研究和在組織湖南農民的工作中所得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社會各階層(級)的分析》，另一本叫《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第一本小冊中，我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這個意見，并拒絕以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名義出版。后來，它在廣州的《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fā)表。至于第二本書則是以小冊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這時我開始不滿意陳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漸漸遠離了，雖然我們之間的斗爭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最高峰。

我繼續(xù)在廣州國民黨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國民黨左右翼和解而國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國民黨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開第二次大會。在上海，我指導著共產黨的農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開始這歷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五個縣份(47)的農民組織和政治狀況，并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面采取新路線。次春初旬，當我抵武漢時，那里正在舉行各省農民代表會議，我就去參加并討論建議我的主張，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大會決議把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但黨中央將它否決了。

當?shù)谖宕未髸谝痪哦吣暝谖錆h召開時，黨還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顧一切地反對，還是堅持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我對于黨的政策非常不滿。今日之下，我想假若當時農民運動能更徹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作反地主的階級斗爭，那么現(xiàn)在的情勢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國蘇維埃的勢力必定較現(xiàn)在大為強盛。

可是陳獨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見解。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并將當時農民的前途估計過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機前夜所召開的第五次大會上，不能通過一個適當?shù)耐恋卣摺Ｎ业囊庖?，迅速加強土地斗爭，竟不加以討論，因為黨的中央委員會，也為陳獨秀所把持，拒絕將它提出考慮。大會將“地主”定為擁有五百畝以上的人——要在這種基礎上發(fā)展階級斗爭，是全然不適合和不切實際的，而且忽視了中國土地經濟的特質——這樣就撇開了土地問題。不過，在大會過后，一個“全中國農民協(xié)會”組織起來，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