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286]

馬克思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注：魏德邁在美國內戰(zhàn)時期擔任過圣路易斯區(qū)軍事長官職務。］，曾打算從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個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這個刊物寫一篇coup　d’état〔政變〕史。根據(jù)這個請求，我直到2月中為止每周都為他撰寫論文，總標題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時，魏德邁原來的計劃遭到了失敗。但他在1852年春季卻開始出版名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霧月十八日”。[287]這一著作有數(shù)百份那時已深入德國境內，不過沒有在真正的書籍市場上出售過。當我向一個自命極端激進的德國書商建議銷售我這本書的時候，他帶著真正的道義上的恐懼拒絕了這種“不合時宜的企圖”。

　　從上述事實中就可看出，本書是根據(jù)對于事變的直接觀感寫成的，其中所研究的歷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F(xiàn)在把它再版發(fā)行，一方面是由于書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國的朋友們的堅持。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xiàn)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東著的“政變”[288]。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fā)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擊。事變本身在他筆下卻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xiàn)城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偉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fā)展的結果。但是，他對這次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現(xiàn)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誤，并去掉那些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不能理解的暗語。

　　我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289]——這句話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

　　沙爾臘斯上校在他論1815年遠征的著作[290]中，開始了對崇拜拿破侖偶像的攻擊。從那時起，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法國的出版物借助歷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等武器徹底打破了關于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國境外，這個一反傳統(tǒng)的民眾信仰的激烈轉變，這個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于清除那種流行的——特別是現(xiàn)今在德國流行的——關于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最主要的一點，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斗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shù)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與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斗士充當消極的舞臺臺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xiàn)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291]。由于古代階級斗爭同現(xiàn)代階級斗爭在物質經(jīng)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qū)別，在由這種斗爭所產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祭司長撒母耳之間有更多的共同點了。

卡爾·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倫敦

載于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7月漢堡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69年版本譯的

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注釋：

[286] 卡·馬克思于1852年寫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頁）第二版于1869年7月在漢堡出版。

　　資產階級報刊對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竭力保持沉默，而“人民國家報”只是在1870年3月16日才發(fā)表了該書第二版出版的消息，同時刊登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后來又收入恩格斯編的于1885年出版的該書第三版。1891年1月，法國工人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報”（《Le　Socialiste》）上發(fā)表了序言的法譯文；同年，在利爾出版的該書單行本中也載有這篇序言。1894年，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發(fā)表在日內瓦出版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俄文第一版上。

　　“人民國家報”（《Der　Volksstaat》）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兩次，1873年7月起改為每周三次。該報代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的觀點。這家報紙因為發(fā)表大膽的革命的言論而經(jīng)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常被逮捕，該報編輯部成員不斷變動，但報紙的總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國家報”出版工作的奧·倍倍爾在該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國家報”編輯部同馬克思、恩格斯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該報創(chuàng)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民國家報”評價很高，同時經(jīng)常幫助編輯部，密切注視它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批評來糾正報紙的路線。盡管“人民國家報”有某些缺點和錯誤，它仍不失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優(yōu)秀的工人報刊之一。——第404頁。

[287] “革命”（《Die　Revolution》）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約·魏德邁于1852年在紐約出版的一種共產主義周刊。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定期為雜志撰稿。魏德邁只在1852年1月出版了兩期周刊，此后，由于物質上的困難刊物不得不停辦。1852年5月，魏德邁以“不定期刊物”“革命”（《Revolution》）第1期的形式用單行本出版了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04頁。

[288] V.Hugo.《Napoléon　le　Petit》.2éd.，Londres，1852.

　　關于蒲魯東的“政變”一書見注47。——第405頁。

[28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頁。——第405頁。

[290] 讓·巴·阿·沙爾臘斯“1815年滑鐵盧戰(zhàn)役史”1857年布魯塞爾版（J.B.A.Charras.《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Waterloo》.Bruxelles，1857）?！?05頁。

[291] 讓·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經(jīng)濟學概論”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頁（J.C.L.Simonde　de　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T.I，Paris，1837，p.35）。——第406頁。

轉自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