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吐火羅問題》全網(wǎng)首個簡體中文版本

　　吐火羅語文書的發(fā)現(xiàn)和對吐火羅語以及有關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既是比較歷史語言學界的大事，也是中亞學界的大事。蓋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我國西北地區(qū)出土的古文書殘卷中，有若干以當時未知語言寫成，其一即「Toγr?語」，定名之前一度被稱為「第一種語言」。〔1〕定名的依據(jù)是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eyasamitinātaka）的一則題記。該題記稱此記乃自Toγr?語文本譯為突厥語（Türk）者，而Toγr?語文本乃由圣月（Arya?（a）ntr?）自印度語（?ntk?k）編譯而成。既然「第一種語言」的《彌勒會見記》有若干寫本的原編譯者正是圣月，可見這「第一種語言」應即Toγr?語?！?〕

　　大部分殘存的Toγr?語資料是譯自梵語等的佛教文獻，年代在公元500—800年間。經(jīng)研究，Toγr?語屬印歐語系，且有A和B兩種方言，兩者的基本詞匯和語法結(jié)構(gòu)相同或相似。A方言被回鶻人稱為Toγr?語，其本名則為ār?i語。〔3〕ār?i即「焉耆」（ārgi）之突厥語譯?！?〕B方言則被回鶻人稱為Küs?n語。Küs?n即「龜茲」（Ku?ā，Ku?i）之突厥語譯。〔5〕A種方言主要流行於焉耆及高昌一帶，而B種方言則集中在龜茲，亦見於焉耆等地。

　　若干語言特征表明（如：數(shù)詞100在A和B兩種方言中分別作k?nt和kante，等於拉丁語的centum），Toγr?語屬於centum語組?！?〕其發(fā)祥地當在歐洲，與凱爾特語及其以東的日耳曼語、希臘語、波羅的語等有較密切的關系?！?〕這似乎表明操Toγr?語之族群在非常早的時代就脫離了印歐語系共同體，在經(jīng)過長途跋涉後，有一部份東向進入了中國境內(nèi)。

　　Toγr?語的情況果如前述，就不僅給語言學家，也給歷史學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釋的問題。

　　其一，不管操Toγr?語的族群起源於何處，既然它很早就來到中國，應在中國史籍中留下印跡。換言之，他們究竟是以什么名稱出現(xiàn)在中國史籍中的？

　　其二，果如多數(shù)學者所指，原始印歐語系部落起源於西方〔8〕，則操Toγr?語的族群是何時、大致沿著什么路線東遷到達中國及其西北地區(qū)的？

　　其三，「Toγr?」一名究竟何指？按之對音，無妨視為「Θογαρ，Θαγουρ-，Τοχαρ-，Τuχār，T?χwār，Tukhār-」，亦卽漢語「吐火羅」之對音。果然，操這種語言的族群和Sacae（塞種）是什么關系？蓋據(jù)Strabo，Tochari系Sacae部落之一。

　　其四，「Toγr?」果卽Tochari，何故同時代Tokharestan以及其他Tochari人活動地區(qū)居民的語言并不操Toγr?語？尤其是被稱為「吐火羅斯坦」（《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謂「覩貨邏國故地」）地區(qū)的居民的主要語言可能是伊朗語〔9〕，無疑不同於Toγr?語。〔10〕玄奘的時期去出土Toχr?語文書的年代不遠，如果玄奘所記阿耆尼國和屈支國居民的語言分別是Toγr?語A和B兩種方言，則玄奘所記「睹貨邏國」的語言又該如何解釋？

　　其五，A方言已有本名，回鶻人何故還稱之為「Toγr?語」？

　　其六，既然B方言被回鶻人稱為Küs?n語，且有譯自Küs?n語之Toγr?語文獻，如《十業(yè)道譬喻鬘》（Da?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等，〔11〕足見兩種方言有較大的區(qū)別，然則操A、B兩種方言之族群又是什么關系？

　　以上六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學者責無旁貸。本文是我有關上述諸問題的一些思考，以第一個問題為核心。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Toγr?語有多種方言。這應該是操這種語言之族群的分化導致的，因而操Toγr?語的族群可能以若干不同的名稱出現(xiàn)，不僅不同方言的族群可能有不同的名稱，操同一種方言的人亦可分屬不同的集團，從而具有不同的名稱。換言之，Toγr?語族群應該具有若干漢語名稱，而能夠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者應予優(yōu)先考慮：

　　一、其名稱應能與Toγr?、Küs?n或ār?i勘同。

　　二、其人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的時間足夠早，能與印歐語族的出現(xiàn)相銜接。

　　三、其語言和體貌特征為印歐人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先秦典籍中，大致符合以上條件的有大夏、月氏和允姓之戎三者。以下依次敘說這三者的有關情況。

一〔12〕

　　1．「大夏」最早見于《左傳》?！蹲髠?/span>·昭元年傳》載：「遷實沈于大夏」?！蹲髠?/span>·定四年傳》載：「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此大夏或夏虛旣可能在翼城也可能在虞鄉(xiāng)、平陽或太原。

　　又，《呂氏春秋·本味篇》稱美「大夏之鹽」，鹽指解池之鹽，此大夏當在安邑?！稇?zhàn)國策·秦策四》稱：「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魏都安邑所在本為夏虛卽大夏之虛。

　　又，《史記·秦始皇本紀》等有「禹鑿龍門，通大夏」之語，此大夏在鄂，近龍門?！妒辣尽?/span>稱唐叔虞「居鄂」，亦因其地有大夏之虛。

　　又，《史記·吳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此夏虛在大陽。

　　以上文獻所見大夏或夏虛應即卜辭所見土方?！竿练健怪竿痢埂瞭ha〕不妨視為「大夏」〔dat-hea〕之「大」，「土〔方〕」是「大夏」的省稱。兩者地望相同，均在殷之西北，亦即晉南。卜辭有「唐」或「唐土」亦即大夏。「唐」〔dang〕、「土」乃同名異譯。武丁曾封筑大邑于唐土以鎮(zhèn)壓土方。

　　《詩·商頌》稱「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稱「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知禹曾治理土方。而相傳禹都陽城、平陽、安邑、晉陽。如前述，平陽、安邑、晉陽均可能有大夏之虛。

　　要之，晉南亦即翼城（今翼城）、虞鄉(xiāng)（今永濟）、平陽（今臨汾西）、太原、安邑（今夏縣）、鄂（今臨汾西鄉(xiāng)寧縣）、大陽（今平陸）均有大夏之虛或夏虛，亦即大夏人的遺跡。

　　2．晉南的大夏人后遷至臨夏乃至河西。

　　《管子·小匡篇》載齊桓公西征「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同書「封禪篇」亦稱：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這兩則記載中的「大夏」（「泰夏」）應在河西。

　　又，《穆天子傳》（卷四）稱穆天子西征曾經(jīng)由「西夏氏」之地?！肝飨摹辜创笙模涞匾嘣诤游?。稱為「西夏」，因大夏之故地更在其東?！赌绿熳觽鳌烦蓵甏斣缬谇叭兰o，所描述的時代至遲為春秋，故所載「西夏」或即齊桓公所征討的大夏。此外，《呂氏春秋·古樂篇》等亦載往赴昆侖（今阿爾泰山）需經(jīng)由大夏。

　　又，《山海經(jīng)·北山經(jīng)》所載敦薨之山和敦薨之水乃指今祁連山和黨河?！付剞啊古c「大夏」得視為同名異譯，上述山水皆因大夏人而得名?？芍敝梁游髯呃任鞫司写笙娜嘶顒?。漢代「敦煌」〔tu?n-huang〕郡應得名于「敦薨」〔tu?n-xu?ng〕，亦即得名于「大夏」。

　　不僅河西曾見大夏活動，更東南的臨夏地區(qū)亦有其遺蹟?！稘h書·地理志下》載隴西郡有縣名「大夏」?！端?jīng)注·河水二》則載：洮水「左會大夏川水??又東北逕大夏縣古城南」。

　　除遷往河西外，似乎還有一枝大夏人自晉南遷往晉北或河套以北?！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載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所作「瑯邪臺銘」稱：「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中的地名「大夏」或者便是這支北遷大夏人的遺跡。

　　托勒密《地理志》〔13〕所載Thaguri人、Thaguri山和Thogara城（VI，6）均應位于河西地區(qū)，業(yè)已由對藏語、和闐語有關文書的研究得以證實。Thaguri、Thogara均得視為「大夏」的對譯。這可以視作旁證?！?4〕

　　3．晉南的大夏可溯源于陶唐氏，即以堯部落為宗主包括有唐氏在內(nèi)的部落聯(lián)合體。

　　相傳「堯伐有唐」（《鹖冠子·世兵》）后，被封于晉南唐土，故稱「唐侯」，而在繼嚳即位后，號陶唐氏，是因為堯或其后裔曾有遷徙之舉，所居之地因而亦得名為「唐」；或譯稱為「陶」、為「唐」，「陶唐氏」一號由此而生。

　　有唐氏本為一古國，地在夏虛。唐人之得名于大夏，正如商人之得名于商丘。可見就名稱而言，「唐」即「大夏」。「陶」〔du〕、「唐」〔dang〕均「大夏」之略譯。

　　堯伐有唐氏后，其胤繁衍遷徙，晉南諸地遂有夏虛即大夏之虛。當然，其中若干也可能是堯所伐有唐氏之遺跡。至于鄂地之大夏，很可能便是《逸周書·史記解》所見「西夏」。因被堯所伐，有唐氏有一枝西遷至今鄉(xiāng)寧一帶，后被其東鄰所幷；翼城既在大夏之西，故稱「西夏」?！兑葜軙ね鯐狻酚兴^「北唐戎」，或在太原晉陽。陶唐氏或有唐氏有一枝北上到達這一帶也未可知。

　　陶唐氏衰亡后，夏后氏命彭姓之豕韋氏鎮(zhèn)守其地。夏孔甲封陶唐氏之后劉累代豕韋氏守唐土，豕韋氏于殷末徙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

　　劉累及其后裔，除服事夏商周者外，有一部分先后踏上了北遷、西徙之路。不妨認為早在舜繼位之初，這種遷徙的序幕已經(jīng)揭開。

　　西遷者已如前述，北遷者可能就是《逸周書·王會解》所載貢「茲白?！沟拇笙模嗉赐健敢烈I篇」與「月氏」同列于「正北」的「大夏」。其地當在晉北或河套以北?！脯樞芭_銘」所見「大夏」或者也是其遺蹟。

　　4．中國史籍所載，除晉南、河西等地之大夏外，還有西域的大夏。據(jù)《史記·大宛列傳》等記載可以考知，西域之大夏國位于媯水（今阿姆河）之南，其人「土著」，約前130年，被西遷的大月氏人征服。

　　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一說應即希臘巴克特里亞（Graeco-Bactria）王國?！?5〕今案：此說未安?！妒酚洝ご笸鹆袀鳌份d，大夏國「無大君長」，「兵弱，畏戰(zhàn)」。這與已知希臘巴克特里亞的情況不符，且「大夏」非Bactria之對譯?！?6〕

　　另外，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亡于前140年左右，也就是說當大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時，該王國已滅亡了十年左右。因此，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國不可能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

　　據(jù)斯特拉波《地理志》〔17〕（xi，8）的記載可以考知，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應為自錫爾河北岸南下的Sacae（塞種）諸部：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因此，大夏應即Sacae四部之一的Tochari?！复笙摹埂瞕at-hea〕可以視為Tochari的確切對譯。由于進入阿姆河流域，原來游牧的Tochari人開始了農(nóng)耕生活。

　　《史記·大宛列傳》「無大君長」云云，也許正反映了進入巴克特里亞的塞種各部互不統(tǒng)屬的局面。至于塞種諸部治下的巴克特里亞被稱為「大夏」，則可能是因為當時Tochari人是諸部名義上的宗主；否則，便是其人占壓倒多數(shù)的緣故。

　　有學者在指大夏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同時，指Tochari人為大月氏，試圖使斯特拉波關于塞種四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里亞的記載與《史記·大宛列傳》關于大月氏滅亡大夏的記載相一致?！?8〕其實，斯特拉波所載Tochari是塞種，塞種和月氏在中國史籍中有明確區(qū)分，而且「月氏」與Tochari對音也不相符。由此可見大月氏不可能是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Tochari。滅亡大夏國的大月氏不見載于西史，猶如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不見載于漢史，都是很正常的。

　　應該指出，Tochari中國史籍稱之為「吐火羅」或「吐呼羅」等。而首次將大夏和吐火羅聯(lián)系起來的是《新唐書·西域傳下》：「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蔥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此處所述「吐火羅」即大夏無疑就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大夏，而顯然有別于大月氏?！?9〕

　　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來自伊犂河、楚河流域：據(jù)斯特拉波《地理志》的記載可以考知，自錫爾河北岸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的Asii、Tochari等四部塞種來自伊犂河、楚河流域（《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塞種占領這一地區(qū)的時間不能確知，但最早可能在前六世紀二十年代，亦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即位（前521年）之前。

　　大月氏被匈奴擊敗、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時，將該處的塞種逐走。于是一部分塞種南下帕米爾，另一部分則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很可能由于繼續(xù)受到來自東方強鄰的壓力，包括若干Tochari人在內(nèi)的部分塞種終于在前140年左右南渡錫爾河，經(jīng)索格底亞那，侵入希臘人統(tǒng)治下的巴克特里亞，占領了主要位于阿姆河南岸的后來被稱為吐火羅斯坦的地區(qū)，《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夏國于是成立。

　　可能在部分塞種南下巴克特里亞的同時，另有一枝以Tochari人為主的塞種進入費爾干納盆地，建立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宛國?！复笸稹埂瞕at-iuan〕亦得視為Tochari之異譯?！?0〕南下帕米爾的塞種中，有一部分進入西北次大陸，另有一部分則可能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后者之中亦有吐火羅人。《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南北道若干國名和地名，例如：「渠勒」〔gia-lek〕、「桃槐」〔do-hu?i〕、「渠犂」〔gia-lyei〕、「單桓」〔duat-huan〕、「兌虛」〔duat-khia〕、「丹渠」〔tan-gia〕，均得視為Tochari之異譯。

　　5．西域大夏遷自晉南還有以下一些旁證。

　　其一，西域大夏國的信息是張騫首次西使獲得的。張騫這次西使的目的地本是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國。由于大月氏西遷，張騫跟蹤而至阿姆河流域，才得知有大夏國。張騫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對當?shù)氐娘L土人情定有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這一古稱命名一個由Tochari人建立的、當時業(yè)已臣服大月氏的國家，顯然不會僅僅出于為Tochari找一確切音譯的考慮。他稱呼大夏國所臨阿姆河（該河時名Vakhshu即Wakshu）為「媯水」，考慮到晉南有一條媯水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媯水在河東虞鄉(xiāng)縣歷山西」。虞鄉(xiāng)，如前所述，相傳有夏虛即大夏之虛。張騫采用「大夏」這一名稱時，顯然想到了晉南乃至虞鄉(xiāng)的大夏。

　　其二，張騫首次西使旨在聯(lián)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雖因形勢變化，這一目的未能實現(xiàn)，然張騫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備歷艱辛，終于使西域諸國與西漢開始了雙向的交往，即史遷所謂「鑿空」。但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在敘及張騫出使西域的功績時，提到的僅僅是「使絕域大夏」，只字未及同時出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足見時人評價張騫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發(fā)現(xiàn)！《漢書·敘傳下》竟用「博望杖節(jié)，收功大夏」八字總結(jié)張騫的一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又據(jù)《史記·西南夷列傳》，張騫歸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從此，西漢開始大規(guī)模經(jīng)營西南夷，并自元鼎三年（前114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先后設置了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據(jù)同書「大宛列傳」，置郡的目的主要在于「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確曾遣使十余輩，企圖「出此初郡抵大夏」，終因昆明阻撓而未果。武帝不顧當時客觀條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張騫「盛言」的結(jié)果，可見張騫有關大夏的報告必有能深深打動武帝的地方。

　　嗣后，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天子數(shù)問騫大夏之屬」。騫乃說武帝通使烏孫，其辭曰：「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果以為然，命騫使烏孫。據(jù)同傳，「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張騫卒「后歲余，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由此可知，張騫使烏孫雖有聯(lián)結(jié)烏孫抵抗匈奴的目的在，但歸根結(jié)蒂還是為了招徠大夏，而大夏使者隨騫副使俱來，簡直被視作西北國通于漢的標識。

　　太初年間，李廣利征大宛，初戰(zhàn)不利，敗歸敦煌，公卿、議者皆愿罷擊宛軍，獨武帝不以為然。其原因，據(jù)《史記·大宛列傳》，乃在于武帝擔心，「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不惜「天下騷動」，再起大兵伐宛。在此，武帝首先考慮的仍然是大夏。

　　西漢君臣如此念茲在茲的大夏國，不過是一個早已臣服于大月氏的、兵弱畏戰(zhàn)的遠國。當時該國的中心完全處在大月氏王的控制之下，僅東部山區(qū)有五個互不統(tǒng)屬的翖侯。雖據(jù)《漢書·西域傳》，這五個翖侯有一定的自主權(quán)，能「共稟漢使者」，但以此為外臣，意義畢竟不大。到底大夏的吸引力從何而來？目前看來只有一個答案：張騫和武帝相信西域的大夏遷自晉南，乃陶唐氏之裔胄。蓋張騫身臨其境，沐浴陶唐氏之遺風，歸報于國，使好大喜功的武帝不勝向往之情。僅僅由于史遷謹慎，視張騫之見聞為類似《山海經(jīng)》之奇談，不敢言之，才湮沒無聞至今。

　　其三，《史記·大宛列傳》稱：「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善市賈，爭分銖」。所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當然包括大夏國在內(nèi)，蓋同傳又稱：「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張騫首次西使已取道大宛，親臨大夏地。嗣后，據(jù)同傳，「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書·西域傳》且載大夏五翖侯曾「共稟漢使者」?？芍獫h人對西域大夏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對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征的槪括亦即「深眼、多須??」沒有理由懷疑。

　　另一方面，據(jù)《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為人，隆凖而龍顔、美須髯」。而《漢書·高帝紀》贊曰引《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后也」，并肯定高祖為劉累之后。果然，「隆凖而龍顔、美須髯」與「深眼、多須??」如出一轍，恐非巧合。質(zhì)言之，劉邦與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征的一致，正說明西域之大夏即吐火羅人的前身主要是以堯部落為宗主、可能包括有唐氏在內(nèi)的部落聯(lián)合體。這似乎也有助于理解武帝對西域大夏國的特殊興趣。

　　其四，《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羲和是陶唐氏的重要職官。而據(jù)《漢書·西域傳》，西域的大夏國有職官曰「翖侯」〔xi?p-ho〕，與「羲和」〔xia-huai〕讀音近似；翖侯源自羲和也未可知。

　　6．總而言之，大夏可溯源于陶唐氏，其故地在晉南。其枝裔后來逐步遷離晉南，一部份北徙至河套以北，一部份西徙至臨夏和河西。最早在公元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河西的部份大夏人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與先后抵達該處的Asii、Gasiani和Sacarauli等部落結(jié)成聯(lián)盟，并西向伸張其勢力至錫爾河北岸。

　　約公元前177／176年，大月氏首次西遷，占領伊犁河、楚河流域，包括大夏人在內(nèi)的塞人遭驅(qū)逐，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部份南下帕米爾，或越興都庫什山南下，或東進塔里木盆地、占有南北道包括焉耆和龜茲在內(nèi)的一些綠洲。

　　公元前140年左右，在錫爾河北的塞人南下，其中一枝進入費爾干納，一枝進入巴克特里亞，后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quán)（可能均以大夏人為主），中國史籍分別稱之為大宛國和大夏國。約十年后，大夏國被再次西徙的大月氏人滅亡。

　　二〔21〕

　　1．「月氏」〔njiuk-tjie〕，也寫作「禺知」〔ngio-tie〕等?！赌绿熳觽鳌肪硪唬骸讣孜纾熳游髡?，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秆删?、禺知之平」或在今河套東北。

　　《逸周書·王會篇》附「伊尹朝獻篇」列「月氏」于「正北」。是篇系戰(zhàn)國時所作，所載以騊駼貢周之「月氏」可能是春秋時期的月氏，其居地當在黃河以西。

　　《管子·輕重乙》稱：「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遠，其至厄」?！竾蟆怪T篇所載略同?！篙p重甲」且說：「懷而不見于抱、挾而不見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后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禺氏」之「旁山」産玉，此山即「崐崘之虛」；是虛和月氏去周都距離大致相等。或因月氏一度壟斷玉石貿(mào)易，故所産之玉稱「禺氏之玉」。此處「崐崘」應指阿爾泰山，故在《管子》所描述的時代，月氏人已西向伸張其勢力至阿爾泰山東麓?！肛稀埂瞡gio-tjie〕亦即「月氏」。

　　又，《史記·大宛列傳》稱：「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敦煌」應指「敦薨之山」即今祁連山，「祁連」應指今天山?？芍率瞎实貣|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麓。結(jié)合以上有關先秦典籍所見月氏人活動范圍的描述，以及《史記·匈奴列傳》關于冒頓單于「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以后、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的記載，可知月氏人的勢力曾一度東向伸展至河套內(nèi)外。

　　2．月氏（禺知）可能是有虞氏之一枝，遷自晉地。晉地之有虞氏則遷自魯?shù)亍?/p>

　　據(jù)《墨子》，「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歷山、河濱、雷澤之地望，歷來注家的說法可大別為兩類：一類置諸魯，另一類置諸晉。這可能是因為「歷山」等地名旣見于魯或齊、又見于晉。對此，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歷山」等原系有虞氏在齊魯時居地之名稱，隨著舜，有虞氏最著名的部酋，自齊魯西遷，晉地也就出現(xiàn)了相同的名稱?！阜芍枴?，在蒲州，則不妨視作西遷有虞氏與陶唐氏接觸的最初地點。

　　據(jù)《尚書·堯典》，可知舜自魯西遷晉南后曾居于嬀水之汭。嬀水之汭因成為舜所部有虞氏居地而得名「虞地」。

　　《孟子》稱舜為「東夷之人」，《史記》稱舜為「冀州之人」。結(jié)合兩者，可見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遷晉，終于從「東夷之人」變成了「冀州之人」。

　　3．有虞氏乃顓頊部落自蜀遷魯之一枝。

　　《國語·魯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這表明有虞氏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顓頊。據(jù)《大戴禮記·帝系》，可知顓頊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礱江）流域。又據(jù)《國語·楚語下》等，顓頊族（更可能是其中之一枝）因佐少皥（少昊）自若水遷至窮桑。窮桑（亦作「空?！梗卦隰敱?。

　　顓頊以「高陽」為「有天下號」，「高陽」〔ko-jiang〕應即「窮?！埂瞘iu?m-sang〕、「空?！埂瞜hong-sang〕之異譯。而有虞氏之「虞」〔ngiua〕亦不妨視作「高陽」或「空桑」之略譯（見疑、溪疑旁紐），有虞氏正是顓頊族東遷空桑的一枝即高陽氏之后。換言之，「有虞」與「高陽」實系同名異譯，乃東遷顓頊族之專稱?！缚丈！够颉父F桑」乃至「高陽」或「虞氏」等的原意均與日出有關。

　　東遷顓頊部族事實上的始祖很可能是《國語·鄭語》中與夏禹、商契、周棄并舉的虞幕，亦即顓頊之子窮蟬?！父F蟬」〔giu?m-zjian〕，亦得視為「窮桑」之異譯。顓頊國號「高陽」、其子幕一名「窮蟬」，均因顓頊部落繼少昊之后居于窮桑之故。

　　要之，顓頊之一枝自若水東遷窮桑，始佐少昊，后取而代之，遂得號「高陽氏」即「有虞氏」?！赣杏菔稀够颉父哧柺稀棺畛蹩赡艿妹隰敱敝丈Ｉ剑缚丈！挂坏┏闪艘粋€地緣政治集團的稱號，一般情況下會隨著這集團之人的遷徙而遷往各地。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西遷至晉南嬀水之汭，將「空?！挂幻舶岬搅藭x地；嬀水之汭于是得名「虞地」。后來封于「虞地」的太伯之后亦因而得名為「虞公」。

　　4．舜亡后，部分有虞氏已經(jīng)開始離開晉地。其中一枝有虞氏則經(jīng)北地、安定等地西向進入河西。

　　大約在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末，河西的有虞氏即《管子·小匡》所謂「西虞」復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時或先后遷去的還有一部分大夏人和允姓之戎。蓋據(jù)《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有虞氏等放棄河西，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或在此時。

　　5．西遷伊犂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lián)合體被希羅多德《歷史》〔22〕（I，201；IV，13，16）稱為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載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別為Asii和Tochari。至遲在六世紀二十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該處的Massagetae人，從此與波斯人發(fā)生關系，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前521—前486年）的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稱為Sakā，Sakā亦即中國史籍所見「塞種」。

　　由于大月氏人的西徙，塞種即包括有虞氏在內(nèi)的四部組成的部落聯(lián)合體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余眾南下蔥嶺，散處帕米爾各地。約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種諸部紛紛離開錫爾河北岸，其中一枝渡過阿姆河，侵入并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形成了中國史籍所謂「大夏國」。約十年之后，這個主要由塞種四部構(gòu)建的「大夏國」被來自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征服。

　　散處帕米爾地區(qū)的部份有虞氏后來還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建立了一些城郭小國。《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國名和地名，例如：高昌〔ko-thjiang〕、姑師〔ka（kia）-shei〕、車師〔kia-shei〕、危（?）須〔khiai-sio〕、龜茲〔khiu?-tzi?〕、休循〔xiu-ziu?n〕等，地名有車延〔kia-jian〕、居延〔kia-jian〕、貴山〔giu?t-shean〕等，均得與「空?！埂ⅰ父F?！埂ⅰ父哧枴?、「虞氏」、「鳩茲」等視為同名異譯?！父卟?、「龜茲」更與「高陽」、「鳩茲」前后、東西相映成趣。當然，以上國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前七世紀末西向遷徙時留下的遺跡。

　　6．可能在一枝有虞氏西遷的同時，另一枝有虞氏北遷雁門。后者西向伸張其勢力抵達阿爾泰山東端，一度稱霸天山南北，壟斷了當時的東西貿(mào)易。直至公元前177/176年被北亞新興的游牧部落匈奴擊敗，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犂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該處的塞種。史稱這部分有虞氏即月氏人為「大月氏」，而將留在原地的小部分人稱為「小月氏」。約公元前130年，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又被匈奴支持的烏孫人擊敗，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滅亡了當?shù)氐拇笙膰?，定居下來?/p>

　　大月氏領有大夏地后，直接統(tǒng)治Bactra及其周圍地區(qū)，而通過所謂「五翖侯」控制東部山區(qū)?！肝辶椇睢咕翟笙膰?，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

　　后來推翻大月氏，開創(chuàng)貴霜王朝的原貴霜翖侯丘就卻，應為公元前140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亞的塞種諸部之一Gasiani之后裔，如前所述，Gasiani即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西遷之有虞氏。「貴霜」〔giu?t-shiang〕，亦得視為「空?！?、「禺知」、「月氏」等的異譯。因此，中亞史上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可以說也是西徙有虞氏建立的。

　　7．以下是指月氏之先為有虞氏的若干說明：

　　其一，名稱相同：「禺知」、「禺氏」等和「月氏」顯系同名異譯，與「高陽」、「窮?！?、「空桑」亦系同名異譯，而有虞氏之「虞」亦不妨視作「高陽」或「空桑」之略譯?！渡胶＝?jīng)·大荒北經(jīng)》：「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淵??今作虞」。此「禺」、「虞」互通之例。

　　其二，有虞氏與月氏及其前身禺知的遷徙在時間和地域上可相銜接，可作出連貫的敘述。

　　其三，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于公元前129年訪問大月氏歸國后向武帝報告稱：大月氏「都嬀水北為王庭」。「媯水」即今阿姆河。張騫稱阿姆河為「媯水」，顯系實錄。蓋如前述，舜所部有虞氏的發(fā)祥地正是晉地媯水之汭。而如果相信《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的說法：舜父「瞽叟姓媯」，則舜自魯西遷后，所居「媯汭」即「媯水之汭」其實得名于父姓。由此可見，遠赴中亞的有虞氏即大月氏人之王庭所臨河水被張騫稱為「媯水」決非偶然。張騫命名時考慮的不僅僅是大夏與媯水的關系，更重要的因素也許是有虞氏與媯水的淵源。

　　其四，據(jù)《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月氏或大月氏是游牧部落。但沒有明確的資料表明有虞氏是游牧部落，似乎不能將有虞氏與月氏或大月氏勘同。其實不然。只要條件具備，生活和生產(chǎn)方式是可以改變的。有虞氏在故地時即便是土著，一旦踏上西遷之路，特別是到達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草原后，轉(zhuǎn)變?yōu)橛文寥瞬皇遣豢上胂竦?；而一旦到達阿姆河流域，特別在進入巴克特里亞的農(nóng)耕區(qū)后，相對安定的生活環(huán)境，又使他們逐步放棄游牧、趨向定居。再說，史載舜率有虞氏耕、漁、陶，乃至成聚、邑、都，豈不說明在舜之前沒有聚、邑、都的有虞氏，正是一個游牧部落，至少存在過游牧的生活方式。更何況，沒有理由認為舜以后便完全不存在游牧的有虞氏部落，也就是說北遷、西徙者正是有虞氏中一直以游牧為生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8．總而言之，大月氏之前身月氏（禺知）之先為有虞氏之一枝。其人自蜀遷魯，復自魯徙晉，后逐步遷離晉地。一枝經(jīng)北地、安定等進入河西。大約在公元前七世紀二十年代末，這一枝復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時或先后遷去的還有部分大夏人和允姓之戎等。其人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lián)合體被希羅多德稱為Issedones。Issedones后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并被波斯人稱為Sakā。由于大月氏人的西徙，包括有虞氏在內(nèi)的部份塞種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余衆(zhòng)南下蔥嶺，散處帕米爾各地，并東進塔里木盆地，占有包括龜茲、焉耆在內(nèi)的一些南北道綠洲。

　　另一枝有虞氏則北遷雁門。至遲在公元前三世紀二十年代，這一枝有虞氏已西向伸張其勢力抵達阿爾泰山東端，一度壟斷了東西貿(mào)易。直至公元前177/176年被匈奴擊敗，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犂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該處的塞人。史稱這部分人為「大月氏」，而將留在原地的老弱稱為「小月氏」。約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人又被烏孫擊敗，放棄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滅亡了由約十年前進入該地的塞人所建「大夏國」。

三〔23〕

　　1．允姓之戎始見于《左傳》。其人原居瓜州，其內(nèi)徙陰地者，被稱為陰戎。允姓在瓜州之居地名陸渾，內(nèi)徙允姓又被稱為陸渾戎，而陰地亦有地得名陸渾。陰地屬九州，故陸渾戎亦九州戎之一枝。

　　瓜州很可能在涇水上游，今平?jīng)鲋凉淘粠А！腹现荨埂瞜oa-tjie〕可以視作「月氏」或「禺知」之異譯。允姓原居地得名「瓜州」可能是該地曾被月氏征服的結(jié)果。

　　居于秦、晉西北即涇水上游的允姓受秦人迫逐，除一部分附秦并在后來被晉惠公徙往伊川外，可能有一部分遷往瓜州之西。

　　2.《廣弘明集·辨惑篇》載梁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有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埂?4〕荀氏在此將允姓與塞種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荀氏所引《漢書》之文不見今本，因而也許僅僅是他個人的一種推測。但允姓屬于塞種的客觀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謂「塞種」應即波斯人所謂Sakā，其前身便是希羅多德所謂Issedones。遲至前七世紀末，Issedones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伊犂河、楚河流域、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塞地」。Issedones后西向擴張至錫爾河北岸，從此被波斯人稱為Sakā。Sakā原是波斯人對錫爾河北岸游牧部落的泛稱。

　　塞種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組成。Isse〔dones〕實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為表示場所的后綴，亦見于后世Osset語中）。在希羅多德描述的時代，伊犂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實際上成了一個部落聯(lián)合體的名稱。這個聯(lián)合體被稱為Issedones，也許是Asii人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緣故。

　　前述秦穆公開疆拓土的舉動，很可能引起諸戎的西遷。允姓也許便在這時離開瓜州及其以西，西走塞地。這與希羅多德所載Issedones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出現(xiàn)的時間正相符合。

　　據(jù)《漢書·西域傳》，伊犂河、楚河流域有地名「惡師」〔a-shei〕，不妨視作Issedones之異譯，亦允姓據(jù)有塞地之證?！冈市铡埂瞛iu?n-sieng〕不妨為Isse〔dones〕或Asii的對譯。

　　3．允姓（Asii）自瓜州逐步西遷至「塞地」尚有軌跡可尋：

　　在晉惠公十三年（前638年）即允姓、姜戎氏內(nèi)徙的前后，已可能有一部分允姓遷至后來的金城郡境內(nèi)，《漢書·地理志下》所載「允吾」、「允街」等地名即其遺跡。此外，據(jù)《后漢書·西羌傳》，金城郡境內(nèi)有「大允谷」?！复笤使取够蛞蛟市账佣妹?/p>

　　又據(jù)《漢書·霍去病傳》，張掖郡境內(nèi)有「焉支山」（同書「匈奴傳上」作「焉耆山」）?！秆芍В龋埂瞚an-tjie（tjiei）〕得視作「允姓」或Asii的異譯，允姓西遷經(jīng)過此山時或曾留下部眾。

　　《左傳·昭九年傳》杜注稱瓜州即敦煌，固然非是。但杜氏似乎不至于僅僅因為敦煌産好瓜便遽斷古瓜州在敦煌。杜氏曾親至河西，很可能發(fā)現(xiàn)敦煌一帶有允姓活動的蛛絲馬跡，遂指該處為古瓜州。這說明允姓西遷時曾經(jīng)過該地并一度逗留。

　　《漢書·張騫傳》稱：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此處「祁連」指今天山，而「焞煌」即「敦煌」指今祁連山。在傳文描述的年代，具體而言為公元前177／176年以前，烏孫的居地在今祁連山與天山之間?！笧鯇O」〔a-siu?n〕既得視為「允姓」或Asii的異譯，不妨認為烏孫是前七世紀末遷往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允姓留在祁連山和天山之間的余眾。

　　4．囟前177／176年大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放棄故地西遷。大月氏的進攻，使塞種（實即Asii、Gasiani、Tochari等四族組成的部落聯(lián)合體）放棄了「塞地」，一部分塞種西向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其中一些Asii人更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形成《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奄蔡」〔iam-tsat〕，亦即西史所謂Aorsi。另一些Asii人與其他三部一起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一部分塞種還自「塞地」南下帕米爾，其中一些進入西北次大陸，另一些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西域南北道建立了若干綠洲小國?！稘h書·西域傳》所載城郭諸國名稱有「溫宿」〔uen-siuet〕、「烏壘」〔a-liuei〕、「焉耆」、「烏秅」〔a-deai〕、「伊循」〔iei-ziu?n〕等均可視作「允姓」或Asii的異譯，說明這些綠洲最早的開拓者可能是允姓即Asii人。

　　值得注意的是：「焉耆」，在佉盧文書中作Argi，中古波斯語作Ark；Argi、Ark以及其王治之名「員渠」〔hiu?n-gia〕與「允格」的關系頗為明顯；如果再考慮到焉耆王家姓「龍」〔liong〕無妨視為「陸渾」〔liuk-hu?n〕的縮譯，其淵源便更清楚了。

　　5．允姓是允格之后（「允姓」與「允格」〔jiu?n-keak〕得視為同名異譯（〔k〕腭化為〔s〕），允格乃金天氏即少昊之裔。黃帝之子有二青陽，姬姓青陽與己姓青陽。前者即玄囂，后者即少昊。姬姓青陽降居泜水，降居若水者為昌意。在昌意降居之前若水流域已有允姓國。這說明少昊之據(jù)有若水當先于昌意，若水應為少昊可以追溯的最早故地。相傳少昊之子允格居鄀、有子鄀姓，鄀之得名顯然是因為少昊曾居若水之故。

　　據(jù)《漢書·西域傳》烏孫國王治「赤谷城」?！夺屆め尣刹罚ň硭模骸赋啵找?，太陽之色也」。又，《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卷二）：「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顔赤色，有似于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由此可知，赤谷者，陽谷也。而《太平御覽》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渡袝虻洹罚骸阜置酥?，宅嵎夷，曰陽谷」?！競慰讉鳌乖唬骸笘|表之地稱嵎夷；陽，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陽谷。陽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父F?！?、「嵎夷」〔ngio-jiei〕得視為同名異譯，知少昊金天氏所邑窮桑即陽谷，亦即陽谷。

　　又，《史記·大宛列傳》載烏孫始祖?zhèn)髡f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于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知烏孫的始祖與烏有關?！笧鯇O」一名或由來于這一傳說：「烏孫」者，「烏之子孫」也。而「烏嗛肉蜚其上」云云，明此烏乃取食之鳥。

　　而《左傳·昭十七年傳》載少皡氏以鳥名官，知金天氏之始祖?zhèn)髡f與鳥類有關。其中司啓之「青鳥」即倉庚又稱三足烏，為西王母取食之神鳥。王充《論衡·說日篇》：「日中有三足烏」?！痘茨献印ぞ裼枴罚骸溉罩杏雄Z烏」。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烏」?！短接[》卷三引《春秋元命包》曰：「陽數(shù)起于一，成于二，故日中有三足烏」。烏孫王治名「赤谷」，表明烏孫人崇拜太陽。知三足烏與太陽崇拜有關。

　　由此可見，烏孫與金天氏兩者的始祖?zhèn)髡f存在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笧鯇O」者，青鳥即三足烏之子孫也。

　　最后，《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有羲和之國」。郭注引《啓筮》曰：「有夫羲和之子，出于陽谷」。羲和之子所出「陽谷」既為赤谷，知烏孫官號「翖侯」，得視為「羲和」之異譯。

　　6．總而言之，允姓之戎原居瓜州（涇水上游），因受秦人迫逐，徙于瓜州之西。至遲在前七世紀末，因秦穆公開疆拓土，其大部遂與一些大夏、禺知人一起抵達伊犁河、楚河流域，組成部落聯(lián)盟，其中允姓可能扮演了宗主的角色，因而該聯(lián)盟被希羅多德稱為Issedones，后因擴張至錫爾河北岸，被波斯人稱為Sakā。西遷過程中留在祁連山與天山之間的余種，后來發(fā)展為烏孫，進一步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者則為奄蔡。

　　由于大月氏人的西遷，Issedones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其余南下帕米爾，或進入西北次大陸，或東進塔里木盆地、進入焉耆等南北道綠洲。

　　允姓是允格之后，允格為少昊之裔。有虞氏之祖顓頊降生于若水，蓋顓頊之父昌意據(jù)有若水，該水原為少昊之居地。昌意據(jù)有若水之前已有允姓國，該國應為少昊所建。而顓頊后來又東遷魯?shù)剌o佐少昊。凡此皆可見允姓與有虞氏關系之密切。兩者也許是同部別出的關系。「允姓」與「虞氏」、「烏孫」與「月氏」、Asii與Gasiani、「焉耆」與「龜茲」等等盡管代表不同的政治、部落實體，其名稱同出一源。

四

　　關于操Toγr?語之族群的起源，學者們提出了不少假說，其中似以中近東起源說最具合理性。說者以為這一族群之前身應即楔形文字資料中常見的Guti人（結(jié)尾的i是名稱的一部份，加上Akkad語的格尾音就成為Gutium等形式）。Guti人來自波斯西部山地。他們擊敗了巴比倫統(tǒng)治者納拉姆辛（Naram-Sin），主宰整個巴比倫達百年之久，時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楔形文字資料中另有名Tukri?（此名末尾的咝音可能是當?shù)卣Z音的格尾音，詞干實為Tukri）之部落，其居地從東面和東南面與Guti人居地鄰接。按之年代，Guti與Tukri要早于小亞的赫梯人。這兩者一起于前三千紀末離開波斯西部，經(jīng)長途跋涉到達中國，部份定居，其余繼續(xù)游牧，游牧者即后來見諸中國史籍之「月氏」?！冈率稀古cGuti乃同名異譯?！竿禄鹆_」一名則來源于Tukri?！?5〕

　　上說的基礎是印歐人起源與中近東，由于較充分地消化了有關吐火羅語的研究成果而深受關注?！?6〕

　　以下試圖說明此說和以上有關大夏、月氏（禺知）的考證有著內(nèi)在的一致性。

　　1．名稱：說者以為Guti和Tukri是兩個兄弟部族，在遙遠的過去共同從波斯出發(fā)，后來逐步融合成了一個新的整體。因此，既可用這一個、又可用另一個名稱稱呼他們。今案：既然Guti和Tukri可以分別和「月氏」和「大夏」勘同，則似乎可以認為早在他們離開波斯之前，操Toγr?語之族群已經(jīng)分化成兩個部落?；蛘哒f這一時期Toγr?語業(yè)已形成兩種方言。

　　說者以為在中國史籍中操Toγr?語之族群是以「月氏」的名稱出現(xiàn)的，其人為匈奴所逐西遷后才以「Tochari」這一名稱為各種語言的史料所著錄。具體而言：月氏西遷阿姆河流域后，「印度人、波斯人、粟特人、希臘人——人人都用這個新的名稱稱呼月氏，巴克特里亞本身也被叫做吐火羅斯坦（Toχāristān）即‘吐火羅人之地’。似乎這個民族途中改變了名稱，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國一邊，到了巴克特里亞就稱吐火羅人了」。其實不然，Toχāristān在漢文史籍中也有對應的名稱：「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遷，征服大夏之后，才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顯然有別于大夏。質(zhì)言之，Guti和Tukri在東遷后早已分道揚鑣。

　　2．時間：禹的年代一般認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學界暫以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顓頊的年代應該更在此前。說者據(jù)西史推定的Guti與Tukri人在巴比倫失敗的時間為公元前三千紀末，認為兩者從此離開波斯西部踏上東來征途。但我們不妨設想其人的東遷可能略早于此。換言之，不能排除他們在遷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份踏上東遷征途。果然，Guti與Tukri的東來和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現(xiàn)正相銜接。

　　3．遷徙路線：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份）在東遷的途中，首先到達今中國四川地區(qū)，這便是傳說中有虞氏始祖顓頊之由來。

　　三星堆高度發(fā)展的青銅文明，與中近東文明有某種聯(lián)系是十分明顯的。至少從青銅雕像、神樹、權(quán)杖和和金面罩等若干因素構(gòu)成的文化叢分析，巴蜀與西亞近東文明的交往最遲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紀已經(jīng)存在了?！?7〕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青銅神樹，應即若木。〔28〕而相傳顓頊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礱江）流域?！?9〕如所周知，若木之所在為若水。

　　盡管不能說三星堆的主人便是東來的操Toγr?語之族群，但至少說明巴蜀地區(qū)和中近東在遠古交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4．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即東遷的Guti和Tukri兩者之間關系至為密切。

　　其一，《國語·魯語上》：有虞氏「郊堯而宗舜」?！蹲髠鳌の氖四陚鳌穭t稱：「舜臣堯??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知有虞氏舜繼堯即位，兩者一脈相承。

　　而據(jù)《墨子》、《國語》等，堯、舜、禹、湯、文、武稱為四代圣王。既然禹、湯、文、武無疑屬于夏、商、周三代，則堯、舜應同屬虞代。這是因為盡管堯所出青陽一系與顓頊所出昌意一系一度是各自獨立發(fā)展的，但在后來有了聯(lián)系。蓋據(jù)《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這里所說由帝嚳繼承的「顓頊」只能是前述東遷窮桑的一枝。玄囂之孫雖取代昌意之后，但「有天下號」，亦即以某一血緣關系集團為核心發(fā)展起來的地緣政治集團的符號未變。蓋「高辛」〔ko-sien〕與「高陽」一樣，亦得視為「空桑」、「窮?！够颉笉芬摹怪愖g。

　　既然「窮?！?、「高陽」、「高辛」是同名異譯，不無理由認為帝嚳的繼承人堯也繼承了相同的國號。蓋「堯」〔ngy?〕與「虞」〔ngiua〕音近，與「高陽」、「高辛」等也不妨視作同名異譯，很可能一度也是「有天下之號」。堯繼承的既是少昊、顓頊的「天下」，與其說堯為虞帝，不如說舜號「有虞氏」乃本堯之故號。堯作為少昊窮桑氏、顓頊高陽氏和帝嚳高辛氏的繼承人自然也是虞帝。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遷晉在堯部落西遷之后，舜應即所謂「造唐」的羣臣之一。

　　其二，《管子》、《國語》均有齊桓公西征，拘泰（大）夏、服西虞（吳）的記載，時在前七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拘大夏與服西虞一前一后，似乎也表明了兩者在當?shù)卮烬X相依的關系。

　　其三，公元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錫爾河南下，一枝進入Ferghāna（費爾干納），一枝進入Bactria（巴克特里亞）。后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quán)，《史記·大宛列傳》分別稱之為大宛國和大夏國。值得注意的是大宛國，其國名是Tochari的對譯，其都城之名「貴山」，則是Gasiani的對譯；而「大夏」國內(nèi)有「貴霜」（Gasiani）人。Guti和Tukri兩者后身之間的密切關系同樣可說明兩者本身之間的關系。盡管有一部份東遷的Guti和Tukri分道揚鑣，終于出現(xiàn)了《史記》所載西遷大月氏征服大夏的事件，但這不能據(jù)以否定兩者的淵源。

　　5．語言：指月氏、大夏為東遷Guti、Tukri的基本證據(jù)應該是語言學資料。遺憾的是，至少目前，由于以下三個原因，不可能獲得這方面的證據(jù)。

　　其一，月氏、大夏，在中國典籍中有關記載非常貧乏。其前身有唐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的事跡更具傳說色彩，可供研究的語言學資料自然更為稀少，真僞難辨。尤其重要的是，有關記載沒有出自月氏或大夏本族之手者，這增加了利用的困難。

　　其二，無論大夏還是月氏，在遷徙和發(fā)展過程中，不可能保持純粹的血統(tǒng)，勢必出現(xiàn)種類糅雜的情況。尤其是月氏，后來日益強大，役使許多異種部落，這些異種部落都可能自稱或被稱為月氏。月氏實際上成了一個部落聯(lián)合體的名稱。類似的情況恐怕對于大夏也不可避免。僅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數(shù)多達百萬，不能不認為其種類早已不純。這也使得今日對其語言的探索障礙重重。

　　其三，Guti和Tukri人在長途遷徙過程中，勢必和操各種語言的族群接觸，自已的原始語言的語法和詞匯不免受到形形色色外族語言的影響。由于異族通婚的存在，這種現(xiàn)象將更加嚴重，部份Guti和Tukri人甚至可能放棄自己的母語，改用其他語言。也就是說，同血統(tǒng)的部落可以操不同的語言。

　　正因為如此，我們既不可能發(fā)現(xiàn)肯定月氏、大夏曾操Toχr?語的絕對根據(jù)，也不可能發(fā)現(xiàn)確鑿的反證。因此，我們只能后退一步，采取一個近似的標準：尋找與月氏、大夏等有關的語匯，看看這些語匯能否用Toγr?語詮釋。經(jīng)過學者的努力，這樣的語匯，盡管寥寥無幾，據(jù)說已有發(fā)現(xiàn)：

　　首先是月氏、大夏等數(shù)者所共有、可以用Toγr?語詮釋的語匯。這樣的語匯似乎只有一個：翖侯（Ayapoy，Bype）。

　　《漢書·西域傳》明載「大夏有五翖侯」?！渡袝虻洹份d陶唐氏的重要職官有「羲和」。「翖侯」〔xi?p-ho〕，與「羲和」〔xia-huai〕讀音近似，應同出一源。

　　雖然沒有月氏有翖侯的直接記載，但大夏五翖侯役屬月氏，表明月氏認可「翖侯」這一稱號。且五翖侯之一為貴霜翖侯，貴霜應即進入阿姆河流域的Gasiani人，其人與月氏同根同源。

　　另據(jù)《史記·大宛列傳》，烏孫也有翖侯。如前所述，烏孫與操Toγr?語之族群不無淵源。而據(jù)《漢書·陳湯傳》，康居亦有翖侯號。康居人應該說一種Sakā語，其人有翖侯號可能在它作為Sakā部落時受Tochari或Gasiani影響所致。

　　其次，分別與月氏、大夏等有關的語匯。如與月氏有關的「若苴」（A??kci，B??kc（i）ye）（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祁連」（Aklyom，Bklyomo）（見《史記·大宛列傳》）〔30〕；與烏孫有關的「靡」（Aw?l，Bwalo）（見《史記·大宛列傳》）等。〔31〕而與焉耆有關的「爵離」（《后漢書·班勇傳》）、與龜茲有關的「雀離」（《水經(jīng)注》卷二）、「昭怙厘」（《大唐西域記》卷一）等，均被視為Toχr?語cakir之音譯?！?2〕這些語匯果如說者所言，可以Toγr?語詮釋之，則亦可加強月氏、大夏數(shù)者曾操Toγr?語的證據(jù)。

　　其三，月氏等在中國北方活動時代漢語中出現(xiàn)的可以用Toγr?語詮釋的語匯。例如：「狗」〔*koo?，k?u〕（Aku）、「朢」〔*ma?s，mǐan-〕（Ama?）等。〔33〕如果禺知、大夏等皆系操Toγr?語之族群，則應該是上古漢語中Toγr?語匯的主要來源。

　　既然如此，Toχr?語B方言稱為Küs?n語的原因就不難說明了：Toχr?語B方言本來是Guti的語言。而龜茲人亦Guti后裔之一枝。由于今天不是完全清楚的原因，龜茲人在較長時期內(nèi)保留了其原始語言。

　　至于在阿姆河流域以及其他Guti和Tukri人及其后裔遷徙過程中可能停留的地區(qū)沒有發(fā)現(xiàn)Toχr?語文獻，而且有證據(jù)表明在這些地區(qū)的有些可指為Guti和Tukri人后裔者所操并非Toχr?語，顯然是因為其人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轉(zhuǎn)而使用土著語言的緣故。

五

　　以下敘述允姓和操Toχr?語之族群的關系，重點在說明為什么Toχr?語A方言的本名為ār?i語。

　　1．允姓（Asii）與大夏（Tochari）的關系。

　　河西地區(qū)既有允姓的、也有大夏的遺跡。但是沒有證據(jù)表明兩者在河西地區(qū)有過接觸。已知遲至公元前七世紀五十年代末，河西已有大夏人。而允姓離開它在瓜州的故地恐怕最早也要到公元前七世紀三十年代初，到達河西或在二十年代末。

　　大夏離開河西，可能是受允姓等西遷引起的連鎖反應的影響。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大夏很可能被隨后到達的允姓征服，成為后來被稱為「塞種」的部落聯(lián)合體的組份之一。之所以認為大夏在伊犂河、楚河流域曾被允姓征服，不僅是因為中國史籍認為塞種便是允姓，而且因為希羅多德記載公元前七世紀末活躍在后來被稱為「塞地」即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部落時也只提到Isse〔dones〕即允姓，而大夏又無疑曾與允姓同時活動于伊犂河、楚河流域的緣故。

　　荀濟引《漢書·西域傳》之文稱允姓之戎「世居燉煌」，固然可能是因為誤以為古瓜州位于當時的敦煌，其實遷入「塞地」的允姓來自涇水上游。但是如果考慮到「燉煌」得自「敦薨」，乃Tochari之異譯，似乎從允姓「世居敦煌」這一傳說中，可以窺見允姓和大夏的悠久聯(lián)系。

　　約公元前140年，允姓與大夏一起南渡錫爾河，侵入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TrogusPrologues稱占領巴克特里亞的Asiani（Asii）為「Tochri的王族」（XLII），〔34〕則表明允姓占支配地位的形勢至此并未變化。但是，公元前129年到達阿姆河流域的張騫卻只知有大夏，不知有允姓，這很可能是因為大月氏來犯時，作為宗主，允姓首當其沖，受創(chuàng)深重，終于銷聲匿跡。大夏由于人數(shù)眾多，其名反而顯彰。

　　離開「塞地」南下帕米爾，后來又進入塔里木盆地周邊諸綠洲的Asii和Tochari人也有保持著聯(lián)系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便是焉耆國。該國國名「焉耆」、王治名「員渠」均系Asii人的遺跡，而周遭山水名「敦薨」乃Tochari人的遺跡?？峙略谘申葒性市杖詾榇笙模═ochari）人的宗主。

　　以上所述，都是大夏役屬允姓，下面似乎是一個例外?！稘h書·西域傳》載有婼羌，其種遍布西域南道，其中一枝，即傳文所說辟在陽關西南的「婼羌國」，「其國王號去胡來王」?！溉ズ鷣怼乖缫延腥酥赋?，應為「吐火羅」之異譯?！?5〕而「婼羌」可以認為是允姓與羌人的混血種，蓋允格封鄀，有子鄀姓，允姓可溯源于允格之子?！笅S」、「鄀」可通，「婼羌」實即「鄀羌」。如前所述，臨夏既有允姓、又有大夏的遺址，該地復為羌人出沒之處，由此沿祁連山南麓往西可達西域。陽關西南有以大夏人為宗主的婼羌部落，或非偶然。

　　2．允姓和月氏的關系。

　　其一，允姓之祖少昊曾據(jù)有若水。有虞氏之祖顓頊降生于若水，后復東遷魯北窮桑輔佐少昊。由此可見允姓與有虞氏（月氏前身）關系之密切。

　　其二，《穆天子傳》載穆天子西征，途經(jīng)「焉居、禺知之平」?！秆删印埂瞚an-kia〕得視為「允姓」之異譯，見允姓與禺知關系之密切。

　　其三，允姓與禺知一起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成為希羅多德所載Issedones之組份，以后又一起西赴錫爾河北岸，并從該處入侵巴克特里亞。

　　其四，烏孫和月氏同處河西及其以西地區(qū)，在匈奴強盛并驅(qū)逐月氏之前，兩者相安無事可知。這和允姓和禺知的歷史淵源是一致的。

　　其五，龜茲，其名與「禺知」、「月氏」同源，然《一切經(jīng)音義》稱：「或曰烏孫（Asii），或曰烏壘（Asii）」。此處雖用了「烏孫」一名，但未必是由于該地有烏孫人，而很可能是有允姓人的緣故。當時人但聞其音，不察其實，不恰當?shù)赜昧恕笧鯇O」這個已有特定內(nèi)涵的譯稱。

　　其六，莎車（Sacarauli），《魏書·西域傳》稱之為「渠莎」（Gasiani），《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稱之為「烏鎩」（Asii），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

　　昌意降居之前據(jù)有若水的允姓國、自若水東遷窮桑的少昊族、作為少昊族后裔的允姓之戎、以及后者西遷成為塞種一部、且最終散處西域各地之Asii等雖然同出一源，但由于彼此際遇不同，可能在語言、習俗甚至體貌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從允姓和有虞氏、大夏的特殊關系來看，他們應有共同的起源。

　　據(jù)此或可推論，允姓及其枝裔本屬操Toχr?語之族群。而允姓在許多場合都是Tochari之王族，這可以很好說明為什么Toχr?語B方言的本名是「ār?i」。

　　最后，應予說明的是：既然少昊氏之號「窮?！古c「允姓」為同名異譯，月氏前身有虞氏之祖顓頊之號「高陽」（即少昊之故號「窮?！梗┡c「虞氏」或「月氏」亦為同名異譯，則「月氏」一名與「允姓」也是同名異譯。因此，河西乃至西域各地與「月氏」、「允姓」等類似的族名、國名、地名究竟得自月氏還是允姓頗難區(qū)分。不僅如此，西方史籍所載Sakās諸部中的Gasiani與Asii（Asiani）固然可以使之分別對應于月氏與允姓，但也不妨倒過來指Gasiani為允姓，指Asii（Asiani）為月氏。有關問題的徹底解決，只能以俟來日了。

六

　　以下是若干補充：

　　1．Toχr?語除了上述A和B兩種方言外，一說樓蘭-鄯善的土著語言即「犍陀羅語」（Gāndhārī）有很多Toγr?語因素，如缺少濁塞音（voicedstops）、送氣輔音（aspiratedconsonants）和擦音（spirants），這與Toγr?語是一致的。換言之，樓蘭—鄯善國的居民操一種與A和B兩種方言有些不同的Toγr?語，亦即可以認為Toγr?語存在第三種方言?！?6〕

　　果然，Toγr?語文獻在塔里木盆地出現(xiàn)的時間便大大提前了。問題在于：樓蘭—鄯善國的居民與上述操A、B兩種方言之族群又是什么關系？

　　如所周知，「樓蘭」乃佉盧文書所見Kroraimna（Krorayina）一名之漢譯。樓蘭國后來被漢人更名為「鄯善」，其用意顯然在于使樓蘭國從此背匈奴向漢，改惡從善。但是，「鄯善」顯然只能是一個音義兼顧的譯稱。換言之，「鄯善」一名本質(zhì)上是一個樓蘭人能夠接受的名稱的漢語音譯，漢人不過是利用漢字字義賦予「向善」之意而已?！港飞啤怪麘獮镵roraimna人顯貴氏族或王族之名號。

　　據(jù)《漢書·西域傳》，鄯善國之西有精絕國，精絕國之南有戎盧國?！妇^」〔dzieng[1]dziuat〕得視為「鄯善」之異譯，「戎盧」〔njiu?m-la〕得視為「樓蘭」之異譯。這說明Kroraimna人曾進入精絕、戎盧兩地。

　　又，《后漢書·西域傳》載疏勒國有楨中城，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位于西域南道之楨中國?！笜E中」〔tieng-tiu?m〕，與「鄯善」、「精絕」等亦得視為同名異譯，似乎可以說明該處亦有Kroraimna人活動之蹤跡。

　　又《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有曷勞落迦城，位于瞿薩旦那「國北」、媲摩城之西?！戈聞诼溴取埂瞙at-l?-lak-keai〕，與「樓蘭」（Kroraimna）顯然也是同名異譯。

　　Kroraimna人不僅進入南道，而且進入北道。證據(jù)如下：

　　《漢書·西域傳》載王莽始建國二年，西域都護但欽駐守「埒婁城」。埒婁城地望不詳，但無疑在龜茲國中?！港鴬洹埂瞝iat-lo〕得視為「樓蘭」之異譯。同傳所載龜茲國附近小國之名「輪臺」〔liu?n-d?〕（《史記·大宛列傳》作「侖頭」〔liu?n-do〕）亦得視為「樓蘭」之異譯。

　　而《隋書·音樂志下》（卷一五）載龜茲樂部「歌曲有善善摩尼」?！段蚩杖塍糜洝贩Q：「安西境內(nèi)有前踐山、前踐寺」?！?7〕所謂「安西」即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國都城，「前踐寺」即今庫車附近森姆塞姆（Simsim）千佛洞?！干粕啤埂瞶jian-zjian〕或「前踐」〔dzian-dzian〕與「鄯善」〔zjian-zjian〕均得視為同名異譯。

　　「埒婁」、「輪臺」與「前踐」或「善善」等名稱同見于龜茲及其附近，表明曾有一枝Kroraimna人來到龜茲地區(qū)。

　　Kroraimna人與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載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Sacae四部之一Sacarauli同源。Sacarauli無妨視作Sakā〔K〕rauli之訛。Krauli又無妨視作Krorai〔m〕na之略。質(zhì)言之Kroraimna便是SakāKrorai〔m〕na之訛略。〔38〕

　　樓蘭—鄯善人果真是Sacarauli人，則不難解釋何以犍陀羅語有很多Toγr?語因素。

　　樓蘭—鄯善的Sacarauli人很可能是和塞種其他三部Tochari、Gasiani和Asii一起進入西域南道的，時間應在公元前177／176年塞種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南下蔥嶺之后。此前，Sacarauli和塞種其他三部曾長期共處于伊犁河、楚河流域，彼此有密切接觸可知。不管Sacarauli人的原始語言是什么（很可能是一種東伊朗語），受到Toγr?語的影響不可避免。而獨處樓蘭—鄯善一地的Sacarauli人的語言終于在貴霜王國的影響下，發(fā)展成獨具特色的、以婆羅謎文為載體的、有Toγr?語因素的犍陀羅語不是不可想像的。

　　2．一說回鶻文題識中的twγry與粟特語《國名表》（nāfnāmak）中指稱吐火羅人的名稱'tγw'r'k對音不盡相符，此twγry大約相當于粟特文《九姓回鶻可汗碑》（KarabalgasunInscription）〔39〕、《突厥文摩尼教文書》題識〔40〕和中古波斯語摩尼教頌歌〔41〕中的「四twγry」（ctβ'rtwγr'k），包括別失八里（Bi?bal?q）、高昌（Qo?o）等地?！?2〕

　　今案：此說未免執(zhí)著?！杆膖wγry」果然指別失八里等地，則很可能是因為在《九姓回鶻可汗碑》等描述的時代，上述諸地均為吐火羅人所據(jù)有。至于twγry與粟特語《國名表》中指稱吐火羅的名稱'tγw'r'k對音不盡相符，則既可能是由于迻譯者不明究竟造成的，更可能是迻譯者有意為之，以區(qū)別同名的不同的政治或地理實體。這兩種情況屢見于中國古代典籍所載西域國名、族名，粟特文書也許并不例外。

　　何況「四twγry」僅僅是焉耆一地的名稱，并不是用來指稱上述諸地的?！?3〕

　　3．1980年蘇聯(lián)Л.Ю.Тугушева刊布《回鶻文譯本〈玄奘傳〉第五卷殘卷》，共十六葉，對應于漢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末至卷終，計二百七十言。〔44〕這是玄奘回國路程中從塔什庫爾干到長安的一段歷程，所述及的三十多個地名大部分在今新疆地區(qū)。最值得注意的是，回鶻語譯文以Toγr?對譯玄奘所記之「睹貨羅故國」。一說此「睹貨羅故國」究竟何指未有定論。應是月氏自敦煌向西南發(fā)展，過婼羌以西時所建，故回鶻語之Toγr?實指月氏族云?！?5〕

　　今案：《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載：自尼壤城東「行四百余里，有睹貨邏故國」?！付秘涍墶挂幻嘁娡瑫硪唬?/p>

　　出鐵門至睹貨邏國（舊曰「吐火羅」，訛也）故地，南北千余里，東西三千余里，東厄蔥嶺（Pamir），西接波剌斯（Persia），南大雪山（Hindukush），北據(jù)鐵門（Shahr-iSabz南90公里），縛芻大河（AmuDaria），中境西流。

　　所謂睹貨邏國故地，無疑即西史所謂Tokharestan，故《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的「睹貨羅」應指Tukhāra。

　　《新唐書·西域傳》載于闐之東大砂磧名「圖倫磧」，「圖倫」〔da-liu?n〕亦得視為Tochari之對譯。由此可知Tochari人亦曾居于于闐和且末之間。如前所述，Tochari進入西域南北道，很可能在塞種被大月氏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之后。

　　回鶻人將玄奘的「睹貨邏故國」譯作Toγr?，說明Toγr?正是Tukhāra（Tochari）的回鶻語譯，別無其他。當然，這并不表明在《玄奘傳》迻譯成回鶻語時，尼壤城之東的睹貨邏故國流行Toγr?語。

　　4．《西天路竟》（敦煌文書S.383）有曰：「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國，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國，又西行一千里至龜茲國?！埂?6〕

　　此處「月氏」當指「焉耆」無疑。〔47〕

　　何以宋初之人稱焉耆為「月氏」？過去多以為誤抄所致。其實，至少還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一、「月氏」和「焉耆」，音近，易誤。

　　二、「焉耆」得名于塞種四部之一的Asii，但其余各部（包括Tochari和Gasiani在內(nèi)）也可能同時或先后入據(jù)該綠洲。蓋如前述，焉耆周遭山水均以「敦薨」為名，知其地有Tochari人。竟稱「焉耆」為「月氏」，則可能在《西天路竟》描述的時代，「月氏」則Gasiani人一度顯示了他們的存在。

　　三、焉耆與月氏之前身有密切的親緣關系，焉耆一地的Asii人中可能含有Gasiani人，只要其地實際上被后者控制，焉耆一地也就被稱為「月氏」了。

　　《路竟》撰寫于宋初，去焉耆立國已遠，什么情況都可能發(fā)生，難以揣度。

　　5．鳩摩羅什（344—413年）所譯《大智度論》卷二十五有「兜呿羅（小月氏）」一語?！?8〕按之鳩摩羅什的年代，此處所謂「小月氏」很可能指領有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

　　「兜呿羅」無疑指吐火羅斯坦，主要位于今阿姆河南岸。公元五世紀，或者說鳩摩羅什在世的年代，據(jù)有該地的是寄多羅貴霜人。由于種種原因，貴霜一直被稱為「大月氏」，寄多羅人既以貴霜自居，則被鳩摩羅什稱為「月氏」毫不奇怪，著一「小」字，可能是為了區(qū)別于此前的「大月氏」，亦即一統(tǒng)興都庫什山南北的大貴霜國。

　　應該指出的是，寄多羅貴霜在《魏書·西域傳》中是被稱為「大月氏國」的：

　　大月氏國，都盧監(jiān)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shù)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魏書·西域傳》所描述的寄多羅貴霜之勢力范圍包括興都庫什山南北，和公元二世紀極盛時期的大貴霜國差可比擬。寄多羅貴霜既為大貴霜國之繼承者，故《魏書》稱之為「大月氏國」。但寄多羅王「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云云，鳩摩羅什已不及見。他僅知寄多羅貴霜人「都盧監(jiān)氏城」而已，故以「小月氏」稱之。

　　《魏書·西域傳》另有「小月氏國」：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這里的「小月氏」應指寄多羅王為「匈奴」即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西徙后、盤踞富樓沙(Purusapura，卽今白沙瓦)的寄多羅貴霜殘余勢力，這情形在《魏書》編者看來頗類似《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為匈奴所逐遠去，「其余小衆(zhòng)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因而稱之為「小月氏國」。[49]嚈噠勢力進入吐火羅斯坦，當在437年之后，故鳩摩羅什所謂「小月氏」與《魏書·西域傳》的小月氏無涉。

注釋

　　〔1〕E. Leumann,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 Literaturspachen Mittelasiens” Mémoir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 VIIIesérie, IV~8 (1900), pp. 1-28. 參看耿世民「古代維吾爾語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載《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70-194，esp. 174-175。

　　〔2〕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7, pp. 958-960.

　　〔3〕E. Sieg,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χr?.”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0-565.?

　　〔4〕王靜如《重論 ār?i、ārgi 與焉夷、焉耆》，載《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153-162 頁。論述這一問題以此文最中肯綮。另請參看黃盛璋《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載《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95-241 頁,esp. 216-221。?

　　〔5〕F. W. K. Müller, “Toχr? und Kui?an (Kü??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8, 566-586. F. W. K. Müller und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1, pp. 675-727. 羽田亨《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斷簡》，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言語宗教篇）》，京都，1958 年，第 325-347 頁。?

　　〔6〕 E. Sieg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8, pp. 915-932.?

　　〔7〕有關Toγr?語在語言學上地位的論著很多，例如：Douglas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4), pp. 395-402，等等。

　　〔8〕關于原始印歐語系部落以及吐火羅人的起源有許多討論，參見徐文堪《揭開吐火羅人起源之謎》，載 《吐火羅起源研究》，昆侖出版社，2005 年，第 49-103 頁。?

　　〔9〕《大唐西域記》卷一：「阿耆尼國（Angi）…… 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盖↘ucha）…… 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又記「睹貨邏國(Tokhāra)……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zhuǎn)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

　　〔10〕W.B. Henning, “TheBactrian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frican Studies 23 (1960), pp. 47-55.?

　　〔11〕注5所引 F. W. K. Müller und A.von Gabain 文。1958 年，W. Winter 和 A. V. Gabain發(fā)表了一件 Toγr?語 B 與回鶻語合璧的摩尼教頌文（編號：U 103 T III D 260, 19; 260, 30）。在這件文書里，明確用Küs?n一詞指稱 Toγr?語B。見 A. von Gabain with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15. Jahrgang 1956 (published 1958), Nr. 2. 有關研究見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Названия ?Тохарского В?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5, pp. 188-190. 另請參看耿世民 《哈密本回鶻文〈十業(yè)道譬喻鬘〉初探》，載《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00-311 頁。?

　　〔12〕關于大夏及其前身陶唐氏的詳細考證，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1 年，第 1-2 頁。

　　〔13〕 E. L. Stevense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14〕參看余太山《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載《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5-164 頁。

　　〔15〕例如：A. V.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and seiner Nachbarla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iden 32, Tübingen, 1888.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p. 283-287.

　　〔16〕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81.

　　〔17〕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L. Jones, London, 1916.

　　〔18〕持此說者，最早似乎為 F. F.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I, Berlin, 1877, p. 439；注15所引 W. W. Tarn 書，pp. 283-287，也有類似觀點。

　　〔19〕王靜如《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載《王靜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89-152 頁。 〔原載《中德學志》第5卷第1、2期合刊，1942 年。〕?

　　〔20〕有證據(jù)表明，大宛人亦操Toγr?語。See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21〕關于大月氏及其前身有虞氏的詳細考證，見注12所引余太山書，第 29-52 頁。?

　　〔22〕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1987.

　　〔23〕關於允姓的詳細考證，見注12所引余太山書，第 53-76 頁。

　　〔24〕載《廣弘明集》卷七，載《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 52 冊，No. 2103: 0129a21。?

　　〔25〕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pp. 215-230.

　　〔26〕Т.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 &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р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1), pp. 14-39. 漢譯文為「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吐火羅人在古代中東的祖先」，載徐文堪注8所引書，第397-437 頁。此文繼承和發(fā)展了Henning說。?

　　〔27〕段渝《古代巴蜀與南亞和近東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載《社會科學研究》1993 年第 3 期，第48-55，73頁。

　　〔28〕徐朝龍《中國古代「神樹傳說」的源流》，載西江清高主編《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巴蜀書社，2002 年，第205-228頁。

　　〔29〕 參看李學勤《三星堆與蜀古史傳說》，載《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204-214 頁。又，《玉海》卷一百三引「若水」作「弱水」，錄以備考。

　　〔30〕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載《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64-69 頁。

　　〔31〕 注20所引 E. G. Pulleyblank 文 ;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1962), pp. 246-248. W. Samolin,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 (1958), pp. 45-67; 以及 Henning 注 25 所引文。

　　〔32〕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載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第 111-133 頁；P.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lic Sturdies 1 (1936), pp. 283-307, esp. 290-291; E. G. Pulleyblan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10 (1963), pp. 200-221, esp. 206-207.

　　〔33〕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匯比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190，364-365 頁。Cf. E. G. Pulleyblank, “Why Tocharians?”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1995), pp. 415-430.

　　〔34〕引自注 15 所引 W.W. Tarn 書，p. 286;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62, p. 162.

　　〔35〕見黃文弼《重論古代大夏之位置與移徙》，載《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81-84 頁。

　　〔36〕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44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667-675;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8 (1937), pp. 883-921.?

　　〔37〕《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 51 冊，No. 2089: 0980c19。

　　〔38〕以上關於鄯善國名義、鄯善人來源的考證詳見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 —— 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載《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 年，第 477-485 頁。

　　〔39〕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44 (1930), pp. 3-39, esp. 20.?

　　〔40〕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ehaica aus Chotscho I”, Phil.-hist. Khasse. 1911. Anhang. Abh. VI. Vorgelegt von Hrn. Müller in der Sitzung der phil.-hist. Klasse am 19. Oktober 1911, Zum Druck verordnet am gleichen Tage, ausgegeben am 25, April 1912. pp. 393-451, esp. 417.?

　　〔41〕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estan 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4，pp. 348-352, esp. 351.

　　〔42〕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43〕黃盛璋注 4 所引文，esp. 209-216。

　　〔44〕Л. Ю. 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и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45〕黃盛璋《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注 4 所引書，第 24-287 頁。

　　〔46〕見《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jīng)以外部份）》第 1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70 頁。

　　〔47〕黃盛璋《敦煌寫本西天路竟歷史地理研究》，注 4 所引書，第 88-110 頁。

　　〔48〕《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 25 冊，No. 1509: 0243a09。

　　〔49〕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第 66-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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