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黃金時代，漢武帝劉徹統(tǒng)治西漢的這幾十年經(jīng)常被史家描述為輝煌盛世。

但歌舞升平、繁華富庶只是金幣的一面，而另一面，在獨尊儒術(shù)、仁義為治的宣傳下，劉徹的帝國實則酷吏肆虐，民生艱困。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儒生與酷吏，又分別在這個時代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

公孫弘去世一個半世紀(jì)后，東漢史學(xué)家、虔誠的儒家信徒班固追憶前朝往事，懷著無限的感慨寫下了這段史贊：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遠(yuǎn)跡羊豕之閑，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余載，海內(nèi)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臣慕向，異人并出。卜式試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wèi)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于茲為盛。

——《漢書·公孫弘傳》

在一個國富民強、薄海偃然的盛世，抱道君子如公孫弘等乘風(fēng)遇時，一飛沖天。他們和那個奮發(fā)飛揚的年代彼此成全，相互輝映，共同寫就了一段偉大的傳奇。

班固此贊以氣御文，讀來不能不令人動容。但我的動容僅限于對班固的文章藝術(shù)致敬，卻不包含對公孫弘以及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的憧憬。因為司馬遷說，雖然公孫弘對孝武帝逆來順受、唯命是從，但作為當(dāng)朝丞相，他并沒有完成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唆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shù)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當(dāng)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xué)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騖于功利矣。

——《史記·平津侯列傳》

儒家先圣孔子曾說“導(dǎo)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孝武帝之所以抬舉公孫弘，將這個早年牧豕海上的布衣書生封為平津侯，擢為宰相，無疑還是希望他能以身作則，實踐孔圣人的三句名言。

只可惜，公孫弘為之付出了努力，卻事與愿違。西漢的社會道德不但沒有提高，風(fēng)俗不但沒有改良，甚至還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yuǎn)：“稍鶩于功利矣”——“稍”字在這里應(yīng)該作“漸趨”講，就是說社會矛盾漸趨尖銳甚至有了激化的傾向。如果不用嚴(yán)刑峻法加以彈壓，根本就鎮(zhèn)不住。這已不是“導(dǎo)之以德”而是“導(dǎo)之以政”，不是“齊之以禮”而是“齊之以刑”。

孔子最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局卻在西漢王朝不可避免地上演，作為位極人臣的儒林領(lǐng)袖，毫無疑問這是公孫弘的失敗，更是西漢儒學(xué)的失敗。

關(guān)于這一點，公孫弘自己也是坦然承認(rèn)的。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他曾就此上書武帝，要求引咎辭職：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zé)。乃上書曰：

“（中略）今臣弘罷駑之質(zhì)，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fù)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zé)。愿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

——《史記·平津侯列傳》

在孝武一朝，丞相可是高危職業(yè)。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載，伴虎而眠，不得善終的丞相多達5位：

公元前118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公元前115年，丞相嚴(yán)青翟有罪自殺；

公元前112年，丞相趙周下獄死；

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孫賀下獄死；

公元前90年，丞相劉屈氂下獄腰斬。

公孫弘既不稱職，嚴(yán)以馭下的孝武帝為什么不懲罰他呢？不但不懲罰他，這位不稱職的宰相既已主動提出了辭呈，孝武帝又為什么還要款言慰留，讓他平平安安地薨逝在宰相的職位上？

這些問題認(rèn)真解釋起來很復(fù)雜，但尋繹答案的線索卻不難找：公元前122年正值淮南王劉安謀反事發(fā)。公孫弘承認(rèn)是自己身為宰相，卻沒能表率公卿，和輯君臣，因而提出引咎辭職。如果事發(fā)當(dāng)時，公孫弘僅僅遞上一份辭呈來為自己的失職作交代，恐怕在孝武帝那兒是交代不過去的——失職過后還敢撂挑子，再慈眉善目的主子也不會容忍這樣荒唐的奴才，更何況孝武帝還是令人生畏的嚴(yán)君。

那除了遞上辭呈，公孫弘還做了哪些補救措施呢？《史記》載：

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

淮南王劉安的反叛蓄謀已久，至少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爆發(fā)的時候，他就已經(jīng)明確流露出背叛中央的企圖。公元前122年十一月孝武帝正式批準(zhǔn)大興刑獄之前，丞相公孫弘先一步嗅到了劉安謀反的氣息。

為了對上有所交代，在孝武帝尚未拍板的情況下，公孫弘徑直動手，以除惡務(wù)盡的態(tài)度窮治淮南方面的相關(guān)涉案人員，并用拷問獲取的證據(jù)推動了孝武帝的決策。最終，多達數(shù)萬人因為牽連進這樁反案而丟掉了性命。

公孫弘在淮南謀反案中的表現(xiàn)破壞了他苦心經(jīng)營的公眾形象：很久以來，他一直以儒者自飾，如今卻又變回了酷吏。

儒林之內(nèi)，那些孔子的真信徒，堅持“導(dǎo)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儒生們對這樣的大開殺戒是不贊同的，比如那個當(dāng)著孝武帝的面抨擊淮南謀反案而丟掉性命的太學(xué)博士狄山。公孫弘要借懲治劉安來逃死塞責(zé)，他不能越俎代庖，親自操刀。因為限于朝廷體制，宰相的職權(quán)只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biāo)臅r，下育萬物之宜，外鎮(zhèn)撫四夷諸侯，內(nèi)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史記·陳丞相世家》），大案要案須由主管刑辟的廷尉張湯來經(jīng)辦。

于是乎我們看到，張湯這個被博士狄山斥為“詐忠”的劊子手卻在審理淮南反案時得到了公孫弘的鼎力支持，甚至連上報孝武帝的終審意見也是由公孫弘和張湯聯(lián)合署名的。

脫下儒袍，換上法衣。公孫弘的急中生智為他贏得了孝武帝的諒解。但從此孝武帝設(shè)計的外儒內(nèi)法的統(tǒng)治格局卻逐漸失衡。儒家的道德教化既已被證明無效，獨尊儒術(shù)便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軀殼，里面填塞的全是酷吏統(tǒng)治的血腥之物。

淮南反案的次年，公孫弘去世了。因?qū)徖砘茨戏窗付畹梦涞蹥g心的張湯升任御史大夫，成為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實際制定者：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于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于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并侵漁，于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史記·酷吏列傳》

表面上看，西漢治術(shù)由教化轉(zhuǎn)入刑辟似乎是由淮南謀反案這樁偶然事件引起的，但實際上，這個轉(zhuǎn)變的背后隱藏著更加深刻的必然性。

“導(dǎo)之以德，齊之以禮”，要貫徹這種以德治國的方略，前提是必須建立一套全社會公認(rèn)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zhǔn)則。而要平民百姓自愿遵守這套準(zhǔn)則，接受政府的教化引導(dǎo)，執(zhí)政者便不能不與民同利。《孟子》說：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后敢入。臣聞郊關(guān)之內(nèi)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孟子·梁惠王下》

在孝武帝當(dāng)家做主的那些年里，他的許多政策尤其是經(jīng)濟政策顯然不像孟子口中的周文王而更像齊宣王。武功爵，鹽鐵專賣，算緡與告緡……，制定這些政策的初衷無一不是為了盤剝百姓的私產(chǎn)以充實國帑，填補西漢政府因?qū)ν鈶?zhàn)爭造成的巨額赤字。

既然要與民爭利，政府和百姓之間還有什么道理可講？只能撕下德化的假面具，靠嚴(yán)刑峻法迫使百姓就范了：

（王溫舒）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史記·酷吏列傳》

搜刮民財勢必會激化官民矛盾。為了彈壓各地民怨的抬頭，一個又一個酷吏被孝武帝當(dāng)作救火隊員派了出去。他們在地方上舞文弄法，制造恐怖氣氛，百姓被迫噤聲。

這種杜民之口甚于壅川的危險局面竟然被粉飾為“道不拾遺”，當(dāng)作政績上報朝廷。而接到報告的孝武帝不知是被地方官員的媚辭所迷惑呢，還是故意揣著明白裝糊涂，不但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成績，還一再為主持政府工作的酷吏鷹犬加官進爵。

自秦朝以降，中國歷代王朝的統(tǒng)治都必須植根于脆弱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一個個力田納稅的農(nóng)民就像一粒粒富含養(yǎng)分的泥沙，集合起來共同護持住西漢王朝這棵參天大樹的根本。當(dāng)農(nóng)民在經(jīng)濟盤剝和酷吏統(tǒng)治的雙重壓力下破產(chǎn)流亡，淪為流寇盜匪的時候，就好比泥土逸出了樹根的掌控，漸漸匯成渾濁的洪流。《史記》說：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閑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shù)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shù)，掠鹵鄉(xiāng)里者，不可勝數(shù)也。

——《史記·酷吏列傳》

要徹底地根治匪患，關(guān)鍵是要設(shè)法保障民生，阻斷良民淪入盜匪的通路。而孝武帝采取的解決方法卻正相反：匪患越是嚴(yán)重，越要重用酷吏進行剿殺。這就好比要澄清因水土流失而渾濁的河水，不但不培根固本，反而用高壓水槍使勁沖刷，河水當(dāng)然不可能為之一清，結(jié)果只能造成更加嚴(yán)重的水土流失。

匪患猖獗，孝武帝為了迫使地方政府加大打擊力度，不得已自上而下，層層加碼，以極端的手段懲罰那些“作為不力”的地方官員?？墒浅⑴罢桓?，盜匪剿不勝剿，被逼到窮途末路的地方官員無力肅清匪患，只好頂著殺頭的風(fēng)險，在上報朝廷的公文里做手腳了：

其后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fā)，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史記·酷吏列傳》

窮途末路。從公孫弘到張湯，從外儒內(nèi)法走向獨任酷吏。孝武帝終于把他的王朝帶入了一片泥濘的沼澤。

當(dāng)孝武帝在困境中掙扎彷徨的時候，不知他是否會偶然想起那個含冤九泉的博士狄山，是否會為自己曾經(jīng)的決定流露出一絲悔恨。但即便他會這樣做，那些長眠地下的“無知愚儒”也再沒有機會看到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司馬光《資治通鑒》；王先謙《漢書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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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wǎng)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