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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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提到明朝萬歷年間的軍事行動，除了明星級的萬歷三大征和薩爾滸之戰(zhàn)外，還有一個重量級事件——薊州兵變。那么為何在朝鮮的戰(zhàn)爭陰云還未消散，在明朝的京畿附近，竟然發(fā)生了這樣一場似乎影響巨大的兵變事件呢？以及這個兵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戚家軍真是在此次兵變中被殺光了嗎?

關于“薊州兵變”的過程，當今互聯(lián)網上流行的主要說法，是“參考”了包括清朝編撰的《明史·王保傳》在內多個史料德記載。

比如薊州兵變中兵變軍隊是“戚家軍”的說法，參考的就是《明史·王保傳》中“薊三協(xié)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而薊州兵變原因是因為欠發(fā)軍餉，和北兵趁機大開殺戒，則是將《兩朝平攘錄》的記載“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和“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略加修改。

最后關于薊州兵變三千人被殺，又是參考了《朝鮮宣祖實錄》中，明朝旗牌官所說的“事覺，殺三千三百馀口，而其馀或遁或恕”。

網上這個主流說法，雖說的確都能找到相關的文獻記載，而且也是足夠吸睛，但如果與其他更多的史料就行對比，這些說法就很需要推敲一下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薊州兵變中的兵變士兵，真的是剛剛參加萬歷朝鮮之役回國的戚家軍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先說一下朝鮮之役中，入朝的薊鎮(zhèn)南兵成分和回國的始末。

戚繼光的軍旅生涯，也并非是一直在和沿海倭寇作戰(zhàn)。隆慶二年（1568年），隨著東南地區(qū)倭寇的威脅降低，戚繼光被調到了北方的薊鎮(zhèn)。在薊鎮(zhèn)時期，戚繼光共招募了九千名浙江籍的士兵前來戍衛(wèi)，這也就形成了在晚明軍事上，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群體——薊鎮(zhèn)南兵。

加入以戚繼光本人招募、訓練作為判定是否為戚家軍的標準。那么從萬歷十年戚繼光被調離薊鎮(zhèn)，到朝鮮之役爆發(fā)時，薊鎮(zhèn)南兵已經經歷多次兵員替補，那么薊鎮(zhèn)南兵中，還能被稱作是戚家軍的士兵，雖然不能說一個都沒有，但也肯定是寥寥無幾。

而如果是以戚繼光時代的戰(zhàn)術作為評判標準，那么戚家軍在薊鎮(zhèn)的消亡就更加迅速。因為在戚繼光離開薊鎮(zhèn)后，薊鎮(zhèn)南兵本身的作戰(zhàn)定位從野戰(zhàn)兵團，迅速演變?yōu)轳v守明朝在薊鎮(zhèn)的各個軍事要塞和敵臺的“臺兵”。

在這種兵力配置下，到了朝鮮之役爆發(fā)時，用由九千南兵的薊鎮(zhèn)，反倒缺乏足夠對抗倭寇經驗的士兵戍衛(wèi)沿海，防范日軍可能對京畿沿海的侵擾。在此情況下，明朝不得不在今天秦皇島市一帶“將新設海防游擊駐札樂亭縣，地方南兵三千增募（《明神宗實錄》）”。

之后援朝的南兵，也是“募南兵二千一百名，又抽臺兵九百名，加設游擊吳惟忠率之東援（《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梢娒鞒谒E鎮(zhèn)地區(qū)的海防力量，以及后續(xù)入朝作戰(zhàn)的薊鎮(zhèn)南兵，絕大多數(shù)都是新招募的士兵，他們和俗稱的戚家軍，已經是沒有什么關系了。

那么第二個問題，薊州兵變是援朝南兵在回國時發(fā)生的嗎？先來看援朝南兵究竟是何時回國，萬歷二十二年一月，朝鮮宣祖李昖就親自接見諸南兵將領，表示“……而諸大人，今皆撤還，小邦之危亡，迫在朝夕（《朝鮮宣祖實錄》）”。依此推斷，至少在一月時援朝的薊鎮(zhèn)南兵就已經開始準備回國。

到十月，明朝又對援朝南兵的安置進行安排“……東征稍有損傷宜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就近給糧令駐札山海石門操練（《明神宗實錄》）”?？梢哉J定從萬歷二十二年一月開始，在朝鮮的南兵便已經開始逐步撤離，到了十月，薊鎮(zhèn)南兵就已經進行安置，而薊州兵變則是發(fā)生在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明史·王保傳》和《兩朝平攘錄》中，記載援朝南兵是在回國途中發(fā)生兵變也可以證偽。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援朝南兵在回國后進行了重新安置，這批南兵不僅被分別安置在山海和薊州兵變發(fā)生的石門，而且這批南兵“還鄉(xiāng)者若干，歸臺者若干，存者一千二百有奇（《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

為了填補兵員的虧空，薊鎮(zhèn)“今參將錢世禎奉文續(xù)募，留駐石門路，計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稱海防營兵（《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換言之，參加兵變的士兵真正的稱呼應該是海防兵，這其中雖然是有援朝南兵，但也比例卻不到一半，其他都是再次招募替補的新兵。

那么接下來的一個問題，石門的海防兵為何要發(fā)動兵變呢？網上主流說法是薊鎮(zhèn)南兵因為欠餉兵變，源自《明史·王保傳》和《兩朝平攘錄》。兩者對于薊州兵變原因的記載是“鼓噪,挾增月餉（《明史·王保傳》）”和“以王賞不給（如松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門寨（《兩朝平攘錄》）”。

而按照“鼔眾要索東征功賞及安家銀，人各四五十兩（《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以及同樣可以提供作證的“以要挾雙糧鼓噪（《明神宗實錄》）”和“以離家日久，錢糧不加，含忿謀作亂（《朝鮮宣祖實錄》）”，都記錄海防兵兵變是為了索要額外的“加薪”，也就是加班費和福利補助之類。

但如果把這場薊州兵變，單純認為是一場武裝提加薪，那也是存在問題。首先要明白一個事情是，與北方九邊營兵由衛(wèi)所兵和募兵混合而成不同，薊鎮(zhèn)南兵是純粹的募兵組成，而且收到江浙地區(qū)商品經濟繁榮的影響，薊鎮(zhèn)南兵表現(xiàn)的更加“嗜利無復戀家（《明神宗實錄》）”。

在此基礎上，這些在戰(zhàn)時應募，來到薊鎮(zhèn)的海防兵，表現(xiàn)得就更加“自恃為非時調援，于本路不甚用命，且戀餉厚，烏合而薌羶之（《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簡單地說，就是老板我胃不好,你給我畫的餅我消化不了，所以你給錢吧！

實際上，真正引發(fā)薊州兵變的，是一件重要，但似乎又和薊州兵變沒什么關系的事件——封貢日本。由于包括宋應昌在內，一眾赴朝的明朝官員極力推進封貢日本，以至于謊報軍情稱日軍已經全部撤出朝鮮，甚至不惜將朝鮮發(fā)生的日軍行動，全部稱為朝鮮“亂民”所謂。

作為當時封貢日本最大的支持者，明朝兵部尚書石星在得到前線明朝官員的奏報后，極力推動和日本議和的同時，兵部也開始“議撤沿海水陸官兵，檄薊鎮(zhèn)將永平防海南兵照天津議撤（《明神宗實錄》）”。要知道對于海防兵超半數(shù)新募士兵來說，他們萬歷二十二年接受招募來到薊鎮(zhèn)，萬歷二十三年就要被遣散回家，兵部這種搞法著實有些搞人心態(tài)。

以至于石門一帶的防海兵對此“頃倭議行款，言者以國詘，疏撤各路募兵，此曹見謂一朝褫去，遂懷洶洶（《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而作為兵變策劃者的胡懷德、陳文通等人，也正是借此機會“于八月二十五日陰與懷德等倡謀，遍粘叛帖（《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

所以，薊州兵變按鎮(zhèn)壓方的說法，是胡懷德、陳文通等數(shù)十人利用防海兵對兵部主張和日本議和已經裁撤防海兵的不滿，趁機煽動了兵變事件。不過對胡懷德、陳文通等兵變核心人員的身份、官職，以及他們的行動動機這些筆者難以考證。（關于薊州兵變主謀的審訊記錄，收編于蕭大亨所著《刑部奏議》，此書僅在日本存有孤本，筆者實在難以考證。）

所以只能是個羅生門了。

那么，最關鍵的，這場兵變到底是都發(fā)生了什么？

對于薊州兵變的過程，在萬歷年間當時對此事的記載，依然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著明朝中央朝廷對薊州兵變看法的《明神宗實錄》，不乏批評總兵王?！坝麖埓笃涫录揭匝p”，甚至將這起事件描述為“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為過之”。

而作為事件的另一個視角，時任薊遼總督孫礦所著《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和參與鎮(zhèn)壓的兵備方應選所著《方眾甫集》中，對這起事件記載的更加詳細，這里選用《方眾甫集》的記載：在十月初二到初三期間，海防兵“各兵連劫守臺官兵，空者五十余座矣”，薊鎮(zhèn)的高層一開始也嘗試和兵變士兵進行談判，但因兵變領袖胡懷德等人的獅子大開口最后破裂。

初九，經過明軍各路兵馬匯集到石門，明軍將領王保下令 “……因令單騎分誘沖擊，奮臂而前，擒斬八十余人。南兵猶憤戰(zhàn)不下，復發(fā)火炮震驚，南兵始有懼色。時降旗四面遍豎，得降者百余，懷德等猶追殺降者一二，余黨仍堅拒。冠軍（王保）親督精騎漸迫，擒斬又四十余人，眾心且潰。（《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

雙方記載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差距，當然有“叛兵親戚播為此言，見吾等處之過當，且藉以掩護其過惡之意（《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與永平道書》）”的可能，但是根本原因還是各自的立場。

結合當時明朝的政治態(tài)勢，筆者本人有一個猜測，薊鎮(zhèn)官員的記載和朝廷中央的實錄記載，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差別，很有可能是當時薊遼總督孫礦和兵部尚書石星之間，圍繞朝廷是否對日本議和封貢所造成的。

簡單一句話，對明朝的官員來說，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黨爭。

時任兵部尚書的石星，出于對明朝本身的利益考量，和基于自身對在朝鮮的日軍勢力、朝鮮情況的認知，原本在出兵援朝時態(tài)度積極的石星，此時一反過去，轉而反對繼續(xù)在朝鮮和日本作戰(zhàn)。

石星認為與其在朝鮮繼續(xù)消耗明朝的國力，不如在對雙方關系問題上，明朝退讓一步，以封貢議和換取日本不再侵犯朝鮮的承諾。而與石星相反，薊遼總督孫礦則日本更為強硬，要求“倭眾盡數(shù)退還本島，不得因封求貢，又不得侵掠朝鮮（《明神宗實錄》）”。

同時，石星在收到描述了事情經過和傷亡人數(shù)的薊鎮(zhèn)塘報和孫礦的《致本兵石東泉書》后，卻是用有拖延任憑事態(tài)發(fā)展的表示“疏中未及，不妨續(xù)報（《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與永平道書》）“。所以不排除以石星為首的兵部官員，為了打擊作為主戰(zhàn)派領袖的孫礦，而特意默許甚至可能參與到了輿論的控制。

不過說到這，薊州兵變的過程還有一個小問題沒說，那就是薊州兵變真的存在“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釁殺戮不免過當（《明神宗實錄》）”的情況嗎？對于這一點，有一點以往被大家忽略。

在薊州兵變中，雖然明軍是由總兵王保負責指揮，但是參與到鎮(zhèn)壓行動的并非都是北兵將領，比如在朝鮮稱之為“南兵三營將”之一的南兵營游擊王必迪，就參加了對兵變海防兵的圍困，時任薊遼總督的孫礦更是浙江余姚人。所以這事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南北兵矛盾來解釋了。

還有，那就是薊州兵變到底傷亡了多少人。按照孫礦的記載，從十月初九的沖突開始，到后續(xù)追討逃跑叛賊的過程中“且今所擒殺止一百五六十人（《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奉沈閣下書》）”。方應選記載和這一數(shù)字接近，為“若曹自置戮百五十一人（《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但這就是全部了嗎？

在前文中提到，方應選的《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記載，海防兵在兵變開始后“各兵連劫守臺官兵，空者五十余座矣”，那么這期間是否有產生傷亡呢？在《萬歷邸抄》中，雖然記載 “擒斬首惡一百二十一顆”，但之后遣返回浙江的，卻只有“計二千五百余員名”。這與薊州官員統(tǒng)計的 “通計南兵除督府標下教師及于役與逋亡擒斬外，尚存三千二百四十有奇。（《方眾甫集·灤東平叛記》）”有著700名士兵的差額。

他們是并非浙江籍士兵，還是被負責押運的“京營佐擊陳云鴻游擊職銜與原任游擊季金（《明神宗實錄》）”收入麾下，亦或是已經沒有人頭能去做統(tǒng)計，這就不好說了。

除此外，在《明神宗實錄》記載鎮(zhèn)壓薊州兵變的過程中，“傳言殺南兵之夜，官軍乘勢劫掠，搶擄恣淫被害諸商，確有的證濫殺之心?！倍鵁o論是孫礦還是方應選，都在文章中強調了鎮(zhèn)壓過程中沒有濫殺兵變的海防兵，但是卻對同樣傳到朝廷的“官軍乘勢劫掠”不置一詞，這也同樣值得玩味。

最后還是要說一下這次“兵變”對于戚家軍的影響，按《兩朝平攘錄》的說法，薊州兵變后“人心迄憤惋，故招募鮮有應者”。但實際上，萬歷二十五年因與日本的封貢和談破裂后，為了應對戰(zhàn)事再起，“新募南兵六千名（《明神宗實錄》）”，除了戶部對此表示“庫貯不敷”外，并沒有遇到其他什么阻礙。

至于為什么在兵部咨文中有“調發(fā)薊鎮(zhèn)南兵二千名，今召募未集，部伍不敷（《朝鮮宣祖實錄》）”的表述，其實也非常簡單，因為薊鎮(zhèn)南兵長期都用于戍衛(wèi)內陸敵臺，在海防兵已經被解散的情況下，倉促之間自然難以湊齊出征的隊伍了。

所以，不能說薊州兵變摧毀了戚家軍。因為其實戚家軍這個名號，都是后世喊出來的，明代官方文獻中并沒有記載。從戚繼光嘉靖三十九年（1560）編練新軍，到明末的那段時間里，他的部隊都是被稱為“浙兵”、“義烏兵”或“南兵”。戚家軍這個稱謂，最初是明末的《方眾甫集》中提到“倭人目為戚家軍”。等到清代張廷玉修《明史》的時候，才把“戚家軍”這個名詞，寫入官方文獻。

而薊州兵變發(fā)生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距離戚繼光去世的萬歷十六年（1588），已經過去7年了；距離戚繼光被彈劾去職的萬歷十三年（1585年），已經過去10年了；距離張居正去世，戚繼光被調往廣州的萬歷十年（1582年），已經過去13年了；距離戚繼光在北方大規(guī)模練兵的隆慶二年（1568年），已經過去27年了；距離戚繼光嘉靖三十九年（1560）編練新軍，更是過去35年了。

此時初代戚家軍就算18歲入伍，也已經51歲了，而北方練出來的戚家軍，也大多要45歲左右了，早過去了適合服役的年齡了。

所以，其實在薊州兵變前，戚家軍就已經沒有了，因為對于大明來說，世間已無戚繼光，更重要的是，世間已無張居正。

至此，薊州兵變的前因后果基本講述完畢。這起事件在明朝雖然不像萬歷三大征和薩爾滸之戰(zhàn)那樣震撼人心，但是內在似有似無的悲情色彩，也的確是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但對于筆者而言，這起事件更重要的是闡述了另一個道理，歷史就像是一個被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是終會有蛛絲馬跡能讓我們一窺妝容背后的真相，這或許就是歷史研究的樂趣所在吧。

參考文獻：

《明神宗實錄》

《明穆宗實錄》

《兩朝平攘錄》

《宣祖實錄》

《明史·王保傳》

《明史·兵制》

《大明會典》

《四鎮(zhèn)三關志》

《唐將書帖》

《萬歷邸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

孫礦《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

方應選《方眾甫集》

韓佳岐 《明朝后期對南兵的征發(fā)》

楊海英《萬歷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

賈億寶《清官修<明史·兵志>“邊防”細目史源問題考述》

鄭潔西，楊向艷《日藏孤本《刑部奏議》及其史料價值》

王英礎《抗倭援朝的名將--季金》

陳厲辭 董劭偉《板廠峪新發(fā)現(xiàn)碑刻研究之四——明薊鎮(zhèn)長城閱視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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