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世界局勢一直由越南內戰(zhàn)以及美帝國主義——通過反革命干預戰(zhàn)爭決定其結果——的企圖所主導。這不僅是因為美國這一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國際、國內、軍事、甚至（部分）經濟貨幣政策為戰(zhàn)爭所主導；最重要的是，印度支那戰(zhàn)爭像一盞強烈的聚光燈，揭示了世界范圍內各種力量的社會關系間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并將這些變化烙印在當今世界主要對立階級和階層最清醒的代表的意識中。

為何要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

　　我們有意把越南戰(zhàn)爭主要定性為美國帝國主義介入的內戰(zhàn)。這一定性令某些人感到惱火，他們——無論從何種角度——完全不承認我們生活的世界是被資本和勞動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所主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引發(fā)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危機使這一沖突達到了最尖銳的地步，即只剩下兩種可能的結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或人類陷入野蠻狀態(tài)。
　　這一沖突在世界各國各地區(qū)表現(xiàn)出來的具體形式可能各不相同。在半殖民地國家，由于受到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均衡和聯(lián)合發(fā)展的規(guī)律所支配，這一矛盾與完成獨立和國家統(tǒng)一，將農民從封建和半封建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必要任務交織在一起；在其他國家，這一任務總體上已經被資產階級革命所解決。但正是由于印度支那革命所面臨的這種任務的結合，“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野蠻主義”

這一另類表述在中南半島才尤為扣人心弦。野蠻行為是由世界的富裕力量提供的——其形式包括種族滅絕式的轟炸、化學脫葉、關政治犯的老虎籠以及規(guī)?？涨暗亩酒泛唾u淫。帝國主義之所以對越南人民發(fā)動這場暴行，只因他們犯下了不屈服于美國佬武器的優(yōu)勢和不甘心于失敗的“罪行”。
　　國際資產階級的階級統(tǒng)治90%依賴于市場機制的自動再生產，以及對這些機制的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接受。通過出賣勞動力、購買生活必需品和為雇主生產，工人再生產的不只剩余價值和資本積累，還有迫使他們繼續(xù)出賣勞動力、繼續(xù)作為雇傭勞動者的社會關系。
　　但是，當很大一部分被剝削者說“夠了！”，當他們拒絕再把壓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當作不可避免的事情，當他們開始大規(guī)模反抗剝削的社會時，資本統(tǒng)治遭到了比十次經濟危機還嚴重的動搖。因為資本的統(tǒng)治再也不能以自動的經濟因素為基礎了；它必須訴諸經濟外的暴力和赤裸裸的恐怖，以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資本試圖給被壓迫者一個在恐怖層面極其血腥和有說服力的教訓，以使他們在敢于再次犯下反抗資本的叛亂罪之前猶豫一兩代人。
　　這就是1871年對巴黎公社的大屠殺的歷史意義。這就是納粹恐怖和西班牙內戰(zhàn)的歷史意義。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對印度支那革命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歷史意義。
　　如今，美國善良的自由主義者們懷疑這是否是某種嘩眾取寵的噱頭，一個糟糕的政治笑話。他們試圖將干預越南的責任歸于“鄉(xiāng)巴佬”約翰遜、“騙子”尼克松，甚至中央情報局的“惡魔”機器。但歷史不會允許他們僅以犧牲幾個低級替罪羊為代價來寬慰他們敗壞的良心。干預越南內戰(zhàn)的決定是由“偉大的”“自由的”約翰·F·肯尼迪總統(tǒng)做出的。同時，這一決定也是由包括最杰出的知識分子顧問在內的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精英提出、決定和批準的。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是在對世界發(fā)展的分析基礎上做出的，該分析完美地詮釋了干預的意義：向革命者和世界人民展示在任何資產階級秩序留存的地方，嘗試挑戰(zhàn)資產階級秩序所必要支付的代價。
　　要意識到這一點，只需回憶一下決定干預的確切時刻——就在古巴革命剛剛鞏固之后，資產階級政權及其北美保護者被出乎意料地掃地出門，因此華盛頓直到在吉隆灘的慘痛失敗之發(fā)生之前都沒有時間進行干預，。這些文件證明了這一點：對越南進行干預的動機是擔心奠邊府的這種革命起義，即阿爾及利亞和古巴革命起義的翻版，會蔓延到世界各地；這是一種巨大的恐懼，勝過對東南亞資本主義地位持續(xù)下降的恐懼。
　　此外，這一干預升級還有一個補充性的、同步發(fā)生的、“地區(qū)性的”動機，這在約翰遜政府時期就凸顯出來了。1964-65年間，在世界上最偉大和潛在最富有的半殖民地國家之一——印度尼西亞，一場革命前的危機一直在發(fā)展，這場危機賦予了“多米諾骨牌理論”非常精確的內容。越南革命的迅速勝利可能會使工農暴動迅速席卷印度尼西亞并取得勝利。約翰遜在中南半島的干預升級起到了加強印度尼西亞反革命決心的實際效果，它為1965年10月的政變和血腥屠殺鋪平了道路。
　　最后，針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對南越革命的援助，約翰遜政府至少在1965年至1968年間還有一個補充目標，那就是摧毀這個工人國家，即“擊退”革命，擴大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由世界范圍。

反革命戰(zhàn)爭的失敗

　　帝國主義干預中南半島的戰(zhàn)爭以政治、軍事和社會的全面失敗而告終。中南半島的資產階級政權垮臺了。美帝國主義未能阻止革命力量的勝利?，F(xiàn)在，正在南越組建的工人國家的最終建成，以及通過南北越融合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都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盡管帝國主義的干預未能實現(xiàn)其直接目標——恐嚇越南人民，阻止他們朝著民族和社會解放一路前行——但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收益。越南革命者被迫付出的巨大流血犧牲，與其說是恐嚇了半殖民地或帝國主義國家的民眾，不如說是恐嚇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重要部分——改良派和新改良派。美國的干預助長了亞非拉的反革命活動。這主要是由于帝國主義在戰(zhàn)術上冒險并取得了下述成功：它得以將其力量集中在越南，未受到反帝力量趁其干預世界別處能力的下降進行實質性干擾。
　　切·格瓦拉明白當時的形勢：除非越南始終孤立，否則帝國主義不可能讓自己的整個可怕的破壞機器奢侈地集中在一個小國的領土上?！爸圃靸蓚€、三個、很多個越南！”，這是第四國際從切·格瓦拉那里取得的口號，該口號意味著不是必須通過迫使帝國主義分散力量來向越南革命提供援助。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這種血腥的恐嚇行動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嚴重分散會對這些行動的影響產生質的削弱。
　　這種分散并未發(fā)生，這主要是蘇聯(lián)官僚機構及受其影響的所有工人和反帝組織領導層的責任。多年來，這一官僚機構甚至沒有為越南群眾提供有效防御血腥空襲的手段，這一事實在先鋒工人眼中將始終是克里姆林宮控制者名譽掃地的又一原因。
　　如果說盡管帝國主義取得了本來無法獲得的戰(zhàn)術上的優(yōu)勢，但最終還是輸?shù)袅嗽侥蠎?zhàn)爭，那首先正是因為這是一場內戰(zhàn)，因為反革命的干預戰(zhàn)爭是一場骯臟的不正義的戰(zhàn)爭，全世界的人民、美利堅的人民和士兵都這樣認為，越南人民更是這樣認為。
　　因此，越南戰(zhàn)爭證實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教訓。在對立的社會階級間的戰(zhàn)爭中（無論是純粹在“本國”領土上進行的戰(zhàn)爭，還是事實上擴展成了國際性的內戰(zhàn)），武器和軍事技術的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歸根到底要小于政治道德因素。
　　當然，低估充足的武器的重要性，低估采取符合本國及戰(zhàn)斗人員具體特點的正確軍事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的重要性，都是不負責任的。但是，當反抗古老剝削的勞苦大眾走上戰(zhàn)場時，就像越南那些渴求擺脫奪走了他們百分之五、六、七十收成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勞苦大眾一樣，當勞苦大眾走上戰(zhàn)場反抗那些每天都在為維護匪徒、走私犯、酷刑販、腐朽的將軍們和毫無理想只會中飽私囊的政客們的權力而戰(zhàn)斗的士兵時，只要革命陣營未被背叛者控制，只要群眾不認為他們的戰(zhàn)斗成果將被有計劃地奪走，前者將不可避免地注入不屈不撓的決心和力量，而后者的士氣將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低落。
　　在所有這些方面，越南戰(zhàn)爭的發(fā)展證實了擺脫西班牙的荷蘭獨立戰(zhàn)爭，反抗歐洲王室的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zhàn)爭和蘇俄國內戰(zhàn)爭的教訓。無論所涉及的階級的確切性質如何，無論斗爭的確切利害關系如何（這五個案例中利害關系顯然各不相同），歸根結底，每一個案例都是被壓迫的多數(shù)人反抗少數(shù)腐敗的壓迫者的戰(zhàn)爭，在這些戰(zhàn)爭中，前者只能被自己陣營的背叛打敗（就像1936年至1939年間西班牙的情況一樣），而不是被對手的政治力量打敗。
　　這意味著，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失敗也是因為越南共產黨沒有重復共產黨和人民陣線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所扮演的角色，沒有以“首先”贏得戰(zhàn)爭為借口在背后捅革命一刀，讓國家擁抱土地革命的火焰，沒有接受帝國主義在1968年春節(jié)攻勢后提出的以停止進攻北越換取停止南越革命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共產黨沒有背叛越南革命。

美國反戰(zhàn)運動的作用

　　帝國主義在越南遭遇的失敗，首先是政治上的失敗，并最終演變?yōu)檐娛聺　Ｕ钦紊系氖∈管娛律系氖〕蔀榭赡?。帝國主義在兩條主要戰(zhàn)線——中南半島本身和美國——都遭受了政治失敗。
　　越南戰(zhàn)爭在這方面也具有啟發(fā)性。認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可以不顧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條件，動員50萬人，并在幾年內將他們從家送到千里之外，這是一種極其錯誤的想法，高估了統(tǒng)治階級操縱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每一場投入大量軍隊的戰(zhàn)爭都會給統(tǒng)治階級帶來一些只有在精確的政治條件下才能承受的政治風險。在前一場戰(zhàn)爭的基礎上爆發(fā)的每一場帝國主義戰(zhàn)爭都會進一步增加這種風險。美國資產階級領導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戰(zhàn)爭升級中向中南半島派遣越來越多的美國軍隊，他們在判斷美國人民能接受的任何以外交政策為名的犯罪的程度時，顯然犯了一個災難性的估計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水門事件”的丑聞就是試圖推遲為這一錯誤付出代價的時刻的結果。
　　從美國民眾并未采取支持越南革命的立場的意義上說，他們對越南戰(zhàn)爭的反應并非高度政治化的。如果寄希望于這種事情，那就完全誤解了美國無產階級和絕大多數(shù)青年的政治意識狀態(tài)；他們還未實現(xiàn)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獨立。但是，盡管這種反應是發(fā)自內心的、基本的，但它的威力毫不遜色；其廣泛性在殖民戰(zhàn)爭史上前所未有。經過幾年的猶豫不決，甚至是對侵略的緩和支持之后，當美國向中南半島派遣特遣隊時，當美國不斷增長的損失將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投射到大多數(shù)美國家庭時，美國民眾開始作出反應。
　　在掌握了這種群眾反應的局限和潛力后，我們的美國同志在圍繞美軍立即無條件從越南撤軍這一單一主題開展群眾性反戰(zhàn)運動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他們能夠為越南革命提供的最有效的國際主義援助。它成功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局勢，以至于約翰遜被迫退出1968年的總統(tǒng)選舉，尼克松被迫承諾迅速結束戰(zhàn)爭，統(tǒng)治階級陷入分裂，面對自己的人民采取了更加復雜和充滿謊言的策略，最終導致美國從越南切實撤軍并在簽署《巴黎協(xié)定》后停止轟炸。
　　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次群眾動員中所起的作用也揭示了過去十年間世界形勢的變化?？梢院敛豢鋸埖卣f，美國的反戰(zhàn)運動客觀上是越南革命最重要的盟友。如果美國群眾沒有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帝國主義撤軍，戰(zhàn)爭可能會持續(xù)更長的時間，結果也可能會有所不同。

歐洲的團結運動的作用

　　對于越南革命，歐洲革命要應對的情況與美國革命者面臨的情況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有兩個方面。
　　首先，歐洲資產階級沒有直接參與戰(zhàn)爭；他們甚至對這場戰(zhàn)爭持懷疑態(tài)度。此外，這種懷疑與某種德國人所說的對別人幸災樂禍交織在一起，作為對美帝國主義在戰(zhàn)后“去殖民化進程”中發(fā)生的事情的報復。這種幸災樂禍曾在1956年達到頂峰，那年美國的干預阻止了英法在納賽爾時期的埃及的冒險。
　　由于中南半島沒有歐洲軍隊，數(shù)百萬人的切身物質利益——美國群眾反戰(zhàn)運動的導火索——在歐洲大陸上沒有發(fā)揮作用。因此，歐洲的反戰(zhàn)運動必須以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道德因素為基礎，這只能產生認同越南革命的情緒。這就是為什么團結越南革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成為被歐洲革命者正確使用的中心口號。正是圍繞著這一口號，成千上萬的人們在倫敦、柏林、巴黎、米蘭等其他地方被動員起來。從團結運動的規(guī)模來看，這一口號的群眾影響是無可爭議的，這反映了與北美無產階級相比，歐洲部分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仍舊處于更高的水平。
　　但是，美國和歐洲反戰(zhàn)運動策略上的這種差異，不僅是基于對大西洋兩岸主客觀條件差異的正確估計，而且是基于對這兩場運動在援助越南革命方面的不同作用的理解。在歐洲發(fā)起并在日本、拉丁美洲甚至東歐興起的支持越南革命的運動，相比其在美國的影響，其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官僚工人國家中的影響，對戰(zhàn)爭結果的影響可能更大。歐洲、日本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者，通過發(fā)動一場認同和聲援越南革命的群眾運動，深刻地影響和帶動了相當一部分共產主義青年。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青年中“和平共處”和“不惜一切代價實現(xiàn)和平”的倡導者與越南革命勝利的捍衛(wèi)者之間的力量關系。
　　因此，他們將國際利害關系提高到了新的程度，使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為徹底背叛革命而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變得非常沉重。因此，他們?yōu)楣と藝夜倭艡C構背叛這場革命的進程設置了障礙。這就是這場運動的主要作用。它獲得了圓滿成功。越南共產黨人同樣意識到了這一作用，就像他們意識到美國反戰(zhàn)運動在幫助他們革命中發(fā)揮的關鍵作用一樣。
　　第四國際在組織這場支持運動中發(fā)揮的作用從反面表明了斯大林化共產黨的失敗程度。盡管仍然薄弱的革命組織仍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動員數(shù)十萬越南革命的熱烈支持者，但擁有數(shù)百萬成員的工會領導人卻沒有承擔起組織抵制“骯臟戰(zhàn)爭”的武器和軍隊的責任（澳大利亞工會是一個光榮的例外）。河內方面盡可能地利用了這種反差，這對越南革命有利。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機構的失敗

　　對于蘇聯(lián)官僚機構來說，越南內戰(zhàn)和中南半島人民對美國軍事干預的堅決抵抗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尷尬和刺激，官僚機構試圖盡快結束這種尷尬和刺激。越南革命及其影響背離了官僚機構“和平共處”的根本戰(zhàn)略，改變了在雅爾塔和波茨坦制定的世界勢力范圍劃分，鼓舞和激發(fā)了全世界斗爭和革命意識的興起，動搖了蘇聯(lián)官僚機構及其領導下的共產黨的權威，幫助了甚至在官僚控制的國家下的小規(guī)模共產主義先鋒隊重建，這些都顛覆了官僚機構的政治設計，威脅到了其重大利益。因此，蘇聯(lián)官僚機構使出渾身解數(shù)試圖終結這場革命。它的主要做法是，面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每一次新升級都保持被動，并訴諸于以限制甚至威脅停止對中南半島戰(zhàn)士的軍事援助為名的勒索。這些壓力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以最見利忘義的方式施加的。當?shù)蹏髁x對南越內戰(zhàn)的干預擴大到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土的侵略行為時，克里姆林宮沒有做出任何回應，甚至沒有發(fā)出任何警告。因此，它為美帝國主義戰(zhàn)爭干預的持續(xù)升級開了綠燈。當戰(zhàn)爭延長導致的美國政治危機迫使尼克松轉向撤退時，克里姆林宮才進行干預以幫助自己“挽回面子”，而非采取行動以激勵新一輪反戰(zhàn)運動的興起和推動這一領域的新斗爭。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南半島人民由于這些背叛行為而遭受到生命、物質和時間的巨大損失。
　　但最終，蘇聯(lián)官僚機構并沒能成功扼殺越南革命。它所能做的頂多就是放慢勝利的步伐。
　　中蘇沖突——由世界革命新的興起及其在中國取得的巨大勝利引起的斯大林主義危機的集中表現(xiàn)——對印度支那戰(zhàn)爭的展開產生了矛盾的影響。
　　一方面，通過削弱克里姆林宮對其他共產黨（尤其是在亞洲）的控制，通過刺激群眾運動內部的分化，以及通過培養(yǎng)一個準備獨立于官僚機構行動（即使不直接違背其命令和利益）的新先鋒隊，這場沖突有助于限制官僚機構反革命干預的效果。越南共產黨在政治、社會和軍事獨立方面的空間擴大了。越南共產黨能夠利用其相對于莫斯科和北京的獨立、“等距”的地位，以避免其物質援助被完全切斷。
　　越南領導人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特別是在共產主義激進分子心目中的聲譽和權威如此之高，以至于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不敢冒著被河內方面公開譴責的風險。這無疑是印度支那革命最終沒有像1936-37年西班牙革命那樣被扼殺的因素之一。
　　但另一方面，中蘇沖突的加劇，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階段開始，以及該沖突日益轉變?yōu)閲议g的沖突，在中南半島的勝利之路上制造了額外的障礙。這些障礙不僅是后勤方面的，也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機構越來越不愿意在最嚴格的技術層面上合作向河內運送武器彈藥的結果。而且最重要的是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障礙，這兩個官僚機構正在進行一場競賽，看誰能更快地贏得尼克松的青睞，誰能更多的幫助美國“抽身而出”；印度支那革命的利益并未被考慮在內。
　　第四國際在這方面采取了有原則的立場，這在客觀上，或許也有部分主觀上，與越南革命及其領導人的利益不謀而合。第四國際要求，官僚化工人國家的領導人無論分歧如何，在不放棄公開辯論的權利的前提下，達成一項統(tǒng)一戰(zhàn)線協(xié)議，以捍衛(wèi)越南民主共和國和印度支那革命。這一呼吁遠非反映了官僚機構利益背后的任何一致性，而是表達了對越南戰(zhàn)爭的階級性質、對世界革命所涉及的利害關系的認識，表達了向全世界人民闡明這些利害關系的重要性，以及迫使官僚機構的領導人及仍然受他們控制的工人群眾黨派支持越南革命的必要性。
　　在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克里姆林宮承擔了拒絕這種選擇的后果；它為這種拒絕付出了代價，即失去了對全世界數(shù)十萬工人和青年的影響力。然而，在戰(zhàn)爭的最后階段，北京方面開始露出真面目。不能忘記，當美國的炸彈還落在越南戰(zhàn)士身上時，尼克松應邀來到北京，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兩個超級大國”處于同等地位和“社會帝國主義是歐亞人民的主要敵人”的論斷。
　　越南戰(zhàn)爭作為一面鏡子再次暴露了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機構政策的根本特征：見利忘義地將國際革命的利益置于其自身短期、狹隘的民族主義外交不斷變化的需求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越南革命的勝利是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機構的失敗，就像它是帝國主義慘敗一樣。

越南戰(zhàn)爭勝利的歷史意義

　　從歷史上看，越南革命的勝利及其表現(xiàn)的具體形式，綜合了過去二十五或三十年來全世界發(fā)生的一切變化。
　　這場勝利首先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和中國革命勝利并打破資本主義對蘇聯(lián)的包圍以來，世界范圍內資本和勞動之間，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帝國主義和所有反帝勢力之間，力量關系的轉變。它傳達了世界革命興起的信息，這與1923-43年間的衰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誠然，世界革命的興起既不是線性的，其性質在世界各地也非同一的。在戰(zhàn)后的最初幾年后，特別是在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導人背叛了1944-48年在資本主義歐洲的革命機會之后，世界革命的興起是與帝國主義在西歐、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相對穩(wěn)定下來相伴相生的。自1965年起，從印尼和巴西到智利，許多半殖民地國家經歷了嚴重和血腥的失敗，這些都與帝國主義對中南半島的野蠻侵略以及斯大林主義領導下的反帝運動沒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國際上做出必要的反應脫不了干系。但是，以1968年5月為標志的歐洲工人和革命斗爭的新興起，美國反戰(zhàn)運動的興起，以及古巴和越南革命所激發(fā)的新先鋒隊的出現(xiàn)，反過來又為世界階級力量關系的轉變做出了寶貴的貢獻，而越南的勝利歸根結底是這一轉變的結果。
　　此外，這場勝利一方面表現(xiàn)了群眾和官僚機構之間力量關系的轉變，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必然結果，還表現(xiàn)了這些機構和在群眾運動中擺脫了官僚控制的先鋒隊之間的力量關系的轉變。在這方面，將西班牙內戰(zhàn)和越南內戰(zhàn)的發(fā)展進行比較尤其具有啟發(fā)性。在西班牙，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派（在與曾為無政府主義領導人的資產階級部長的勾結下）能夠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將西班牙革命的洪流引向旨在重建資產階級國家的渠道，從而導致革命被法西斯主義粉碎和擊敗；但在中南半島，十五年的壓力——公開的和隱蔽的，血腥的和“和平”的，軍事上的和外交上的——也未能阻止群眾推翻剝削者的國家和社會。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幾乎完全控制著世界范圍聲援西班牙無產階級的浩大運動，他們得以濫用這場運動，并在實質上迫使它為扼殺革命服務；但反戰(zhàn)運動和聲援越南革命的運動的力量和普遍性并不遜色，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逃脫了這種操縱企圖。這些運動甚至成為對戰(zhàn)爭的結果產生了積極影響的普遍獨立的因素。
　　但是，革命勝利的具體形式——春節(jié)攻勢七年后，阮文紹和朗諾政權在滿目瘡痍、瀕臨饑荒的國家的崩潰，強烈支持新工人國家在誕生過程中的官僚化變形的條件——即不是偶然的產物，也不是帝國主義仍掌握的巨大“反革命勸阻”

力量的嚴重后果。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官僚機構對世界工人和反帝運動的控制程度，表明了沒有對帝國主義侵略做出反應的大罷工和普遍抵制，沒有對群眾性革命運動有效的國際性協(xié)調，沒有一個群眾性的革命國際。這是主觀因素危機持續(xù)存在的表現(xiàn)，即使其形式（至少在一些國家）不如過去嚴重。因此，歸根結底，越南勝利的形式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世界革命的新興起迄今仍只是局部和分散的，這種新興起還不足以徹底打破官僚機構在群眾運動中繼續(xù)發(fā)揮的保守作用。
　　越南共產黨的性質本身既是所有這些變化的組成部分，也是其反映。面對越南戰(zhàn)爭過去15年的“資產負債表”，說越南共產黨是一個斯大林主義式的政黨，其政策在世界范圍內的總體效果是反革命的，這顯然是荒謬的。認定越南共產黨已經“明確地站在了資產階級秩序一邊”是胡說八道。越南資產階級用腳投票反對這一荒唐的論斷，以至于對正在進行的革命和正在建設的新國家的階級成分沒有任何置疑的余地。
　　但是，越南共產黨明顯的既非斯大林主義也非反革命的事實，絲毫不意味著它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不意味著它是無產階級民主以及蘇維埃組織下無產階級和貧農直接行使權力的捍衛(wèi)者，不意味著它是明確的國際主義的。認為除非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群眾，否則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條件下、任何時間內都不能推翻統(tǒng)治階級的政權，這種論點是對列寧主義組織理論粗暴和機械的過度簡化。從巴黎公社到南斯拉夫、中國和北越革命的勝利，再到古巴革命的勝利，我們看到在具有以下三個共同特點的黨派和團體的領導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客觀上的無產階級政治屬性；在決定性時刻做出了有利于革命的選擇，從而與反革命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決裂；以及他們顯著的綱領性不足，以上所有情況都導致了嚴重的官僚主義變形，除了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以上情況導致了迅速的失敗。
　　這種現(xiàn)象，即政黨站在工人官僚機構和無產階級群眾中間，站在斯大林主義和革命馬克思主義中間的現(xiàn)象，反過來是世界范圍內主觀因素仍然明顯薄弱的結果。歸根結底，這反映了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的無產階級對革命活動的參與仍然有限，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的滯后，同時反映了世界范圍內帝國主義體系的危機和解體仍在持續(xù)和加深。但是，在詳細說明越南揭示的這一特殊現(xiàn)象的原因時（越南比古巴揭示得更清楚），我們可以同時追溯其歷史局限性和克服這一局限性的先決條件：世界革命的新興起將工業(yè)無產階級置于國際革命行動的中心；第四國際通過發(fā)展成由群眾性革命政黨組成的群眾性革命國際，實現(xiàn)建設第四國際的新飛躍。

帝國主義在越南戰(zhàn)敗后的世界形勢

　　帝國主義在越南遭遇的失敗強化了美國反戰(zhàn)運動興起的影響，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個全新的國際形勢：美帝國主義現(xiàn)在沒有能力，而且在整個時期內

也不會有能力通過大規(guī)模派遣軍隊干涉正在進行的革命或內戰(zhàn)來扮演世界資本主義警察的角色。
　　但任何其他帝國主義大國，從西德或日本開始，更不用說在國家機器和鎮(zhèn)壓意義上還不存在的“一體化資本主義歐洲”，如今都不能取代暫時衰弱的美帝國主義。其結果不僅是整個世界資產階級領導權的嚴重危機，而且是世界力量關系的新的重要變化。自資本主義衰落的時代開始以來，工業(yè)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首次暫時擺脫了外國的大規(guī)模軍事干預。這一巨大的歷史優(yōu)勢應歸功于越南人民的英雄主義和革命決心。這是所有革命者對越南革命的巨大感激之情。出于上述原因（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1965年以來殖民地革命所遭受的失敗，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qū)革命運動依然明顯的軟弱性），這種新的國際形勢影響在短期內的最大受益者是資本主義歐洲的革命的新興起，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然而，對這種世界局勢轉變的認識必須。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
　　最重要的是，這只是一個暫時的改變。從帝國主義已經完全癱瘓的觀點出發(fā)是不負責任的。帝國主義將試圖重建內部政治條件，使其能運用在軍事和技術上受其指揮的打擊力量。但這需要時間來改變美國、西歐和日本的內部形勢。在此期間，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如果正在進行或即將到來的階級斗爭最終以歐洲無產階級的勝利而不是失敗告終，那么國際形勢將進一步朝著不利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方向轉變。
　　此外，所涉及的是部分的改變。我們說過，在美國反戰(zhàn)運動興起和帝國主義在越南戰(zhàn)敗之后，美帝國主義就不能再派遣大批步兵部隊來阻止正在進行的革命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能以其他方式進行軍事干預。它仍然指揮著強大的反革命“中繼站”，如巴西、伊朗和扎伊爾共和國的軍隊，由于反革命在這些國家取得了暫時勝利，這些軍隊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有效阻止鄰國的革命發(fā)展。如今，還有一種越來越精確和可怕的威脅：對叛亂人民使用戰(zhàn)術核武器的威脅。核武器的本質及其使用后果（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是政治和心理上的）使得這種威脅只能極有選擇性地使用。但必須認真對待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的警告。帝國主義正在為美國在至少兩種具體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反對殖民地革命做公眾輿論的準備，這兩種情況為：朝鮮爆發(fā)新內戰(zhàn)，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以色列面臨即將被摧毀的威脅。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威脅在未來幾年仍將局限于這兩種情況。
　　最后，有一種反革命干預武器仍然保持著它的全部效力，而且隨著直接軍事干預變得愈加困難，這種武器將更加經常地被使用。這種武器就是經濟壓力、金融扼殺和餓死革命的企圖。對一些半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來說，這種武器的心理和政治影響甚至比其直接的物質影響更可怕。國際主義者有責任讓國際工人階級和世界人民做好準備，學會如何應對這種武器，因為使用這種武器不會像野蠻轟炸或出兵干涉那樣引發(fā)大規(guī)模和自發(fā)的反應。

世界革命各部門的相互作用

客觀上，世界形勢的這一變化加強了世界革命重心向工業(yè)化國家轉移的趨勢，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國家革命中的分量，并加速了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向接近1917-23年革命“范式”的形式的回歸；第四國際第九次和第十次世界大會（1969和1974年）通過的政治決議指出了這一趨勢。
　　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失敗，歐洲工人斗爭的新興起，資產階級領導層的世界性危機，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衰退，以上這些新的國際形勢結合在一起，為一眾歐洲國家，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國乃至英國，幾乎同時出現(xiàn)的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異常有利的條件。我們還未到達那種程度，但這一天已不再遙遠。在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我們曾預言歐洲再次出現(xiàn)工人委員會的時刻即將來臨，葡萄牙發(fā)生的事件已經開始表明，我們的這種預言并沒有過度樂觀。
　　我們所有歐洲部門都決心在工人和青年日益高漲的斗爭浪潮中，推動群眾日益廣泛地采用自我組織的形式，如罷工者大會，對這些大會負責的罷工委員會民主選舉，以及它們的地方、地區(qū)、全國性協(xié)調；我們的決心已經取得了成果，并將在未來取得更大成果。即將面對歐洲革命危機的工人階級與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工人階級截然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在于其力量、自信心、技術和文化，還在于其關注點、需求和意識水平，繼而在于其從官僚機構中解放出來并走向自組織的最高形式——蘇維埃——的能力。
　　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向群眾性革命政黨的轉變與雙重權力狀況的出現(xiàn)密切相關，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改良主義和革命道路之間的選擇才不再是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的選擇——現(xiàn)實選擇有眾所周知的優(yōu)缺點，理想選擇雖然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沒有立竿見影的分量而且變成群眾日常實踐經驗的問題。
　　以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的，更接近俄國和德國無產階級革命“范式”的革命形勢的重新出現(xiàn)，將對世界革命的其他部門產生深刻影響。在半殖民地國家，它將激勵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階級獨立性的發(fā)展，鏟除斯大林主義啟發(fā)的“前沿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經驗的根基，從而降低這些國家的革命中官僚主義和民族主義變形的風險。在這方面，安哥拉的情況非常典型。毫無疑問，正是殖民地群眾的革命運動對薩拉扎爾·卡埃塔諾獨裁政權造成了決定性的打擊，進而引發(fā)了葡萄牙資產階級軍隊的解體進程，而葡萄牙革命的進展反過來又對安哥拉的革命進程產生了影響，激勵城市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和自我防衛(wèi)。從這個角度來看，安哥拉的革命進程已經上升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迄今為止的最高水平。
　　歐洲帝國主義國家雙重權力的形勢的發(fā)展，甚至其中一個或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將對美國的革命動態(tài)產生同樣深刻的影響。將“社會主義”與“壓迫”和“暴政”等同，與減少廣大群眾的政治和個人自由等同，這并不純粹是帝國主義宣傳的產物。在20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美國無產階級顯然完全沒有接受這種等同，盡管資產階級進行了同樣堅決的、甚至比今天更歇斯底里的反共宣傳運動。這種等同既是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又是美國民眾對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現(xiàn)實認知的產物。工業(yè)化國家出現(xiàn)了一個沒有斯大林官僚體制缺陷的“模范”或者工人國家和計劃經濟，這將為美國無產階級征服最高水平的政治階級意識做出巨大貢獻。
　　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歐洲的突破同樣能夠改變蘇聯(lián)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局勢，這些國家正收到日益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沖擊。但是，蘇聯(lián)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被動性是這場危機向一場勝利的政治革命發(fā)展的主要障礙，這場革命將保存和加強十月革命的成果，并為國際性的向沒有壓迫和社會不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加速發(fā)展開辟道路。而缺乏全面的政治愿景反過來又是蘇聯(lián)無產階級政治化的主要障礙。
　　蘇聯(lián)無產階級痛恨官僚主義的統(tǒng)治。他們不想回到資本主義，因為目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帝國主義國家的1700萬失業(yè)人口——不會讓蘇聯(lián)工人改變主意。因此，他們只能在個人生活中尋求庇護，偶爾試圖捍衛(wèi)眼前的利益。資本主義歐洲革命性的突破，將社會主義的形象從官僚獨裁的詆毀中解放出來，并為“官僚獨裁還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困境創(chuàng)造一個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這將加速蘇聯(lián)無產階級的再政治化，防止克里姆林宮在東歐進行任何新的反革命干預——如同粉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那種干預，并激勵“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lián)的政治革命勝利。
　　歐洲正處于工人委員會的分水嶺，世界正處于國際革命新飛躍的分水嶺，第四國際正處于一些國家群眾性革命黨派發(fā)展的分水嶺——這就是越南革命為革命者帶來的機遇。讓我們抓住這個機遇，它不會永遠伴隨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