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周末最大收獲，讀完了魯迅先生第一部雜文集收錄的三大篇文言文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這三篇大文，寫于魯迅26歲時，發(fā)表在留日學生辦的雜志上，洋洋灑灑，文言文蒼勁深健。更重要的是，三篇文章蘊含的思想深刻地啟發(fā)了我。我不由感嘆，魯迅先生當年26歲時候具有的思想還走在今人前面。
《科學史教篇》是對西方科學史的簡述。簡要論述了從古希臘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學思想的發(fā)展。其中有很多分析很明顯是想啟發(fā)中國人的。比如，魯迅認為，西方科學的發(fā)展，真正值得重視的，是科學家們的求真精神，理想主義，謙遜恬淡的人格魅力，這是拘泥于功利的中國人缺乏的。魯迅還提到，科學與宗教、文藝、道德，經(jīng)常出現(xiàn)不平衡發(fā)展，往往此起彼伏，但它們各自激發(fā)了人類不同的潛力，比如宗教激發(fā)了人的堅韌。所以，每一種人類創(chuàng)造都值得肯定，只有盲目追求私利，拙劣模仿，是沒有價值的。魯迅在文章最后還指出，科學研究客觀世界，但是人的主觀精神世界也需要營養(yǎng)，那么文學，音樂等審美活動就是對科學精神的有益滋養(yǎng)。
《文化偏至論》是至今走在時代前面的文章。魯迅提出了極為震撼的思想——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這是出于對當時的西方和中國的一種極深刻的社會分析。魯迅考察西方歷史，認為西方近代以來的物質(zhì)文明和民主制度，是一種經(jīng)受了中世紀宗教禁錮以后所產(chǎn)生的“偏至”，是一種畸形物。因為科學技術帶來物質(zhì)的極大繁榮以后，竟逐漸使人變成物質(zhì)的奴隸（隱約有點馬克思“異化”的思想了），人的內(nèi)在精神和理想，漸漸蕩然無存。而民主制度又忽視人的差異，變成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異己者的專斷。因此，魯迅舉克爾凱郭爾的“真理只在主觀世界，發(fā)揮自我個性，是人類最高道德”、易卜生的“最強大的人，就是最孤立的人”、尼采的“超人”思想等，去呼喚近現(xiàn)代社會的人類要自救，拯救自己的精神與理想世界。
《摩羅詩力說》篇幅極大，也是魯迅早年的思想宣言。魯迅認為，國家民族有一種內(nèi)在精神，可以溝通全體國民，這種精神不滅，民族不會亡。而這種精神系于國民詩人。詩人真正該做的，是深入國民，同呼吸共命運，體會他們的心，因此去發(fā)出真正能代表民眾的聲音。這種聲音又激蕩國民，時國民自強而進取。衰敗的民族，如果這種詩人都沒有，那就沒希望。魯迅痛感中國古代的詩人沒有真正覺醒，不敢真正自由抒發(fā)內(nèi)心。屈原是最偉大的，可是他依然不敢于抗爭。而《離騷》《九歌》往往被后世文人看作素材庫，其中悲憤精神，繼承者也很少。因此，魯迅渴望斗爭的詩人，為了人類而嫉惡的詩人。他們因為特立獨行，反叛世俗教條而被稱為“摩羅”詩人（惡魔詩人）。摩羅詩人的第一人，就是拜倫。拜倫痛恨軟弱無力與虛偽矯飾，因此，他愛真正的強者，厭棄一切陳腐思想與禮俗。而拜倫又具有真淳之愛，他往往為受苦之工人、希臘被壓迫的人民而痛苦，魯迅為拜倫對人民的態(tài)度做了著名的總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拜倫渴望英雄，能夠以自身力量反抗強暴的英雄，因此，拜倫也不受制于任何習俗和宗教，也不屑于理會世俗輿論，他也至愛受苦難者，最終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希臘民族解放運動。拜倫的精神影響到整個歐洲。雪萊的對壓迫的仇恨，對自然力量的熱愛，對大同世界平等博愛的理想；普希金對當時俄國青年的弊病的揭露；萊蒙托夫的至死不向沙皇政府妥協(xié)；密茨凱維奇的對于暴君、侵略者的復仇精神；裴多菲笑對貧寒，以詩歌抒發(fā)愛國熱情、愛情理想、自由精神，最終為國壯烈犧牲的人生追求。。。。。這些，都是摩羅詩人們最寶貴的財富，是中國人應該學習領會的。

魯迅先生早年這三篇鴻文，已經(jīng)讓我終身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