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和市場經(jīng)濟尚未在中國占據(jù)較大比重的時代，城市因容納各級地方行政官署和相對密集的人口，主要體現(xiàn)在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政治統(tǒng)合與軍事控馭功能上；同時，城市的設置是區(qū)域開發(fā)的結果，城市本身承擔著地區(qū)物資集散和自身消費的需要，也發(fā)揮著商貿(mào)市場功能。因此，中國城市是政治權力的象征，城市規(guī)劃布局傳達了國家的制度，城市景觀顯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禮法觀念。可以說，人類歷史的進程、動力和文化的載體主要是由城市文明來體現(xiàn)。

城市作為地球表面的一種地理現(xiàn)象主要有兩個層面的特征：一個是位置和分布的特征，另一個是城市內部地域差異與功能結構的特征。城市用具體的空間結構來貯存并傳遞人類文明的成果，因此用地圖描繪城市較之文字記述更為細膩、形象，更具感受力。古地圖上的城市，基于城市的位置與分布的第一特征，適于用小比例尺度形象畫法的地圖來表現(xiàn)某一區(qū)域內不同功能、等級的城市（鎮(zhèn)）的位置和分布，將若干城市（鎮(zhèn)）放在相對廣闊的地域空間中作為“點”和組群來探究城市（鎮(zhèn)）之間如何配置及其相互關系；基于城市內部地域差異與功能結構的第二特征，則適合用大比例尺的城市地圖，一般不小于萬分之一比例尺，將城市本身（主要是建成區(qū)）看作一個“面”的空間區(qū)域來分析城市的選址、城市平面布局凸顯的形制、空間功能結構及土地利用方式。由此，傳達出歷代國家制度對城市形制的約束，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對城市形態(tài)的影響。所以，不同歷史時期繪制的城市地圖能夠傳遞出歷史發(fā)展的層理，映照出社會邁進的腳步。

傳統(tǒng)形象畫法的地圖與大比例尺實測地圖在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中有著不同的作用。古地圖，主要指用傳統(tǒng)平立面結合的形象畫法繪制的輿圖，著重描繪城市、山川、道路，不強調準確的位置或精確的坐標，而是突出地物的方位，表現(xiàn)相對位置關系；強調界限，反映制度和形態(tài)。如：城墻、宮殿、園林、街巷、溝渠、橋梁、衙署、宅院、井泉、市場、作坊、商鋪、寺廟、墓地等與城市生活相關的各類場所的布局配置。實測城市地圖，即根據(jù)實地測量繪制的地圖，強調方位、地形、地物的準確位置以及建筑物的面積。1840年以后中國城市被迫向外國勢力開埠，劃定租界及外國人居住區(qū)，需要準確量算城市內租借地的丈尺面積，從而推動了實測城市地圖的問世。本文通過古地圖和大比例尺實測地圖的實例比較，談談古地圖怎樣展現(xiàn)城市，又如何用古地圖研究城市歷史地理。

一、傳統(tǒng)古地圖顯示城市的組群關系

明朝，在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轄域內設置省會、府、州、縣等各級地方行政治所城市，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設置由當?shù)厥酪u官員管轄的軍民府、宣慰司、宣撫司等治所亦可歸類于城市；在沿海、邊地和長城沿線還設有數(shù)量眾多的都司、衛(wèi)、所等軍事建制的邊城，其功能以軍事守御為重，部分兼有地區(qū)物產(chǎn)交換之功能，清朝立國以后將這些邊城盡數(shù)納入府、廳、州、縣體制，成為新的地方建制城市。清朝建立之初，基本上沿用明朝留下的京城和各級地方行政治所城市，在保持城市傳統(tǒng)格局和禮制建筑的同時，廢除了代表明代藩王制度的王府，而融入了滿族自關外帶來的八旗駐防制度，對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進行了調整和重新布局。這一歷史現(xiàn)象在京城內和部分八旗駐防城內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中國王朝時期，城市工商業(yè)獲得發(fā)展機遇的只是在京城和極少數(shù)省府城市，大多數(shù)地方城市仍處于緩慢的行政機制運轉之中，工商業(yè)功能很弱小。城市形態(tài)和功能基本定型于政治軍事性質的城市，注重規(guī)整的城市布局和完善的城市防御能力，這構成了中國城市的傳統(tǒng)景觀特征。

隨著清朝康熙以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逐步恢復，各地工商業(yè)也發(fā)展起來，歷經(jīng)康、雍、乾三朝對邊疆地區(qū)的經(jīng)略和內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改土歸流，建立了疆域遼闊的統(tǒng)一國家。土地墾辟、人口增殖和區(qū)域開發(fā)以大批新的建制城市（府、廳、州、縣）的出現(xiàn)為代表，并且由官府繪制成地圖的形式加以確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命纂修《大清一統(tǒng)志》，諭旨稱：“由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敕所司，肇開館局，網(wǎng)羅文獻，質訂圖經(jīng)，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統(tǒng)志》。特命卿等為總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搜閎博，體例精詳，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幾萬之余，朕將親覽?！薄洞笄逡唤y(tǒng)志》所附各省地圖皆由各地方官繪制，造送兵部，以備披覽?？滴趸实蹖Φ貓D的繪制要求甚嚴，經(jīng)其親覽后，“發(fā)現(xiàn)或一省有大圖而無小圖，或一省有里數(shù)程途而無疆界，或一省有疆界而無里數(shù)程途，各省皆不一例”，于是諭大學士等稱“各省輿圖載入《一統(tǒng)志》事殊重要”，遂退回各省按照統(tǒng)一的凡例重新繪制后造送?？滴醭筛魇〉胤焦倮L制呈送的《大清一統(tǒng)志》輿圖一式兩份，一份收貯在中央朝廷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另一份貯藏在內閣大庫。目前，這批輿圖分別保存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圖書文獻處，其種類包括長城以內15直省的通省地輿全圖、全省道里總圖、各府輿圖和各直隸州圖?？滴酢洞笄逡唤y(tǒng)志》輿圖均采用傳統(tǒng)的平立面結合形象畫法，用青綠山水畫表現(xiàn)立面形象的山巒，以紅線表示道路，以近似實際形狀的立面城垣描繪治所城市，注記城市因地形高下所導致的主要街道建筑面向的方位，兼及治所城市至四個方向的陸路里程，為我們分析城市位置和分布特征提供了鮮活的圖像資料。由于無論全省輿圖或分府圖、直隸州圖均以府城或直隸州城為中心，表現(xiàn)所轄境內的屬州州治、屬縣縣治、驛鎮(zhèn)等一組城市（鎮(zhèn)）群，為我們結合文字資料探究各級城鎮(zhèn)之間如何配置及其相互關聯(lián)提供了便利條件。試舉一例如下：

《曲靖府圖》（圖1），屬于康熙二十五年詔諭纂修《大清一統(tǒng)志》后云南巡撫呈送的《云南地輿全圖》之一幅，絹本彩繪，縱46.6厘米，橫25.8厘米，保存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对颇系剌浫珗D》按全省19府分繪，計《鎮(zhèn)沅府圖》《景東府圖》《開化府圖》《永北府圖》《永昌府圖》《蒙化府圖》《元江府圖》《鶴慶府圖》《麗江府圖》《云南府圖》《武定府圖》《曲靖府圖》《澄江府圖》《廣南府圖》《楚雄府圖》《順寧府圖》《大理府圖》《臨安府圖》《姚安府圖》共19幅，每幅地圖后附《圖說》，用硬紙裱裝成經(jīng)折裝，共兩冊?！秷D說》敘事年代止于康熙朝。其中，《曲靖府圖》圖內平彝縣注記：“平彝縣舊為平彝衛(wèi)，康熙二十七年裁衛(wèi)并南寧，三十四年改平彝縣，并亦佐縣入焉?！睋?jù)此推知，《云南地輿全圖》應繪制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不晚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傳教士測繪帶經(jīng)緯度數(shù)《云南全省圖》送達熱河行宮之前。

將區(qū)域內高等級建制治所城市畫在地圖中央是中國古代繪制府州縣地圖的傳統(tǒng)，在《曲靖府圖》中曲靖軍民府城（今曲靖麒麟?yún)^(qū)）就位于地圖的中心?？滴鯐r，曲靖軍民府領5州2縣（南寧縣為府城之附郭縣），轄境地處滇東高原，南盤江的支流交水、八達河、塊澤河以及北流的車洪江，將高原切割成一百多個呈串珠狀的斷陷湖盆或沖積壩子，既相對獨立，適于耕種，又有水陸道路相連，為州縣治所城提供了選址的條件。《曲靖府圖》上標繪的“馬龍州城”（今馬龍縣）、“尋甸州城”（今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陸涼州城”（今陸良縣）、“羅平州城”（今羅平縣）、“沾益州城”（今沾益區(qū)）、“平彝縣城”（今富源縣），就分別選址建在沿著河川的平壩里。受地形與河川的約限，這些城市的建筑軸線并不都是面向正南，如：馬龍州城，城北有伯刻山，西北有多羅山，城南有楊磨山，唯東北低平，故圖內注記“城向東北”；尋甸州城，月狐山在城西北，雨隱毒山在州西，牛欄江流經(jīng)州東南，故圖內注記“城向東南”；沾益州城，背山面河，交水（南盤江）來自城北，東南流繞城而南，州西有石山如龍，西南地勢高，故圖內注記“城向東北”；羅平州城，樓閣山、白蠟山位于州北，州西八部山羅峰多奇狀，九龍河由西向東北匯入塊澤河，淤積出羅平壩子，故圖內注記“城向東北”。曲靖軍民府城、陸涼州城皆處在滇東較寬闊的平壩內，可以遵循古代官式建筑坐北朝南的傳統(tǒng)，故圖內皆注記“城向南”。平彝縣城，原明代平彝衛(wèi)城址，地處貴州入滇通道，城北皆山，圖內亦注記“城向南”。此外，《曲靖府圖》上還標繪了“陸涼舊城”“舊沾益城”“舊亦佐縣”“舊越州衛(wèi)”“舊馬隆所”“舊木密所”等城址和道路沿途驛鎮(zhèn)的分布、形制。青綠山水畫法的《曲靖府圖》色彩斑斕絢麗，注記詳確，一覽便知云南曲靖府轄境內府城、州城、縣城所處的山川地理環(huán)境，城市如何選址，以及道路通聯(lián)的方向里程，反映了滇東區(qū)域的城市組群。

二、舊實測地圖體現(xiàn)城市的發(fā)展

中國王朝晚期，便利的水陸交通吸引著城市人口的增長、集聚和城市商業(yè)活動的增強，城市建設開始突破了城墻的約限。清朝的城市或者在城門外普遍形成了關廂，或者依托舊城而拓建新城，這一城市文明的歷史進程在實測城市平面圖上可獲得較之文字記述更為真切的體現(xiàn)。實測城市地圖的特點是幾乎全部用符號表示地圖上的地物，用斑塊顯示街道、河渠、橋梁和各類建筑物的位置、面積，距離相對準確，使用方位標和比例尺；最初以暈滃法，繼之以暈渲法，以后普遍用等高線法表現(xiàn)地形；圖上表現(xiàn)的城市內容增加，已建成和未建地段區(qū)別明顯。

例如，望都縣城（圖2），位于河北省保定與石家莊之間，地處華北沖積平原，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古代形成的南北交通干道由南、北門街直穿縣城，在南門和北門外逐漸集聚商鋪、市廛形成關廂。本應方形的城垣，因受九龍河側蝕，使得東北城墻內縮。由于保定位于望都縣城東北，聯(lián)系的道路受方位影響，造成北關外的關廂建筑向東延伸而沒有直北發(fā)展，即今望都縣城鐵柏路兩側平房區(qū)。

大名縣城（圖3），地處華北沖積平原，衛(wèi)河流過縣城東南，在縣城南門形成碼頭。受衛(wèi)河水運吸引，大名縣城南門和東門外形成兩片建筑面積比較大的關廂，北門、西門外的關廂建筑則比較稀少。南關外的南街是大名縣城的商號集中的區(qū)域，據(jù)民國《大名縣志》記載，曾有大名總鹽店、銀行、銀號、洋貨莊、洋布莊、藥店、煤店等幾十號商鋪。

（圖4），今山東濟寧市，地處洸河、泗水匯入南北大運河的水運交通節(jié)點。運河繞過濟寧城南，有6座分水節(jié)制閘，漕船往來，物資中轉，與運河管理、運輸、稅收相關的機構集中在南關外。南關街巷密布，從“稅課街”“棗店街”“紙坊街”“打銅巷”“棺材巷”“竹竿巷”“果子巷”等名稱即可反映諸多商業(yè)、手工業(yè)店鋪皆落戶南關。

上述城市因受水路、陸路交通區(qū)位影響，在某個方向的城門外發(fā)展出關廂建成區(qū)，如果僅憑文字記述而沒有城市地圖來顯示，很難清晰地表現(xiàn)。

另一方面，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規(guī)定清政府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城市，開始在中國城市內設置由外國人直接管理的租界。以后，隨著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1887年中法《界務專條》，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1898年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俄《旅大租地條約》等條約的簽訂，又迫使清政府陸續(xù)開放天津、南京、鎮(zhèn)江、九江、蕪湖、漢口、牛莊（后改營口）、芝罘（煙臺）、汕頭、瓊州、臺南、淡水、宜昌、溫州、沙市、重慶、龍州、蒙自、青島、大連、威海衛(wèi)、喀什噶爾、恰克圖、亞東等70余座城市為開埠通商口岸城市。這些根據(jù)條約規(guī)定開放的口岸商埠城市，或者改變了原有中國城市的功能、規(guī)模、形態(tài)和傳統(tǒng)風貌，在中國傳統(tǒng)舊城內部或城市邊緣產(chǎn)生了一個獨具外國特色和治外法權的功能性社區(qū)，在形態(tài)與管理方式上完全有別于傳統(tǒng)中國舊城；或者形成全新的商業(yè)性城鎮(zhèn)，打破了原有按地方行政建制級序建立的中國城市體系。開埠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現(xiàn)，給清代中國社會帶來多方面的影響，中國社會性質逐步演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方式、市政管理和外來文化也被引入開埠通商口岸城市，使中國城市開始邁入近代化歷程。

清朝末年，眼見著外國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政府開放數(shù)十座通商口岸城市而攫取了大量資源和財富，清政府在國庫空虛、政治統(tǒng)治危機四伏的情勢下，宣布中國自行開放若干通商口岸，允許各國商民任便往來，租地設棧，與中國商人一體居住貿(mào)易，以辟利源。這類通商口岸城市有別于根據(jù)不平等條約規(guī)定的“約開口岸城市”而稱作“自開口岸城市”。從光緒十三年（1887）清政府宣布自開廣東香山縣拱北商埠，至宣統(tǒng)末年清朝被推翻，自開口岸城市陸續(xù)有吳淞、岳州、秦皇島、三都澳、南寧、武昌、濟南、濰縣、周村、下關、海州、昆明、湘潭、常德、彰德、洛陽、葫蘆島等。以上具有城市功能形態(tài)的商業(yè)城鎮(zhèn)，至20世紀前半葉已經(jīng)超過百數(shù)，幾乎覆蓋全國的各個角落，其中不乏外國人為之繪制的城市圖。中國古代王朝時期尚未出現(xiàn)對城市建筑土地利用的租讓或買賣問題，因此并不太需要準確描繪城市地域的地圖。但是，自從外國列強叩開中國的國門，許多中國城市被迫對外開埠、劃定外國租界。外國人在與中國政府談判籌劃租界以及租界草創(chuàng)之際，為了設立租界和外國人居住區(qū)，營造商會、工廠、碼頭、貨棧、火車站等近代城市功能建筑，需要精確量算開埠城市租界的地籍，用繪制準確的標明建筑面積與地界的實測城市地圖作為依據(jù)，與中國政府談判，對地塊的選擇、地價的標準討價還價。外國人由此開始在中國城市內測量繪制城市地籍圖，采用實測投影控制地圖編繪的方法也在中國陸續(xù)傳播開來。清朝晚期涌現(xiàn)出采用投影實測法繪制的城市地圖，無論是用外文還是中文，逐步取代了形象畫法的傳統(tǒng)城市輿圖。中國城市開埠以后，以及在邁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城市街道、給排水、電力、交通和各類功能區(qū)的規(guī)劃也更需要大比例尺的實測城市地圖來支撐。而這些近代城市圖的出現(xiàn)，又首先伴隨著外國人在中國城市內的實地測量與繪圖的實施。外國人繪制的城市圖從沿海逐步深入中國內地，進而影響了中國人自己的城市地圖編制。

外國人實測繪制的城市平面圖突顯了外國租界商埠與傳統(tǒng)中國老城的位置關系，開埠城市與傳統(tǒng)老城在城市選址、城市形態(tài)和功能結構上呈現(xiàn)出極大差異。上述近代城市的類型差異和空間變化只有通過城市平面圖才能更直接地表現(xiàn)出來，外國人測繪的城市地圖也恰恰能夠清晰地反映中國城市邁入近代化的這一歷史過程。以下試舉數(shù)例：

一是鎮(zhèn)江府城與英租界。咸豐八年（1858）中英簽訂《天津條約》，增開鎮(zhèn)江為通商口岸。咸豐十一年（1861）議定將鎮(zhèn)江城西，東自鎮(zhèn)屏山街，西至小碼頭，南起銀山門外，北至長江邊道路的地區(qū)劃為英國租界。天津市檔案館保存的紙本墨印1861年《鎮(zhèn)江英租界中國官方平面圖》（圖5），縱26厘米，橫50厘米，中文注記，附英文翻譯，顯示了鎮(zhèn)江英租界四至，以及租界內的道路與土地量算。圖內注記：“山下地基逐塊分別量明，除鎮(zhèn)屏山同江邊公路不算外，共計步官弓一百三十畝四分七厘三毫八絲，合領事洋尺九十五畝二分四厘之數(shù)相符。以步官弓一畝三分七厘為洋尺一畝，步官弓一畝為洋尺七分三厘，合并簽明?！庇⒆饨邕x址在鎮(zhèn)江老城西北江南運河口與運糧河口夾持的云臺山、銀山腳下。昔日云臺山向北逼臨大江，曾是古代著名的西津渡，江水受山崖阻擋形成深水港灣，適宜建設碼頭。當年英國殖民主義者正是看中云臺山—銀山東麓的地理條件，辟租界，筑碼頭，造貨棧，規(guī)劃道路，營建銀行、商館、飯店。英國領事館則建于云臺山東側高爽的臺地，即今鎮(zhèn)江博物館。1903年4月，英國軍事情報科編繪的《鎮(zhèn)江城及周邊地區(qū)圖》（CHINKIANG CITY AND ENVIRONS，圖6），石印本，縱28厘米，橫40厘米，比例尺約1∶19200，清晰地描繪了山地、江河、碼頭、稻田，用粉紅色線條區(qū)別了外國人重新整修過的道路和原有道路，反映了鎮(zhèn)江府城、英租界與揚子江的空間關系。

二是九江府城與英租界。根據(jù)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九江被開放為通商口岸。咸豐十一年（1861）簽訂《九江租地約》，劃定九江府城西門外，自龍開河口向東，至獅子口西側十三丈止，為英國租界。1904年1月，艾克赫夫（E. W. Eickhoff）繪制《九江平面圖》（圖7），紙本色印，用暈滃法表示地形，有圖例，比例尺1厘米合75碼，縱44厘米，橫54厘米，表現(xiàn)了九江開埠后設立英國租界的揚子江碼頭、規(guī)劃過的街道，反映了山丘、長江、龍開河口、九江府城、水塘與租界的位置關系。英租界所在地曾是長江靠岸沙洲，龍開河口舊稱“湓浦港”，自明代以來一直是江船避風泊地。龍開河口東側的沙洲受長江江流沖刷侵蝕，逐漸淘深，正適合選建現(xiàn)代港口碼頭。當年英國人正是看中這一有利的地貌條件，修建了港口碼頭、倉庫、洋行，劃為租界，租界內的十字形街道顯然是經(jīng)過規(guī)劃的。

三是蕪湖城與外國人居留地。光緒二年（1876），中英簽訂《煙臺條約》，蕪湖被迫開辟為通商口岸，劃定蕪湖城北陶家溝至弋磯山麓沿江一帶作為英國專管租界。但是由于宿（松）、太（湖）木商幫的木材堆積難遷，租界的建設不順。1902年，在英國要求下簽訂《蕪湖租界租地章程》，蕪湖不設外國專管租界，辟為各國公共通商場，不過規(guī)定外國人享有永久租地權。蕪湖租界地的劃定著眼于弋磯山以南沙洲東側已經(jīng)靠岸成陸，西側瀕臨長江主航道，受江水側蝕淘深，適于修建港口碼頭。

1904年的英文《蕪湖城市及周圍環(huán)境圖》（圖8）系根據(jù)1902年中英簽訂的《蕪湖租界租地章程》由外國制圖師繪制，紙本彩印，用暈滃法表示地形，縱33.6厘米，橫39.6厘米，表現(xiàn)了青弋江口的蕪湖老城、十里長街、長江碼頭的街道規(guī)劃。圖上用粉色顯示陶家溝以北至弋磯山之間新的外國人居留地，沿江7個黑色標記用以表示日本三井船業(yè)、英國怡和、英商太古輪船、揚子江輪船、德國商會等公司的儲貨船位；另外，還用數(shù)字標記了道臺衙門、英國領事館、天主教耶穌會、美以美教會等。雖然新的外國人居留地還未建成，其與蕪湖老城的位置關系已經(jīng)清楚地畫在地圖上了。

傳統(tǒng)形象畫法的城市鳥瞰圖雖然也能夠通過不同樣式建筑物的形態(tài)反映城市內部的功能分異，不過與近代通過實地測量繪制的城市圖相比，還是后者更能夠突顯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城市建筑空間的拓展與街道布局的變化。

三、“雙城記”——兩類城市古舊地圖功效的比較

正是在搜集、整理城市專題古地圖的工作中，促使筆者不斷思考如何利用那些來自傳統(tǒng)繪畫筆法或測繪之手的城市古舊地圖進行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接下來，筆者以“雙城記”為例，分析傳統(tǒng)形象畫法和實測繪制的兩類城市古舊地圖對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會產(chǎn)生哪些不同的功效。

前文已經(jīng)談過表現(xiàn)中國城市的古舊地圖按繪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這兩類城市地圖無論是表現(xiàn)手法還是圖上的內容都有較大差別。中國古代用傳統(tǒng)平立面結合的形象畫法繪制的城市輿圖的特點是：突出與官方行政管理相關聯(lián)的重要建筑物，如官衙、壇廟、倉場、街市等，不講求圖上地物的精確位置、相互距離和比例。憑借傳統(tǒng)形象畫法的城市地圖雖然難以準確量算城市建成區(qū)，卻能夠直觀地反映城市外部形態(tài)和城市內部地域結構的配置，使我們能夠分析城市的功能分區(qū)，尤其是城市鳥瞰圖留給人們的印象則更為清晰。這一層面，依據(jù)實地測量用符號法繪制的城市地圖是難以體察的。

在中國一些地方城市中存在著“雙城”現(xiàn)象，即一座城市的內部或外圍被江河分隔為用橋渡維系著的兩座分別筑有城垣的城鎮(zhèn)，其中一座是政治性治所城池，另一座是商業(yè)市鎮(zhèn)，二者功能不同，卻共同組成一個城市整體。對于我們稱為“雙城記”的這類城市，唯有用形象畫法的傳統(tǒng)城市輿圖，才能夠呈現(xiàn)這類城市地域的功能分化，運用歷史地理學分析其產(chǎn)生的時代，以及分析是什么因素導致出現(xiàn)這一城市類型。

明萬歷四十年（1612），趙秉忠曾編撰《江西輿地圖說》一書，采用一圖一說的形式，涵蓋了江西全省13府1州77縣（含附郭縣），有彩繪殘本和萬歷四十五年（1617）陳于廷刻本傳世。明末出現(xiàn)的彩繪本無圖說冊葉裝《江西全省府縣分圖》，方位上北下南，每座城市內的功能性建筑均詳細標記；清朝則有不止一套彩繪摹本傳世并流傳到海外，亦僅有地圖而無圖說。兩相比對，清朝摹繪本的方位改為上南下北，圖上的注記內容趨于減略。由于彩繪本地圖用平立面結合的傳統(tǒng)形象畫法表現(xiàn)江西府縣城池，“雙城”現(xiàn)象躍然圖上?，F(xiàn)以明末彩繪本、清雍正年間彩繪摹本瑞州府高安縣及南安府大庾縣、上高縣、崇仁縣共4座雙城圖為例，與民國年間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編制的比例尺為五萬分之一、石印本的大庾縣、崇仁縣、高安縣3幅地形圖進行比對，從而分析古地圖上反映的江西省的雙城實例。

1.瑞州府高安縣城與南城市河街

高安縣城是瑞州府的附郭縣，今江西高安市筠陽鎮(zhèn)，城址選建在錦江北岸山麓，所謂“負鳳山，面錦水”。錦水又名蜀江，今名錦江、筠江。明萬歷年間彩繪本《瑞州府高安縣圖》（圖9），方位上北下南，描繪錦水北岸的府治北城與水南的南城，兩城均筑城垣。圖上北城內西北隅標畫的“碧落山”即鳳山；“瑞州府”衙位于鳳山南麓，南唐保大十年（952）刺史王顏始建，宋、元年間屢遭兵燹，明朝正德間郡守鄺璠因舊址復建城垣，今大觀樓即府衙譙樓；“瑞州府”“布政司”“察院”“府學”“城隍廟”“瑞豐倉”等集中在城內偏西；“高安縣”署在府治東1里，隔“進龍池”（今鳳凰湖）相望，與“儒學”同處城內東北隅。清雍正年間彩繪摹本《瑞州府圖》（圖10），方位上南下北，內容簡略而且有錯字。圖上北城西北隅標“畢露山”，系“碧落山”諧音字誤；“龍池”脫“進”字；“都司”為清朝綠營領兵官，顯然已經(jīng)改用清朝機構的稱謂；北城集中了瑞州府縣各類衙署，其功能完全屬于軍政控守性質；南北兩城通過錦水上的兩座橋梁相連，西為“浮橋”，東建“石橋”；南城內標記“按察司”“玄妙觀”。清雍正年間彩繪摹本《瑞州府圖》因避康熙皇帝名諱，改“玄妙觀”為“元妙觀”，畫有“市河”“蓮花池”。市河，據(jù)正德《瑞州府志》卷二記載：正德八年（1513），瑞州“府既通市河，作石閘引蜀江水自龍化橋入南城，橫石橋三，以時蓄泄，貫南城而出，復入錦江”?！笆泻印北匾蛴惺薪侄妹?，“玄妙觀”常是江南各地居民聚會、買賣、觀戲之所，所以南城主要集中了民宅、商業(yè)手工業(yè)坊鋪，形成商業(yè)買賣為主的街市。北城與南城之間由錦水上的兩座橋梁相連，因南北二城均修筑城垣，故使瑞州府高安縣形成雙城形態(tài)。

1934年印制的實測《高安縣地圖》（圖11），方位上北下南，顯示錦江江水東流，受鳳山高地頂托，沖刷北岸，所以北城的南城墻作為長堤阻擋水流始終維修不廢；而南岸城墻已然消失，堆積出灘地，明代在南城內開挖市河也正是因為南城處于平緩易于行水的地形。實測地形圖難以體現(xiàn)出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北城屬于政治軍事功能性城市、南城屬于商業(yè)性市河街鎮(zhèn)的雙城地域功能分化結構。

2.南安府大庾縣城與橫浦驛城

大庾縣城屬于江西南安府的附郭縣，今為江西省大余縣。城址四面皆山，南瀕章江，跨章江即南入廣東之大庾嶺路。大庾故城在縣城西南，西漢時南粵王反叛，武帝遣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復通大庾嶺路，筑城于此。唐中宗神龍元年（705）置大庾縣，治東山腳下。北宋淳化二年（991）置南安軍，始移筑今縣治。章江，又名橫浦，出縣西北聶都山，蜿蜒而東流至大庾縣城南，受東山所阻，向東北回轉形成灣流，旋又為獅子山所阻，復轉而南流。宋南安軍城垣因章江之勢而呈圓弧形。元朝時章江水大改流，從西門入、東門出，直穿城中，遂形成一水中分、雙城對峙的格局。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水北岸改筑新城，不久傾圮。至正十二年（1352），再修新城，次年甃以磚石。明朝沿用新城設置為南安府城，屢經(jīng)拓修，南瀕章江，城垣周回四里余，呈橫橢圓形，當?shù)厝朔Q“魚城”。明萬歷年間彩繪本《南安府大庾縣圖》（圖12），方位上北下南，城內標繪“南安府”“大庾縣”“嶺北道”“布政司”“清軍館”“千戶所”“大備倉”等官署，以及“社學”“周公祠”“東海祠”“寶界寺”“小校場”。

章江南岸原本就有民坊市廛，元朝大水時甚至連城隍廟亦隔在水南，俗稱“水南城”，適當大庾嶺路咽喉，洋貨駢臻，四方貿(mào)遷，絡繹不絕，市廛倍密，商賈輻輳。明朝設立橫浦驛、遞運所。東山下因江水回轉而形成章江大碼頭，歷代以來無論官員還是行商或百姓從大庾嶺陸路下山，往往在南安府東山大碼頭登船順章江下到贛州，所以南岸碼頭一帶形成街市。由于這是一條穿越南嶺的古代驛道，往來的人非常多，都在傳說關于杜麗娘一段凄美的生死戀情故事，當年明代戲劇家湯顯祖路過南安府聞之，寫了《還魂記》即《牡丹亭》的故事。嘉靖四十年（1561），鑒于流寇越嶺行掠，南安府與大庾縣知縣呈請在章江南岸別建一城，實際是將現(xiàn)有的民居坊巷和商鋪重新修筑城墻圍合保護起來，東、南、西為高丈余的城墻，北臨章江僅筑矮垣，水南城墻呈半圓形，四方各建一門，城內標繪“橫浦驛”“遞運所”“水南宮”“寓賢祠”“玄妙觀”“城隍廟”，南北兩城間以橫浦橋相連。

古代南安城作為府級行政治所，章江北岸地勢高爽，南岸低洼，而府縣衙署建筑依規(guī)制必須坐北朝南，所以具有政治軍事功能的南安府官署集中在章江北岸的北城。章江大碼頭在南岸，因此民居、商鋪、市街、坊巷散布在水南城。

清朝，南安府城續(xù)有增修，仍分為水北老城和水南新城兩部分。北城容納府、縣衙門及府學、縣學等官署；水南新城為民城。兩城間仍以橫浦橋相連。清代彩繪摹本《江西輿地圖說》之《南安府城圖》（局部，圖13），方位上南下北，北城標繪“南安府”“大庾縣”“參將”，南城僅標記“橫浦驛”，南門“驛使門”外即通大庾嶺梅關驛路，能夠反映出雙城的功能差異。

1947年《大庾縣實測地形圖》（圖14），方位上北下南，比例尺5萬分之一，顯示水北老城和水南新城的城垣、街巷建筑分布區(qū)塊，街巷名稱反映出了老城與南城功能結構的差異性。

3.瑞州府上高縣城與南街

上高縣城，城址坐落于今江西省錦江中游低山丘陵間的高地上，南臨蜀江（即錦江），“新昌、萬載四幅之轂”?？h城北倚敖峰、鏡山，城東屏山連亙，城南隔江有蒙山、大官山，城西坐擁柘湖山，“山下坦夷，蜀江水漲，彌漫如湖”。明萬歷年間彩繪本《上高縣圖》（局部，圖15），方位上北下南，江北縣城畫橢圓形城垣雉堞，開5座城門、2座水門，城內標記“上高縣”“分巡道”“分守道”“察院”“儒學”等官署；蜀江南岸畫半圓形城垣無雉堞，城內注記“南倉”“養(yǎng)濟院”“醫(yī)學”“社學”“佛殿”“真佑觀”。清代彩繪摹本《江西輿地圖說》之《上高縣圖》（局部，圖16），方位上南下北，描繪上高縣城（僅注記“上高縣”“縣學”）與蜀江南岸的“南街”鎮(zhèn)，兩城之間以一橋相通，“平政橋在上高縣治西，跨蜀江上，舊名通濟。宋開禧中易名浮虹，后更名望仙。嘉熙中，徙縣前，易名濟川。元至治初，復徙縣西。明初改名平政。本朝康熙中復圮，乃徙而東；后以往來不便，復還舊所”。平政橋之所以反復遷建，蓋因蜀江東流受上高縣城周圍山崗阻滯，形成彎流，河道多次遷徙，如今從衛(wèi)星影像上仍能辨認出枯涸斷流造成的舊河道牛軛湖。上高縣城南平坦，諸溪匯入蜀江，西南通袁州府萬載縣、分宜縣，東北接瑞州府高安縣，系驛路所在，水陸往來民商聚集，居停買賣促成繁榮，因此，自宋代以來就在蜀江南岸逐漸形成市街。據(jù)《上高縣志》卷十《藝文·議修青陽門石橋序》載：“上高中貫河水，縣治居河之北，而河之南壤尤廣袤，士庶工商之所輻輳，勢不能一息不往來其間。”這反映了上高縣南北雙城間交通之頻繁與緊密。而兩城功能各異，錦江北岸的縣城屬于政治管理型區(qū)域中心城市，南街則屬于商業(yè)型市鎮(zhèn)。

4.崇仁縣城與民城

崇仁縣屬江西撫州府，地處贛中丘陵向贛撫平原的過渡地帶?？h城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水。仙游山居縣東北，龍興山臥縣正北，東塔山處縣東南，北塔山在縣西北，崇仁河自西向東呈U形環(huán)繞縣城，分縣城為南北兩城。史載：“宋祥符間有城，周不及一里，后廢，蓋因縣治瞰溪，難施板筑也。”據(jù)1958年以前南城矗立著皇祐二年（1050）重修的太和寺塔推知，宋代崇仁縣城址曾位于河南岸，因河灘積沙多，難以板筑城垣。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于河北岸新筑縣城，周回4里余。明萬歷年間彩繪本《撫州府崇仁縣圖》（圖17），方位上北下南，描繪南、北二城，北城的南城垣外畫棕褐色高岸，與南岸明顯有別，說明崇仁縣城已經(jīng)移建于崇仁河北岸高聳之階地；城內標繪“崇仁縣”“按察司”“布政司”“察院”“儒學”“城隍廟”“府館”“社倉”“東林寺”，集中了明代縣治各類衙署，屬于行政官署型治所城市；崇仁河上畫德平橋，橋南畫南城，城內標記“水次倉”“太和寺（塔）”“善修觀”等，應屬于集中了商業(yè)、手工業(yè)店鋪與民居的市鎮(zhèn)，所以，清代彩繪摹本《崇仁縣圖》（局部，圖18）標為“民城”。

1934年《崇仁縣實測地形圖》（圖19），方位上北下南，雖然顯示了崇仁縣雙城所處的河川地貌，但是難以反映南北兩城功能上的差異。

綜上，這些因城市功能分化導致的“雙城記”現(xiàn)象很難用實測地形圖一眼看出其城市地域功能是怎么分化的。明代彩繪本輿圖固然繪制精細、內容豐富、注記翔實，但是并沒有明確“雙城”在功能上的地域分異；而清代彩繪摹本地圖盡管繪制簡約、內容注記有所省略，卻用簡明的詞匯點出兩座城鎮(zhèn)在功能上的差異，如“民城”“市河”“南街”這些名詞，基本涵蓋出城鎮(zhèn)的主要功能不是衙署集中的政治性治所。顯然，清朝人已經(jīng)較明朝人更加明晰“雙城”之中兩座城鎮(zhèn)在建筑種類、功能、住戶身份與職業(yè)等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區(qū)別。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雙城”之例還有四川的永寧縣城與敘永廳城，河南的?？h與滑縣城，河南的光州城，浙江的余姚縣城等。如果將城市地域放寬一點，湖北的襄陽府城與樊城鎮(zhèn)，武昌府與漢陽廳、漢口鎮(zhèn)，以及四川的重慶府城與江北廳城、福建的福州府城與南臺等，也都可以劃作“雙城記”來研究。

四、結語

傳統(tǒng)形象畫法繪制的各級治所省城圖、府城圖、廳城圖、州城圖、縣城圖、八旗駐防城圖具有典型特征，表現(xiàn)了清朝地方建制城市的選址、形制和功能結構，借助地圖能夠對比清代不同級別地方建制城市的營造目的、規(guī)制特點，體現(xiàn)清朝地方治所城市沿用前代舊城和新建城市之間的異同，這些都是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問題。19、20世紀之交采用投影實測經(jīng)緯度控制法繪制城市地圖傳入中國，不僅反映了清朝中葉以來被迫向外國列強開關的歷史，表現(xiàn)了開埠城市的平面布局和功能結構、外國租界與中國傳統(tǒng)老城的位置關系，同時，也為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更真實的城市地貌以及準確量化分析城市功能分區(qū)的可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以1900—1901年德意志東亞遠征團地形測量員實地測繪的《北京及其附近圖》（PEKING UND UMGEBUNG）為例，圖上用暈滃法表示地形，顯示了清朝北京城東城墻外約1000米距離的東大橋西側存在一條南北向的土城垣。其北端至東直門外靜安莊，轉而向西，與元大都光熙門的土城垣相接；其南端斷斷續(xù)續(xù)延伸至廣渠門外肅王墳（今北京潘家園東里）。這條土城垣應當是明嘉靖年間加筑北京外城時尚未完成的北京外城東城墻的殘跡，傳統(tǒng)輿圖從沒有表現(xiàn)過。盡管從事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者曾經(jīng)討論過嘉靖年間增筑的外城墻似不止南城一面，卻苦于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方位的城垣遺跡作為證據(jù)，故而未能在《北京歷史地圖集》上表示出來。

當然，當時采用近代投影實測繪法繪制的城市地圖，不是只有外國人在繪制，中國的官方制圖機構、民間制圖學社等也紛紛采用。這就為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有連續(xù)性年代可比的城市地圖資料。倘若沒有采用投影實測繪法繪制的同一城市地圖進行對比，近代中國城市市政建設的某些細節(jié)就很難表現(xiàn)出來。

城市古舊地圖與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應秉持地圖考訂與城市研究相得益彰的態(tài)度，探究古今城市形態(tài)、結構與功能的歷史演進，如此才能實現(xiàn)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學術生命的延續(xù)常青。筆者認為，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方法或途徑不外乎文獻、地圖、衛(wèi)星影像、田野實地考察，研究視角應包括城市選址、形制、功能、古今演變的脈絡，古舊地圖與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路徑則是描述、考證、闡釋。

筆者曾經(jīng)以安康、吉林、舟曲三個城址受災為例，用地圖分析城市擴展建設因選址不當而遭到的本應避免的傷害，并介紹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在減災防災中如何發(fā)揮現(xiàn)實指導功能，以避免今后因不懂歷代城市選址的緣由導致的城市建設中的人為失誤，從而給人民生命和財產(chǎn)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筆者還曾利用清乾隆《京城全圖》與民國時期編制的北京城市地圖對比，分析古舊地圖上北京城內王府、廟宇的分布特點，以及如何被利用為中學、小學的校址，闡釋了當前北京東城區(qū)、西城區(qū)的學區(qū)房為什么那樣緊張？房價為什么居高不下？這些都說明城市古舊地圖、城市歷史地理研究與當前的城市社會問題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當前中國城市建設發(fā)展迅猛，許多有文物保護價值的街區(qū)、建筑已經(jīng)被拆得面目全非。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黨和國家發(fā)出《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的通知，其重點任務包括“加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歷史文化街區(qū)、名人故居保護和城市特色風貌管理”，而古舊城市地圖恰恰能夠帶給人們以歷史、空間、位置與形態(tài)的記憶，有助于明確哪些是需要保護的城市地段。今后應提倡一座城市選擇出一條反映城市生命起源和延續(xù)的代表性街道，闡釋城市發(fā)展肌理；同時，從城市功能分區(qū)出發(fā)，講述城市社會生活史，凸顯人文關懷。讓我們期待更多反映古代、近代城市容貌的古舊地圖被發(fā)掘出版，也期待有更多深入探索城市古今演化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著述問世。

（本文原刊《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27—40頁，文中原有注釋，引用請務必參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