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述遼代山西地區(qū)的佛教和寺院——以朔州"遼天慶八年經(jīng)幢"為中心

《文物世界》 2009年02期 □ 陳曉偉

2007年8月，在山西朔州市平魯區(qū)敗虎堡村發(fā)現(xiàn)了一座遼代經(jīng)幢，呈六面柱體形，殘高0.18米，對寬0.27米，其余各邊長分別為0.13米，0.075米、0.11米0.17米、0.16米。蓋頂、身、基座不存。該經(jīng)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正文共十九行，每行僅存四或五字，殘缺嚴重。首行為“佛頂尊勝”四字，題記為“大遼國山西云和尚僧行該、□座僧志的、□鏖沾影”，幢文共計84字。錄文如下

佛頂尊勝J曩謨婆就呼沒馱野」□□野娑哆I 惹野惹野【尾】.沒馱地瑟【恥】.嚼胡蜜蜜舍I第薩噙餓帝J嘲娑演靚薩」帝沒地野沒J冒馱野尾冒沒馱J怛他蘗哆紇J捺口娑鴨賀J大遼國山西云J和尚僧行1座僧志的塵露影1維天慶八年

第一行，刻“佛頂尊勝”，以下闕字不明，當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的意譯部分，闡述佛經(jīng)大旨啊。

第二行，起“曩謨婆哉”迄第十四行“捺口娑噙賀”脫字不明，應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的音譯部分。然對照殘存文字，該部分與波利所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音譯部分吻合，可推知，“遼天慶八年經(jīng)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陀羅尼經(jīng)》為波利本回。

第十五行至十七行，為經(jīng)幢的題記部分。一般而言，經(jīng)幢末附造幢者的里貫和身份。該經(jīng)幢刻造者為行該、志的二人，為山西云州人，由于文字欠缺，二僧因何事造幢，我們不得而知?！啊踝笨赡転椤吧献被颉笆鬃睘樗略褐械穆毷?。“和尚僧”卻不常見于石刻。

第十八行，“鏖 君影”常見與其他經(jīng)幢中，《齊諷等建陀羅尼經(jīng)幢記》有“塵沾影覆之利，形影如言”?！斗ㄨさ葹橄葞熢齑庇洝酚小胺钕葞焿m沾余燼”?！斗顬闆]故和尚特建陀羅尼塔記》有“累生罪障，隨影覆已消除∶宿口怨魂，逐塵沾而登彼岸。甲”此取“見此陀羅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鳳吹身，或為幢風飄塵著身，罪業(yè)便消?！币б狻?/p>

第十九行，“維天慶八年”，是為此經(jīng)幢所建時間。這為此經(jīng)幢所建時間，按《遼史》卷二十七《天祚帝本紀一》曰“乾統(tǒng)十年，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奔礊椤疤鞈c”，天慶八年為公元1118年。佛教在遼道宗時期發(fā)展達到頂峰，天祚帝時趨于下勢。但是，從遼代石刻文獻記載中，依然存有佛教活動。山西大同《劉承遂墓志》記載，天慶三年，劉承遂曾充任維那，粗印《大藏經(jīng)》全"。百姓基于對于佛教的信仰，建造經(jīng)幢為一種普遍的行為。

山西一域，屢有遼代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發(fā)現(xiàn)，清《寧武府志》卷九《祠廟》載∶“古尊勝幢，在縣北四十五里舊寨村路傍古廟中。庭前石柱一，上有石燼柱。凡下面刻云‘唯壽昌二年二月十五日立佛頂尊幢’?！薄捌渲祁H奇，古字皆雙行，一中國書，一為西域梵書”叫。此外，朔州其他地區(qū)還出土數(shù)座經(jīng)幢，但是刻記不明叫大同地區(qū)也有此類經(jīng)幢出現(xiàn)，華嚴寺大殿前“普同塔經(jīng)幢”，刻于大康二年，高五尺，經(jīng)尺余，方隅八面，面各有字，所刻經(jīng)文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叫，可以說，對于遼代山西地區(qū)佛教研究而言，這些經(jīng)幢既是不可多得的實物材料，又是對遼史文獻的有益補充。因此，筆者擬以“遼天慶八年經(jīng)幢”為問題中心點，充分挖掘“題記”中所隱含的歷史信息，進而結(jié)合其他石刻文字以及固有文獻，展開初步的討論，

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釋讀

經(jīng)幢題記第一行“佛頂尊勝”，系指佛頂尊勝“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無疑。唐儀鳳元年（676年），北印度髑賓國的佛陀波利，由西國至五臺山，謁見文殊師利，受一老人點化，復返西國，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經(jīng)傳入中國，以期造福眾生囑。儀鳳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顫，與寧遠將軍度婆等，奉詔譯進”叫。即為《佛頂最勝陀羅尼經(jīng)》，所通稱的“婆訶羅本”。永淳二年，唐高宗，“遂將其本（波利所持梵語本）入內(nèi)，請日照三藏法師，及敕司賓寺典客令杜行顫等，共譯此經(jīng)?！甭牶髞恚ɡ峙c僧順貞重翻，即為“波利本”。上述文獻記載，在唐代石刻材料中得到印證，唐光啟四年《尊勝殘幢》記曰“至永昌八年八月，僧順貞見住西明寺，此經(jīng)撥幽顯宣，不可思議，恐學者不知故，具錄委典，以備不□”呵。這樣，梵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有了中譯本，為它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契機。該經(jīng)由于內(nèi)在感召力、統(tǒng)治者提倡以及人們現(xiàn)實利益的驅(qū)使下等諸多原因錯綜在一起，得以風靡于唐代社會嘆。

遼宋以降，社會上崇奉“尊勝陀羅尼經(jīng)”的風氣，依然濃厚。契丹境內(nèi)所通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多為唐代時期波利本。如，大康二年，《普同塔經(jīng)幢記》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霸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隔。見錄于民國《新城縣志》中，乾統(tǒng)和二年《施地幢記》，“滿載唐佛陀波利所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石幢》記曰“奉為亡過父母特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其下小字文曰'唐媚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尊勝幢》首行書，“佛頂尊勝陀羅呢曰”，其下細書“尉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呵。天慶三年的《張世卿為先妣建幢記》，“首為刻記四十二字，次為佛頂尊勝陀羅尼媚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十八字。此數(shù)則實例，與《大正藏》所收錄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首行所題“媚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相契合。這說明，波利本的"陀羅尼經(jīng)"在遼代社會中流布甚廣，影響之巨，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渲染佛陀的無邊法力，宣稱“天帝有陀羅尼名為如來佛頂尊勝，能凈一切惡道，能凈除一切生死苦惱。又能凈除諸地獄閻羅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獄能回向善道天帝此佛頂尊勝陀羅尼?！粲腥寺勔唤?jīng)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獄惡業(yè)。悉皆消滅當?shù)们鍍糁?。PI"對當時社會的善男信女來說，其強大的誘惑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渴望借助佛陀的力量在現(xiàn)世得到幸福，入土之后減滅生前之罪惡，祈求來世的幸福。那么如何實現(xiàn)其夙愿，以達到目的《鄭□為亡人造經(jīng)幢記》一語道明，曰"佛口口□□若人能書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上，或樓上，乃至安置窣堵坡（梵語，意佛塔）中。”那么，“彼諸眾生，所有罪業(yè)，皆悉消滅，不可盡說”嘿。于是，造經(jīng)幢成為人們寄托信仰，實現(xiàn)理想的方式之一。

首先，造經(jīng)幢“能凈除一切生死苦惱”，祈福于現(xiàn)世。應歷十六年，李崇菀為其父彥超所造陀羅尼經(jīng)，記曰∶"特立法幢，上禱金仙，福佑慈父。意者保延祿壽，被惠日以長榮?！眹H寧元年《重移陀羅尼幢記》謂∶"都亭驛使太原王公恕榮，為皇妣自會同九年□舍資□廣陳勝事，□于茲金地，特建妙幢，在經(jīng)藏前集功德口，□□果報，家道吉昌。既稍備于珍財，乃更口口利益，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經(jīng)幢【*-從上述兩則的題記中可以看出，幢主此行為的目的"保延祿壽”，“家道吉昌”。其次，使人生前“一切地獄惡業(yè)皆悉消滅”。在一般情況下，遼人為使亡故的先人“凈除諸地獄閻羅王界畜生之苦”，能夠得清凈之身，遂建尊勝陀羅尼幢，以實現(xiàn)此夙愿項。咸雍七年，淶水縣道亭鄉(xiāng)累子村的村民李晟，其父母耶律攘攘等亡，建尊勝陀羅尼幢子一坐于在墳塋之內(nèi)，希圖在地獄“愿速離涂”圓?！段挠赖葹橥龈改冈旖?jīng)幢記》首述尊勝陀羅尼經(jīng)，"是諸佛之秘要，眾生之本源，遇之則七逆重罪，咸得消亡持之則三涂惡業(yè)，盡皆除滅”。遂后，就點明造之主旨希求亡父母，"仍乃馀顧，上通有頂，旁互十方，賴此殊恩。四”置于墓地旁的經(jīng)幢在遼代極為普遍，見錄于向南《遼代石刻文編》之中亦不在少數(shù)。再次，某些寺院高僧在圓寂之后，他們門人弟子為回報師恩，使其亡靈早日超度，也會建造經(jīng)幢。如清寧五年，法瑩大師"構(gòu)疾而終"，門人志果，志省、志悅等“思念法□之恩，粉骨粹骨（下缺）佛頂尊勝陀羅尼塔用口口口法口”圓。北京房山小西天有咸雍二年《法喻等為先師造幢記》稱，法喻、法轉(zhuǎn)先師“化緣終矣”，他們懷“有奉先之孝，曾無忘本之心，欲報先師函丈授□之恩，于寺東南隅，敬造尊勝密言幢一坐。”圓人們以佛頂尊勝陀羅經(jīng)幢的方式，來減輕幢主在地獄之苦，獲得解脫。以目前出土的遼代石刻看，僧俗社會建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之動因大體為上述三種，其他為某事而建幢的實例為數(shù)不多，茲不詳述。因所造經(jīng)幢的目的不同，故而他們所立的地點不一而足，有的在墳塋之側(cè)、或寺院之中，乃至道路水井之旁。

二、寺 院

經(jīng)幢題記第十六行為“大遼國山西云”。天慶三年，《朔州李省建幢記》銘亦曰“遼國山西”圓?？梢姡轿鞣Q呼已見于遼時期，《遼史》卷四《太宗本紀下》曰∶"會同元年十一月，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嫣、儒、新、武、云、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弊源税ㄔ浦菰趦?nèi)，今山西部分地區(qū)成為契丹政權(quán)控制下的勢力范圍，遼興宗在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云州為西京。"四使其成為成為遼朝在西部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中心。

遼代山西佛教寺院林立。其大致分布為，大同府最多，為西京地區(qū)的佛教重心所在，其他州縣亦有為數(shù)眾多寺院。遼時山西地區(qū)，在諸多寺院中，就其地位而言，當首推華嚴寺。此寺為遼清寧八年所建，用來“奉安諸帝石像、銅像”隅。寺院“內(nèi)有北南北閣、東西廊，北閣下銅石像數(shù)尊，中石像五，男三女二，銅像六，四男女二。內(nèi)一銅人，袞冕，帝王之像，垂足而坐。

余皆巾幀常服，危坐相傳”圓。華嚴寺的功用顯而易見的，系屬皇家御用寺院，能夠得到政府有力扶持。而在寺院的規(guī)模上，它恐不及天宮寺。元魏天安元年所建天宮寺，僅“有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俞，黃金六百劬?；逝d中"又構(gòu)三級石佛像圖，榱棟楣楹，上下重結(jié)，大小皆石，高十丈，鎮(zhèn)固巧密，為京華壯觀”叫這兩個寺院是為大同府地區(qū)寺院中的典型，充分體現(xiàn)了寺院所擁有的政治地位，以及寺院建筑的盛況。但是其他州縣的寺院也毫不遜色于此，西京應州的佛宮寺，因木塔而著稱，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六層八角，上下胥木為之，玲瓏宏敞"，享有"宇內(nèi)浮圖第一"美譽。道宗帝曾賜額“釋迦”【?，皇帝的殊恩，對于寺院而言，自然是對寺院的莫大榮耀。朔州杭蘇園的棲靈寺，"南北延袤二十有五間，施于坤位。崛起層閣，有余三仞?！酢鹾殓姡秽窗兮x”。物資頗為殷實，“倉廩實而粟積如阜，府庫充（下缺）也?！彼略合慊鸲κ?，僧人眾多，職事分工頗為細密，“居僧七十輩，講流一十有五”，有“見管內(nèi)都僧正、首座提點、講經(jīng)論沙門”【周刻造于乾統(tǒng)五年棲靈寺石幢，提供了更加詳備的信息，"禪師沙門、講經(jīng)沙門"等稱謂等見諸于石刻【J】。由此觀之，山西地區(qū)的寺院是何等的昌盛。

遼時期西京地區(qū)寺院之多，分布之廣，規(guī)模之弘壯，這與山西地區(qū)固有崇佛傳統(tǒng)和當時的宗教政策不無關(guān)系。首先，北魏拓跋氏在該地區(qū)首倡佛教，形成了濃郁佛風?！稇堇m(xù)志》卷四《祠祀志》謂∶“炳按，云中為北魏拓跋氏故都，其俗較前代事佛尤甚。鳩木為宮范，金為像，竭民力成之，莫可紀積?！北蔽簳r期，山西地區(qū)最有影響的佛教事件便是武州山石窟（今云岡石窟）?！段簳肪硪话僖皇摹夺尷现尽吩弧谩昂推匠酢瓡谊装椎?，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zhèn)ィ谟谝皇??！逼浜蟮睦^者陸續(xù)增鑿，漸成規(guī)模。在這個氣氛的影響下，寺院紛紛建造，如大同府的石窟寺、渾源縣的崇福寺、靈丘縣覺山寺等圓。其次，遼朝政府推行了比前代更為寬容的宗教政策，力倡“三教并化，皇國崇乎至道”。遼興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為僧尼。”國而繼位的道宗，“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fā)三千。”【四而在《遼史》有關(guān)記載皇帝“飯僧”的活動屢見不鮮，如咸雍八年，道宗“以戰(zhàn)多殺人，飯僧中京南京?！贝罂邓哪?，“諸路奏飯僧三十六萬”【4】，大安九年，“興中府降甘露，（道宗）遣使祠佛飯僧”【叩等。正是在政府對于佛教的積極倡導，致使遼朝出現(xiàn)了“梵剎之制布域中焉”【1】的局面。

遼朝官方雖未有類似北魏開窟造像之活動，卻對云岡石窟的佛像及其石窟寺周邊進行了有效的維護，采取了諸多措施。興宗時期“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石窟。“天慶十年，賜（石窟寺）額大字。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軍巡守。壽昌五年，委轉(zhuǎn)運使提點。清寧六年，又委劉轉(zhuǎn)運監(jiān)修”【1】，與此同時，西京他處寺院也得到了政府的財政支持，享受來社會上的捐施。靈丘縣的覺山寺，本舊寺，是魏孝文帝為報母恩而建，建成伊始規(guī)模弘大。可惜到遼時期由于年久失修，殘破不堪，日見窘境。當"大安五年八月，鎮(zhèn)國大王行獵經(jīng)此，奏請敕修”。此外，“賜錢十萬緡，于邑開設(shè)賈肆，以所入子銀，日飯緇素?！n山田一百四十余頃?！痹谡紊舷碛幸欢ǖ奶貦?quán)，"復設(shè)提點，所頒給印篆，不由府攝照，政府為保護先代佛教遺珍可謂是不遺余力，在經(jīng)濟、政治上予以保障，對于該地區(qū)佛教及寺院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三、僧俗之間

遼代民間出現(xiàn)一種僧俗結(jié)社組織，稱之為“千人邑”，成為附屬于寺院的民間組織?！扒艘亍苯M織“協(xié)力唱和，結(jié)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邑眾同心協(xié)作，“春不妨耕，秋不廢獲，立其信，道其教。無貧富先后，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其，貯于庫司，補茲寺缺?！薄救蚓唧w的佛事不同而名號不一，涿州云居寺的“供塔燈邑”，永樂村“螺鈸邑”、“念佛邑”、“贏鈸邑”等【“千人邑”的組織者稱之為“邑首”，此外還有“維那”、“副維那”和“都維那”【■等，他們在當?shù)厣鐣H具影響力，負有領(lǐng)導邑人和維系人心之責。依出土的石刻材料看，遼山西地區(qū)也存在這種“千人邑”組織，《武州經(jīng)幢題記》曰“佛頂邑撥肆人?！葩撘仄疝k后堂上安……。邑長王匡胤、劉惠、劉重”【9】?！胺痦斠亍?、“螺鈸邑”，應為千人邑的名號。1958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劉承遂墓志》曰∶“公然身居俗諦，念契佛家，天慶三年，充維那，妝印大藏經(jīng)全【J】”因劉氏“焚課筵僧”的善行不可盡紀，充當維那一職能夠起到收攬人心的作用，可以說，千人邑的存在，在供養(yǎng)寺院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雖能得知山西地區(qū)確建有千人邑組織，由但于目前資料的欠缺，想對于山西地區(qū)的“佛邑”做個案研究，存有一定的困難。

遼代歲時雜儀中有“佛誕節(jié)”回風俗以農(nóng)歷四月八日，共慶佛祖生日回，山西地區(qū)也不例外，并逐漸形成一種傳統(tǒng)，為后世所沿襲?！蹲笤瓶h志》卷一《天文志》稱∶四月初八，僧家于極樂寺作佛會，曰“供水陸地”。這說明，佛教在山西民間的影響之深，僧俗的交流之頻繁。首先，僧人以善為念，廣施仁義，時常進行慈善活動。大同府天成縣的桑乾河，“春開秋凍，夏月汛漲，損傷人畜”。時間值大康三年，西京僧錄崇雅“因上供，從此橋過，木植朽爛，人畜過往甚至艱難”。崇雅召集僧眾，進行了重修?！吨匦奚Ｇ訕蛴洝吩斢涍@一過程“崇雅與律主大師法華、座主、主簿、正字四人共議，再蓋大橋。三人為首，請崇雅于南七侯村，開壇放戒。…于東西宏蔚二州，僧尼二眾化到錢近五百貫。……三月二十七日，南七侯院開戒壇…遠近村坊律主等，…人各思施錢物工，價可及五百貫?！彼宄缪糯伺e起到了雙重的作用∶一，募集到了充裕的物資，建成了大橋，造福于當?shù)氐陌傩?。二，傳?jīng)布道，進一步推進了佛教的傳播。其次，基本佛教強大影響，民眾則其欣然往之。武州山石窟中的佛像民間也時有修繕，《云岡石窟張間口妻等修像記》曰"（張通判）妻張氏口口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題記所署時間“戊午十二月一日建，六月三十日畢”叫此工程持續(xù)達半年之久，且規(guī)模甚大。此外，百姓還廣造經(jīng)幢，以寄托自己的信仰。出上面所提到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幢”外，在朔州城東南一公里發(fā)現(xiàn)乾統(tǒng)十年“李謹建幢記”，“記文后刻《阿如來滅輕重罪障陀羅尼》經(jīng)文"同，同出的還有天慶三年《朔州李省建幢記》，“中間刻有《無垢凈光明陀羅尼》與《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哪。佛教已經(jīng)對于日常生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佛誕節(jié)"、"設(shè)壇講經(jīng)"、"修繕佛像”等各種活動，促使僧俗之間交往，使佛教普及開來，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從遼山西地域角度看，佛教與寺院二者存有互動關(guān)系，佛教在社會中的普及為寺院建立做了鋪陳，或政府，或民間百姓，無論在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為寺院的發(fā)展提供了基礎(chǔ)。反之，寺院的大量出現(xiàn)為佛教的進一步發(fā)展釀造了契機。山西地區(qū)眾多佛事活動，增進了僧俗之間的交流，二者之間的良性關(guān)系，使佛教在民間深深立足，甚至根深蒂固，漸而演化成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綜上，筆者以"遼天慶八年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作為切入點，對山西地區(qū)經(jīng)幢存在情況略做分析。諸多經(jīng)幢的建造當為佛教傳播與興盛的潛在信號，追尋這一線索，將山西地區(qū)佛教狀況置于遼代社會的整體環(huán)境之下，期望得出有益的啟示。這樣，可以“地域”作為問題范疇，使遼時期的佛教研究更加具體化、深入化，從而避免陷入大而化之的窠臼。

【1】本文使用“山西”概念，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行政區(qū)劃，大體上為遼西京道轄下的大同府、蔚州、應州、朔州等，即為遼政權(quán)下的今山西地區(qū)。

【2】周峰《遼金經(jīng)幢之美》載《佛教文化》2001年第6 期，作者認為，遼金經(jīng)幢從形式上來說，大體可分為柱式幢和塔式幢（或可稱之為幢式塔）。柱式幢樣式較為簡潔，由幢座、幢柱和幢蓋和寶頂四部分組成。幢座有圓形、六角形和八角形，有的為素面，也有的雕刻蓮花、垂幔等圖案。由于此經(jīng)幢破損嚴重，對于其具體形制很難知曉。

【3】 為轉(zhuǎn)行，每行均有脫字，數(shù)目不明?？跒椴磺逦淖?。【偽補入文字。

【4】《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

【5】《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第967頁∶《克什克騰旗志》卷二十八《文物古跡》收一卷遼代《佛頂尊勝拖羅尼經(jīng)》石刻。

【6】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98頁，第298頁，第327 頁。

【7】《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8《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

【8】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676頁。

陰此書引《魏志》云“古無壽昌之號，疑是北魏孝昌二年也”。這當為修撰者的誤斷，似遼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紀六》曰“壽隆”，?？庇浺弧缅X大昕《養(yǎng)新錄》卷八稱，《東北諸番紀要》、《北遼通書》、《歷代紀年》、《東都事略》、《通考》以及各種石刻均作“壽昌”，遼人謹于避諱，道宗斷無取圣宗名紀之理?？梢姡?jīng)幢所記“壽昌”為遼帝道宗年號。另，《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唐儀鳳元年才傳入中土，與“北魏孝昌二年”相差150余年。由此可見，修撰者的考證不足為據(jù)，“壽昌”系為遼朝紀年，此經(jīng)幢為遼代之物。

【10】仙西通志》卷四《沿革》曰∶清寧武府為遼代寧遠縣，隸屬朔州。

【11】據(jù)孫學瑞《遼朔州李氏墓地經(jīng)幢》（《遼金史論集》第227頁）一文介紹，朔州市區(qū)一帶，佛教密宗特有的石刻經(jīng)幢，伴隨著遼金寺廟遺址，時有發(fā)現(xiàn)。如利民堡神應寺乾統(tǒng)十年幢，棲靈寺乾統(tǒng)五年幢，河匯村觀音寺乾統(tǒng)六年幢等。這些經(jīng)幢由于歷史原因，大都殘缺不全，文字漫濾不清。

【12】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382頁。

【13】《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二十《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床延一撰《廣清涼傳》卷中《佛陀波利傳入金剛窟》，對波利在中國傳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原委記載甚詳。

【14】《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9《佛最尊勝陀羅尼經(jīng)》。

【15】《大正藏》卷十九 密宗部二 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

【16】《固安縣志》卷四《故實志》。

【17】李彥、張映瑩《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及經(jīng)幢》，《文物世界》2007年第5期。

【18】向南低遼代石刻文編》第382頁。

【19】《新城縣志》卷十五《地物篇·金石》。

【20】《固安縣志》卷四《故實志》。

【21】《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

【22】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406頁，《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曰∶"佛告天帝，若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芯芻芯芻尼優(yōu)婆塞優(yōu)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天帝彼諸眾生所有罪業(yè)，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污?！?/p>

【23】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38頁?！?4】同上，第45頁。

【25】遼代所造經(jīng)幢中，也存在先輩為亡過子女建立經(jīng)幢的事例，但為數(shù)不多。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613頁《朔州李謹建幢記》曰∶"（李謨）為先翁祖母，叔祖、考妣已建高幢一座，刻諸佛密語。及小幢四，中之一即為亡男副知客惟孝，亡新婦秦氏立?！┬⒛泻诤?、春哥?！笨梢?，在立幢時，輩分之間的差異，所立經(jīng)幢的規(guī)格亦有不同。

【26】向南低遼代石刻文編》第347頁?！?7】同上，第436頁?！?8】同上，第303頁。

【29】同上，第327頁?！?0】同上，第632頁。

【31】 領(lǐng)遼史》卷十九《興宗本紀二》?！?2】 飯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3】仙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寺觀》。

【35】《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侍觀》，張暢耕《遼金史論集》（第六輯）中圖四為道宗“釋迦”題字?！?6】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575頁。B7同上，第556頁。

【38】《大同府志》卷十五《祠祀》曰∶“石窟寺，北魏始建?！薄稖喸粗葜尽肪戆恕端掠^》曰“崇福寺，元魏建?！薄渡轿魍ㄖ尽肪硪话倭拧端掠^》曰∶“覺山寺，元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建?！?/p>

【39】鍥丹國志》卷八《興宗文成皇帝》?！?0】 飯史》卷二十六級道宗本紀六》?！?1】【紅史》卷二十三《道宗本紀三》?！?2】 飯史》卷二十五領(lǐng)道宗本紀五》?！?3】向南飯工代石刻文編》第360頁。

【44】《全遼金文》第1381頁?！?5】《大同府志》卷十五《祠祀》?！?6】向南低遼代石刻文編》第34頁。【47】同上，第679頁。

【48】同上，第11頁，第344頁，第614頁?！?9】同上，第385頁?！?0】同上，第676頁。

【51】《契丹國志》卷二十七《歲時雜記》。

【52】《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作“二月八日”，曰“二月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為像，儀仗百戲?qū)?，循城為樂”。關(guān)于此問題的探討可參見林榮貴《遼朝對北疆的開發(fā)與經(jīng)營》。

【53】《天鎮(zhèn)縣志》卷二《金石志》?！?4】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第713頁?！?5】同上，第613頁?！?6】同上，第632頁。

（作者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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