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羅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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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利亭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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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強調(diào)我的善惡與否？這是我一直想從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兒弄明白的問題。既然他把我塑造得非善非惡，那他就不應(yīng)把善惡的枷鎖套在我的脖子上。既然他賦予了我強勁的欲望和反叛的激情，他就不應(yīng)因我釋放的欲望和展露的激情而責備、懲戒我，也許他本人沒有責備和懲戒我，但他無知的讀者們卻這樣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意識中賦予讀者的自由權(quán)太大了，巴赫金說得一點沒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fù)調(diào)式寫作解放了人物——比如我，但毫無疑問他也解放了讀者——這就闖了大禍了。說實話，他真該學學托爾斯泰的獨白式寫作，畢竟，這可以避免讀者很多不必要的胡思亂想。

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他的思想似乎總是跟我以及其他次要人物的觀念并駕齊驅(qū)，有時我真懷疑他把自己的那一套晦暗不明的思想強加給了我們。幸虧我天生就具有反叛的意識，正因如此，我才不至于成為他矛盾思想的可怕代言人。我懷疑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意識中最想成為的那種所謂的黑暗騎士，他不敢正視自己內(nèi)心最黑暗的深淵，所以用黑暗的深淵造就了我。

我是黑暗的深淵的顯現(xiàn)。我沒有任何道德枷鎖，也不屑于那些庸人所信奉的神律和人律。我可以任由自己的心性去行善作惡，因為善惡對我來說，沒有嚴格的區(qū)分。善惡不再能帶給我真正的悲歡喜樂，而我的悲歡喜樂也無須借助善惡來表達。我行善作惡不需要參照任何標準，也無需顧及任何外在的束縛和限制。在我看來，外在的言行舉止應(yīng)當符合內(nèi)在的隨性自適，我的每一個舉動都超越了因果邏輯和善惡評斷。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持續(xù)即興發(fā)揮的自在旅途。因此，你要明白，人最終是活給自己看的，不必在意別人的口舌和眼光。

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小說《群魔》的構(gòu)思很巧妙，他使我成為了虛無的發(fā)源地和鬧劇的匯聚點，將一切藝術(shù)的光芒和邪魅的暗光都拋灑在我身上，以至于我的每次出場都像一場狂歡舞會。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身上寄托了太多被救贖的可能性，他興許堅信極端的惡和終極的善僅一步之遙，又或者他過度沉浸于對我殘酷冷漠和黑暗卑劣形象的塑造，以至于他想讓我最后從極端的反叛走向極致的虔誠。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我和主教吉洪對話，讓吉洪說出我的一切令人發(fā)指的所作所為皆出于自負和驕傲。

不得不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發(fā)掘我被救的可能，但他真的沒有了解我內(nèi)心反叛的力量有多大。雖然他能繪制出我個性的形貌，但他卻無法進入我深淵般的內(nèi)心，他只能根據(jù)我的言行舉止來制衡我，卻不能觸及我哪怕最細枝末節(jié)的心緒。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讀者眼中的心理大師，但在我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個可憐而又可悲的小人物，而內(nèi)心卻有著成為處于傾覆之間的俄國文化的救贖者，這是他一生的志業(yè)。

然而，依我之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濟世之夢，更像是螞蟻撼大樹——不自量力，但勇氣可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探索人之謎，力圖發(fā)現(xiàn)和揭示“人身上的人”，但這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也不可能真正揭出謎底，而它也必將成為人類探索的千古之謎，因為這正是人類得以延續(xù)的根基。早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示讀者，人永遠不要妄圖窺視人心，即使是自己的心，你也無法真正看清，更何況別人。畢竟，有些秘密，你不僅不能跟別人說，而且有時候也不能對自己說。你只有嚴守這個秘密，才能正常的呼吸和生活，這個秘密就是你的存在之根。

尤其在結(jié)尾上，他沒有把我寫成《罪與罰》里那個與基督徒索尼婭為鄰、最終皈依信仰的拉斯克爾尼科夫。恕我直言，那小子從來就不是一個能堅持內(nèi)心所求的人，而他所追求的不過是世人所認為的成功，他所皈依的信仰，也不過是世人用來麻痹自己的精神鴉片罷了。畢竟，徹底放棄自己內(nèi)心的人，也就不再是自我，連自我都不是了，還談什么拯救自我和他人。拉斯克爾尼科夫從未真正成為自己，因為他總是模仿成功人士（拿破侖、耶穌）來構(gòu)想和踐行自己的人生，但他沒有意識到拿破侖最后被流放并凄涼地死在圣赫勒拿島上，而耶穌卻被蒙昧和殘暴的人類釘死在十字架上。說到底，他還是沒有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根，否則何必舍近求遠——將自己的內(nèi)心棄置不用，而將別人的理念植入頭腦。

拉斯克爾尼科夫的愚蠢，如同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蓋茨比一樣愚蠢，拉斯克爾尼科夫竟然還相信拿破侖的“法國英雄夢”，而蓋茨比居然還相信一個早就化為齏粉的“美國夢”。可笑又可悲的是，在一個沒有英雄及其滋生英雄土壤的時代，還妄想成為舉世公認的英雄？平民通過非凡的壯舉實現(xiàn)自己的貴族英雄夢，難道就真變成貴族了，可笑。

貴族階層，在最初可能確實有其高貴和值得其他階層所追捧和模仿之處，但如今，貴族氣質(zhì)就像一個俗不可耐的遮羞布，借助這一遮羞布的遮擋，貴族們盡做些雞鳴狗盜之事。就拿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處的貴族階層來說，除了安娜本人之外，哪個貴族不是戴著欺世盜名的面具混跡于上流社會的？最可悲的是，安娜還以脫離那樣虛偽的上流社會而郁郁寡歡，而她所鐘情的沃倫斯基也不是真正的風雅人士，他的虛榮和驕傲里映射的都是他自己，對他而言，比起安娜的愛情，他更喜歡的是安娜的名流貴婦身份，這身份如同他的名貴坐騎和職場官銜，錦上添花而已。在虛偽和逢迎的貴族上流大染缸里待久了，都是一個樣，誰還能像剛出水的白蓮花一樣，清清白白呢？

善惡不應(yīng)變成束縛自我內(nèi)心的枷鎖，而生死不必作為歌功頌德的舞臺?；钪?，不應(yīng)為自己貼太多外在的標簽，死去，也不必制造聒噪的喧嘩。不論活著，還是死去，都應(yīng)順應(yīng)自我的內(nèi)心所求，而不必迎合和諂媚不可救藥的世俗虛榮。我很欣慰在《人民的名義》當中，看到了我的中國知音，那個人的名字叫祁同偉，盡管他也曾追求過不切實際、違背內(nèi)心的世俗“英雄夢”，但他最后回歸了自我，《紅與黑》中的于連雖然死前做了場不必要的階級斗爭的演講，他竟然將自己敞開給那些喜歡看煽情表演的上流貴婦，這是自我糟蹋的表現(xiàn)，但我還是把他作為我的跨國知音——如果死去比活著更平靜，毋寧自愿死去。就如同我的自殺一樣，不過又是一次自然而然的即興發(fā)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