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別無所好，所好的只是書”——這是亞當·斯密在向他的好友“賣弄”自己藏書時，對自己的形容。

而作為偉大的經濟學家，斯密的書卻為人類認識世界拓展了一個全新視角。在人文社科領域，沒有人不知道亞當·斯密，可是對于他的生平、思想產生背景以及影響都不甚了了。很大程度上，亞當·斯密成為了一個課本中的人物，他的思想常被人當做武器，用來保護自己或者攻擊他人，進而成為一個符號化的人物。

然而，亞當·斯密究竟為何在當時存在爭議？又為何至今令人無法忘懷？

這可能要提到他著名的經濟學著作《國富論》。在書中，斯密將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按照生產方式依次分為游獵社會、畜牧社會、農業(yè)社會、商業(yè)社會。而商業(yè)社會最大的歷史進步在于形成了一個人人可以在其中進行交換來滿足自身需要的市場，通過市場交換而得到的價值，以及價值的溢出效應，人們在社會層面實現了平等的訴求。

可以說，斯密深刻的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同時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也證明了斯密理論的正確性。完善的市場和有序的交換，會提高整個社會的財富，國家要以法律的形式來保證交換的公平，這也就是現代經濟學中常說的帕累托最優(yōu)——在所有人的情況沒有變壞的情況下，有些人的情況變好了。

因此，當我們今天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才知道斯密對于人性、對于人類社會的諸多真相有著深刻的洞察力。

而閱讀今天我們所推薦的《亞當·斯密傳》，無疑可以了解亞當·斯密這位思想巨人的生平軼事，同時探知他廣博的思想以及對于后世的影響。對于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們來說，他是繞不過去的高峰。想要弄清人類社會真實的運作規(guī)律，人們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回到斯密那里，聆聽他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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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yōu)槭裁慈绱诵枰弧包c贊”？

阿夫納·奧弗爾曾提出“關注的經濟”這一概念。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商品和服務市場的許多行為，特別是非耐用消費品，如“理發(fā)和漢堡包”市場的行為，都可以用自我關注的假設來解釋。這些市場的奇跡不僅在于它們是自主的、無計劃的和自我修正的，也在于它們產生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新，而且不論參與者的道德品質如何，它們都產生了有社會價值的結果。

但是，與之共存的，還有個體之間的、面對面的或小團體的互動經濟，以及饋贈、互惠和志愿服務的經濟活動，即“關注的經濟”。正如奧弗爾所言,“關注有很多種形式：注意、接受、尊重、名譽、地位、權力、親密、愛情、友誼、親情、交際”。但一般來說，不關注某人就是與他保持距離，而收回獎勵就代表著懲罰或拒絕。乍一看，關注的經濟集中在家庭、親情、友情的群體中，僅這一部分就規(guī)模巨大：家庭經濟沒有被納入標準的國民經濟核算中，但在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家庭經濟創(chuàng)造了估計25%～35%的GDP。除此之外，老年人對年輕人的遺贈和年輕人無償照顧老人的代際價值交換也很難衡量，卻無疑是規(guī)模巨大的。

把“關注”貨幣化就是在破壞它。但是，市場經濟和關注的經濟并不是兩座完整又獨立的孤島。恰恰相反，市場經濟也充斥了“關注”。

正常的商業(yè)交易離不開勸說和禮尚往來。提供服務往往會得到小費，而小費的價值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一種尊重的象征。公司團隊建設、個人交往、商務午餐、關系銷售等都涉及禮品或基于關注的禮尚往來。

關注的經濟受到了各種不同力量的影響。一方面，來自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政府要求將禮品和其他非正式交易納入稅收的范疇，使其成為正式經濟的一部分被記錄下來。另一方面，來自私人和公共利益集團的壓力也在增加，他們希望利用這種交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用花傳遞心聲”就是一個例子，對吸煙的污名化是另一個?？偟膩碚f，無論是在發(fā)達國家還是在發(fā)展中國家，服務的快速擴張，日益?zhèn)€性化的趨勢，以及最重要的，互聯網商業(yè)和通過社交媒體建立的友誼或聯系網絡的爆炸性增長，都表明“關注的經濟”越來越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即時反饋和即時表達的時代，一個“喜歡”和“關注”的時代，一個貓途鷹對一家新餐館的評論比報紙評論更重要的時代，一個超市的采購團隊可以將一小袋藍莓追溯回智利的種植地，并向農民發(fā)出感謝和認可的個性化信息時代。

關注的經濟是現代人經濟活動的核心部分，但作為一種思想，它可以說直接來源于《道德情操論》。我們又一次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黎明，重新發(fā)現了亞當·斯密250多年前提出的見解。“關注”（regard）這個詞選得很好：首先，它抓住了斯密“公正的旁觀者”概念的兩個方面，即看到某人的行為和評價某人的行為；其次，它很好地反襯了斯密兩部偉大的作品所依據的自我關注的核心思想。正如斯密認識到的那樣，私人化的市場交易是與我們信任的人進行的交易，同時也有完全非個人的市場交易，是在彼此陌生的交易對手之間進行的（但通常他們是可以認識的）。陌生人之間的市場交易由我們對市場規(guī)范的普遍信任和人類自愛的可靠性來維持。但也存在非市場化的基于關注的交易，是由人類對愛和被愛的渴望來維持的。而結合了這兩種特征的交易更是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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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yè)化社會帶來的工具性思想

美國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嚴謹地強調了在美國，生命的不同方面，乃至死亡，都受到企業(yè)和市場價值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定價、買賣的影響。正如他指出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機構，例如學校、圖書館和大學，以及公共權力的工具，例如警察和消防系統(tǒng)，充斥著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廣告、產品植入和商業(yè)贊助。

桑德爾認為，這種商業(yè)化帶來的更廣泛的結果是,不僅顛覆了現有的文化規(guī)范和期望，還助長了一種公共風氣，人們越來越難就嚴肅的問題進行明智的公共對話，而這種風氣反過來又助長了商業(yè)化。

在桑德爾看來，企業(yè)和市場價值有壓倒其他價值，尤其是道德價值的傾向，這使公眾對人們可以且應該關心的問題進行辯論的熱情減退，并鼓勵人們對他人和自然界持有純工具性的看法。人們提出的問題不是，“這樣做對嗎？”而是，“這樣做的代價有多大？”不是，“這些人是誰，他們關心什么，我們如何尊重他們？”而是，“他們能為我做什么？”不是，“這里有什么值得欣喜的，有什么景觀、什么自然資源、什么社區(qū)，可以供養(yǎng)、吸引和維系我們所有人，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代？”而是，“有什么獲得商業(yè)利益的空間？”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亞當·斯密是他那個時代新興的商業(yè)社會的偉大捍衛(wèi)者之一。在《國富論》中，斯密的討論再次回到他看到的商業(yè)社會對人們思想的威脅。首先，他擔心那些由于勞動分工而從事無休止的重復性生產任務的人會出現精神損傷，因為這些任務不允許勞動者“發(fā)揮他的理解力，或發(fā)揮他的創(chuàng)造力為新的困難找到新的解決方案”。其次，他擔心武德的喪失。最后，他譴責“對富人和權貴的仰慕到了幾乎是崇拜的地步”，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對窮困潦倒之人的鄙視或忽視”的本能。

所以，斯密認為，商業(yè)社會傾向于壓制一般人的教育、精神力量和理解力，使一些人陷入對富人、權貴的生活方式和財產的妄想和追求中。

為什么這對他很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商業(yè)主義直接導致的惡果，更因為它一方面摧毀了道德想象力，另一方面扭曲了道德想象力。沒有道德想象力，就不可能真正站在別人的立場上，說服或同情他人。在這樣的世界里，不可能有交流，不可能有尊重，不可能有公開的辯論或審議，不可能有共同的身份認知，沒有共識，也就沒有政府的真正基礎。那里不存在能夠喚起人類能量和情感的故事或話語棲息的空間，也不存在尋求集體社會變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那里沒有公正的旁觀者發(fā)揮作用的空間，而如果沒有公正的旁觀者，作為人類自身基礎的道德共同體就會受到威脅。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亞當·斯密很可能是自古至今商業(yè)社會最有力、最有效的捍衛(wèi)者，但他還是會同情現代人，表露出對商業(yè)社會可能導致的腐敗的擔憂。盡管斯密的思想是復雜而不完整的，但我們仍有可能了解斯密大概的理論框架。歸根結底，規(guī)范理論恰恰是一個關于人們如何無意識地、集體地創(chuàng)造了一個共同價值空間的理論，這個空間處于個人自由與國家法律和強制力之間，在這個空間里有一些事情即便不違法也不應該做，那是一個文明和信任的空間。

正如我們看到的，斯密的思想體系的基礎，是認識到社會“和諧”或人與人相互依存的絕對根本的重要性。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在早期的《修辭學講義》中強調語言應清晰易懂，他在《法理學講義》中講述怨恨的作用，在他的道德理論中強調“同情”和公正的旁觀者的作用，并在《國富論》中強調互通有無、以物易物、互相交易的本能。正是這一點支撐著他的平等主義和政治領導理念：一個聰明而有德行的人是一個“謙虛、謙遜、公平正義”的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愿意為了他相信的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私人利益”。政治權力是必要的，但必須是自我限制的。

在個人道德方面，斯密的觀點是，人們認同他人的實際能力受到時間、地點和環(huán)境的限制。人們認識到個人傷害的能力以及對受傷的反應幾乎是普適性的，但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一個世界主義的信徒，他并不相信普遍的道德共同體是好的，或者必然存在。他認為，共同體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換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的，正是這種自由交換賦予了共同體商業(yè)、社會和道德價值。然而歸根結底，斯密始終沒有將他的道德世界觀與天意的作用完全割裂開來。他努力為他的規(guī)范或正義的理論提供一個完全自然主義的基礎，人們在他身上感覺不到休謨那種冷眼看世界的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