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記憶有時候很奇怪，我小時候的事情大都忘記了。只有四、五歲的時候穿過一件海紅色的綢棉袍卻一直記著。還有就是八、九歲的時候，與師伯薛筱卿的初次見面，至今歷歷在目。 那時薛筱卿與沈儉安兩位師伯在常熟湖園書場演出。我家住在湖園書場背后吉翠園，這是一條很狹的馬路，很少有什么車，只是偶而有一輛人力車經過罷了。 那天傍晚我與一個同學在這條小路上打彈子玩。不料我的一顆彈子從手里出去碰到前面的彈子，就從橫里去了，滾到了一個人的腳邊。這人腳一動，把我的彈子給踩住了。我就上前推這個人的腳，嘴里嚷著：“讓開，讓開?！边@個人用手摸摸我的頭，我拾頭一看，嘿，說書先生薛筱卿！這就別提有多高興了，我對著他傻笑。他說：“我認識你，你就是在書臺邊上走來走去的小聽客。下次不要走來走去，要坐著乖乖地聽”。他身上穿的衣服，我在寫這篇回憶的時候，仿佛又看見了。他穿的是圓領的汗衫，下身是一條黑香云紗的褲子，一條白綢腰帶束在中間。 他把腳移開了，我拿了彈子就走，一路奔回家，喊著：“我看見了、看見了！”家里人說：“看見什么了？這樣高興?！蔽艺f：“我看見了說書先生薛筱卿！”家里人又說：“你夜夜聽書、天天看見，有什么稀奇呢？”我啞口了。是啊，為什么呢？現(xiàn)在有了答案了。我看梅蘭芳先生的戲與在生活里見到梅蘭芳，這驚喜是大不相同的呀！ 第二次見到師伯，那是在我進了上海評彈團以后。有一天說，現(xiàn)在有著名老演員薛筱卿為大家表演，地點就在團里大廳里（即現(xiàn)在的鄉(xiāng)音書場）。大家都來了，擠得滿滿地。師伯唱的開篇的名字大家記不起了。我記得師伯唱的第一句是“日出東方一點紅”，字眼鏗鏘有力。真是金石之聲、繞梁之音，引得一片掌聲。當唱第二句“社員出工我出工”，招來一些笑聲。評彈演員喜歡插科，不知是誰說了一句“早晨應該的，我也在早晨”。不好了，滿堂哄笑。我見師伯懷抱琵琶，坐在那里紋絲不動，大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之態(tài)，真是老到家了。一曲終了，掌聲似炸雷一樣，可見是人人佩服。 第三次見到師伯是在“十年”以后，我先生魏含英到上海，我陪他到陜西路紅房子吃西菜。飯后，先生說：“走過去不遠，去看看你師伯去”，我們兩人往前走，到永嘉路就是師伯家了。師伯住在二樓，我們兩人直上三樓。我一見之下，大吃一驚，師伯原來是個壯實的人，給人以一種結實的感覺，今天一見，師伯的人縮小了一圈，人瘦了，也矮了?；菥f，師伯患糖尿病已多年了。他們老弟兄見面當然分外熱情，在談話中師伯把生死兩字看得很輕，有一種視死如歸的氣度。當分手時，先生再三不要他送，他還是送至樓頭。先生大概有按不住的眼淚，急急下樓。我跟在后面，到扶梯拐彎處，回頭一看，師伯還在揮手。誰知這一看竟是永訣！人生苦短呀！望大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