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jù)，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tǒng)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tǒng)的回答。大一統(tǒng)漢初實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經(jīng)濟發(fā)展很快，出現(xiàn)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時代出現(xiàn)了吳楚七國之亂。統(tǒng)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分裂的危險。景帝時任博士的董仲舒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tǒng)一的政權，防止分裂割據(jù)的局面出現(xiàn)。董仲舒從儒學經(jīng)傳中尋找統(tǒng)一的理由，他從《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統(tǒng)"。董仲舒就根據(jù)《公羊春秋》的記載，提出了"大一統(tǒng)"論。這就是董仲舒所要設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他根據(jù)'大一統(tǒng)"的普遍法則，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統(tǒng)"的論點。

主要思想有以下四點：

第一，針對中央集權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tǒng)”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

　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p>

第二，針對加強君權需要，提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

　　他說：“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薄坝^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倍偈娴睦碚撜J為，一個國君的統(tǒng)治是由于天命，這就為君王行使皇帝的權威有了合法的根據(jù);但同時又對君王的權威施加了某種限制：皇帝必須時刻注意上天的喜怒表現(xiàn)，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漢朝的皇帝和此后歷朝的皇帝，每逢天災時，都程度不等地要省察自己執(zhí)政的表現(xiàn)，刻責自身，謀求改進?！疤炝⑼酰詾槊褚?。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賊民者，天奪之?！?/p>

第三，針對土地兼并現(xiàn)實，進一步發(fā)揮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

　　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官僚、貴族、侯王憑借封建特權，對土地進行大規(guī)模的掠奪，種種違法逾制行為十分嚴重。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階級矛盾日益劇烈。他進一步發(fā)揮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提出“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塞兼并之路”，國家對百姓“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和廢除鹽鐵官營主張。這在當時對減輕國家對農(nóng)民的剝削和壓迫，節(jié)約民力，保證農(nóng)時，使土地和勞動力有比較穩(wěn)定的結合，以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鞏固大一統(tǒng)的封建國家，有進步意義。

第四，針對為人處世標準，提出“三綱五?！?，提倡孝道。

　　在此之前，儒家認為，社會是由五種倫常關系組成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董仲舒從中選出君臣、父子、夫婦三項，稱為“三綱”。董仲舒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神學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說為理論基礎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倫理思想體系。他認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現(xiàn)，“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為此，他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即三綱五常。三綱是社會倫理，五常是個人品德。綱常就用以泛指道德和道德規(guī)范。人的自然發(fā)展應當依循道德規(guī)范的方向，而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內涵。他大力提倡孝道，認為孝是天經(jīng)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