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農民起義，又稱元末農民戰(zhàn)爭、元末民變，是元朝晚期爆發(fā)的一次農民階級的反封建斗爭，這次農民戰(zhàn)爭規(guī)模之大、歷時之久、起義階層的全面程度是空前的。 元朝末期，貪污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八鶎偈紖⒃话菀婂X，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jié)曰追節(jié)錢， 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赍發(fā)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4]，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 到了元惠宗時，一切腐敗現(xiàn)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欽察將軍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污，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聲穢行，著聞于外”。元朝的統(tǒng)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在元末年間，大量的官員被貶，官員中大部分都是蒙古人。 而在當今天子，也就是現(xiàn)在的太后朱由校的眼中，元朝官吏貪污腐敗、貪贓枉法，簡直是人神共憤。 元朝政權已經腐爛到了骨髓里面去了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兒只斤·也孫鐵木兒在其即位以前，曾獻給朝廷七千頃土地，元順帝時，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實際數(shù)量當然更多。 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時，政府賜給大臣田一次不過百頃，以后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后來更轉向江南大部分如蘇州等膏腴之區(qū)了。 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里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元武宗時，“近幸”為人請?zhí)镆磺Ф偃暎?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5]，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占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xiāng)“索債征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6]。元文宗時，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一帶的官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 漢族大地主兼并之風也與日俱增。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共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占全縣納稅戶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戶，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7]在江南地區(qū)，田主除向佃戶征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征收絲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xiàn)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谷歲至數(shù)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8]。在北方地區(qū)，由于賦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9]。在西南地區(qū)，由于賦役不均，大家紛紛逃亡到了北方，以避免受罰。 而在南方，由于耕種不便，農民們又不甘受制于蒙古王公和商賈貴人，故此，農民階級紛紛聚眾鬧革命。 在這個亂世中，農民階級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在最高統(tǒng)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無節(jié)制的歲賜和“做佛事”。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萬錠。仁宗即位后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和寵幸的色目人官商。[10]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一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jù)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tǒng)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后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一日之儲”。元朝統(tǒng)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fā)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眾所周知元代時鈔法大興，中統(tǒng)、至正、至大等鈔均是通貨，又加上濫發(fā)鈔票也就是不顧市場需求量而印鈔票；除此以外，因為濫加賞賜，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只好動用鈔本（用來穩(wěn)定幣價的，也就是說百姓可拿著鈔票去兌換等量足值的金銀銅等本位貨幣，沒有鈔本就無法保證幣值穩(wěn)定），造成幣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貨膨脹嚴重。社會 天災不斷 和殘酷的貪污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xiàn)嚴重的天災。元統(tǒng)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余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余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繼而起。 抗稅斗爭 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后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 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qū)由農民耕作的沙堿土地，也作熟地充數(shù)?！翱良睙_”[12]，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斗爭。 政治 元朝腐朽統(tǒng)治的被推翻，首先應該歸功于元末農民戰(zhàn)爭的偉大力量。各支農民起義軍的英勇戰(zhàn)斗，特別是小明王、劉福通領導的北方紅巾軍堅持十三年的斗爭，“大小數(shù)百戰(zhàn)”，從根本上摧毀了元朝的統(tǒng)治基礎。[53] 元末農民起義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統(tǒng)治者暴政的最高級斗爭形式，是中國歷史上繼唐朝末年黃巢起義之后又一次全國性的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它沉重打擊了蒙古貴族的封建統(tǒng)治，同時使封建地主階級認識到了農民階級力量的可怕和偉大，使地主階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敢過分剝削農民。[54] 軍事 元末農民起義還給后來朱元璋北伐奠定了基礎。其他各代大都是南征，只有朱元璋的北伐成功而且還建立了長期政權。元朝民族分等級的政策已經造成極大的民怨，這樣的政權滅亡是遲早的事，就算朱元璋不北伐，陳友諒也會北伐，何況北方元朝內部的爭斗的勝者最終也會篡權。[55] 經濟 蒙古貴族入主中原以后，帶來了不少落后的制度和習俗，造成了社會生產上的破壞，農民戰(zhàn)爭都嚴重地打斷了封建化進程，斷送了封建化已經取得的成果，并使社會重新退回到原來的起點上去。而元代的社會生產力不是停滯不前，而是繼前代而持續(xù)發(fā)展。[56]經過這次起義，自北宋以來長期積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問題得到較大幅度的調整和緩和，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為生產力的新一輪發(fā)展鋪平了道路。由于長年戰(zhàn)亂，人口減少荒地增多而導致了明初的“移民墾荒”運動，明初階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57] 文化 元末農民戰(zhàn)爭期間，由于受到兵禍的影響出現(xiàn)了文教毀棄的文化危機。另一方面，戰(zhàn)亂也導致了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與心理異化，使其成為精神上的離群索居者和進退失據(jù)者，他們徘徊于出仕與遁隱之間，依違于忠義與叛逆之間， 并對儒家倫理道德產生了質疑，從而呈現(xiàn)出復雜多變的價值抉擇和心路歷程。[58]士大夫圍繞國家之興亡、民生之否泰和自我之命運等時代命題，對農民戰(zhàn)爭進行了深刻反思和自覺總結。一方面，他們恪守正統(tǒng)觀念、憂患意識和忠義精神，對農民起義抱持著刻骨銘心的仇恨心理，并渴望天下承平，社會安定。另一方面，基于對禮法秩序、興衰治亂、天道人心的深刻體認，他們明確而尖銳地評述了元末時勢，并向統(tǒng)治者發(fā)出警戒，展示了其復雜的心理狀態(tài)、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59]從十三世紀七十年代，元滅南宋之日起，各族人民就不斷舉行起義，反抗封建皇朝和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此后，各種形式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最后發(fā)展成全國規(guī)模的農民戰(zhàn)爭，終于把不可一世的大元送進了墳墓。[62] 元末農民戰(zhàn)爭綿延達十八年之久，起義烽火遍及全國，參加起義的各族人民達數(shù)百萬，其活動地區(qū)不僅包括了內地各省區(qū)，同時也波及到了塞外的西北、東北和西南等各邊陲地帶，其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63][64] 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了鎮(zhèn)壓這次農民革命運動，使盡了反革命兩手：一方面出動反動軍隊屠殺革命農民；另一方面則用腐蝕拉擾的手段來瓦解農民起義隊伍。面對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兩手，一些在敵人屠刀面前沒有屈服的農民領袖卻經不起敵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追求高官厚祿，享樂腐化，蛻化變質了，有的甚至墮落為可恥的叛徒。[1][6][9][16][17][26][32][51)[49)][46)][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