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文明的演化是創(chuàng)造性的，這意味著文明的演化過程包含著多次的本源，或者說，歷史在不同時間段里有著多輪的階段性本源發(fā)生。

因此，歷史學家試圖理解創(chuàng)造了文明奇跡的那些階段性本源。雖然得益于歷史和考古，但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仍然是個未解之謎，文明在歷史中總有一些難以解釋的“突然飛躍”，類似于生物演化的那些難以解釋的突變。

雅斯貝斯提出的“軸心時代”廣為人知，雖然提出了重要的歷史問題，但以軸心時代來描述文明的集體飛躍并不太準確。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埃及文明不僅在時間上早于軸心時代，甚至在許多技術上也優(yōu)于后發(fā)兩千年的軸心時代。兩河文明發(fā)明了世界上第一種文字、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典和第一個城市。

如此奇跡難免使一些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疑心其他文明或許都從兩河文明學到了許多技術和知識。就中國而言，文明的關鍵發(fā)展時期是商周，雖然晚于兩河文明，但也早于軸心時代，那時發(fā)展了文字、成熟的青銅技術、《易經(jīng)》和“天下”制度，還有世界上最早的編年史。

其中，《易經(jīng)》奠定了中國三千年來的思維方法論，西周的“天下”理念成為中國的精神原則，而歷史意識則使中國生成了以史為本的文化。

《易經(jīng)》思維、“天下”精神和歷史視域這三種思想資源比孔孟的倫理化思想更為深刻，也更少時代性的局限。對于現(xiàn)代社會條件和未來的人工智能世界，儒家的部分觀念已失去了當代性和普遍性，而易經(jīng)、“天下”和史學卻不僅仍然具有當代性，而且與互聯(lián)網(wǎng)和人工智能的系統(tǒng)性以及復雜科學的整體論具有思維上的一致性而具有未來性。

當然，這里絕不是要貶低軸心時代的成就，盡管軸心時代的概念對于兩河流域和中國都不太準確，但至少對于歐洲是十分貼切的。

古希臘發(fā)明了邏輯(亞里士多德)和公理幾何學(歐幾里得)，這兩項無與倫比的成就是后世科學的基礎，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為過。而羅馬的法律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種成熟周到的法律。

盡管由于缺乏足夠的實證材料而難以理解文明的初始本源，但文明發(fā)展的秘密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始終在場的天道。誠如孔子所言，天自己不言，但天已經(jīng)將天道顯示在萬物萬事的運行中。“顯示”意味著非邏輯的經(jīng)驗性，因此可能有不同的歧義解釋。但是天道自有其可循之蹤跡。

首先，天道必定是關于萬物存在的秘密，如果一個原則與存在無關就只是主觀的價值選擇，屬于“意愿”之事而與“真理”無關。存在已經(jīng)存在，沒有疑問，所以存在本身不是秘密，存在的秘密只在于“如何才能繼續(xù)存在”或者“存在何以永在”。對此的存在論反思等于去反思任何一種存在的存在條件。

我曾經(jīng)論證了天道的一個存在論原則就是“共在先于存在”，即共在是存在的必要條件。一個基本理由是：任何存在的存在條件必定是其他存在，換句容易理解的話說，任何事物的存在條件必定是另一些事物所以存在必定是互為存在條件的所以萬物。的存在必定互為存在條件。如果不存在其他事物一個事物就失去存在的“環(huán)境”甚至失去所在的時空所以在存在論上說共在是存在的條件或在邏輯關系上說共在先于存在(共在先于存在)。。

簡單地說，存在必是共在。共在必是互為存在(跨文明)(跨文化)狀態(tài)——這兩個說法含義相似?？缥幕歉Ｓ玫恼f法。而跨文明是個容量更大的概念，針對這里討論的問題，跨文明更為合適，這里需要略加解釋“文明”與“文化”的概念差異。

文明的概念大于文化，并且包含文化。一種文明往往包含不止一種文化，文明強調(diào)的是有著“可通約”指標的人類成就，特別是在技術上可衡量的人類成就。即技術、知識和理性構成的思想世界文化。主要指的是不可通約的人類成就，即屬于價值觀、信仰、文學藝術等構成的精神世界。應該說“可通約”標準也存在著含糊性，一般以“理性”作為約束條件。但似乎并不充分，對此我愿意補充一種在經(jīng)驗上可觀察的指標，可通約的文明，在時間上表現(xiàn)為始終有效，在空間上表現(xiàn)為異地。有效。就中國思想而言，易經(jīng)的變通方法論(在函數(shù)上合理)、和諧原則(存在論上最優(yōu)并且符合風險規(guī)避原則)、仁義原則(符合對稱性原理)就屬于普遍有效的文明成就。

即使異地使用，同樣有效，但儒家之三綱或男尊女卑之類就不是文明而只是一時之文化甚至違背生物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