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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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文章《皇帝見識過歐洲燧發(fā)槍，為何還讓清軍裝備火繩槍，看文物就懂了》中，評論區(qū)不少看官對清軍的核心戰(zhàn)力提出質疑，認為曾經(jīng)的清軍能大殺四方，靠的并非是清朝皇帝自己說的“騎射立國”，而是依靠重步兵大殺四方。那么清朝軍隊的核心究竟是步兵還是騎兵，清朝的皇帝們?yōu)楹斡诸l頻強調“國語騎射”呢？

首先要說的是，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認為后金是非騎射而是靠步兵觀點的源頭是徐光啟的那句“奴之步兵極精，分合有法；而談東事者但以為長于弓馬而已?！?/p>

但其實這是典型的讀書讀一半，因為徐光啟的原話還有一句“奴酋積強久練、步騎俱精”，總結發(fā)言是“奴眾數(shù)萬皆久練之卒?！本拖窭溲兄敖榻B過的，17世紀東亞，唯一認真搞軍隊建設的政權統(tǒng)治者就是努爾哈赤。

其實，徐光啟是對明朝人說，你們都說后金騎兵厲害，但他們的步兵一樣也很厲害，關鍵是他們注重軍事訓練。而不是什么一些網(wǎng)絡上曲解的“后金騎兵不厲害，只靠步兵”。

在薩爾滸之戰(zhàn)到努爾哈赤入寇遼東這一期間，后金的重步兵的確在與明朝的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后金騎兵在這一時期，就屬于無關緊要的次要角色，實際上正是以努爾哈赤為首，后金統(tǒng)治者和將領們對作為機動力量的騎兵“行動迅速，運用自如”，才在薩爾滸之戰(zhàn)中完成了對明軍各點擊破。

當然，這里還是要說明的是，建州女真向后金建國的過程中，由于建州地區(qū)所產戰(zhàn)馬數(shù)量有限，因而建州女真的軍隊在正面作戰(zhàn)時，往往有賴于“步兵驟進……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脅”。但隨著后金建立后，建州女真完成對畜牧業(yè)為主的海西女真、蒙古一些地區(qū)的征服，后金/清所擁有的戰(zhàn)馬數(shù)量開始不斷增加。

以至于，當時在中國經(jīng)歷了明清易代的耶穌會傳教士衛(wèi)匡國，在他的《韃靼戰(zhàn)紀》中，將清軍對于明軍勝利，認為是清軍的騎兵和漁獵民族的生活方式，共同為軍隊帶來的高機動性。

在入關后，騎兵對于清軍的重要性，也可以從在八旗軍隊中的占比和訓練中窺知一二，在康熙年間，當時的八旗甲兵中，滿蒙軍每佐領麾下騎兵為“撥什庫六名，馬兵四十名”，與之相比，步兵規(guī)模則只有“步軍撥什庫二名，步兵十八名”。八旗甲兵漢軍的騎步比例也與滿蒙軍相近，為“每佐領設撥什庫四名，馬兵三十名。步軍撥什庫一名，步兵十二名”。

除此之外，康熙年間各地駐防的八旗中，騎兵占比基本維持在了80%左右，少數(shù)如西安的駐防八旗，騎兵占比更加夸張，其“領催二百四十名，驍騎四千三百六十名”，而步兵連同炮兵只有“炮手一百名步兵五百名”。

在訓練上，雖然八旗軍一步步走向文恬武嬉是眾所周知之事，但是在剛剛入關時，八旗的訓練還是值得稱贊。比如曾到過北京的日本遇難海商所寫《韃靼漂流記》中描述八旗的訓練：“在北京每天都能看到練習弓箭的人，他們在馬上射箭，距離靶十間、二十間遠都能射中”。為了能夠保證這一戰(zhàn)斗力能夠長期維持，從順治帝開始，便制定了“每月習射”的制度，到康熙年間，更是要求八旗中“考試舉人進士，亦令騎射”。

另一個能反向證明清朝對于騎兵仰重的，便是清朝馬政和龐大的馬匹保有量。除了場外的多個大型牧場，清朝在內地，包括在保定、滄州、德州、河南、西安等內地建立大量馬場，甚至在過去宋明時期，被認為不適合建設馬場的安徽太平府、杭州、荊州、福州、廣州等地都建設了牧場。

而作為清代馬政中的大象，清代在蒙古草原地區(qū)的馬場，在清代前中期維持的馬匹數(shù)量堪稱恐怖。比如在康熙末期，大臣馬齊、張玉書、陳廷敬在視察口外牧場后，匯報當?shù)亍敖窨谕怦R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余萬”。

而根據(jù)《欽定八旗通志》記載，清朝光是由太仆寺掌握的額定馬匹“左右兩翼各牧場掌於上駟院者，上都達布遜諾爾等處，各牧場馬數(shù)計二十萬有奇”，而分散在內地各省的馬匹“八旗官馬直省牧馬營馬，數(shù)亦二十余萬有奇”。

綜上所述，清代的八旗加以騎兵之銜還是名至實歸，加之八旗本身也是清代政治和軍事的核心，因而將騎兵稱之為清朝軍隊的核心戰(zhàn)力，也并無問題。甚至不只是八旗，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都是步兵炮灰的清代綠營，其中也有相當規(guī)模的騎兵馬隊，清朝對于騎兵倚重可為不言而喻了。

不過既然清代如此重視騎兵，那為何清代騎兵卻越來越拉呢？究其原因，除了對八旗的管理松懈、武藝荒廢等原因，還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那便是以乾隆十全武功為首，大量戰(zhàn)事對清朝騎兵優(yōu)質兵源的過渡損耗，以及清朝馬政也經(jīng)典復刻般走向荒廢。

由于八旗制度本身的世兵制屬性，往往軍隊的作戰(zhàn)技藝、指揮方式等等，都依賴于家族式的傳承。換言之，在此種情況下，一旦在短時間內損耗了大量兵力，即使之后可以通過遞補的方式恢復兵力，但家庭傳承的作戰(zhàn)技藝出現(xiàn)的中斷，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軍隊戰(zhàn)斗力的斷崖式下跌。

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戰(zhàn)后，明朝曾經(jīng)威震東亞的京師三大營，迅速淪為明朝軍事力量的邊緣角色。同樣的，在清朝雍正年間，京營八旗的大量精銳，在和通泊之戰(zhàn)遭遇毀滅性覆滅后，京營八旗也成為清朝笑話的源頭。

而同樣的情況也幾乎發(fā)生在各地的駐防八旗身上，尤其是乾隆年間，由于乾隆帝用大力出奇跡的方式打出了自己的十全武功，這導致各地駐防八旗也無法逃脫被抽調大量兵力，然后戰(zhàn)死沙場的結局。

但如果說這些關內八旗，還有漢地的物質保證，讓他們能夠恢復人口的話，作為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首席打手，以“風庵電擊，耐苦習勞，難櫻其銳”著稱的索倫人，他們的命運就要悲慘的多。

在清軍入關后，為了彌補東北地區(qū)的兵力不足，清朝將大量散居在黑龍江和外東北的漁獵民和游牧民族，招募到腹地組成“新滿洲”，后來為清朝浴血奮戰(zhàn)的索倫人也在此行列。相對于入關后逐漸戰(zhàn)力下滑的八旗兵丁，生活在東北，過著貧困生活的索倫人所擁有的高超騎射技藝，讓清朝的君主們相信，索倫兵的戰(zhàn)斗力正是源自他們原始的漁獵生活。

這一觀點導致清朝對索倫人的經(jīng)濟活動進行刻意打壓，尤其是在知道索倫人生活困苦的情況下，禁止索倫人自行開荒墾田（但索倫人需要參與清朝在東北的公田耕種），迫使他們在俄國低價毛皮嚴重沖擊清朝毛皮價格的情況下，依然只能靠狩獵維持生計。

在清朝頻繁征調和艱難生計雙重打擊下，原本就數(shù)量有限的索倫人，到晚晴時期已是“官弁兵丁效命疆場者，十居七八，生還故里者，十僅二三”，索倫人作為清朝仰仗的優(yōu)質兵源也就此枯竭。

最后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清朝馬政的衰敗，與兵源問題一樣，乾隆年間的大量戰(zhàn)事對當時清朝官方和民間的馬匹，甚至連同驢、牛、騾等多種駝畜的保有量都產生極大消耗。尤其是多次對緬甸的戰(zhàn)爭，南方各地馬場的馬匹保有量都遭到極大損害。

更為嚴重的是，從乾隆末年開始，隨著政治腐敗、管理松懈等問題加劇，全國各地馬場都出現(xiàn)了因管理不善導致的馬匹數(shù)量銳減。最終到了晚清，就連咸豐帝自己也感慨“聞甘肅一省存營之馬不及其半，該省系產馬之區(qū)，尚且如此，他省可知”。

就像清軍為了彌補南方八旗和綠營戰(zhàn)力不足，不得不放權于漢族士大夫組建團練一樣。清朝為彌補自身八旗優(yōu)質兵源和戰(zhàn)馬的枯竭，也不得不用政治權利拉攏蒙古王公幫自己剿滅北方太平軍和捻軍。只是隨著八里橋之戰(zhàn)中，英法聯(lián)軍的火炮和錫克騎兵，將來自科爾沁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打的全軍覆沒，清朝騎兵橫行東亞的歷史，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文獻參考

《皇朝通典》

《皇朝文獻通考》

《清實錄》

《清史稿》

《欽定八旗通志》

《盛京通志》

《安南紀略》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

昭梿《嘯亭雜錄》

衛(wèi)匡國《韃靼戰(zhàn)紀》

園田一龜《韃靼漂流記》

段琳娜《清代射箭運動研究》

牛貫杰《清代馬隊與銘軍剿捻之運用》

姜維公《中國東北民族史》

謝健《帝國之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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