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科院自動化所、電子所和計算所，去這幾個所工作的話待遇和發(fā)展有沒有大的區(qū)別？

如題。如有可能，希望能詳細介紹一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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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戶

轉載一篇2000年的文章《痛苦的裂變》，看聯(lián)想怎樣一步一步垮掉的，看我們怎樣一步一步落后的……… 　　

令人驚訝的是，這篇曾經轟動一時并在網上流傳甚廣的文章《痛苦的裂變》，如今用世界上最好的搜索引擎居然再也搜不出來了。我們發(fā)表此文，僅在于讓它在互聯(lián)網上能夠重現(xiàn)。因為，互聯(lián)網之大，完全應該能夠容得下這樣一篇探討產業(yè)和企業(yè)問題的文章。

要找這組報道相當不易，許多人問我要，搜也搜不出來，因為當年的網站幾乎都將它刪掉，而且從根目錄里刪掉了。能搜出來的恐怕只有評論，和激烈的批評。

不過必須要聲明的是，相關的新聞主管部門從未像任何一個新聞媒體發(fā)布指令說：不許轉載這篇報道，或者不許登載贊同它的文章。2000年1月14日的《南方周末》便以整整2個整版的篇幅，以《聯(lián)想與計算所始亂終棄？》對它進行了轉載。當然，1月17日，周一，中科院立即召集了一個大型的新聞發(fā)布會……此后，的確，會議的批評精神被一些乖巧的媒體傳達到了許多的地方。然而，所幸的是，在這之間，《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始終保持了公正而冷靜的態(tài)度。硅谷著名華人評價家雁鳴稱其為“IT業(yè)界第一次焦點訪談”，在前Chinabyte宮玉國、劉琪、龍利平的主持下，紐約著名評論家米阿侖，國內獨立評論家閔大宏、孫堅華和張西明等人，均撰文高度評價了由《計算機世界》總編輯劉九如所策劃的這組大型報道，方興東也在1999年及2000年的大盤點中多次表達了對《計算機世界》的支持。

柳倪之爭從篇幅而言，在這組報道中最多僅占1/5的分量。一些高聲的斥責其實主要針對的是專題中另外的一部分內容。對于此，我覺得時間、實踐本身還有這樣2篇文章應當足以做出最好的回答——《解剖美國力量的核心》、《江澤民接受美國《科學》雜志獨家專訪》。 ——作者注于2003年2月22日

痛苦的裂變 本期特別報道目錄

聯(lián)想集團該不該領導計算所………A18版

中關村大事值得思考………………… A18版

李國杰院士能不能改變現(xiàn)有的氛圍…A19版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版

纏繞的痛苦與委屈A20版

重返“象牙塔”…………………………A21—A23版

科學家終將絕跡？……………………A24版

本期特別報道由劉九如策劃

所有文章由本報記者蔣勝藍采寫

引言

　　世紀末風云突變，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再起波瀾。1999年12月28日，中國科學院嚴義塤副院長再次來到了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在計算所南樓3層一間陳舊的教室內，面對計算所百余名技術骨干人員,中科院高技術管理局桂文莊局長首先宣布了中科院院部的最新決定：正式免除高文任期僅一年的計算所所長職務，任命李國杰院士接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一職。其實，僅僅在一年以前，仍舊在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6號大院，嚴義塤副院長曾經在這里喜洋洋地宣布了中科院對計算所和聯(lián)想實施重大改革的決定，并幾乎與此同時，宣布任命年輕有為的高文博士擔任計算所所長職務。

　　在當時中科院的改革方案當中，計算所被并入聯(lián)想集團，成為聯(lián)想的中央研究院，高文兼任聯(lián)想中央研究院院長。有媒體稱，聯(lián)想“鯨吞”了計算所。當時的輿論幾乎不加思索，均對中科院此舉報以熱烈的掌聲。本報亦拿出10個整版對此事進行了深入報道。然而，僅僅相隔半年，聯(lián)想忽然宣布成立了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傳言其“拋棄”了計算所，后者不得不重新回到中科院的懷抱。剛上任半年的高文所長提交了辭呈……12月28日，傳言的可靠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證實。嚴義塤副院長指出，高文博士仍舊是一位很不錯的同志，將來如有可能，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還可以到中科院別的所去擔任所長職務。桂文莊局長則詮釋到，之所以會出現(xiàn)今天的情形，主要緣于研究機構與企業(yè)之間的文化差異，導致溝通出現(xiàn)了問題，以高文博士為中心的上一屆領導班子對中科院領導的意圖領會不夠，所以才走了彎路，但愿李國杰院士能夠帶領計算所重現(xiàn)往日的輝煌。

　　同日，計算所的唐志敏研究員告訴記者，早在1994年，中科院便委托聯(lián)想對計算所實施了企業(yè)化管理，柳傳志兼任計算所所長。兩年以后，中科院特別委托一家社會中立調查機構，對此事進行調查。計算所大部分員工認為，聯(lián)想對計算所的企業(yè)化管理不僅無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負面影響。或許，聯(lián)想與計算所短暫“婚姻”破滅的禍根其實早已埋下。不同的是，宣布“結婚”之日，“新人”曾興沖沖地向傳媒界大聲地宣告了這一喜訊，但今天“離婚”之時，中科院計算所關起門來，聲稱拒絕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

　　早在半年以前，有關聯(lián)想與計算所的各種傳言其實早已在業(yè)界漫天飛揚。人們對中國的頂級企業(yè)——聯(lián)想，為什么如此迅速地“拋棄”中國的頂級研究所深感詫異。難道中科院有關計算所的改革被證明已然失?。磕敲词〉脑蛴质鞘裁?？中科院原先有關計算所發(fā)展的一些構思是否全盤拋棄？現(xiàn)有計算所準備如何運作？聯(lián)想中央研究院有什么新的想法？對此變化，中科院怎么說？聯(lián)想集團怎么說？高文怎么說？李國杰怎么說？

　　這一選題涉及到科研體制改革，涉及到企業(yè)的技術創(chuàng)新，也涉及到技術與市場的關系。透過如此深邃而嚴峻的選題，我們隱隱地洞悉到了國內外IT產業(yè)發(fā)展的脈絡。從報社的高層領導到普通記者，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了自己肩負的責任。中關村為什么“無高科技”？中國什么時候才能夠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高科技？到底是科學家還是企業(yè)家更多地推動著這個產業(yè)的發(fā)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協(xié)調二者之間的關系，才真正有利于推動我們的事業(yè)？……早在1999年10月中旬，本報便特別派出了記者跟蹤這個選題，然而，從聯(lián)想、李國杰到高文博士，幾乎所有的當事者，面對該話題皆諱莫如深。采訪中我們真切的感受到了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壓力，幾欲放棄……然而，正當我們躑躅于艱難徘徊的關頭，來自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和許多普通的科研人員，甚至包括聯(lián)想內部的員工，紛紛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向我們提供了熱切的支持與鼓勵。有時，我們甚至感到了鞭策。在前不久的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論壇會議上，有位專家點著本報總編輯劉九如的名直接問：《計算機世界》報我每期都認真翻，但就是沒有看到中科院計算所最近突變的報道，為什么?其實，正當彼時，本組特別報道業(yè)已脫稿……面對眾多期冀的目光，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肩負的責任。

　　在此，竭誠地奉獻我們通過艱辛的勞動所得到的思索的果實。這些報道的發(fā)布，有可能引發(fā)熱烈的爭論，這正是我們期望的。因為我們相信，只有更加自由、廣闊而健康的思考與爭論，才能夠撞擊產生更加富于價值的智慧。愿智慧的靈光照耀我們共同的事業(yè)的前程……

聯(lián)想集團該不該領導計算所（A18）

　　據悉，根據中科院的最新精神，李國杰擔任計算所所長之后，聯(lián)想集團在計算所管理理事會當中的成員仍為3名，仍占據重要的發(fā)言權，所長必須聽命于理事會，聯(lián)想仍為計算所的“行政領導成員之一”。

從奴隸到將軍

　　從1984到1991年，聯(lián)想集團一直是計算所的全資子公司，屬國有民營性質，計算所系聯(lián)想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計算所的所長一直擔任聯(lián)想的董事長，這一段時期，計算所是聯(lián)想毋庸質疑的領導。1991年以后，聯(lián)想劃為院管公司，計算所45％的股份劃歸中科院，中科院持有聯(lián)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為聯(lián)想職工持有，聯(lián)想集團員工個人在這35％中具體的持股方案，至今未獲批準。有些計算所員工質疑中科院收回計算所45％股權的做法是否合法。對此，中科院嚴義塤副院長在1998年歲末的一次公開講話中聲明，國有研究所的資產及其投資的企業(yè)的產權屬于國家,國家授權中國科學院管理其所屬研究所及其機構的資產。科學院也委托計算所管理其特定的資產。聯(lián)想集團是國有民營企業(yè),不是計算所的集體企業(yè)。中科院收回其股權,是為了保證聯(lián)想集團在更高層次上發(fā)展。這實質上意味著計算所和聯(lián)想集團之間在產權上已經毫無瓜葛。聯(lián)想屬于院管股份制公司，而計算所屬于中科院下屬的國有研究機構。雖然1995年至1998年歲末，中科院委托聯(lián)想對計算所實施企業(yè)化管理，聯(lián)想集團總裁柳傳志擔任計算所的所長，但是計算所幾乎全部的科研經費仍然來源于國家撥款。

　　去年年初計算所改革以后，實施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事會領導制度，由于聯(lián)想在理事會中占據了40％的席位，聯(lián)想由此從計算所的下屬公司晉升為計算所的行政領導。

迅速破滅的“婚姻“泡沫

　　1999年高文領導的計算所科研經費當中，有20％純屬由國家投資的研究項目，因此聯(lián)想與計算所的研究人員之間很難發(fā)生沖突；但哪些是屬于應由聯(lián)想投資的項目，哪些是屬于應由國家投資的項目，則很難有不發(fā)生歧義的領域。一方面，計算所一些被訪問的研究人員抱怨聯(lián)想總是說話不算數(shù)，該投的錢最終卻沒投，一些項目聯(lián)想本不應擁有發(fā)言權，但聯(lián)想卻硬要發(fā)言；而聯(lián)想也深感無奈，認為自己的投資并未完全圍繞自己的市場指揮棒轉，效益不高。聯(lián)想當然有權利為自己的投資爭取一個更加合理的投入產出比例。于是，聯(lián)想在完成與計算所轟動一時的“金玉良緣”僅僅半年以后，便迅速地蜷身而退，宣布成立完全聽命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計算所所長高文博士亦提交辭呈。轟轟烈烈的改革行動一波三折，未能如愿，令曾經為之喝彩的傳媒界和許多的IT人士甚感遺憾。

　　目前計算所共有3位院士，剛剛被聯(lián)想徹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從事有關核心技術的研究。李國杰院士是計算所國家智能機中心、曙光并行機項目的課題負責人，剛剛就任計算所所長；曙光機系國家863計劃重點支持的項目，其研究經費全部來源于國家科技部的撥款，近兩年來，研究費用已達到每年近3000萬人民幣的規(guī)模，為IT領域中最大的863項目；夏培肅院士從事高性能機理論領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經費大約為每年600萬元，全部來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計劃演變成的973計劃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夏培肅院士認為，計算所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一直是屬于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我們和聯(lián)想毫無關系！”70余歲、德高望重的夏培肅院士堅定地說道。在日前為本報撰寫的新年專稿當中，夏院士再次強調，高性能機研究應屬國家行為，而絕非市場行為。

　　曾經成功研制出我國第一臺電子管和晶體管大型計算機的中科院計算所，其聲望與研究水平在我國IT業(yè)界一直首屈一指，聯(lián)想作為一家主營低端產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備對國家戰(zhàn)略性、前瞻性、基礎性IT研究項目進行長期投資的能力。事實上，聯(lián)想也從未對計算所的該類項目進行過投資。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經濟上，聯(lián)想從未有能力“鯨吞”計算所。 聯(lián)想今天提出建立完全屬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拋棄”了計算所，應為當初匆忙結合導致的必然結果?；蛟S，這對于聯(lián)想自身和計算所而言，不啻為一件幸事。

既然分手，又何必再管我

　　分析者認為，這場婚姻的波折是由于新計算所領導體制混淆不清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在去年年初的一片喝彩聲中，許多人寄望計算所在聯(lián)想的領導下，能夠變成中國的貝爾實驗室或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既能夠為聯(lián)想提供短期的市場“炮彈“，又能夠為國家實施長期的基礎研究。然而，批評者認為，首先，計算所作為隸屬于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產權不歸聯(lián)想所有，聯(lián)想完全不應該在計算所的領導機構──理事會中，占據任何席位。除非中科院將計算所的產權完全交付聯(lián)想，否則，計算所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貝爾實驗室或者沃森研究中心。聯(lián)想的角色定位應當是作為計算所的市場顧問或者主顧，而絕非行政領導。聯(lián)想可以投資委托計算所為自己研發(fā)產品，也可以轉而委托別的研究所或者干脆自己開發(fā)產品，這完全取決于雙方的自主選擇。這應是一種市場行為而非行政關系，按照商業(yè)社會“客戶就是上帝”的理論，聯(lián)想完全可以充當“上帝”，享有絕對的領導權利，但其權限應當被嚴格限定在它在計算所所投資的項目領域，聯(lián)想并不能據此而進入理事會，這就好像你可以作為“上帝”選擇購買或者不購買IBM的產品或者技術服務，但無論你購買了多大數(shù)額的商品，均不意味著你可以成為IBM的董事，除非你有條件購買足量的股權。然而，計算所作為國立研究機構，屬事業(yè)單位，并無股權可言。一些業(yè)界人士則呼吁國家應當切實保護計算所作為獨立的國立研究機構的身份，大幅提升其在長期的、基礎性、高風險性、戰(zhàn)略性IT研究項目的撥款。國立研究機構的主要研究職能應同隸屬于企業(yè)的聯(lián)想研究院等機構的職能相互區(qū)別。此外，聯(lián)想作為一家企業(yè)，并沒有為國家戰(zhàn)略性、基礎性、前瞻性研究項目提供資金的義務，除非聯(lián)想認為這些項目具有可觀的市場前景，而聯(lián)想的經濟條件又可以承擔，或者聯(lián)想自愿為這些項目提供贊助。

　　事實上，聯(lián)想前不久已在計算所下屬的曙光集團公司占據了2000萬的股權；計算所每年的研究經費中將部分源于聯(lián)想上繳給中科院的利潤；計算所同時也需要聯(lián)想的市場活力。對此，反對者指出，在曙光公司中持有2000萬股權的除了聯(lián)想，還有深圳發(fā)展公司，正像深發(fā)展并不能據此而擔任計算所理事會領導職務一樣，聯(lián)想亦不能；聯(lián)想將利潤上繳中科院，系聯(lián)想與中科院的關系問題，中科院向計算所劃撥的研究經費，源于知識創(chuàng)新工程、還是聯(lián)想上繳的利潤、或者別的財政預算，完全取決于計算所與中科院之間的協(xié)調，與聯(lián)想完全沒有關系，正像假如中科院將聯(lián)想上繳的利潤部分返回計算所、部分劃歸數(shù)學所、部分劃撥其他的職能部門，但聯(lián)想并不能因此而向數(shù)學所或其他部門行使領導權利一樣，對計算所也不能；聯(lián)想如果需要委托計算所進行項目研究，其角色定位應為市場主顧或稱該項目的“上帝”，但并非行政領導。計算所研究項目的產業(yè)化應當通過有效的體制和暢通的市場途徑來解決，而并非僅僅依賴一兩家公司的眼色，譬如：大量的國內外風險投資基金的引入；前不久國務院剛剛批復的有關中關村高科技園區(qū)政策中，鼓勵技術人員自行創(chuàng)業(yè)，并承認技術股的股權；鼓勵高技術企業(yè)相互拆借資金；以及擴大高交會等促進研究機構、企業(yè)和風險投資基金相互溝通的會議頻度和規(guī)模等等。計算所作為中國最早的、實力最強的國立研究機構，應當為整個國內IT產業(yè)的發(fā)展提供思想庫、技術庫和人才庫，而不應當僅僅充當某一家企業(yè)的孵化器，部分研究人員認為，計算所應當和聯(lián)想保持適當?shù)木嚯x，在相互保持充分獨立性的前提下，加強合作。

中關村大事值得思考（A18-2）

　　1999年12月18日，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論壇在北京翠宮飯店舉行了別開生面的研討會，王選院士、汪成為院士以及來自中關村高校與科研機構的IT精英就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探討。研討會上，本報總編輯劉九如發(fā)言時提出：中關村今年發(fā)生的幾件大事，值得引起業(yè)界深入思考。由此大家展開了熱烈討論，現(xiàn)將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摘要刊出。

劉九如(《計算機世界》報總編輯)：

　　科研的長遠跟蹤和短期研究的問題，技術與市場相結合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但是今天討論仍然具有新的意義，因為1999年中關村發(fā)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這些問題有關系，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選教授被“逼宮”，尤其是中科院計算所的改革，這一切給我們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計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來構思得不錯，希望通過與聯(lián)想的合作，把聯(lián)想在短期市場研究的需求與計算所的長遠研究結合起來，并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長期的規(guī)劃，還公布了一個三者的比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的媒體進行了充分的報道，但不知道為什么不了了之。這里面可能有企業(yè)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問題，技術人員、科學家與企業(yè)家、商人的合作問題。但是我想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僅要要求科學家改變觀念，走出象牙塔，企業(yè)，像聯(lián)想這樣在IT領域有代表性的企業(yè)，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是否具備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在容納科學家的方面有沒有形成良好的氛圍，我覺得這個問題要特別問一下，因為國家的政策已經明確，我們國家的技術創(chuàng)新要以企業(yè)為中心，如果企業(yè)這個中心的技術創(chuàng)新氛圍沒有形成，或者企業(yè)家在與科學家、技術專家進行合作方面沒有形成有效的機制與良好的氛圍，技術創(chuàng)新就存在一些問題。

孫茂松(清華大學博士)：

　　計算所的改革是一種探索，但是目前看來這種探索不成功，為什么不成功?劉總編剛才提了一個非常好的議題，我還奇怪像《計算機世界》報這樣權威的報紙為什么不開展討論呢?(劉九如插話：中科院、計算所不接受采訪，也希望我們不要報道)。這些問題如果理不清楚，科研與市場的結合就難解決，體制問題也難以解決，我們就難以前行。

白碩(計算所博士)：

　　計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實不光是計算所，還有國家一些機關的信息中心，還有很多這類國有的研究機構。我認為“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也就是說這樣下去，長久不了?？傆幸惶鞎儯绻蛔?，人就會走掉，機構就會死掉，這也是變。目前計算所的現(xiàn)狀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大家看到的已經不全是工資高低的問題了，這是整個體制的問題。一切必須發(fā)生非常根本的變化。做這個行當?shù)娜耍灰斜臼?，你就拿股份，很簡單。在這樣的游戲規(guī)則下面，事業(yè)單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說得比較極端，但肯定就是這么一個結果。舊的體制嚴重地束縛了新興的生產力?？茖W院這種從事IT的研究所應該取消，研究部分應該歸大學。這種孵化器應該采用公司的體制，唯有這樣才能真正有競爭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計算所如果按現(xiàn)在這樣的游戲規(guī)則搞下去，我一點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會完蛋。計算所里面很多人現(xiàn)在急于創(chuàng)業(yè)，這是一個很深刻的矛盾，而聯(lián)想目前已進入成長階段，如果聯(lián)想不能以創(chuàng)業(yè)人員來對待這些人，那么這個事談不攏的?？赡茏詈蟮慕Y果，就是這些人集體出去創(chuàng)業(yè)。至于國家機關的信息部門，譬如信息中心，將來也要走產業(yè)化的道路，很可能會出現(xiàn)一種新型的服務行業(yè)，就是社會化的服務行業(yè)，由它來對國家機關的信息、基礎設施做統(tǒng)一的維護，而并不是說一個機構、一個部門自己養(yǎng)一幫這樣的人，這是絕對養(yǎng)不了的，也很難留住高水平的人。

孫育寧(計算所所長助理)：

　　剛才劉九如總編提到了計算所的問題，提到了科研機構與企業(yè)的合作問題以及技術創(chuàng)新問題。1999年中關村發(fā)生了很多事情，確確實實也引發(fā)業(yè)界人士深深地思考這些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是一個機制的問題，比方說我們講1999年年初計算所和聯(lián)想集團整合的這件事情，其實這本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從聯(lián)想的業(yè)績和在業(yè)界的地位，以及計算所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來看，應該是蠻匹配的，并且兩家早有淵源，最后這件事怎么會做成這個樣子呢？實際上還是體制的問題，怎么講呢？我們發(fā)現(xiàn)在做事情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部二部”(計算所改革后，設立了計算所二部，新的小計算所被稱為一部。——編輯注)的問題，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板是誰。扯遠點，魯迅先生最早致力于醫(yī)學救國，后來他發(fā)現(xiàn)靠醫(yī)學解決不了問題，我們中國現(xiàn)在實際上沒有真正從社會深處解決這些問題。聯(lián)想集團的產品線研究，以及計算所的基礎研究，我覺得從理論上來說，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實際上行不通。我們試圖通過建立一種全新的體制，擺脫市場和科研這兩張皮的問題，但最后又走進了另外一個怪圈。比方說給計算所定位的問題，定成了既為國家服務，既是一個國家的研究所，同時又是企業(yè)的一個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發(fā)展目標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國家的研究，國家說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但企業(yè)又是一個盈利團體，咱們企業(yè)現(xiàn)在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和發(fā)展問題，企業(yè)是為了掙錢，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與國家的長遠利益重合，這個時候就產生矛盾。產生矛盾的時候，結果就是“開打”，誰“打”過誰誰就勝了，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說到底，還是市場行為不規(guī)范，說白了，如果說這是一個純正的商業(yè)行為，大家誰都沒問題。如果既有行政參與又結合著市場參與，攪在一起，那就誰也說不清，最后出了問題沒有人負責，出現(xiàn)這樣一個局面，這是一個國家大環(huán)境的問題，為什么硅谷在美國能搞得紅紅火火，世界上130多個硅谷，為什么這么多硅谷都學不來美國硅谷的真諦呢？實際就是一個大環(huán)境的問題。美國硅谷從風險資金，直到企業(yè)的運作、大學科研，存在一個比較規(guī)范的市場運作機制，而我們現(xiàn)在根本沒有這套體制，我們總是割裂事物的某一個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亂墜。我們在走訪了美國硅谷的十幾家公司之后，發(fā)現(xiàn)其實有些技術，我們現(xiàn)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這種水平，但我們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做得這么好，因為他們有一整套的體制。

杜建華(聯(lián)想電腦副總經理)：

　　九如對企業(yè)的提醒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對聯(lián)想和眾多企業(yè)的氛圍還必須從另一方面來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學家能不能在聯(lián)想呆著的問題，或聯(lián)想能不能容納科學家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回答什么叫科學家？我很擔心，大家認為老實的就是科學家。其實不是，我覺得今天在座的汪成為教授就不是這樣的。只會埋頭苦干，只會做研究，不會交流就叫科學家，一旦會交際可能就不成為科學家了。聯(lián)想剛剛研制了天禧電腦，我不能說它的技術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這個天禧電腦的研究團隊，平均年齡絕對不會超過27歲，最大的也就是30來歲吧。那么他們算不算科學家？我認為他們一樣是科學家?？赡軅鹘y(tǒng)上他們不是科學家。

　　我認為體制有宏觀體制和微觀體制，宏觀體制我想大家都討論了，我也同意了，沒什么說的，可實際上，人可以通過改變微觀體制來改變一些事情。企業(yè)可以通過合理的激勵政策改變外部環(huán)境，否則事情就會做不下去。3年前聯(lián)想電腦公司已經開始實行自己內部的模擬股票方式，這種激勵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關鍵是自己做，通過改變自己的小環(huán)境來促進大環(huán)境的變化。

汪成為(工程院士)：

　　科學院的問題、計算所和聯(lián)想的合并問題，要想把這個題議論好的話，首先要了解中國，這比了解世界還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點，有關計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上層在要求變?，F(xiàn)在各級領導都在關注IT，國家領導人參加IT方面的活動越來越多，這就是機遇，至少不是上層不愿變。

　　自然科學基金委剛剛改組完，還有國家基礎研究發(fā)展規(guī)劃、基礎研究、863計劃，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在聽取匯報。還有若干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重中之重的國家重點項目，各個方面都在關注科研體制改革，各個方面都在關注IT的機遇，這個藍圖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夠構架得好，需要咱們共同來關心，替國家操心。

王選(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夠保證企業(yè)長勝不衰，產權問題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來就把產權明確，國外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現(xiàn)在我們?yōu)槭裁磿霈F(xiàn)技術專家和企業(yè)家的矛盾，我覺得這跟產權有很大的關系。

　　我想也許我應當反思，當初技術專家起家的時候就應該比較好地明確這個產權了，然后你就該有權，有了權才能干事?，F(xiàn)在反思，我的錯誤是當初我太不喜歡權了。到今天我又沒辦法，大家還得要我掌權，我現(xiàn)在權比任何時候都大，現(xiàn)在我不得不用好這個權。我的經驗和體會是，你是一個技術專家，你希望你的技術能變成成果或產品，你就選定一個人做你的老板。關于技術和市場的配合方面，關鍵是一上來就建立一個好的機制，機制問題特別重要(以上發(fā)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李國杰院士能不能改變現(xiàn)有氛圍（A19）

　　關于財富的夢想不僅誘惑著美國“象牙塔”中的學者，也同樣擾亂了中國人的視線。在中國，IT的產業(yè)化問題、產業(yè)與研究“脫節(jié)”的所謂“兩張皮”的問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yè)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而科學家則似乎被四處“放逐”。越來越多的教授，甚至于院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課題，轉而從事市場推廣工作。在中關村興起初期，沒有比“下海”更時髦的話題了，教授“下?！?、研究所“下海”、學生“下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上演被一些傳媒稱作聯(lián)想“鯨吞”又“吐出”了計算所這樣的肥皂劇。過分地強調走出“象牙塔”，將學術與產業(yè)的“兩張皮”過分地捏合，是否意味著一種短視？……

　　前些年，一貫擅長于制造新聞，引導輿論的聯(lián)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幾乎變成了民族IT產業(yè)的一面旗幟。柳傳志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幾乎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然而最近一年以來，無論聯(lián)想還是柳傳志本人，輿論開始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別樣的聲音。在今年3月的“維納斯”事件中，柳傳志、張瑞敏等國內企業(yè)巨子，首次被輿論指明道姓，公開斥責為“比爾·蓋茨的雇傭軍”。聯(lián)想首次開始被挖苦為“搬運工”、“裝配工”兼商人，民族英雄的形象首次被打了折扣。應當說，此后，聯(lián)想在這方面的表現(xiàn)仍舊是無可挑剔的，從聯(lián)想最近一年發(fā)布的新聞來看，聯(lián)想實際上已經有意識地開始提高了自身在產品研發(fā)方面的投入，聯(lián)想重新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并企圖與中國實力最強的計算機研究所攜手共行。聯(lián)想似乎也意識到了，在3C的時代，中國的企業(yè)有可能掌握信息電器領域的核心技術，不久前，聯(lián)想公開推出了其自行研發(fā)的掌上電腦，因特網電腦，特別是公開宣布已經自行投資擬研發(fā)3C時代的芯片技術等等。事實上，中國IT技術的整體水平雖然在國際上仍舊處在下游的位置，但這顯然不應當僅僅由企業(yè)來承擔全部的責任，作為中國的頭號IT企業(yè)，聯(lián)想的態(tài)度應當說是現(xiàn)實而積極的。

　　但是，自1999年9月以來，一貫新聞不斷的聯(lián)想集團爆出的幾件新聞，卻令輿論深感疑惑。聯(lián)想首先公開“驅逐”了早已被罷免了職務的倪光南院士，然后又公開“拋棄”了一年以前曾經出雙入對的“親密伙伴”——中科院計算所。在我國IT業(yè)界頗有名望的青年科學家高文博士，剛剛上任便只好辭去了擔任不久的中科院計算所所長的職務。短短數(shù)月，從倪光南到高文，在中國凡同聯(lián)想打過交道的著名科學家，境遇何曾相似。這一切，不能不讓人感到疑惑，在聯(lián)想和聯(lián)想的周圍，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氛圍，給人的感覺是這里似乎“容不下”中國的頂級科學家？許多人暗暗地為剛剛上任的李國杰院士捏了一把汗……

　　雖然曙光機的關鍵技術仍然采用IBM PowerPC的芯片，但目前曙光2000大型機在性能上已不遜色于IBM目前在國內銷售的機器。許多人盼望曙光能夠像聯(lián)想PC那樣在國內市場擊敗IBM。據悉，李國杰就任中科院計算所所長職務之后，將卸去曙光集團總裁一職，但仍將繼續(xù)擔任曙光集團董事長的職務。目前計算所、聯(lián)想和深圳投資公司分別持有曙光集團2000萬的股份，鑒于聯(lián)想集團的市場能力，一些人盼望，假如聯(lián)想的郭為副總裁出任曙光的總裁，可能將有利于開拓曙光大型機的國內市場，但反對者針對不久前的倪光南事件、高文事件就不能不擔心——果真如此，不久之后，方正針對王選院士的逼宮事件，是否會在曙光重新上演呢？

　　目前計算所共有三位院士，剛剛被聯(lián)想徹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從事有關核心技術的研究。李國杰院士為計算所國家智能機中心、曙光大型機項目的課題負責人，剛剛就任計算所所長，曙光機系國家863計劃重點支持的項目，其研究經費全部來源于科技部的 撥款，近兩年來，研究費用已達到每年近3000萬人民幣的規(guī)模，為IT領域中最大的863項目；夏培肅院士從事高性能機理論領域的研究，公認其研究成果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經費大約為每年600萬元，全部來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計劃演變成的973計劃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夏培肅院士認為，計算所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一直系屬于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

纏繞的痛苦與委屈（A20）

　　在倪光南痛苦不堪的同時，柳傳志也委屈萬分，鷸蚌相爭之時，誰是最大的受益者?誰是導演這場悲劇的禍首?

　　倪光南雖然由于受到“驅逐”而重新變成了新聞人物，但是，有關“驅逐”的核心內容，在已經被公開的報道當中，卻被有意無意、不約而同地忽略了，一切似乎顯得半遮半掩……更令人費解的是,雖然聯(lián)想的職工持股方案一再被傳媒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直到年前的12月27日，聯(lián)想的發(fā)言人才再次向記者證實，其持股方案尚未得到有關部門的正式批復……

無意苦爭權

　　1999年12月26日，面臨世紀之交，倪光南再次被媒體搬到前臺，在北青報所評選的1999年中國十大職場人物當中，倪排名第3。有人指倪光南與柳傳志的分歧，實質上在于爭奪領導權的問題。倪舉例說明，自己比柳大5歲，早在1975年，兩人還在五七干校時便十分相熟，倪一直喚柳“小柳”，直到1986年，柳初任聯(lián)想總經理，倪率先改口，稱其“柳總”，以表示對其工作和地位的支持與尊重。倪與柳的沖突發(fā)生在1994年，如果倪要爭奪領導權，應發(fā)生在1986年，總經理換任之際，而非遲至8年以后。事實上，柳傳志一直掌握著聯(lián)想的財務大權，倪從未擁有，也從未想過擁有拍板的權利。

　　據《計算機世界》1999年12月3日關于聯(lián)想成立15周年的報道稱，在世紀聯(lián)想的盛會上,柳傳志面對傳媒時，仍舊指出，1994年，柳系由于反對倪欲斥資數(shù)千萬元建立芯片制造廠而不惜與其反目。難以想像，在Intel公司，作為前CEO的葛魯夫與摩爾，當年是否從未因技術發(fā)展方略上的分歧而發(fā)生爭論?如果發(fā)生了，葛魯夫是否因此便將摩爾罷免職務，然后再于若干年之后充分地運用自己在新聞界中的影響力，召開一個新聞發(fā)布會，公開地“驅逐”摩爾，并徹底地剝奪其股權呢？

倪光南的疑慮與柳傳志的委屈

　　當時倪認為柳犯下的不可原諒的大錯是因為，柳傳志在沒有通過北京聯(lián)想董事會的情形下，私自將北京聯(lián)想從中國銀行借來的錢轉借了552萬美元給一個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導遠公司的呂潭平等4人。倪當時認為，這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并為此和柳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然后，開始了不停的上訴，這使倪自己于1995年6月30日，被免去了聯(lián)想集團董事和總工程師的職務，又于1999年9月1日被聯(lián)想集團徹底解聘。

　　香港聯(lián)想在導遠的經營下，1996年虧損2個億，股價跌至0.29元；1997年再虧4500萬；1998年由于北京聯(lián)想對其實現(xiàn)了整合，其經營狀況才被覆蓋，外界無從得知，此時股價才開始攀升。港方人員于1998年離開了香港聯(lián)想的經營管理層，帶走了約2億股的股票，但貿促會僅有1500萬股權，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沒花多少力氣，便依仗聯(lián)想人勞動創(chuàng)造的財富搖身一變，成了億萬富翁，而為聯(lián)想發(fā)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倪光南和柳傳志等創(chuàng)始人卻幾乎赤貧。這本是因體制上股權不清的問題所造成的積垢，但當時書生意氣的倪光南一股腦地將所有的憤怒與疑惑全部傾散到了柳傳志的身上。

　　倪在向有關法律專家咨詢后，曾在上訴中反復指出，柳的這種貸款行為可能已構成違法。因為國家明文規(guī)定，非金融機構不準借貸資金，貸款給私人負債持股也是違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調查結論中確認，柳傳志向港商提供巨額貸款確有其事，但未對此行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評價，并指出柳個人確實并未從中獲取好處。記者注意到，在1999年6月國務院剛剛批復的“中關村高科技園區(qū)建設”提案中，國家特許高科技企業(yè)可以相互拆借資金。此外，該文件還規(guī)定，高技術人才可以帶技術作為技術股加入公司股份。但柳的拆借發(fā)生在該批復之前的1993年。并且，倪所做的貢獻也發(fā)生在1984～1994年的10年間。

　　倪光南公開道歉之后，1999年12月8日，面對記者，柳傳志表示，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自己由此而受到的傷害實在太多了。對此，旁觀者認為，倪光南先被免職、再被公開“驅逐”、最后被剝奪了可能的股權，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倪光南受到的傷害更大一些。倪為自己的道歉舉動解釋說，“上訴了5年，現(xiàn)在上級機關已有結論了。我已經這樣了，還能怎樣？我上訴是為了聯(lián)想的發(fā)展，現(xiàn)在道歉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坐在一塊兒談一談，希望將來大家能吸取教訓，我的錯誤在于把此事上綱上線（指國有資產流失），柳的動機是好的，這應屬于用人不當、經營不當，我并不希望把柳趕下臺，不希望把聯(lián)想搞亂……”倪夢想聯(lián)想能夠像公開解聘他那樣，也公開召開一個新聞發(fā)布會，說明柳的錯誤是正常的經營失當，而自己的憤怒和告狀的舉動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倪希望與柳相對一笑泯舊怨。然而，倪伸出的橄欖枝顯然并沒有得到回應。

鷸蚌相爭 漁人得利

　　倪被免職后，聯(lián)想的經營方針從“技工貿”轉為“貿工技”。聯(lián)想微機從包含較高自主知識產權、利潤率較高的產品，完全淪落成了組裝機，幾乎全部采用了美國和臺灣等相關公司提供的配件，在其營業(yè)額大量增長的同時，利稅率卻從90年代初約30％降到了1998年的3％。在中國的頂級企業(yè)家與科學家的爭端當中，受益者是美國的Intel以及臺灣新竹高科技園區(qū)的那些公司。而香港導遠的那4位先生，不但未替聯(lián)想的發(fā)展做出多少貢獻，反而使香港聯(lián)想連虧兩年。但與此同時，其個人卻因聯(lián)想股票價格的攀升而合法地變成了億萬富翁。這場爭端最大的受益者，首推這4位先生。而柳與倪，在這一場激烈而深刻的性格沖突當中，二人的聲譽和事業(yè)均遭受了難以言喻的重創(chuàng)。1999年12月3日，聯(lián)想再次通過《北京青年報》宣揚其持股方案，該方案意味著聯(lián)想將有1.7億股權被職工持有,包括那些含辛茹苦的元老和業(yè)務骨干,但是聯(lián)想眾多員工所持有的這1.7億股仍然少于香港那4位先生離開聯(lián)想時帶走的2億股股權?？梢韵胂?，如果當初聯(lián)想便能實施類似的方案，不僅不會發(fā)生貸款事件，亦根本不可能發(fā)生倪、柳之間的戰(zhàn)爭。股份制問題，已經成為制約聯(lián)想進一步發(fā)展的最嚴重的問題，正是體質上股權不清的問題導致了倪、柳相爭的悲劇性后果，模糊不清的股權便是導演這場悲劇的禍首。

　　雖然聯(lián)想一再制造輿論，希望有關部門盡快解決其股份制的問題。但是1999年12月27日，聯(lián)想發(fā)言人無奈地表示，聯(lián)想的持股方案至今仍未獲得有關部門的正式批復。許多人將此事與倪光南所受到的看起來不太公道的待遇聯(lián)系起來，認為這表達了上級有關部門的一種態(tài)度。

　　1995年，當時與WPS齊名的某軟件發(fā)明人，因其在一家國營公司的這一項發(fā)明，而從該公司銷售額中提取了500余萬元人民幣的技術提成，成為當時轟動北京城的一件事。但當時流行的技術提成風，卻從未波及倪光南，倪在聯(lián)想的10年間從未索要過一分錢的技術提成，還把中科院獎勵的50萬元，全部捐給了公益機構。對聯(lián)想“交待”給倪的500萬，倪院士特別聲明：“我不會要這筆錢，這筆錢不明不白?！彼J為，只有按照分配原則得到的合法收入，才能夠屬于個人。

　　60歲的倪光南院士仍舊精力充沛、敏捷過人，談到未來的打算時，倪總是習慣性地列舉其各種委員的頭銜，以表示他的忙碌。然而，不經意間，倪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卻是一片迷茫。他并不因為聯(lián)想的“負心”而后悔自己當初巨量的奉獻；也不因為自己正當盛年便失去了事業(yè)發(fā)展的最好舞臺，而后悔自已“秋菊”式敢說真話的倔強；甚至連前些日子那一封令其支持者大跌眼鏡的道歉信，他也了無悔意。難以想像這一位身形纖瘦、心地孱弱的老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心力，才能夠承受這一切艱難的現(xiàn)實。

重返象牙塔（A21-24）

　　在中國的科學家爭相涌出“象牙塔”的同時，美國的科學家也紛紛耐不住寂寞，背棄了基礎性的研究室。近日，美國IT業(yè)界的權威人士終于警醒：政府必須設法盡快讓科學家重返“象牙塔”，否則新世紀到來之際，美國將因此而失去其領導者的地位……歐洲曾領先美國100年

　　IT技術起源于歐洲。國際計算機界公認、當之無愧的計算機之父，系19世紀英國劍橋大學的巴貝奇教授。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和企業(yè)的資助，巴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設計的差分機和分析機。英國人很快便遺忘了巴貝奇的理論。但是，100年后，美國哈佛大學的艾肯教授卻在IBM的資助下，將巴貝奇的夢想變成了現(xiàn)實，1944年，艾肯根據巴貝奇理論研制的MARKI成為IBM大型機的鼻祖，它奠定了IBM在國際IT市場大型機領域的領導者地位。

　　英國人圖靈被尊為計算機科學之父。二戰(zhàn)期間，圖靈一次又一次地幫助英國政府破譯了德國人的密電，使盟軍艦隊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軍潛艇的襲擊為他的祖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英國人卻似乎并不像美國人那樣在意圖靈在計算機理論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在圖靈去世的第12年，美國計算機協(xié)會ACM(而并非英國計算機協(xié)會BCS)專門設立了圖靈獎。該獎被看做是國際IT界的諾貝爾獎，它極大地鼓勵了美國IT領域的科學家，置身于相對寂寞的研究室，潛心從事那些基礎、前瞻和長期性IT項目的研究。

50年漫長的助跑

　　1946年，在政府資助的美國賓洲大學國立實驗室，馮·諾依曼教授等4位科學家在經過了7年艱苦的研究工作之后，終于推出了全球第一臺電子管數(shù)字計算機。1948年，在AT＆T貝爾實驗室從事長期基礎性研究的物理學家發(fā)明了晶體管，并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緊接著，1954年，全球第一臺晶體管計算機在貝爾實驗室投入運行。1955年，晶體管的發(fā)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創(chuàng)立了肖克利實驗室和他自己的公司。兩年后，包括諾宜斯和摩爾在內的8位年輕的科學家離開了肖克利實驗室，創(chuàng)立了仙童公司。在貝爾實驗室晶體管技術的基礎之上，諾宜斯發(fā)明了晶體管的集成電路技術，而摩爾則于1965年發(fā)表了摩爾定律，1968年，諾宜斯、摩爾和格羅夫離開仙童，創(chuàng)立了Intel，諾宜斯的晶體管集成電路技術和摩爾的理論，為Intel后來的騰飛提供了領先于全球的技術基礎。同年，仙童還孵化出了AMD。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來看，今天的Intel和AMD，甚至包括摩托羅拉等公司的芯片技術，實際上受益于半個世紀以前貝爾實驗室3位物理學家所做的基礎研究。

　　在軟件的核心技術方面，政府投資的MIT國立實驗室發(fā)明了Muldics分時操作系統(tǒng)，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則發(fā)明了XDS940分時操作系統(tǒng)，這兩項發(fā)明為此后貝爾實驗室編寫第一個Unix版本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源于政府投資的發(fā)明還有BASIC和PL/I語言等。另外，IBM的科學家發(fā)明了FORTRAN語言。貝爾實驗室發(fā)明了C語言，并正式發(fā)布了Unix操作系統(tǒng)。施樂公司的Xerox PARC開發(fā)了著名的以太網、激光打印技術，特別是其發(fā)明的可應用于PC上的圖形界面、鼠標設置和“所見即所得”編程語言，為12年后蘋果推出Macintosh、微軟推出Windows操作系統(tǒng)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歐洲人發(fā)明了Pascal以及后來的Linux。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基爾代爾教授使用其自創(chuàng)的PL/M語言編寫了世界上第一個微機操作系統(tǒng)CP/M，但PL/M語言被普遍看做是PL/1的翻版。微軟公司1981年為IBM PC所開發(fā)的DOS，則被認為汲取了PL/M、BASIC等眾多基礎研究成果的營養(yǎng)，而后來的Windows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礎研究成果之上的實用型產品。DOS本身并無驚人之處，在技術方面比爾·蓋茨除了熟稔于BASIC以外，別無所長。與其說他是一位技術天才，不如說更多地是一位幸運的市場天才。

　　半個世紀以來，如果說美國人在高性能機和軟硬件核心技術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其中企業(yè)的投資與政府的投資發(fā)揮了同樣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因特網產業(yè)在美國得以迅速膨脹，則幾乎完全得益于政府的投資以及相關的政策。1968年，美國政府高級研究計劃局投資興建了阿帕網即ARPAnet，阿帕網的初衷擬在高校、國立研究所和政府機構之間互通信息。1969年9月2日，加州大學的克萊因羅克，首次破天荒地將計算機連上了一臺冰箱大小的路由器，并實現(xiàn)了相互之間的對話，克萊因羅克后來被尊為因特網之父。1995年4月30日，在克林頓政府的倡導下，ARPAnet的經營權正式被交付給了AT＆T、MCI等私營公司，ARPAnet終于步出象牙塔，走向商業(yè)化，演變成了今日真正意義的Internet。當時Internet的網民僅為數(shù)百萬人，但在如今僅僅不足5年的時間內，網民數(shù)量就已接近兩億。Internet產業(yè)被普遍看做下一個世紀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19世紀，英國的IT研究水平比美國整整領先了100年，卻由于缺乏研究經費而中途夭折。直到20世紀中葉，在圖靈的時代，英國在IT理論領域的研究水平仍舊遙遙領先于美國人，但由于美國政府和以IBM、 AT＆T為代表的企業(yè)對IT技術的基礎性、長期性研究項目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國在IT領域前瞻性、基礎性、高風險性研究項目方面逐漸超越了英國和整個歐洲。但是，從二戰(zhàn)以后一直到80年代，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美國人在IT基礎研究領域辛勤的耕耘顯然并未立刻轉化為生產力，也并未立刻替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明顯的回報。50～60年代，美國人藉興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車等傳統(tǒng)工業(yè)中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70～8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了漫長的低迷期，領先于全球的IT領域基礎研究方面的成果，仍處于醞釀和積蓄能量的階段。直到90年代以來，經過了將近50年的助跑，IT技術終于為美國的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日本人“凝固”的微笑

　　數(shù)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盛田昭夫曾經志得意滿地批評美國IT業(yè)界，雖有杰出的基礎研究水準，卻缺乏將發(fā)明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產品和貿易的競爭中屢遭失敗。盛田昭夫認為，貝爾實驗室雖然發(fā)明了半導體，但卻將它束之高閣。盛田十分滿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將技術買去后迅速制成了小巧玲瓏的半導體收音機，索尼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收益。然而，不久后，人們便發(fā)現(xiàn)美國人雖未將半導體技術用于收音機、電視機等家用電器，但也從未將其束之高閣，事實上，貝爾實驗室的發(fā)明很快演變成了IT領域的大中型機、PC機以及信息電器等硬件的核心技術。

　　由于日本人過分強調產業(yè)化、過分追求短期的市場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業(yè)從無耐心在IT領域的基礎性、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進行大規(guī)模的投入與辛勤的耕種，致使日本在IT的技術水準與產業(yè)發(fā)展方面，其整體水平始終落后于美國。美國人掌握著IT領域的核心技術，日本的IT產業(yè)迄今為止基本上始終處于一種“跟風”的狀態(tài)。即使索尼的半導體收音機、佳能的打印機等低端產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場成功，亦遠遠未能從總體上改變這一態(tài)勢。被譽為“光通信之父”的日本物理學家西澤潤一先生不久前對傳媒誠懇地指出：“最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不能純粹模仿別人，日本在這方面就失敗了！”最近兩年，日本經濟繁榮的泡沫被擠碎之后，陷入了亞洲經濟危機的萎頓，一時間難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頂級科學家西澤潤一先生的臉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業(yè)家盛田昭夫式的竊喜，西澤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幾乎與此同時，IT技術帶給美國新經濟的奇跡，卻令全世界瞠目結舌！

前人栽樹 后人納涼

　　最近10年以來，美國似乎迎來了有史以來最漫長的經濟繁榮期，增長提升、生產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學家一直預計的失業(yè)率和通貨膨脹，似乎全都消失了。據英國《經濟學家》載，1998年，IT業(yè)在美國GDP中比例已升至8.2％,超過了汽車等傳統(tǒng)產業(yè)，首次成為美國第一大產業(yè)。1995～1998年，全美經濟增長額平均有35％源于IT業(yè)，其余沒有任何一個產業(yè)的貢獻可與之相提并論。IT產業(yè)孵化了數(shù)百萬個就業(yè)機會，并使就業(yè)人員的平均工資遠遠高出普通美國人的平均收入。美國生產力權威——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同樣在1995～1998年，美國制造業(yè)的生產力表現(xiàn)如墜無底深淵，非耐久制造業(yè)生產力增長趨緩、除電腦以外的耐久制造業(yè)生產力亦趨緩！美國商務部的最新報告《新興數(shù)字經濟Ⅱ》預計，到2006年，將近一半的美國勞動力將投入IT業(yè)。老成持重的美聯(lián)儲主席格林斯潘終于在今年年初小心翼翼地發(fā)表了講話，認為IT業(yè)系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而因特網經濟則被普遍看作21世紀美國經濟增長新的市場興奮劑和未來經濟的核心。

　　很多人將美國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奇跡歸功于克林頓政府，該屆政府為因特網經濟一路擰亮了綠燈，首次倡導了“信息高速公路”、“數(shù)字地球”等概念，并為此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投入。新經濟奇跡被看作了克林頓的政績，正是倚靠于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終未被斯塔爾、共和黨等趕下臺去。

　　1997年，克林頓總統(tǒng)親自倡導建立了“總統(tǒng)信息技術咨詢委員會”即PITAC，該委員會匯聚了美國IT領域學術界和企業(yè)界近百名頂級人物。去年年初，在該委員會每年一度最新提交的報告當中，卻對克林頓在IT領域顯赫的政績只字未提。該委員會認為，今日美國新經濟的奇跡，得益于歷屆美國政府在IT領域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當中長達50年的積累性投入，這種投資早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總統(tǒng)執(zhí)政時期便開始打下了基礎。言下之意，克林頓只不過是一個順勢而為的享福之輩。不僅如此，總統(tǒng)咨詢委員會還對克林頓執(zhí)政期間，在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領域所出現(xiàn)的輕“基礎”重“應用”，趨“短”棄“長”的嚴重偏差，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該委員會指出，政府投資在IT研究領域出現(xiàn)了洶涌的應用化大潮，這股潮流將把未來的美國置身于一種危險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頓對此說法深以為然。年初以來，克林頓除了繼續(xù)到處宣講“電子商務”、“數(shù)字政府”之外，政府投資的應用化潮流已經開始得到了扭轉。

　　事實上，從二戰(zhàn)期間直到80年代，長達40年的漫長歲月里，以IBM、AT＆T為代表的美國IT企業(yè)，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無論從資金投入還是從所做出的貢獻來看，絲毫不遜色于歷屆美國政府曾經付出的努力。IBM公司在這方面的投入為其自身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收益。它保證了IBM數(shù)十年以來，始終在國際IT市場的大型機領域占據領導者的地位。然而對于AT＆T和美國施樂等公司而言，它們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卻更多地演變成了國際IT業(yè)界的公共財富。80～90年代，當Intel、AMD、微軟以及蘋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際，貝爾實驗室和施樂Xerox PARC中心在50～70年代所做出的有關晶體管、有關“所見即所得”等基礎性、前瞻性的IT研究成果，事實上分別演變成了這些后來居上的年輕公司們迅速發(fā)跡的墊腳石。

21世紀，美國的領導者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厚積薄發(fā)的IT技術為美國經濟插上了夢幻般飛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克林頓總統(tǒng)的“信息技術咨詢委員會”PITAC在最新的調查中，也驚異地發(fā)現(xiàn)，最近10年，美國的IT公司們紛紛大幅削減了其在長期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資，轉向短平快的能夠迅速帶來商業(yè)利益、所謂任務導向型市場項目的開發(fā)，這些短期項目的平均周期最長的不超過兩年，最短的大約僅為3個月。

　　PITAC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IT產品、通信設備以及服務市場所出現(xiàn)的平民化浪潮。PC、信息電器等產品的大量涌現(xiàn)，加劇了IT公司之間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從80年代技術競爭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轉向了包括價格、服務、包裝、營銷方式和技術在內的全面競爭，多數(shù)IT公司的低端產品利潤率下滑。全球前5大PC廠商中，竟有包括IBM在內的3家公司在PC營銷中出現(xiàn)了虧損。而贏利的Dell，以及蘋果等最近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獨特的營銷手段，甚至于特殊的外觀形象，技術在PC市場的競爭當中似乎已經不復重要。PC、信息電器等IT產品淪落為制造業(yè)，已經不再被稱作高科技。在有關價格和利潤率強大的競爭壓力之下，IT公司不得不調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長期前瞻性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入，縮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緊緊跟隨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從而在競爭中保持優(yōu)勢。90年代，全美的IT公司用于滿足市場需求短期產品的研發(fā)經費高達每年300億美元，占據全部IT研究經費超過90％的比例，比80年代多出了兩倍。現(xiàn)在，即使在美國，也已經很少有IT公司愿意為10年以后才會獲得的收成而投資了。

　　AT＆T的貝爾實驗室曾經專注于基礎研究,先后產生了3項獲諾貝爾獎的成果、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貝爾實驗室為國際IT業(yè)界所做出的貢獻，曾經為AT＆T贏來了極高的聲譽，但其因此而獲得的經濟收益卻微乎其微。AT＆T和施樂等公司實際上長期承擔了本該由美國政府承擔的投資和義務。這對于美國的社會而言，不啻為一件幸事，但對公司本身而言，卻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償失、愚蠢的商業(yè)行為。近年來，在貝爾實驗室被劃歸朗訊公司以后，精明的朗訊人大幅縮減了其在長期基礎研究領域方面的投入，轉向短期項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轉化周期從原來的10～13年,迅速縮短為2.5年。即使IT業(yè)的頭牌明星IBM，最近5年以來，迫于競爭的壓力，也相對增加了對短期應用型項目的研發(fā)投入。而PC工業(yè)的靈魂——Intel和微軟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lián)Q代以及投入市場的周期最快的已經縮短到了半年甚至3個月。

　　不僅如此，PITAC還發(fā)現(xiàn)，即使由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項目，一方面總體投入嚴重不足，美國國家自然基金會1998年收到了1100封信和850個IT申請項目，但最終只能給75個項目投放資金。2級中心ASCI等的情形類似。為了取得入圍資格，研究者們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寫信提出建議上，這對他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資源的浪費。PITAC認為，聯(lián)邦政府投放在IT技術研究方面的資金太少了。對此，最大的受害者并非這些研究人員，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了美國在未來IT產業(yè)方面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在21世紀信息經濟中的領導地位，這導致了當前對于IT技術庫存資源方面的掠奪性開發(fā)。另一方面，政府投資的IT研究項目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急功近利、轉向應用的趨勢。大量的政府投資沒有被運用到保持IT經濟的增長、戰(zhàn)略的制定、和美國社會重要的領域。50～80年代，美國政府在IT研究領域方面的投資絕大多數(shù)被用于基礎性、長期性、前瞻性、高風險性的IT項目，最著名的例如Internet的前身——阿帕網ARPAnet，以及高性能并行處理機、HPCC的研究計劃等。但是最近10年，應用型、短期的IT研究項目大量涌入。1995年，超過2/3的政府投資項目轉向了短期的應用項目，最近兩年，政府在短期應用項目方面的投資持續(xù)上升，甚至已經占據了高達95％的額度。

　　即便如此，PITAC仍舊認為，美國政府不應因此而苛求私營化的IT公司，強行承擔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和戰(zhàn)略性的長期研究工作，除非這些公司出于自身市場需求，自愿地進行投資。但是，PITAC大聲疾呼，當前，政府所投資的太多的錢被用于短期應用型、任務導向型的IT研究計劃，而長期基礎性的研究項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5％。這是以失去明日領導權作為代價所換來的短期的超速發(fā)展。這是對于明日的IT資源所進行的掠奪性開發(fā)。美國政府必須盡快扭轉出現(xiàn)在政府投資IT研究項目當中，洶涌的應用大潮。否則，美國將不得不在未來的10年內面對經濟增長的嚴重萎縮，新經濟增長的夢幻將因此而破滅。美國將在2010年以后失去其在國際IT領域領導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國經濟所遭受的損失將遠遠大于政府理應支付的長期性IT項目的研究經費。

投資于未來

　　PITAC洞察到，一個單獨的IT公司越來越無力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獲的長期項目進行投資。長期的基礎性研究項目，往往演變成了IT領域的公共資源。它們?yōu)镮T產業(yè)創(chuàng)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庫、知識庫和方法庫，并準備了充足的人才資源，它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司，也為現(xiàn)有公司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智力資源的庫存，同時，它還為美國社會創(chuàng)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機會和更多的稅收，進一步提升了美國經濟的生產力、公民的生活質量，以及美國經濟在21世紀的競爭力。PITAC認為美國政府責無旁貸，應當全面地承擔在IT領域基礎性、前瞻性、具有高風險性長期研究項目方面進行大規(guī)模投資的義務。PITAC認為，政府播種在IT長期研究領域的投資，其收成并不一定能在下一個10年當中獲得，但卻一定會在下一個40年當中獲得。

　　PITAC建議大幅追加美國政府在IT研究領域方面的總體投資。這些資金將被追加到軟件、高速因特網、高性能并行計算機和IT作用于美國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影響等長期的研究課題。PITAC建議將25個國立研究機構中大約1000名科學家的研究經費從每年15萬提升到50萬美元。將另外50個機構中2000名科學家的研究經費從每年10萬提升到25萬美元。PITAC認為，應當以豐厚的研究經費吸引更多的、剛剛畢業(yè)的IT博士投身于學術環(huán)境,致力于長期基礎性領域的IT研究項目，從而避免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被私營的IT公司奪走。PITAC預計在未來5年內吸引2500名博士，其中1000位博士將獲得每年25萬美元的經費，另外1500名博士將獲得每年10萬美元的經費。PITAC認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資在長期高風險性IT研究項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費用，才能夠重新奪回高校、國立實驗室和優(yōu)秀的IT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們重新投身于寂寞的“象牙塔”，致力于長期IT項目的研究。避免IT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奪去寶貴的智力資源。

　　PITAC指出，1990年以來，在有關高性能并行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的研究計劃即HPCC計劃當中，許多研究項目為了快速投放于應用而囿于研制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員不得不放棄了大量有價值的探索。70和80年代，計算機科學的研究者們被鼓勵去想像和現(xiàn)實富于戲劇性差異的未來，并且去探索未來。研究所給出了足夠的資源和時間使他們專注于這些難題。其結果是戲劇性地提高了我們的認知程度、機器人學、晶片設計、高性能計算機、機器視覺人工智能和虛擬實體的研究。委員會希望看到這種精神重新煥發(fā)在今天的IT研究項目當中。

　　PITAC認為，政府應當估計到個別的研究項目有可能得出無用的研究結果，但政府仍舊應當鼓勵科學家的探險精神，并為他們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寬松的環(huán)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發(fā)明才有可能從中產生；才有可能給這個產業(yè)帶來未曾預期的未來；給美國帶來意想不到的經濟奇跡、更多的工作機會、社會與經濟的巨大利益；美國經濟的增長才有可能從中獲得持續(xù)不斷的燃料。它將保證美國在下一個千年獲得持續(xù)的繁榮與興旺。但PITAC亦強調，每一個研究項目都需要接受權威機構的測試，以確定其在未來若干年后能夠獲得現(xiàn)實的應用。

中國人的遠見

　　在中科院計算所，專事高性能機理論研究的唐志敏先生告訴記者，其科研經費大約為人均10萬元人民幣/年，已經比前些年提高了數(shù)倍，但仍遠遠低于從事短期市場產品開發(fā)的研究人員經費，由聯(lián)想所投資一些項目的研發(fā)費用最高的已經超出了100萬元人民幣/年。然而唐志敏仍舊更愿意固守于“象牙塔”中，享受那份寂寞和自由。計算所的夏培肅院士指出，如果從事基礎理論研究人員的人均經費能夠提升到50萬元/年，便將極大地增強國家在IT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競爭力。

　　其實，最近若干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有計劃地逐步提升國家在基礎科學方面的投入。1999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興建中關村高科技園區(qū)，并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資、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優(yōu)惠政策。8月，江上層在一次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國應珍惜高科技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江上層明確指出，國家對于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于前瞻性、基礎性和戰(zhàn)略性研究工作。1998年，中國政府在遭遇洪災、亞洲經濟危機等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仍舊對中科院增加投入了10億元人民幣。1999年，國家特別批準“知識創(chuàng)新工程”在中科院進行試點，為此進一步加大了對中科院基礎研究工作進行投資的力度。中科院高技術管理局的桂文莊局長指出，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業(yè)費比往年提高了約一倍，達每年48億元人民幣。與聯(lián)想“分家”之后的計算所將和軟件所等一同被并入中科院下屬的北京信息技術發(fā)展基地。屆時計算所“象牙塔”中的基礎研究項目將有望從中科院的“知識創(chuàng)新工程”等計劃中得到更多的投入。

作者：蔣勝藍

轉自：《計算機世界》（2000年1月3日）

發(fā)布于 2022-06-14 17:50

匿名用戶

更新，自動化所新生(不是國科大，不是非全日制)回所里沒住處，需要抽簽，因為大面積擴招。我們今年一部分需要去住40平米十個人的住宅。。。。

比這坑的事情多了去了。

修改回答，去計算所。。要不，別來中科院。都是坑。沒退路。

看方向。人工智能方向你就別選了。。自動化所吊打其他的。人工智能17年自動化所引用率世界第三，頂會論文數(shù)量世界第七。。。這兩個地方都去過。。計算所的推免學生都盯著陳云霽課題組和陳熙霖課題組，比如17年推免，陳熙霖課題組400人報名。。不過吧，就實際體驗來說，生源質量真不如自動化所，實力嘛，你去查查論文吧。另外，山大佬出去創(chuàng)業(yè)不帶學生。。

至于就業(yè)，阿里星計劃一共十個名額，自動化所占了一半。百度，騰訊，阿里巴巴，多少技術大?？茖W家都是自動化所畢業(yè)的。

編輯于 2019-07-03 18:32

匿名用戶

要知道，一個所的方向五花八門，js所里不是所有導師都搞cs，zdh所里不是所有導師都搞ai。找導師要看他的論文，論文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方向，不要只看頭銜。盡量找符合所里主流方向的導師吧，如果你對某冷門方向感興趣，想搞學術可以選。但是打個比方，假如去計算所了，卻不做cs，那進計算所的意義是什么呢?

發(fā)布于 2021-02-21 03:03

匿名用戶

計算所和自動化所都差不多，都有堪比清華cs的實驗室，也都有水平很不行的實驗室。計算所這幾年清北生源比自動化所好一些。

另外計算所側重體系結構，自動化所側重ai，碩士出來計算所比自動化所一般會好一些，博士的話體系結構和ai兩個方向都能拿到大廠大包

計算所自動化所都比電子所好很多。

發(fā)布于 2022-03-14 00:14

匿名用戶

待遇不知道

對你個人的發(fā)展應該是 計算所>自動化所>>>>>>電子所

編輯于 2018-02-08 18:02

匿名用戶

聽說電子所大佬盆滿缽滿，小的們來去如流水。有自信當大佬可以去電子所試試。

編輯于 2018-12-30 14:58

匿名用戶

這個具體要看實驗室的哦，不同實驗室差別很大，電子所也有好的實驗室，計算所也有不太行的實驗室。

發(fā)布于 2019-08-15 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