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組選擇的題目是：“儒家以為仁是從人性內(nèi)部自然發(fā)展出來的。墨家以為兼愛是從外部強加于人的。法家以利害所系即愛恨。討論三家得失?！?/p>

我們認為這個題目可以分成兩部分：“儒家以為仁是從人性內(nèi)部自然發(fā)展出來的，墨家以為兼愛是從外部強加于人的”和“法家以利害所系即愛恨”。前半部分出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后半部分的觀點來自《韓非子》。

首先我們聚焦兩個詞語：“仁”和“兼愛”——這分別對應的就是，儒家和墨家提出的仁愛和兼愛的概念。

對于仁愛的表現(xiàn)，孟子有過一個經(jīng)典論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似乎與墨家的兼愛十分相似，但實際上儒家對于墨家是嚴厲批判的，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保ā赌印はノ墓隆罚┙Y合這句批評，我們再來看孟子的這句話就有了不同的理解：這里的“及”應該不是“并，和”的意思，而應該是“推及”的意思。孟子的意思應該是，人應該把對自己親人的愛推及到對他人的愛上，既然是推及，必然有先有后，先有對親人的仁愛，再有對他人的仁愛，必然有親有疏。所以，儒家的愛其實是一種有差別的愛。強調(diào)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有秩序有等級的愛。所以當墨家提出兼愛，即要求人們平等地愛所有人，平等地愛世間萬物時，才會得到儒家“無父無君”的評價。

了解了仁愛和兼愛的基本差別，我們再來看題目中“從人性內(nèi)部自然發(fā)展”描述，就自然得到這樣觀點：儒家的仁愛發(fā)源于人的本性，因而貼合人類本性，儒家有等差的愛是人之常情，因而更有利于踐行；同時這種等級觀念也有利于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這是儒家的“得”之一。

其“得”之二在于首創(chuàng)“仁”這一概念。認為“仁”是從人性內(nèi)部自然發(fā)展出來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擴充，就變成四種“常德”，即仁義禮智。人為什么要讓這“四端”而不是低級本能發(fā)展呢？孟子的回答是只有充分發(fā)展這“四端”，人才真正成為“人”。追溯“仁”的甲骨文造字，指的是“人的特征”，即給了人性一個定義，具有思想的高度，指引的力量。

再來講講墨家。兼愛的論述來自“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墨家認為人應該兼愛，為什么要兼愛？因為“相利”。人要兼愛，是因為兼愛能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墨子回答了為什么人應當行仁義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儒家的回答是，因為這是人的本性，是人與其他動物的差別所在。而墨子的回答更為具體明了，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jù)功利主義?！凹嫦鄲郏幌嗬?。”他強調(diào)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討論題中的外部力量，其實就是“相利”，因為利益，人們“兼相愛”。我們認為墨家的回答優(yōu)于儒家的回答，記為墨家一“得”。

相比于儒墨，法家的觀點更特立獨行，也更加極端。

“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zhàn)與馳。醫(y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于外，其賊在內(nèi)，備其所憎，禍在所愛。”（《韓非子·備內(nèi)》）

法家認為，人的愛與恨都發(fā)源于利益，即為了利益，人們產(chǎn)生愛恨，并且，為了利益，人無關愛恨，無所不為。法家把利益對于人心的影響力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制定一系列法制以限制人們對于利益的無序追求。法家好在很現(xiàn)實，最快地滿足統(tǒng)治者的需要，而且他們所提倡的集權的國家機器在當時是完全進步的、是歷史發(fā)展之所向，這讓它迅速得勢，并且退居幕后了也依然統(tǒng)治著中國。

接下來，我們對三家觀點進一步比較，并對其得失進一步闡釋。

人為何“仁義”呢？因為這樣人異于動物。

問題是人的動物性的存在是否被忽略，容易被誤讀為舍己為人，甚至“利他”成為一種高尚，又何嘗沒有“利己”的考量，使自己異于常人，顯然為偽君子講一套做一套留下了空間。

孟子強調(diào)愛有差等，愛自己才能愛別人，愛親人比愛別人要多一點，似乎正好暗含著儒家的自我矛盾之處。既然自己的父母＞別人的父母，那為什么愛君等同于愛父母呢？

儒家為了仁而仁，也就是仁是沒有目的性的。但又強調(diào)有差別的愛，那么如何表現(xiàn)自己有差別愛呢？儒家主張盡心，對待自己的父母肯定比對待他人尊敬，如果對待他人和對待自己父母是一樣尊敬的話，如何表現(xiàn)自己有差別的愛，如何表現(xiàn)自己的“孝”？當人們按照儒家學說來要求自己時，在實施這種差別之愛時，就應該刻意地表現(xiàn)出這種差別，而刻意就是一種目的，就與“仁”是自然生發(fā)的觀點相矛盾了。

儒家試圖通過“仁”重構合理的倫理秩序，而墨家的“兼愛”思想打破了西周禮樂制度下君臣父子之間井然有序的愛，從而引發(fā)了孟子的不滿。從實際效果來看，儒家有等差的愛在踐行過程中更加符合人的天性，也有利于維護封建等級制度。而墨家無差別的愛，展現(xiàn)了“生命與生命是互通共生的”人文情懷，在思想性上更具超越性，不過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相對難以實現(xiàn)。

法家之“失”則更為明顯：法家將君主置于整個國家制度之上，導致君主一人之愛恨的影響力巨大，容易被憤怒驅使的人性下，封建社會下的法制容易朝著嚴法重典的方向發(fā)展。

同時，法家忽視了人作為一個有生命個體的尊嚴。由于對人性抵御利益誘惑的能力嚴重存疑，法家推出了帝王之學，他們認為只有出現(xiàn)一個絕對集權的君主才能拯救混亂的社會，為了加強這位君王的集權，他們進一步推論出：任何人都會威脅君主的統(tǒng)治，尤其是那些關系密切的人，所以君主要把一切人都視為假想敵；必須用嚴厲分明的法律來管轄臣民，必須學會駕馭臣子來讓他們內(nèi)斗、從而無力與君主抗衡，必須用君主的威權來對臣民進行可怕的威懾（即：法、術、勢）；必須阻止君主意志之外的學說流行，否則將威脅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富國與富民對立，強國與強民對立，因此必須推行貧民、愚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