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學角度談張國榮的唱功（轉載）
轉載自微博云小野，已獲授權。
前言：我們聽張國榮唱的好，要知道好在哪里，為何會這么好。聽歌其實也如同賞花品茶，要品出意味才有收獲。但是我對作者其中關于哥哥的音域和聲音戲劇能力一般的評價并不贊同，黎小田說過張的音域很寬。張國榮對于歌曲戲劇能力的把握，比如《夜半歌聲》三部曲恰恰就是最好的體現(xiàn)。但該文從語言學角度詮釋張國榮的以情帶聲，這種新的角度依然值得借鑒和思考。
作者的話:漢語音極精深復雜且有歷史經典規(guī)制，我寫過篇張國榮，引述一篇語言學成果“粵普拐點位置音高比標普偏低”，故張用港普唱歌時音多“偏低“，但這才“好聽”，蘊含了深刻底層語言邏輯。故語流從說話轉為歌唱，還有方言，情況極復雜而各異。很多人唱中文歌，膜拜西方，脫離漢語音規(guī)律，削足適履。好音樂無門第貴賤之分。張國榮善用喉音向下拓展低音偽裝修飾音色渲染情緒，也善用假聲小嗓向上拓展高音，以情帶聲。
原文如下：
據(jù)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中國漢語普通話以北方口音為基礎，北方語音系統(tǒng)的聲母、韻母、聲調的復雜程度，遠低于南方地區(qū)如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廣西、云南等地區(qū)方言。南方地區(qū)方言的復雜程度，聲母可多達50個，韻母近200個，聲調最多高達15個為世界語言之最（貴州廣西南部的“南侗語”）。對于語音系統(tǒng)極其復雜的方言，孕育產生“古典聲樂”的難度非常大，從古典聲樂的一般藝術規(guī)律來說，我認為要對極其復雜的自然狀態(tài)下的語言語音系統(tǒng)進行藝術性的選取、提煉、加工、精簡，逐漸形成圓熟的藝術規(guī)則，才能有利于形成以歌唱為主形態(tài)的古典聲樂藝術形態(tài)。否則面對極其復雜的自然態(tài)語言語音系統(tǒng)，形成古典聲樂藝術規(guī)則難度會非常非常大，增加幾十個韻母，增加幾個聲調，增加的難度不是簡單加法，而是增加數(shù)量級。
吳語地區(qū)產生出了語音系統(tǒng)極復雜的古典聲樂如昆曲、彈詞等，這是數(shù)百年間江南富庶之地社會經濟文字文學等各方面因素繁榮昌盛才共同孕育出的珍貴聲樂成果。比吳語語音系統(tǒng)更復雜的語言，如貴州、廣西、云南等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方言，囿于歷史時期地區(qū)社會經濟文字文學等綜合因素所限，各自發(fā)展出了各自豐富多彩的本民族語言的民歌和地方戲曲，但基本未形成文人精英階層的“古典聲樂”。
粵語以廣州話為標準音，精簡過的現(xiàn)代粵語有19個聲母，56個韻母，9-11個聲調（不同的語言學研究成果，有不同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語音系統(tǒng)比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21個聲母、35個韻母、4個聲調）要復雜很多。根據(jù)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5)的研究結果，廣州話共11個聲調，分別為上陰平(53)，下陰平(55)，陰上(35)，陰去(33)，陽平(21)，陽上(13)，陽去(22)，上陰入(5)，下陰入(3)，陽入(2)，新入(35)（括號內為調值）。對于粵語口音的普通話，也有進一步語言學研究，《廣州普通話和標準普通話聲調對比研究》（金健、胡偉湘、王霞、李愛軍）研究表明：“（在兩字情況下）廣州普通話陰平調無論前后字音高都偏低，廣州普通話的陽平調充當前字時跟標準普通話相比在調形和調值上都有差別。當陽平調充當后字時，標準普通話和廣州普通話中都出現(xiàn)了協(xié)同發(fā)音，尤其是在陰平調和陽平調之后時，后字陽平調曲線幾乎變成了曲折調，但是從曲折調的拐點位置來看，廣州普通話拐點位置的音高比標準普通話偏低”。
粵語產生的聲樂，除了民歌和傳統(tǒng)戲曲粵劇外，香港流行音樂在20世紀后20年對大陸影響很大。我不同意某些內地音樂人發(fā)表的香港沒有好歌手和香港沒文化的觀點。這是深受西方音樂中心論長期毒害的學院派膚淺錯誤的觀點。香港70年代后的歌手如徐小鳳、林子祥、羅文、甄妮、張國榮、譚詠麟、張學友等等，在聲樂上都很優(yōu)秀。83版《射雕英雄傳》的全部歌曲，在作品和演唱上都非常優(yōu)秀，至今未超越。香港歌手最大優(yōu)點是重視語言和情感表達，以情帶聲，親切貼近生活。我認為其中最突出的是張國榮，雖然他的聲音先天聲音條件不出眾，音域和聲音戲劇能力都一般，但他非常重視語言，善于用技術方法修飾聲音（如恰到好處的喉音、假聲、鼻音裝飾），尤其喜歡用用喉音裝飾沙啞音色；在吐字、聲調上富于變化，歌唱的語言能力強，從而更好表達情感。20世紀后20年這一批優(yōu)秀的香港歌手，曾深深影響內地數(shù)億聽眾，當時全民看《射雕》，全民學唱粵語歌。這段歷史是不能忘的。
方言的語言學實驗研究有很多，但聲樂（歌唱、吟誦）藝術中的語言學實驗研究似乎不多（有嗎？），聲樂語言學是一個比語言學更深入的交叉學科，因為自然說話狀態(tài)和聲樂表演狀態(tài)不一樣，研究理論中最大難點恐怕是聲樂表演狀態(tài)的實驗測量的參照系問題。歌唱藝術實驗測量的參照系是什么？是十二平均律的固定音高？從語言學角度來說，這當然荒謬絕倫。不以十二平均律測量比對，又以什么作為藝術比對的參照系？或以廣受贊譽的聲樂表演實例作為參照系？但這個藝術參照系本身是否也尚未建立數(shù)據(jù)庫？
張國榮的粵語普通話歌曲《我》，我認為其實很好印證了《廣州普通話和標準普通話聲調對比研究》（金健、胡偉湘、王霞、李愛軍）的語言學研究成果“（在兩字情況下）廣州普通話陰平調無論前后字音高都偏低......廣州普通話拐點位置的音高比標準普通話偏低”。原論文雖然是自然狀態(tài)下說話的語言學實驗結果，不是歌唱狀態(tài)下的“聲樂語言學”成果，但我認為聲樂是應該服從并適用于語言學規(guī)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