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9 別鶴/書評

本書從一個冷門角度透徹闡述了“第三帝國”背后的形而上力量——而這種力量并非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專利，它恰恰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潛藏主流，只是被第三帝國歪曲和濫用。

“修黎社”是納粹崛起之前的魏瑪時期的社團，也是第三帝國的精神母體。它主張，亞特蘭蒂斯的后裔就是日耳曼人。它把“雅利安人”這種出現(xiàn)在《吠陀》之中的，指上古泛靈文化圈的概念，曲解為日耳曼民族概念，把這個與上古華夏有關(guān)，并包含了埃及、拉丁、印度、希臘、凱爾特、日耳曼、波斯、瑪雅、蘇美爾、巴比倫等子系統(tǒng)在內(nèi)，由羅馬帝國第一次綜合的總概念，篡改為其中之一的“德意志”概念，又將這個概念的地域歸屬于“極北之地”，并在后來的演化中，亂燉為“法國南部、喜馬拉雅山”等“流散之地”。

與這些概念相配合的，也有打著科學旗號的“冰世界理論”概念，由霍爾比格提出，是“冰月”撞擊地球才造成亞特蘭蒂斯、利莫里亞、姆大陸等上古大陸的毀滅。這與各種神話中的大洪水，和出現(xiàn)在波斯蘇魯支宗教中的“光明黑暗二元戰(zhàn)斗”、出現(xiàn)在《吠陀》和《摩訶婆羅多》中的“俱廬之戰(zhàn)”等聯(lián)系在一起。而由于躲在高地，逃過一劫，于是剩下的“雅利安人”就保存了上古人類文明——他也完全可以以《禮運大同篇》為背景，論述“花山大夏”在蔥嶺兩側(cè)的內(nèi)外昆侖，由黃帝子孫保留了“大道之行”的人類古典文明，實際上許多華夏先賢就是這樣論述的。這種論述，并非是一個負面方式，關(guān)鍵是它內(nèi)涵的價值觀，和它的運用方法是什么？在這里，就出現(xiàn)了關(guān)鍵的分歧。

一種，是納粹利用“修黎社”的曲解，為自身奪取權(quán)力、改造社會、戰(zhàn)爭擴張所量身定做的方案，它最大的內(nèi)在缺陷，是“生物政治”，用機械僵化的動物繁殖理論，來劃分敵友，甚至影響決策，所以它危害的遠不止是納粹在宇宙觀上的死敵“猶太布爾什維克”，更是危害了德意志人自己，包括但不限于“生命之泉”，對自己人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安樂死，以及戰(zhàn)爭時孤注一擲迷信“元首大巫師”的賭博，和戰(zhàn)敗時玉石俱焚的“諸神黃昏”天火自盡。

另一種，是正視“民族有機體”的正面價值，從有別于閃米特“封閉教主”和有別于周秦以來“絕地天通”的上古萬物有靈論，入手發(fā)掘，充分肯定每個同胞身上的天賦神性與行動潛能，并由此構(gòu)建民族共同體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基礎(chǔ)。這在華夏，完全蘊含于以軒轅黃帝之經(jīng)為代表的一系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上古文明母體中；在雅利安，則支離破碎地蘊含于由愷撒構(gòu)建、奧古斯都整合、奧勒留沉淀、尤利安重光的，蘊含了埃及、巴比倫、波斯、德魯伊、印度、希臘羅馬多神教的總體“亞特蘭蒂斯--赫耳墨斯”體系中。

這兩種構(gòu)建是顯然不同的。二戰(zhàn)德國的雙重教訓在于，它既把前者的肉身崇拜，推進到極端地步，又因為戰(zhàn)敗，而連累后者蒙上了污名。所以，把兩條線索交互演化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梳理出來，極為必要，從這個角度而言，此書堪稱經(jīng)典之作。下面筆者從十個環(huán)節(jié)來具體解析。

環(huán)節(jié)1：從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學”，到施坦納的“人智學”。

布拉瓦茨基主張“亞特蘭蒂斯”統(tǒng)一起源說，她理論的精華是，以下原型都有統(tǒng)一起源：波斯之密特拉，印度吠陀之密多羅（與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同原型，也與愷撒筆下的“赫丘力”同原型），古希臘之“阿波羅”（宙斯、赫丘力的本質(zhì)原型亦然），古埃及之“赫耳墨斯”（阿蒙、阿吞、奧西里斯、塞拉匹斯的本質(zhì)原型），并非佛教的“彌勒”，閃米特體系盜用過去的“彌賽亞”。然起初，是有德者居之的開放體系，而非閃米特體系的封閉教主——但希特勒在這個體系上的錯用，把自身變成了封閉教主，并把自身的活體崇拜，又與全民族的“生殖崇拜、配種崇拜”，聯(lián)系成了一個缺乏彈性糾錯的機制的權(quán)力單行道。

她理論的糟粕是，暗示性地把“日耳曼”理解為這種統(tǒng)一起源的載體，而無視日耳曼是一個多部落、多邦國的地區(qū)總稱，其中的哥特、維京等差異之大，甚至多于高盧和羅馬的差異。而其中的人牲人殉、等級封閉的部落長老等蠻族制度，造成了中世紀歐洲大陸的封建采邑農(nóng)奴制、英美體系（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前）長期的領(lǐng)主寡頭奴隸制，害人害己，并與更為接近的閃米特政教合一相結(jié)合，形成了宗教法庭和君權(quán)神授，這些都是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遺癥——所以她輕浮地批判愷撒“毀了德魯伊保存的智慧”，而事實恰恰相反，她的追隨者之一，貝贊特夫人（培成）在《人》中高度評價愷撒，奠定了整個雅利安世界的萬物有靈秩序，一如軒轅黃帝之于華夏奠定“禮運大同篇”起源。

這種負面價值又影響了施坦納，他更加暗示“日耳曼人”承載文明的地位，為第三帝國無意中做了輿論的鋪路石之一。但施坦納的正面價值在于，不僅繼承了布拉瓦茨基的精髓，還突出自然療法，還從“自然農(nóng)業(yè)”強調(diào)鄉(xiāng)土對私有財產(chǎn)、自由人習慣法的塑造，這是長遠的醫(yī)學與環(huán)?；A(chǔ)理論之一，這在制度上也與杰斐遜、盧作孚、恰亞諾夫等人的“自耕農(nóng)--自治市場”理論殊途同歸。所以，納粹無論作惡多少，在對自身民族社會的折騰程度方面，比起他的死敵蘇聯(lián)，也有巨大的不同。

環(huán)節(jié)2：從張伯倫到瓦格納。

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ǔ)》為了調(diào)和“日耳曼異教”與基督教的關(guān)系，并讓前者獲得主宰地位，所以將耶穌論述為“與猶太人斗爭的雅利安人”；瓦格納則從《埃達》等北歐維京史詩入手，寫下《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等歌劇，用文學藝術(shù)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宗教、神話背景。

環(huán)節(jié)3：謝爾特《魔法》。

此書由希特勒親自批注，成為他《我的奮斗》背后的精神總綱，并建立了他與羅森堡、希姆萊、戈培爾等“納粹神學官僚”的紐帶。如榮格所言，希特勒從中找到了表達整個日耳曼的痛點、并呼喚潛意識的心理節(jié)拍。但希特勒和希姆萊們后期的一系列操作，如研發(fā)秘密武器，培養(yǎng)“狼人”游擊隊，把魏瑪時期深入人心的吸血鬼形象機械化地與“猶太--布爾什維克”（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也被他捏為同一個敵人）綁定而逼迫蘇聯(lián)的不同派系被迫團結(jié)、困獸猶斗，相信雅利安源于“極北之地”所以不準備足夠冬裝，拿包括了德國殘疾人和老人在內(nèi)的人群做人體實驗，甚至培養(yǎng)“史前動物”、探測地心射線等，也實在入戲太深，偏離了魔法的本質(zhì)。

環(huán)節(jié)4：達雷和伍斯特，“血與土”理論與地母崇拜。

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愷撒、奧古斯都、奧勒留、尤利安等人在羅馬帝國大范圍進行的，埃及伊西斯的大母神崇拜、希臘德墨忒爾的“厄琉息斯秘儀”和阿芙洛狄忒崇拜、羅馬的維納斯崇拜和維斯塔貞女等，甚至酒神狄奧尼索斯崇拜。這種思想，一方面注重生育、世俗存在的基本權(quán)利，一方面，又有“天道精神”與之互補，如前述的日神阿波羅崇拜等，所以這形成了無私無畏、相信永生和神佑的超強戰(zhàn)斗力。他的一個重要理論延伸是：日耳曼的中世紀條頓女巫，被“猶太天主教迫害毀滅”，導致了上古文明的浩劫——這也正是文藝復興的新柏拉圖主義的一個追溯原點。同樣，達雷也推崇華夏的“祖先崇拜、祖先神祇”模式。

環(huán)節(jié)5：謝佛，亂拜佛。

值得一提的是，達雷和伍斯特的思想，并未局限在德國和地中海范圍內(nèi)，而是進一步擴大到“印度-波斯-日耳曼”的“大雅利安圈”。一方面，他們推崇印度教、佛教（所謂“佛陀是雅利安種姓戰(zhàn)士”）、波斯的蘇魯支教（光明黑暗搏斗，與北歐沃坦之戰(zhàn)類似），另一方面，他們甚至在藏傳佛教與苯教中尋找“雅利安宗教”，而這方面，拍攝中國西藏地區(qū)的紀錄片的謝佛尤為突出，煞有介事地拿著各種測量儀去尋找“西藏雅利安人”。這也是他們塑造“希特勒--佛陀”、“希特勒--仁波切”的扯淡依據(jù)。當然，戰(zhàn)后的黛維在《閃電和太陽》里更是塑造了“希特勒--毗濕奴”，把希特勒塑造為埃及阿肯那吞（太陽）與蒙古國成吉思汗（閃電）的綜合體。

環(huán)節(jié)6：拉恩，尋找圣杯。

他綜合了達雷和伍斯特的思想，并在《尋找圣杯》中，從基督教里尋找異端“清潔派”，以諾斯替的方式，沿用前述“耶穌是雅利安人”理論，詮釋為“雅利安宗教”，說是被保羅篡改的“猶太天主教”扼殺。他甚至發(fā)展出“路西法宗教”，在《路西法法庭》中指出，撒旦正是真神，這不知不覺又與彌爾頓的共和革命殊途同歸了。也許正是拉恩堅守了與黃老經(jīng)典《道德經(jīng)》“谷神”相一致的“地母崇拜”所蘊含的萬物有靈精神，所以他對民眾的平等權(quán)利的認可，讓他與納粹日趨封閉化的精英階級趨勢，保持了距離，最后也“被自殺”于尋找圣杯的冷山中。

值得一提的是，《達芬奇密碼》等多部“新神話小說”作者丹布朗，在《圣杯與劍》中分析游牧帶來奴隸制摧毀上古靈性文明的艾斯勒，也把圣杯往“抹大拉、地母崇拜”進行詮釋。

環(huán)節(jié)7：豪爾，戰(zhàn)斗瑜伽，所謂“雅利安精神”。

與印度革命志士如辨喜《行動瑜伽》、阿羅頻多《薄伽梵歌論》等，詮釋相似，只有最積極、最不執(zhí)于結(jié)果、最持續(xù)于自覺天職的無私無畏之行動，才能打破“業(yè)”之因果輪回、能量循環(huán)這一層“摩耶薄幕”。但不同在于，他的理論被希姆萊等“薄伽梵歌忠實讀者”歪曲為一個貴族集團作為精神載體，所以匪夷所思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希特勒和希姆萊高度稱贊阿拉伯大征服這一同樣有“閃米特血統(tǒng)”的軍事運動，對泛突厥運動表示好感，把蒙古帝國的奴隸主貴族和二戰(zhàn)日本的皇室與統(tǒng)治階級稱為“雅利安人”。所以對“神道教”這種違背萬物有靈，與閃米特體系“封閉教主、君權(quán)神授”反而更加接近的構(gòu)建，他們帶著天然的親近感。

——這是希特勒在二戰(zhàn)考慮亞洲同盟時，寧可選擇日本，統(tǒng)戰(zhàn)印度、阿拉伯、伊朗，也不愿選擇支持中國抵抗列強的根本原因。他們看不到華夏這個真正與“雅利安萬物有靈、道生一行動哲學”，有著同一個遠古世界文化圈因素的民族；他們更無法預見抗戰(zhàn)時期，奮辛亥光復、建立共和之余烈，最終“漢族復興，永湔國恥”（抗日戰(zhàn)爭南岳忠烈祠之銘），打敗史上歷代外虜?shù)奈镔|(zhì)最強者日本，廢除滿清簽署的上千個不平等條約，收復和奠定現(xiàn)代合法領(lǐng)土領(lǐng)海，一躍為聯(lián)合國五常，徹底粉碎甲申三百年來“東亞病夫”地位的奇跡史詩。

環(huán)節(jié)8：諾查丹瑪斯，戰(zhàn)時占星術(shù)。

戈培爾非常重視這一精神資源，可以理解為“法國版的推背圖”。但戈培爾的利用，卻仍然是機械性地理解為字面含義，用以鼓動第三帝國的士氣，而未能解讀《諸世紀》更有邏輯的暗示。

環(huán)節(jié)9：安里希。

戰(zhàn)后反思之人，他一方面批判納粹的生物政治和物質(zhì)主義，對泛神/萬物有靈的歪曲利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應該正視“第三帝國超自然”的積極一面，從精神共同體角度塑造日耳曼的重生——他認為，他才是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而希特勒是背叛者?；蛘邚谋举|(zhì)意義而言，希特勒其實是對所謂“猶太布爾什維克”的史上最大規(guī)模極端反應，形成的瓦格納歌劇式自殺沖鋒，仍然是以物質(zhì)主義去對抗物質(zhì)主義，過分依托于納粹“自上而下”的物化控制，而忽略了甚至打壓了民眾精神力量共同體的成長潛能——后者才是有可能實現(xiàn)“雅利安復興”或者任何民族復興的基石。

環(huán)節(jié)10：埃沃拉。

作為意大利的法西斯哲學家，埃沃拉卻與墨索里尼分歧較大，他不贊同墨氏與天主教廷的妥協(xié)，他認為秩序源于“天王星能量”：古埃及的拉，古波斯的Rohita火，古羅馬的索爾太陽神球體（愷撒主導和尤利安復興的多神教），即吠陀精神之火、華夏之道，原型之一是貞潔的德墨忒爾，和擁有她的、連通“萬物有靈”的祭司圣王。

他認為，后王德不配位而神性轉(zhuǎn)移，并按雅利安種姓、赫西俄德四時代的“農(nóng)-獵-商-工”墮落（亞特蘭蒂斯命運），宇宙大自然的母權(quán)變異為阿芙洛狄忒、亞馬遜甚至狄奧尼索斯。這種轉(zhuǎn)移，類似于華夏古典對“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解釋（董仲舒等人做了進一步僵化曲解），也普遍存在于上古世界的多個部落地區(qū)中。

而他認為天王星釋放的雄性力量是：波斯密特拉-希臘阿波羅-維吉爾筆下愷撒與奧古斯都，與伊特魯利亞-克里特-埃及伊西斯-努馬宗教-迦勒底月球科學-維斯塔貞女的“大地女神”fortuna結(jié)合（愷撒之信仰），重振為羅馬帝國，乃但丁希望光復的普世秩序，后者傳承為赫拉（朱諾）、維納斯、密涅瓦（雅典娜）等神祇。但閃米特體系，讓受造物與上帝裂為二元距離，作者說，出路是以加速促循環(huán)。

埃沃拉把地中海秩序或者雅利安秩序中，不同文明體的支離破碎，當成普世規(guī)律，這就陷入了他鄙視勞動和商業(yè)，呼喚貴族制度、甚至世襲貴族的悖論，好像只有某一些世襲貴族在整個地球壟斷權(quán)勢，才能避免人類的“雜交墮落”。但墮落并不是“亞特蘭蒂斯失去了神性”，而是人性本身就和神性有巨大的距離，正如“一”的能量無法與“道”媲美，所以反而是他呼喚的那種“純潔寡頭”無法抵制自我的腐化墮落，這是懶惰和恐懼這個人性深處的一體兩面決定的。他雖然對東方文明很有造詣，但未能深入華夏的軒轅黃帝起源，沒有看懂華夏文明的原型秩序與起伏主線，導致了一葉障目。

有趣的是，書中還詳細展示了，希特勒面對“不聽話的民間玄學團體”，并未施加類似于“長刀之夜”干掉沖鋒隊那樣的清洗，而是比較溫和地控制、寬容和有限打壓（抓人溝通然后釋放）。即使在赫斯出于迷信而出逃去英國單獨談判的丑聞發(fā)生后，部下慫恿收拾玄學團體，希特勒亦雷聲大雨點小，幾乎沒逮捕誰。這與納粹黨和“修黎社”決裂的軌跡幾乎一樣，后者在第三帝國實際上始終存在，并有官方背書。這說明，希特勒和納粹高官，與玄學團體是相互依存的狀態(tài)，第三帝國并不是利用超自然，而是真心信奉——但他們的信仰恰恰蒙上了古條頓和中世紀日耳曼的人牲巫術(shù)，所以和他們仇視的蘇聯(lián)“猶太布爾什維克”，在神話“活人彌賽亞”的方法論上，竟然殊途同歸，這也最終造成了第三帝國一系列決策失誤和覆亡。

反過來，再讀本古里安、果爾達梅厄等“猶太復國領(lǐng)袖”的回憶錄，更能感覺到一個和“吸血鬼”形象大有不同的軌跡——20世紀猶太復國主義并非沉迷于“沙漠中的人祭儀式”，而是相當理性的世俗化民族主義運動。比較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歷史，會錯愕地感覺，它好像更接近于“出埃及記”，并在走向“應許之地”的迷途中顛沛流離——現(xiàn)代猶太復國主義擱置了兩千年來依托摩西教主的執(zhí)念，最終復國成功；而德意志第三帝國反倒從“修黎社”萬物有靈初衷，走到了對祭司階層和彌賽亞進行肉身崇拜、并賭上一切的閃米特物質(zhì)主義歧途。只能說，世界上各個曾有厚重歷史的共同體，都有他們各自喚醒集體潛能的形而上力量，關(guān)鍵是要找到，那種精神力量真正有助于民族和民眾走向復興的部分是什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