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當王?。ɑ┰诰W絡上看到被誘騙到緬北從事電信詐騙的人被毆打、拘禁，回不了國，真實感受到自己的幸運。

這段愚蠢、荒誕、窘迫又走運的經歷發(fā)生在2016年。但故事的余波一直持續(xù)到新冠疫情之后。2021年10月1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賓陽縣打擊整治網絡違法犯罪工作聯(lián)席辦公室發(fā)布了一份通告，決定對69名賓陽籍滯留緬北人員進行懲戒。懲戒的措施有數(shù)條，其中一條是凍結戶口，若在規(guī)定時間內拒不回國，將注銷戶口。

這69名賓陽籍滯留緬北人員中，有一名男子叫韋世均。當?shù)卣玖似鋺艏刂吩趶V西賓陽縣思隴鎮(zhèn)六高村委會譚羅村。

韋世均在7年前把自己的廣西同鄉(xiāng)王健騙到了印度，讓其加入當?shù)氐碾娦旁p騙團伙。南都記者采訪了王健，他講述了這段終生難忘的經歷。

2021年10月18日，賓陽縣發(fā)布的一份通告。

飛往孟買的機票

2016年4月26日，印度的時間早上7點，手機沒電后與外界徹底隔絕的廣西籍30歲青年王健拖著開裂的行李箱，站在眼前的這個居民區(qū)三層小樓前。

他和同行另5人于25日上午9:55從廣州起飛，經香港轉機，在印度時間深夜12點抵達孟買機場后，又連夜坐了將近6小時車，來到這個不知名的地方。

王健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在孟買，還是在其他城市。

出發(fā)前兩天，4月23日，他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去的國家是印度，他一直以為自己要去新加坡。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他不久前申領的嶄新護照上第一次被貼上了簽證頁，來自印度，有效期半年，可多次入境，每次停留最多90天，禁止在印度境內受雇或工作。

王健注意到，和其他民居樓不一樣，三層小樓的門外裝著攝像頭。走進小樓，看到客廳里擁擠地擺放著七八張可以折疊的四方桌，每臺桌子上放著一臺固定電話，其中一部分桌子上還擱著一臺計算器。

目睹此景，王健終于認輸一般告訴自己——真的上當受騙了。

海外“招”工

“搞的一團亂”，王健這樣形容自己這大半年的生活狀態(tài)。也許是感覺到生活的困窘，想要找到一條擺脫困苦的捷徑，但卻屢屢被“捷徑”上的陷阱困得更深。

2014年7月，他一次性在網絡黑彩票平臺就被騙了近一萬元，被騙光了自己所有積蓄。其中，有幾千元還是他從金融服務平臺上貸的款。之后，催債電話隔三岔五打來，讓他心煩意亂，兩手空空，一時還沒找到穩(wěn)定工作，想還也還不上。反倒是自己溫飽無著，還要四處借錢，各種碰壁。

王健萌生了去海外打工的想法，一來聽說海外給的工資高，二來這樣也可以“暫時避避風頭”，他計劃在海外把錢攢齊了一下子還清外債。

生于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某市，“80后”王健此前十多年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專輟學后就沒有再讀書，做過伐木工人，還在圖文打印店干過印刷，打工漂泊的足跡覆蓋了廣州、深圳、福建很多地方。

2016年2月，王健似乎還沒有走出生活的泥潭。他在網上偶然看到一條私人發(fā)布的招聘信息——“年后公司缺人現(xiàn)在招聘新加坡出國務工”。招聘信息稱，工資可達200元/天，招聘人數(shù)為5人，公司名稱顯示為“喜來坊有限公司”。

招聘廣告還稱，“不要求學歷、也不要求工作經驗，具體出發(fā)時間是2016年3月10日，來回費用公司一切報銷，底薪5000元一月，外加提成，多勞多得，必須做滿三個月方可辭職?！?/p>

王健當天就撥通了頁面上的聯(lián)系手機號碼，電話里是一個名叫韋世均的男子。韋世均在電話里說，是去新加坡工廠里面上班，還說了公司的名字——一家名稱里帶著“浙江”的公司。

第二天，王健就和韋世均約在深圳南山區(qū)汽車站見了面。韋世均帶他去拍了一寸證件照，拿走了他的護照，說是要趕快去辦簽證。

急需錢的王健希望越快出國越好。韋世均先拿了500元給王健，說：“這是生活費，先拿著用，頂幾天。”

見面后，王健覺得哪里不對勁，就找到電話，給這家浙江的公司求證。該公司的業(yè)務員告訴他，該公司沒有在海外設立分公司，這種招工很可能是騙子。已經警覺的王健又打給了新加坡廣州總領館，對方說國內去新加坡不可能辦勞工簽證的，要辦也要通過新加坡勞工部才能辦理，讓他小心受騙。

王健討回了自己的護照。

過海關的策略

一個多月過去了，王健找了許久，還是沒找到工作，每天只看錢像流水般流走，卻沒有看到收入，家里的矛盾越積越深，“很難熬那日子”，他說，有工作的人都盼著周末可以休息，沒工作的人最怕的就是周末。

正是在這時，2016年4月初，韋世均主動在微信上聯(lián)系王健，問他“最近在做什么？有沒有找到工作？”王健警覺的防線松動了——韋世均只要能夠提供合法的工作機會就行，他愿意試一試。

得知此消息，韋世均稱，自己第二天就從廣西南寧來廣州番禺找王健。他又一次拿走了王健的護照，通過快遞以王健為寄件人，寄給了廈門市思明區(qū)一個地址，說是通過旅行社來代辦簽證，要等10天。

“我還是以為他只是一個包工頭一樣的介紹人，給各個工廠介紹工人，以為還要帶我去新加坡，也沒有多問?！蓖踅≌f，韋世均給人感覺沒有太多江湖氣，更像是一個老實人，之前借給他500元也沒有還，讓他有些歉意。

這次見面韋世均又拿出200元給王健，王健已身無分文，出國之前最少還有十多天時間，既然決定出國務工，也不打算再找工作。他問韋世均可不可以多給他一些。韋世均稱，自己也拿不了決定，要問上面的人。

半個月后的4月23日，韋世均通知王健，自己已經到了廣州白云區(qū)人和鎮(zhèn)的某酒店住下，讓王健過去找他，準備出發(fā)。

當天王健拿到簽證，發(fā)現(xiàn)是印度，就又問韋世均，怎么說好的又變了。韋世均就說新加坡不去了，工廠搬去印度了。一心以為是去工廠上班，心里一點準備也沒有，王健也只是感覺心里窩火，既然簽證下來了，也沒有多問。

除了韋世均和王健外，還有另外一男二女3個湖北人也已經同日抵達白云區(qū)某酒店。此外，還有另一名廣西籍的男子陳志彬（化名）則晚一日抵達。

24日晚上，出發(fā)前的最后一晚，韋世均把大家召集到房間里開了一次行前會議。韋讓眾人注意，第二天出關時，大家要分開走，裝成互不相識的人，避免引起懷疑，出了關再聚集，還說讓大家盡量找男性邊檢員通道走。

抵達孟買

當時，王健心理上的抵觸情緒還沒有落實到行動。

上面為他們買了從廣州白云機場起飛，經香港轉機抵達孟買的機票。也許是為了讓邊檢成功放行，行程單上也打印上了從孟買到香港的一程機票，回程機票的時間正好時隔整整3個月。此外，韋世均還在機場給每個人換了一些港幣，放在口袋里，說是用來出關的時候以防不備，可以賄賂邊檢員。

出關沒有遇到麻煩。

在飛機上，王健和三個湖北人中較小的女孩坐在一起。從她口中，王健得知，來自湖北的這三人也是經過一個名叫“巧艷”的人介紹。他們三人并不是第一次出國打工，之前去馬來西亞的賭場做過荷官。

經過將近20個小時的行程，到達孟買的時候已經半夜12點，“外面一片漆黑”。幾個人都不會英語，在求助航班空姐后，才填完入境單入境，取完行李，已經接近26日凌晨1點鐘。王健花了幾十元買的廉價行李箱已經被壓壞了，箱子里還帶著冬天穿的衣服、鞋子，他還帶了針線包。

順利出境之后，韋世均告訴王健，一會兒接機人會舉寫著“小蘋果”的牌子，接機的有兩個人，長相像印度人，同時也是司機，開兩部商務車，一行6人分成了兩車，先出來的王健和另一位來自廣西的陳志彬先跟著一輛車走了，韋世均則和湖北三人坐第二輛車。

據(jù)王健從韋世均處了解到，光是租用這兩部車就花了將近3000元。王健坐上車之后，卻沒有什么睡意，心里感到一絲不安，他仔細盤算著時間，想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距離孟買機場會有多遠。行前，他有意識地去開通了國際漫游，但打開之后，卻發(fā)現(xiàn)搜不到信號，無法與外界聯(lián)系。

中途，先走的王健一車到高速路服務區(qū)休息，等后邊的車。司機知道他們兩個身上沒有帶盧比，還請他們喝了一杯熱牛奶，吃了一個三明治。

等韋世均的車趕上來了，韋世均讓大家一定要把手機卡拿出來，只關機還不行。到了之后，再買一個當?shù)氐碾娫捒?。王健把拿出來的手機卡放進了鞋墊底下。

車一直把他們送到了一處獨棟臨街三層居民樓，這個地方既是他們的住處，也是他們將要工作的“車間”。

王健回憶，居民樓外邊像是國內的城鄉(xiāng)接合部，沒有商鋪，旁邊有很多建筑工地，沒有太多綠化，附近有一所學校，街上停著一輛小車。

到住處的地方，是早上7點鐘，底樓客廳里擺放著七八張可以翻折的桌子，桌上擺放著電話，一些桌子上還擱著一臺計算器。王健這才恍然大悟，他知道韋世均曾經欺騙了他至少兩次，但沒想到自己被騙來這里，是要搞電信詐騙。

詐騙窩點的“頭兒”

剛過早晨7點，客廳里已經有人在上班。

原來，桌上的計算器是為模仿電信詐騙查詢時敲擊鍵盤發(fā)出的聲音用。

“桌子并不大，大概40cm*40cm大小，鍵盤放不下”。除了七八張擺放著黑色電話機的桌子外，邊上還有兩張普通書桌上放著電腦臺式機，一臺用來看門外的視頻監(jiān)控；還有一臺可以使用存放數(shù)據(jù)信息的軟件。

底樓還有一個后廚和衛(wèi)生間。窗戶里面都焊著鋼筋，墻上裝著一臺空調。

在這個窩點，底樓是工作區(qū)，二樓三樓則是宿舍。王健數(shù)了一下，在他們來到這兒之前，這兒就已經有8個人在此工作，清一色的男性，大都是20歲-30歲之間的年紀，都不用真名，而用假名互稱，“說話口音統(tǒng)統(tǒng)像閩臺地區(qū)的”。

其中一個全身上下，兩臂上都刺滿了青色文身的人，微胖的身材，大約170cm，75kg的身材，是這里的“頭兒”，這處窩點的最高負責人。

“頭兒”給王健的第一感覺是溫和，他讓新來的“員工”先休息一下。于是帶他們上樓。王健、陳志彬和韋世均三人分住在2樓的兩間臥室里，床是上下鋪，每一間房間有四五張雙層床。二樓中間的走廊上，還放著三四部無繩電話機，旁邊擱著一塊白板，上面寫著“上海市公安局電話”幾個漢字，外加一串021打頭的電話號碼，可能是方便詐騙團伙電話行騙時用改號軟件修改時查看使用。

湖北籍的一男兩女上了三樓。此時已經完全明白情況的王健放下行李之后，上了三樓，跟三個湖北人說，“有點不對勁”，他和三人商量說：“一會兒如果他們送上來的水先不要喝，手機和護照也放在身上，不要交出去。三個湖北人也有不安，“感覺像傳銷組織”。

這時，“頭兒”帶著兩個人上到三樓，果然拿來了一打瓶裝水，讓他們先把護照和手機交出來，說“這是我們這兒的規(guī)矩”。

不能不明不白地不能把護照交出去，王健問，”你們到底是做什么的？”三個湖北人也提要求，問“頭兒”借電話，想在電話里跟介紹人巧艷問個清楚。

“頭兒”也把電話借給了他們，不過是用網絡APP電話打，而不是用手機號碼，這是“公司”用的電話——號碼隨機顯示，回撥過去卻不能接通。

湖北人一直以為自己和當初去馬來西亞一樣，也是去賭場里面做荷官，幫中國游客投注。他們的聯(lián)絡人巧艷完全騙了他們。

打完電話，三個湖北人還在懊惱之中。韋世均和陳志彬也被叫到了三樓。“頭兒”對他們說，“如果在國內就告訴你們，出來是做電信詐騙，相信你們也不會來了”?！八f得很直接，人感覺也不是壞人，很和善”，王健回憶。

“你們愿不愿意做？能不能接受？”，“頭兒”問他們。

“這種事情我們做不來”，王健解釋說，我現(xiàn)在有急事請別人幫忙，都很麻煩，我身邊能夠相信我的人也沒有幾個，“我想回去”。但對方沒有輕易答應，而是選擇了拖延?！邦^兒”說，先等一段時間再說，要問過上面，才能做決定。

王健心想，在這種環(huán)境下，往往會采用先禮后兵的辦法。雖然這些人看起來比較和善，但還是不要激怒他們，不然吃苦的還是自己。

冒充公安行騙

離開了三樓，“頭兒”又到二樓的房間里，和王健、韋世均、陳志彬三人繼續(xù)談。王健回憶，韋世均在房里親口承認自己以前也做過電信詐騙，去的是越南。陳志彬則表示自己無所謂，不在乎。王健再次表達自己很排斥干這個。

“頭兒”想讓陳志彬和韋世均來說服王健，他還舉例說湖北人的介紹人巧艷，第一次被騙過來的時候，也很排斥，做了一段時間賺到錢、拿到提成之后，回去之后過的比以前好多了。另一個戴著眼鏡，身高約1米六，看上去就像一個還在讀書的大學生一樣男子也對王健說：做這個“會上癮，會很刺激”，剛開始做，打電話都會結巴，做久了就不會了。

王健已經20多個小時沒睡個踏實覺，早上到了窩點，心驚膽戰(zhàn)的，有點疲憊，“頭兒”就說先休息一下，韋世均和陳志彬搬去了二樓的另一個房間，留下王健一個人在房間里。他收拾了一下行李，沒關門，王健躺下，把護照塞進自己的褲袋，把手機卡從鞋墊里拿出來，試著開了一下手機，還是沒有信號。

睡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后，王健被一個電話吵醒。

二樓的房間外的無繩電話響了，一個中等身材，大概25歲左右的男子跑去接了電話，剛才幾人在房間里談話的時候，韋世均也見過這人在屋外走動。

在這通電話里，他冒充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

黑衣男子拿著無繩電話去了房間里，說出了對方的名字，也報出了對方的身份證號，說交通銀行的信用卡涉及金融詐騙，開始現(xiàn)場表演。

“他表現(xiàn)出越說越生氣的樣子，生氣得像發(fā)怒了一樣”，王健回憶那副樣子不禁要笑出來，“就像是要跳起來罵電話里上當?shù)娜恕?。黑衣男子還說，“我已經很生氣了，你這個案子下午五點鐘我就要移交給其他人去辦理了”。王健特別記得這句話。

據(jù)王健了解，詐騙窩點有分工：一線會先冒充快遞客服，獲取個人信息，然后二線在冒充警官、法官或者檢察官來行騙。國內媒體此前也報道過多起，以假冒順豐客服的名義行騙的電信詐騙案件。一旦告訴詐騙分子姓名、身份等信息后，詐騙分子就會假借多種名義開始詐騙。

“入職”培訓

中午，一行人被叫醒到一樓廚房吃飯。吃的是簡單的家常菜。王健心想，就算是要跑，也要吃飽了才能跑得動，又不敢吃太多。他看一些臺灣人也在一起吃，就放下了戒備心。吃飯時，對方又讓王健交出手機，其他人全部都把護照和手機都交出去。王健把手機交出去了，但護照一直都留在身上。

吃完后，“頭兒”召集大家進行“入職培訓”。

一上來，“頭兒”又一次直接地向新“員工”坦白，“我們做的這個在你們大陸人眼里，用你們的話說，就是‘騙子’”。

接著，“頭兒”介紹了工資的構成，分成兩種情況，中國臺灣籍的員工直接按提成來算，每一單都可以拿6%的提成，比如“如果一個電話騙到一個老頭的一萬塊錢，自己就可以拿600元”。

“你們中國大陸人有優(yōu)勢”，“頭兒”說，光保底“工資”每個月就可以拿5000元，同樣按6%提成。如果一個月不夠5000元的話，就按5000元來發(fā)，如果超出，就按照實際的提成后工資來發(fā)。每個月10號結算工資。

每個月的10號，所有人都可以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斑@里的手機只有兩部，由我們來保管，平時不能使用手機”，“頭兒”對他們說。

培訓一開始，還有自我介紹的環(huán)節(jié)，不過所有人用的都是假名字，明確說“做這一行不會用真名字，也不會讓你知道”。

此外，還給每個人發(fā)了一份“話術單”，大概有4頁。讓每個人都背下來。老員工還對新人說，“看一天就能背下來了”。

王健沒要，明確說這個事情做不了，還是堅持要回去。他還對“頭兒”說，你們這種騙術不高明，可以去打（警方）電話問清楚。

“頭兒”給王健的回答是——“我們不會給他掛斷電話的機會，也不會讓他有機會打電話到公安局去問。”

會后，“頭兒”又把不愿合作的王健留下，還想進一步勸說，還說想讓王健學電腦技術，給手機用戶發(fā)送虛假信息，“做這個工資還會比接線員更高，保底有10000元一個月”。王健表示，考慮考慮。

出逃

上樓回到房間，王健并不慌亂，他把自己的毛巾從箱子里拿出來，曬干，又把自己的鞋子拿到房間外的陽臺上去曬。這一天是個好天氣，外面的太陽很大。熱得很，感覺有40度。隨后，他又上了三樓，問三個湖北人什么意見。他們有點動搖了，說現(xiàn)在走也走不了了。王健告訴他們：我打算夜里要逃出去。

“我出去找警察，再回來找你們，如果到最后我們一起是被遣返回去，你們愿意嗎？”“行”，湖北人中那個男子說。

王健趁幾個臺灣人出去超市買東西，就在屋里查看了一下居民樓內外的地形。大部分窗戶都焊著鐵桿，三樓頂上有一個曬臺，上去的木門沒有上鎖，這是一個可以逃出去的出口；此外，二三樓的樓道里有一扇采光的玻璃窗，雖然不能打開，但也沒有欄桿，只要敲碎了，就能夠逃出去。要想出去最好的途徑，是在他自己的房間里，房間的陽臺外面有一棵棕櫚樹，和陽臺挨著，順著樹干爬下去，也是最安全的辦法。房間里這時還有另一個臺灣人，已經睡著了。

下午差不多4點鐘的時候，他下了一樓，看到只有之前的那個黑衣男子在看著電腦，王健和他聊了幾句，一是想看看底樓的情況，關注一下攝像頭的監(jiān)控范圍有多大，二來也想麻痹一下下面的人。

得知出去的那么多人還沒有回來，二樓同屋的那個人又睡得很死。本打算晚上出去，現(xiàn)在才是最好的機會。他穿上鞋子，輕輕走到陽臺上，翻出去，抱住棕櫚樹的樹干就往下滑，對于農村長大的王健，爬樹這事兒相當熟練。

王健避開攝像頭，往公路相反的方向跑，轉了一圈，跑出了一兩公里，左看右看都是居民樓，沒有看到警局?？吹揭恍┊?shù)厝耍踅【蜕先ビ貌⒉涣骼挠⑽膯枴癢here is the police? I need them (their) help.”(哪里有警察？我需要他們幫助。)當?shù)厝丝赡苡X得他有些怪，就說“No, No, No”。

王健問了兩個之后，遇到一個把摩托車停在路邊的當?shù)啬腥?，附近有一個學校，他可能在那里接孩子放學。王健還拿出護照，指著護照上的英文，想讓對方幫忙帶路，還把隨身帶著的所有錢都拿出來，有10元港幣，有20元人民幣。

他感覺到王健可能遇到了危難的事情，就帶王健來到附近一個三輪車司機那，從自己口袋里掏出50元盧比給對方，沒有拿王健的錢，讓三輪車司機帶王健去附近的警察局?！斑@是唯一幫助了我的當?shù)氐挠《热?。”王健說。

上了三輪車之后，走了一公里，就看到一輛警車，王健招手叫停了警車。隨后王健跟著去了警察局。

回國

大約20分鐘后，王健到了警局。這是一個很小的派出所，整個警局里面，也就只有五六個警察在。王健問警員借了一部手機，插上了自己藏在鞋墊下的手機卡，打通了運營商的客服電話，聯(lián)系上中國駐印度使領館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得知王健已經到了警局，就給了他一個郵箱地址，讓王健把事情的經過發(fā)一封郵件到郵箱。使領館工作人員還在電話里請求當?shù)氐木瘑T給王健提供一些幫助。

警員把王健帶到了派出所里唯一有空調的一間辦公室里，給他倒了杯水，開始詢問了解情況。由于語言不同，雙方難以溝通。

王健在派出所等待事情轉機的時候，韋世均卻來了。他欺騙警員說：王健是因為語言不通走丟了才來找警察，他可以把王健接回去。

王健猶豫了一下，也沒有其他辦法就跟著韋世均回去了。韋世均把王健帶到了另外一個窩點，這次是一棟高層居民樓，其他人員也已經轉移到這里。

“頭兒”對王健說：“聽說你留了一張電話卡?！彼麄冏屚踅“央娫捒ń怀鰜?。王健估計，派出所里有人通風報信了，他們想要電話卡，一方面是了解王健到底跟使領館說了什么，另一方面也是防備使領館的工作人員再打來電話。

第二天，他們派了一輛車把王健等5個人都接走了，坐車到孟買機場，從孟買飛到了新德里，從新德里飛到香港。在香港，5個人分散，買了飛往各自目的地的機票。

“他們可能知道我干不了詐騙，而且他們以為我報警就是為了省回國的機票錢。實際上我確實沒有在國外的經驗，當時確實不知道怎么辦能回去?！蓖踅≌f。

回到國內之后，王健還曾收到過中國駐印度使領館的來電提醒。王健回電告訴對方，已經回國了。對方說，“回去了就好，以后要小心點，不要再上當了?！?/p>

王健猜測，詐騙團伙可能擔心他已經將案情報告警方和領事館，擔心會被查出來后連窩端掉，不得已破財免災，花錢將他們送回國內。多年之后，當他在網絡上看到被誘騙到緬北從事電信詐騙的人被毆打、拘禁，回不了國，真實感受到自己的幸運。

六年時間過去了。王健現(xiàn)在有了一份工作，月收入三四千元，仍然過著不算穩(wěn)定的生活。忙碌的工作之余，關于電信詐騙的新聞總能吸引他的關注。他在找工作，特別是去國外打工這件事情上變得更加謹慎。如果是那種要提前交錢或者是要前期參加所謂培訓的工作，他都很警惕。

他在手機上設置了國外來電拒接。但偶爾，他也會接通電話，想起在印度的短暫荒誕的經歷，忍不住在電話里試圖探問用話術行騙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在印度搞詐騙，對方當然不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