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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jīng)》中用此來表達王權(quán)的核心思想。它不僅構(gòu)建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總體發(fā)展框架，也成為執(zhí)政者治理社會合法性的依據(jù)。正是在這一理念的主導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統(tǒng)治時代的民眾，都必須承擔繳納賦稅和提供勞役兵役的義務(wù)。對于以農(nóng)立國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來說，賦役顯得尤為重要和關(guān)鍵。

明朝末期的天災人禍惡性循環(huán)，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因為天災，土地欠收，人民無力繳納田賦，而此時遼東軍餉催繳日緊，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變成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加入農(nóng)民起義隊伍，成為明朝的掘墓人。面對天災邊患，明廷的財政已無力應對，結(jié)局只能是天下分崩離析，廣大百姓更遭涂炭。

剛剛?cè)胫髦性那宄y(tǒng)治者，面對地畝荒蕪、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嚴峻現(xiàn)實，清醒地意識到，如果不盡早著手整頓賦役制度，對明朝積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難以維系民心，穩(wěn)固和進一步擴大對全國的統(tǒng)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頓財政賦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實行。直至雍正年間，攤丁入畝制度被正式啟用，并逐步在全國范圍內(nèi)普遍推行，成為中國賦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譽為良法美政。

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賦稅制度，它又給清王朝的統(tǒng)治和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怎樣的深遠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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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集?攤丁入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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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交民巷，晚清以來到20世紀中期一百年間的金融街。如今，狹窄的街道兩旁，唯有高大的法國梧桐靜靜地守候著曾經(jīng)的洋行，其中一座成為了中國錢幣博物館的所在。低調(diào)的門面和標牌，毫不顯眼，卻留存著中國錢幣發(fā)展的歷史?；厮葑钤绲呢泿?，貝類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文字中，凡是與財富、價值、交易有關(guān)的漢字，幾乎都帶有貝字旁，比如財寶的財，富貴的貴，貧賤、賞賜、賄賂、貿(mào)、貨、貸，還有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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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賦字是由貝和武組成的，武代表著用兵、國防和軍事。可見，賦還意味著與用兵有關(guān)的錢財，也就是國防稅。歷史上，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賦，后面還經(jīng)常跟著一個役字。役從象形字面來看，是一個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與國防軍事有關(guān)。所以，役意味著從軍，或者是與軍事有關(guān)的勞役，比如修建長城。歷史上，人民與國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著賦役關(guān)系，國家有責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義務(wù)向國家奉獻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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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你要養(yǎng)活國家，你總要，它要獲得收入。因為在古代的話它不是收錢，整個的國家的稅收來講，它主要兩塊東西，一塊東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賦；一個呢它就要征勞力，那就叫役。勞力它一般都是從丁開始征的，因為丁就是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婦女都不在內(nèi)，就是有勞動力的成年男子。這是整個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包括清以前很多地方它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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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最早是指年紀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說到攤丁入畝，必然與丁和畝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緊密相連。珍藏于安徽休寧縣檔案館中的魚鱗圖冊，給后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詮釋。國家要向老百姓收稅，要有據(jù)可依，在社會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更是如此。休寧縣館藏的魚鱗圖冊是清朝順治和康熙年間重新編纂的，作為收取田賦的重要依據(jù)之一，它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比較科學的土地賦稅管理辦法。中國以農(nóng)業(yè)立國，所以賦役制度離不開人口與土地的核查。明清兩代，關(guān)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魚鱗圖冊，而關(guān)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黃冊，這是農(nóng)業(yè)社會發(fā)展到明清時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個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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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這個魚鱗冊主要是田地冊，方位在哪，落實到每個戶。黃冊呢，主要是記錄人丁的。然后黃冊和魚鱗冊相對呢，這就是當時明朝賦稅征收的一個基礎(chǔ)。清代實際上，它實際上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經(jīng)想恢復，但是它已經(jīng)很難了。因為要搞這個東西，就要相對和平的時期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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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時期實行貢、助、徹制以來，賦役的征收隨時代和時勢的變化而變化。像秦漢的租賦徭役制，魏晉南北朝的租調(diào)力役制，隋與唐前期的租庸調(diào)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兩稅法，以及明中葉開始實行的一條鞭法，都發(fā)端和依存于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清朝的賦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礎(chǔ)上確立起來的，同時又呈現(xiàn)出新的發(fā)展趨勢。那么，回溯歷史，中國的賦役制度究竟是怎樣一步步走向攤丁入畝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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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鄭州鞏義市南瑤灣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這位對社會生活觀察入微、對百姓疾苦體味尤甚的唐代詩人，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與中國的賦役制度恰好息息相關(guān)，那就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zhàn)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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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雜稅呀。為什么我們在好多詩歌里面，好多文章里面講的這個苛捐暴吏，實際上跟抓丁有關(guān)系。田賦的話，豐年就好一點，欠年就差一點，那么交稅有難不難的問題。那么這個差就很難說了，比方說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農(nóng)忙還是什么，他就要抓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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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丁帶給老百姓的痛苦，給古代社會的賦役制度蒙上了一層陰影。為何作為一個國家發(fā)展基石的賦稅會以猙獰的面目出現(xiàn)？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人民三征，包括布縷、粟米，還有力役，也就是國家向每一個人征收相同定額的稅種，其實都有人頭稅的性質(zhì)。人頭稅古來就有，每個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實行攤丁入畝之前，人頭稅就已經(jīng)存在了兩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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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礎(chǔ)上實行的租庸調(diào)制，規(guī)定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兩石，為租；輸絹兩丈、棉三兩，為調(diào)；服役二十日，稱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納絹三尺，或布三點六尺，為庸。租庸調(diào)制針對的是大量存在著的自有土地的自耕農(nóng)社會，人頭稅的成分很大。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唐朝中后期的兩稅法就變成了以家庭財產(chǎn)為征收標準，開始以貨幣的方式向國家繳納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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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由實物變成銀子，這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農(nóng)民對商品的概念，就相對地比過去明確起來了。過去農(nóng)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交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兩個雞蛋去換點鹽來吃。一般的就是，經(jīng)濟就是這樣的一個經(jīng)濟，比較自然型的經(jīng)濟。那么交銀以后，種東西就可以相對地自由多了，哪個賺錢他就可以種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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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到了明朝之后，張居正萬歷初年進行賦役改革的話，主要是一條鞭。一條鞭的意思就是說，他把這些東西原來是收糧食、征用勞力，他現(xiàn)在都把它轉(zhuǎn)化成征收銀子，用錢的辦法。這樣因為明朝當年，商品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白銀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數(shù)量，主要跟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入有關(guān)系，所以他可以進行這樣的一種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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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兩代的田賦和人頭稅都比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條鞭法，針對古來雜亂的賦役條目與繳納方式，開始實施統(tǒng)一的以白銀的方式繳納，才讓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內(nèi)憂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國范圍內(nèi)又加派遼餉、練餉、剿餉，即所謂的三餉。這樣一來，使得一條鞭法簡化稅項后減輕人民負擔的效果被全面破壞了。明崇禎十年，明末文學家張岱在一首詩中曾感慨：因思世界盡如此，死兵死賦均死耳。遼東一破如潰癰，強蟊流毒勢更兇。民間敲剝成瘡痍，神氣太泄元氣疲。被稱為明末三大賢之一的呂坤，在描述整個明末社會的蕓蕓眾生時，也感慨萬千地寫道：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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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貴族入關(guān)之初，面對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員開始呼吁議國用、定經(jīng)賦，期望恢復正常的賦役制度，以使天下重歸有序狀態(tài)。順治元年十一月，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寧承勛率先倡議，對征收賦役依據(jù)的賦役全書進行重新編纂。他強調(diào)，賦役之定制未頒，官民無所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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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清代初期，因為它經(jīng)過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戰(zhàn)亂嘛，從明朝崇禎年間開始，一直到了順治十八年以后，全國性的戰(zhàn)亂才告一個段落，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是相當?shù)虮值?。那么清朝初年，它就談不上其它的東西，一打仗，整個縣都亂了，那么原來交稅的底子都給燒掉了，或者遺失了，那么這些都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你去征收稅，你總得要，你家有多少地、多少人，你總要有個憑證了，從順治元年就開始要編那個賦役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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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三年，御史張懋熺在《請成賦稅定額方冊疏》中，對如何編纂賦役全書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他說，雖然各府縣的冊籍經(jīng)戰(zhàn)火存去不可靠，但存藏于戶部的原明朝《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并未焚毀。如果以此為憑據(jù)，那么，賦稅所入之數(shù)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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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天安門廣場東側(cè)，國家博物館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時代的戶部舊址，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到戶部衙門的影子了。明清時代的戶部主管著民政與財政的工作，順治三年四月，攝政王多爾袞頒布一道諭令，命大學士馮銓前往戶部，與公英俄爾岱徹底察核，并責成中央和地方有關(guān)部門官員嚴核詳稽，以擬定賦役全書。隨后，多爾袞又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弘祚專職負責牽頭組織編纂賦役全書。但由于客觀條件所限，編纂工作進行得非常緩慢，一直到順治十四年七月，一部綱舉目張、官民兩便的《賦役全書》才算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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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役全書》以明朝萬歷年間的則例為基準，確定了征收賦役的定額原則。但是萬歷年間是個模糊概念，這一時期賦役征收的額度前后多有變化，究竟以哪一年為準，清廷并未明說。所以，順治帝一再強調(diào)的“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歷年間”，只不過是個大原則而已。為了盡快充填國庫，向最富庶的地區(qū)征收重稅歷來是統(tǒng)治者的首選，江南地區(qū)因此也深陷于賦稅矛盾的漩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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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江南是一個很重要的賦稅地區(qū)，不光經(jīng)濟發(fā)達，文化程度總體也相對高。那么當時在明朝，朱元璋為了對這個地方征稅，這里的賦比其它地區(qū)要高出很多，實際上后來經(jīng)常完不了，完不成。為什么呢？因為這地方，縉紳就是士紳的力量很強大，所以他對清朝實際上經(jīng)常是三心二意，反剃發(fā)斗爭啊那些活動很多，所以清朝政府呢就想找個機會把他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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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著名文學批評家金圣嘆與另外十七名鬧事的士子被集體執(zhí)行了斬立決。據(jù)說，金圣嘆這位才華橫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監(jiān)斬官索酒暢飲，邊飲邊幽默地調(diào)侃：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金圣嘆生于明末，作為亡國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而最終奪取他性命的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賦稅制度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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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蘇州吳縣的縣令任維初，一面以嚴刑催繳賦稅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賣官米，從而激起蘇州當?shù)氐囊恍┦孔觼淼教K州文廟，以哭廟的形式，向孔夫子表達心中的不滿與憤懣。此時恰值順治帝剛剛駕崩，已受任維初賄賂的巡撫朱國治，不但未治任維初之罪，反而向朝廷報告，江南士子集體哭廟驚動先帝之靈。如此一來，遂導致哭廟事件的主要當事人被殺。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糧哭廟案，它與江南奏銷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稱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廟案和奏銷案有著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區(qū)因糧稅催繳任務(wù)過重導致的社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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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最大的一個案子就是奏銷案，奏銷案當時就是被撤革的上萬人呢，所以名義上是追討錢糧，實際上也是借這個機會壓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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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統(tǒng)治者要想順利地征稅，僅僅靠追討錢糧顯然是不夠的，歸根結(jié)底，需要讓賦役條款和程序變得更為簡化和有利于養(yǎng)民。為此，順治朝編纂的《賦役全書》在政策層面繼續(xù)完善，通過歸并合則，使明朝后期以來名目繁雜的賦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規(guī)范為田賦和丁銀兩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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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它還是分兩塊征的，就是從地畝征的賦，田賦，和成年男子征的所謂丁銀，這是兩塊，是分頭收的。那么清朝入關(guān)之后，它也就是實行了明朝的這個制度，繼承了明朝的這個制度。但是這個制度呢，它有一個問題，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沒地的人，就是沒地的農(nóng)民，它也要征他的人頭稅，人頭稅它也要征。那么對他們來講，這塊東西它就不公平，他會覺得他沒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要跑。所以這塊東西的征收比較麻煩，可能從數(shù)額上來講，也不能征收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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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納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的建議，將所有的雜項都稱為地丁錢糧，于康熙三年開始執(zhí)行。后來，康熙帝鑒于戶口、田地比過去有所增加，按戶增徭，因地加賦，條目紛繁，容易造成混淆，于二十四年下令重修《賦役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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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到了明朝后期，田賦的這個等（折）銀的趨勢越來越多，那么役也有了變化，就是可以不用去抓丁去了，你出銀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來招人去雇這個人，去代役去，那么這樣子不是又比原來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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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一條鞭法基礎(chǔ)上，把賦役折銀化，把差徭、上供、雜辦等正賦化，這是清代中期實行攤丁入畝達到最終賦役一體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賦稅政策的另外一項措施，是清初對各地無主荒地進行統(tǒng)計。統(tǒng)計以明代的魚鱗老冊為準，主要針對有地無糧、有糧無地者進行重新評測輯錄。順治十四年，重編魚鱗圖冊告竣。戶口清查與土地清丈同時起步，順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編審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編審戶口，并責令州縣官照舊例編制黃冊。十三年，順治帝下令將人丁編審和編制黃冊合而為一，并把黃冊改為簡明黃冊，只登載當時的里甲、熟地活丁及應征錢糧總數(shù)，其他款目一概刪除。第二年，簡明黃冊編制完成，正式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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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比較起來呢，這個賦稅相對好征一點，對于官府來講。因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難跑掉的，你只要有地、有田，你就去征錢兩就行了。但丁呢，活的，他要是實在交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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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魚鱗圖冊和黃色的編制滯后于《賦役全書》的編制來看，清廷對土地和戶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戶口本身，而是為了保證賦役的順利征收和達到規(guī)定額度。然而，清代賦稅改革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總會出現(xiàn)新問題，比如火耗。就是衙門把老百姓的散碎銀兩收納上來以后，重新熔煉成錠銀，在熔煉過程中銀兩自然會有所損耗，這損耗的部分則由老百姓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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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康熙年間任湖南偏沅巡撫的趙申喬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對此，康熙皇帝深表關(guān)注，在一道上諭中，他指出：地方官員每于正項錢糧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將易知由單不行曉示，而設(shè)立名色，恣意科斂，要么裝入私人腰包，要么拿來賄賂上官，從而導致小民脂膏竭盡，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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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官吏、書手等徇私舞弊、濫派加征、為害鄉(xiāng)里的事情發(fā)生，清朝統(tǒng)治者從順治十六年開始實行自封投柜，這是一直延續(xù)到清末的一種自主納稅的形式。每到繳稅期，百姓自持官府頒發(fā)的稅票，攜帶稅銀，來到縣衙門里的繳稅點。稅銀由官吏稱重，驗看銀兩成色，當面包封蓋章，由納稅百姓自行將銀兩投入到銀柜，完成納稅過程，這是清政府在納稅的執(zhí)行層面建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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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清政府的賦稅制度在政策與執(zhí)行層面的逐步完善，社會也進入了平穩(wěn)發(fā)展期。此時的康熙大帝認為，已沒有繼續(xù)增加錢糧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編審人丁增長的實際數(shù)字。于是在上諭中強調(diào)，將直隸各省征收錢糧已在冊的人丁作為一個定數(shù)，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錢糧，而應將實數(shù)另造清冊具報。這樣做豈止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國家的一大盛事。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項歷史上的重要舉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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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康熙五十一年吧，康熙已經(jīng)規(guī)定了這個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就地丁銀這塊東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國家，我要征收的東西是固定，那么這就更便于這個攤丁入畝了，這個改革了。因為你原來攤進去之后，你如果說，人口不斷增生，你要多收人頭稅的話，如果固定下來，你不就等于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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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當時從康熙來講他并沒有想到，后來的攤丁入畝的問題。因為他到南巡看到好多，實際上丁漏的很多，有的是家里面五六個丁，他只報了一兩個丁，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給瞞下來了。他后來逐漸作規(guī)定，按康熙五十年為準，這一年的丁數(shù)，以這一年為準，在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賦了。那么有了這個數(shù)字以后，就為出臺這個攤丁入地呢，做了一個前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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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大學士、九卿遵旨議奏，今后編審人丁，根據(jù)康熙五十年的征糧丁冊定為常額，那些新增加的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從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shù)為基準，將丁銀征收固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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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這個只是把丁銀的數(shù)字固定下來，不等于說丁銀不征了，所以他還有這個問題。所以他要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攤到地里面去，但是富人如果是地主的話，有可能相對的就會負擔加重一些，所以攤丁入畝當時也有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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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

楊珍：因為從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在幾十年之內(nèi)沒有大的戰(zhàn)事，社會比較安定，而且經(jīng)濟是在逐步發(fā)展。在這種情況下，康熙五十一年，清廷才頒布了這樣的諭旨，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墒穷C布了這個諭旨以后啊，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后，丁糧分開，就是丁役不均的現(xiàn)象還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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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吏吳振棫曾指出，滋生丁既永不加賦，而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shù)十百丁承納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所以，田賦、丁銀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嚴重。這一矛盾不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間，即使同一省內(nèi)的各府或各縣之間，甚至一縣之內(nèi)也很不平衡。其結(jié)果，在民，有苦樂不均之嘆；在官，則由有征收不力而遭參劾。官和民皆受其累，這成為制約社會發(fā)展的一大瓶頸。而如何妥善處理的地、丁之間的矛盾，則成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條重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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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現(xiàn)實的東西它要作為一個大的制度變化，它還要一個實驗的時間，所以直到從康熙年間，已經(jīng)不斷地有地方官員，包括督撫，也有官員向皇帝上過奏折，就是要求丁隨地攤，丁隨田攤。但是呢，當時像康熙呀，他都比較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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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后期，江蘇吳縣知縣雷挺、江蘇巡撫韓世琦、直隸樂亭縣知縣于成龍等，都針對賦役不均的問題，提出了各種賦稅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即位后，一些大臣紛紛吁請實行攤丁入畝。他們的理由是，丁不離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貧富不均之嘆，也可以避免逃亡轉(zhuǎn)賠之苦，更可以避免吏胥賄賂囑托之弊，從而有裨于國計，便利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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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

楊珍：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四十四年的皇子，康熙四十七年以后，他呢就是幫助康熙來協(xié)理政務(wù)。你想他已經(jīng)四十四歲，四十四歲在當時啊，就是說一個比較、完全成年，或者說，已經(jīng)從中年開始走向老年的年齡了。他當時就對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對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他可能也會有很多看法。但他有這個想法，這么做，還是繼位以后吧，一兩年之內(nèi)，他在看了大臣的建議以后，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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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剛上任不到五個月的直隸巡撫李維鈞，也上書請求將所屬丁銀攤?cè)胩锛Z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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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李維鈞也是一個比較敢干的人，比較敢于認事的人。雍正提拔他，他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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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維鈞的上奏卻得到雍正帝這樣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張之事在豐年舉行好，候部議來再定。于是，八月初六日，李維鈞決定親自進京覲見，可是雍正帝卻當面對他說：攤丁千古更張之事，你才做巡撫，不要輕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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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

楊珍：因為要是攤丁入畝的話，這是一個多么大的，就是特別重要的舉措，因為就取消人頭稅了呀，從此就取消人頭稅，這個在中國封建社會確實還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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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八日，戶部對李維鈞的上疏作出答復，認為可以應允李維鈞所請，從雍正二年開始，將丁銀均攤到地糧之內(nèi)造冊征收。雍正帝未表態(tài)，而是下令讓九卿、詹事、科道對此事再進行商議。九月二十二日，九卿提出商議意見，應該令直隸巡撫李維鈞確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將如何攤?cè)胩锂€分別定例，以使無地窮民免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雍正帝對九卿提出的意見很不滿意，認為他們依違瞻顧，只想迎合皇上，沒有真正據(jù)理詳議。九卿并沒有真正體會到雍正帝令他們再度商議的真實意圖，其實雍正帝決心已下，最后明確表態(tài)說：著仍照戶部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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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雍正肯定是，這個皇帝是比較愛干事的，他的個性是他很雷厲風行，他想做事。因為康熙這個皇帝，康熙叫圣祖仁皇帝，他是比較仁慈，對官員比較寬松一點。所以當時虧空很多，各地都欠，就追不上。就這個田賦，收不上來，多的時候幾百萬、上千萬這樣。雍正就雷厲風行，派出官員就到那個地方去，第一步就追欠，你地方官就負責任。你欠了，為什么欠，你要把稅追回來，追不回來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財產(chǎn)來抵，我換人抄你家。所以這個追欠雷厲風行，這個實行了幾年的效果很明顯，國家的國庫，財政收入明顯增加。其實他的這些改革，改革手段在雍正時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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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本人心思縝密、勤奮異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還在任內(nèi)廢除了賤籍制度，把歷史上世代相傳的不屬于士、農(nóng)、工、商的賤民，開豁為民，編入了正戶，使賤民可以讀書科舉，也能做官。這樣也使國家增加了戶口，對于推動生產(chǎn)發(fā)展有積極的作用。像這樣的舉措跟他實行攤丁入畝有著相同的心理基礎(chǔ)，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扶助貧弱。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攤丁入畝這一重大賦役改革在全國范圍內(nèi)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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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它的時間也是不一樣的，時間先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樣，所以有的采取全省統(tǒng)一標準，一畝地攤多少人這個丁銀；有的按州縣為單位；有的是按畝來計的，每一畝田攤多少錢，攤多少丁銀進去，就是交應該增加多少丁銀的錢；有的地方呢，按交的錢兩的數(shù)量來算，按銀攤，就是一兩銀子攤多少。所以名義上說的攤丁入畝也好，攤丁入地也好，它實際上是在形式上、在內(nèi)容上、在做法上還是有所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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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攤丁入畝這個問題，我剛才解釋過了，就是從實際上出發(fā)來講，主要目標是國家要增加稅收，獲得更穩(wěn)定的稅源。那么背景就是，既然丁銀不增加了，我這塊東西就可以固定化了。所以在當時的這個事情，受到的反對，受到的阻力，其實還比較小一點，比那個耗羨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個敢于任事的人，所以在他這個任上，就把這個事就辦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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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丁入畝全面實現(xiàn)了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征收，使人口稅與財產(chǎn)稅合一，這就使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使有田產(chǎn)的民戶增加了土地稅額。對于政府來說，并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而言，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財稅的管理開始漸趨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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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平?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潘振平：它起碼簡化了手續(xù)，另外它還能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因為沒多大反對，一定意義上還有一些公平的意義。你沒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這個人頭稅。本來你就沒有地，沒有什么收入，還要讓他付人頭稅，那不公平。就像現(xiàn)在一樣，你掙得少、掙得多，那個人所得稅，你掙得多多交，掙得少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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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來看，地多丁少的，地畝分攤丁銀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攤丁銀率高。除山西等個別省份外，各省攤丁入畝雖然在實行過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體來說，進展得相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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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義?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松義：攤丁入地最大的進步意義就是，人頭稅沒有了，過去的是有人頭收稅的。實際上對一般老百姓來講，他就遷徙，相對就可以自由流動。這個人員流動意味著，封建國家對人身的控制相對松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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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攤丁入畝實行的相關(guān)歷史時期，國家?guī)齑驺y兩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雍正末年的六千多萬兩，全國人口由順治十八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萬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三億多人。不過，人口大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相對于不斷增長的人口，耕地畢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每人所得糧食日益減少，很容易導致糧價上漲，更多農(nóng)民失去土地、背井離鄉(xiāng)，從而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攤丁入畝的最終效果，還是印證了清初學者黃宗羲的冷靜觀察。他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這些小害累積的結(jié)果，往往是稅賦改革每改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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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說過這樣一番話：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的初衷，因為普通的農(nóng)民能夠細微感受賦稅政策在制定與執(zhí)行過程中，哪怕一絲一毫的變化。公與不公，都會影響民心的向背、社會未來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