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專欄是我個人針對溫鐵軍教授十次危機理論做細化的定性推導的個人理解的筆記。我并非沒有嘗試過引入公式化的描述來從數學層面上建構溫教授在公開講座中的理論邏輯，但這超出了我現階段的能力水平。因此我能做的只是從一個學生的角度，記錄我認為對我有啟發(fā)的觀點，同時對其中沒有具體展開的邏輯過程做進一步的推導，增進自己對于溫鐵軍構建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理解。

整個過程是定性的分析。但定性分析可以成為未來做實證分析的一個指導。因此抱有這樣的心態(tài)做下的筆記。希望能在整理的過程中梳理清楚溫教授構建出的整個知識體系的全貌——不僅限于目前粗淺理解的成本轉移和制度派生論。而這要從每一天多想明白的一些要點開始。但因為是筆記性質的，我其實對于全篇是否能有一個流暢的邏輯性也不太確定。我只能盡可能地描述清楚每一個我自己理解的點。

第一個想記錄下來的，也是最近想明白的邏輯，是建國初對于繼承的惡性通脹的發(fā)展機制和針對它的解決方案。這個邏輯的構筑大概需要具體地去論述一些命題。首先需要討論的是，為什么一個新政權在接手城市的同時會接手前政權留下的通貨膨脹。

根源還是在于城市運營的成本。城市不同于農村，城市的生存是依靠著一個現代化的運營系統(tǒng)的。包括滿足基礎生存的水電糧食，再到進一步的醫(yī)療和教育等等，它是需要人來維持的。而它不僅需要人來維持，還需要基礎設施來滿足物資的流通。這些人力和物力是需要錢來支撐的。而保證每一個人能拿到工資，保證每一個部門能有預算來支出，就相當于構筑了一個現代的財政體系。但是這樣的財政體系需要錢來支撐，需要有錢來在經濟中流通，帶動物資的流通。

但由于本身國民政府的經濟已經崩潰，這套被接手的財政有著嚴重的赤字。作為新政權不能不管這些（通俗來說）入不敷出的部分。不僅有前政府留下的欠款，還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每一天新增加的支出。而新政府在剛接手大城市的時候，是根本不具備能力用幣值穩(wěn)定的貨幣來保證現代財政的支出的。關于這個邏輯要分成兩點來講。

一個是，理論上有沒有可能引入某種貨幣來進行使用呢？應該是不可能的?；A的金本位和銀本位是行不通的。因為國民政府在撤退的時候基本帶走了所有貴金屬。不可能通過錨定貴金屬來發(fā)行新的貨幣。還有就是是否有可能引入外國貨幣？例如金圓券是錨定了從美國借來的美金的儲備。這個應該也是行不通的。因為根本沒有條件去獲得那么多的外匯儲備。讓不論當時的蘇聯還是美國去支持國內所有大城市現代財政的運轉也是不現實的，在產業(yè)資本階段，沒有國家有理由這樣大量外流自己的貨幣。

那么新政權自行發(fā)行的貨幣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通貨膨脹。主權貨幣沒有了一個錨定的價值，價格就必然受到經濟情況的波動。假設原來的貨幣量是對應原來解放區(qū)農村的物資總量的，也就是流通中的貨幣量剛好滿足解放區(qū)貿易的需求。當占領了大城市之后，隨著開支的增加，貨幣量肯定是相對不足的。這時候為了滿足大城市開支的需要，就只能多印鈔，發(fā)行更多的貨幣來覆蓋財政的赤字。但這個時候，貨幣超發(fā)了，短時間內城市又不可能同時增加產出，那么貨幣相對過剩就帶來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進一步意味著貨幣的貶值。貶值的貨幣又不再能夠負擔起城市財政的支出。這時候為了維持城市的運轉又必須繼續(xù)超發(fā)貨幣。那么惡性通貨膨脹就被持續(xù)下去了。

關于國民政府是怎么進入惡性通脹的，這個過程我還沒有想清楚。但其實邏輯應該是類似的。不論法幣超發(fā)再到金圓券改革的失敗，國民政府面臨的情況是相同的。之前是對外，后來是對內，都面臨戰(zhàn)爭。戰(zhàn)爭就意味著勞動力大量被抽調到前線去，而剩下的人口中婦女也不是主要的勞動力。那么這必然導致產出的不足。而隨著土地和資源的丟失，產出還會進一步下降。在產出不足的情況下，戰(zhàn)爭對于物資的需求又是不變的，甚至是增加的。不變的貨幣量隨著產出的下降，相對貶值（東西更難買到了），通貨膨脹了。而一般面對通貨膨脹的正常操作，也就是收縮流動性，在戰(zhàn)爭期間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說沒有辦法起作用的。戰(zhàn)爭期間人民會趨向于囤積物資，而囤積物資這個行為會進一步減少市場上的商品，同時增加市場中的貨幣量。而央行一般能做的操作就是升息，吸引貨幣流入銀行，減少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在政權的穩(wěn)定性都沒有保證的情況下，市場已經失效（失去正常的穩(wěn)定的運行能力），銀行又具備有多少信用是存疑的。同時政府也不能允許貨幣量減少。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貨幣來購買前線戰(zhàn)爭需要的物資。這是相對而言更加緊迫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導致通脹繼續(xù)惡化，同時經濟進一步崩潰。

花了些時間看了下歷史資料。本身金圓券改革就是為了解決法幣快速貶值的問題（惡性通貨膨脹的問題），是在1948年開始發(fā)行的。當時的國民政府以強制手段，要求民間上交貴金屬和外國貨幣來交換金圓券，同時金圓券又以某個比率交換市場上的法幣。

從抗日戰(zhàn)爭起，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其中主要是軍費支出和所有支持戰(zhàn)爭有關的支出，都在飆漲。同時由于戰(zhàn)爭的存在，經濟被破壞，實體產業(yè)的產出是有限的，甚至是下降的。那么有限的稅收（財政收入）加上有限的外資補充，根本不足以覆蓋戰(zhàn)爭的支出。中間差的這一部分赤字的補充，就不得不靠多印貨幣（增加貨幣量供給）來填充。但這一來就產生了嚴重的，同時上文我提到的，不可逆的通脹問題。

從頒布的政策來看，新發(fā)行的金圓券包含40%的有價證券，也就是新發(fā)行的貨幣里頭有40%對應著政府儲備的貴金屬和外匯（確保一個政府給定的新貨幣和外幣和貴金屬的匯率）。以一金圓券折合三百萬法幣的比率兌換民眾手里的法幣。同時嚴禁民眾手里持有貴金屬和外匯，凍結全國當時的物價水平。

短期來看金圓券確實起到了一點效果。但是1948年國軍屬實是有那么億點點拉胯。不利戰(zhàn)局對主權產生的負外部性過大，影響了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行。它的開端是國民政府不允許金圓券與貴金屬和外匯之間的自由兌換。而這一舉措在戰(zhàn)爭年代基本會斷送人民對于這一主權貨幣的信任。因為手中的紙并不擁有兌換出真實價值（貴金屬或者外幣）的能力。那么人民使用這一貨幣來交易的意愿就會降低，因為沒有人能保證收到的貨幣，價值能抵過自己交出的實體資產。

面對持續(xù)惡劣的戰(zhàn)況，民眾再度開始囤積各種生活必需品。但隨著惡劣的戰(zhàn)況，供給遠遠跟不上需求。供不應求就會導致物價上漲，嚴重的供不應求就帶來了惡性的通貨膨脹。這種情況下，作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主體的商人，普遍不愿意用賠本的價格出售商品（畢竟物價理論上來說已經很高了，政府卻依然對價格進行管制）。這種情況下黑市就滋生出來了，而沒有任何規(guī)范舉措的黑市的通貨膨脹繼續(xù)走高。同時市場上進一步缺乏可供交易的商品。

到1948年10月底，政府迫于壓力只能放棄物價的管控。就算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至少要讓市場使用金圓券來交易，讓市場對物資進行定價，解放出商人囤積的貨物進市場里去。

國民政府也允許了金圓券和貴金屬之間的兌換。這進一步帶來了問題。因為國民政府在前線的潰敗太明顯了，百姓爭相使用手里的金圓券去換政府手里，本來是為了穩(wěn)定幣值的那些儲備。本身貨幣的發(fā)行量是超過儲備量的，這樣的搶兌讓國民政府手里的儲備進一步減少。這逼著國民政府下調了金圓券能兌換到的貴金屬的數量。官方的貨幣貶值讓金圓券進一步崩潰。

這里有一點沒講清楚。為什么這個階段國民政府依然在超發(fā)貨幣。我個人的理解是，假設原來一份錢對應市場上一份物資，危機導致了市場上只剩一半物資了。那么相當于要用兩份錢才能換到原來一份的物資。但前線戰(zhàn)事吃緊，實在是缺物資，就只能多印一份錢出來去買物資。軍費開支和城市運行和其他所有財政開支逼迫國民政府必須印錢，用超發(fā)的貨幣去填支出，這會帶來惡性通貨膨脹，讓經濟崩潰。但是如果不這么做，沒有錢去運轉軍隊和政府，那政權就直接崩潰了。

總結起來，就是溫教授說的，戰(zhàn)爭帶來的財政赤字和物資不足，帶來了惡性通脹，破壞了現代財政體系、破壞了現代軍隊體系，導致了國民政府經濟徹底崩潰。

那么惡性通脹的問題是怎么被新政權解決的呢？其實根本的邏輯就是讓市場上可交易的資產對應上必須要超發(fā)的貨幣。也就是通過某種形式，增加市場上可以被交易的商品的量，供給跟上了需求的時候，需求端就不用繼續(xù)抬高價格來獲得供給。這時候雖然政府的收入是有限的，但是超發(fā)的滿足財政支出的貨幣，可以在支出后流入市場，去購買市場上新增的資產。這樣貨幣就有了一個確定的，也是相對穩(wěn)定的價值。鈔票過量增加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問題就被消解掉了。

這里可以具體記錄一個問題。也是溫教授提到的市場手段穩(wěn)定物價的失靈，發(fā)生在49年新政權占領的大城市里。當時面臨的情況是，新政權拋售物資但是并沒有能夠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接下來想試著更細化地解釋這個過程。

在市場經濟下，物價上漲，物資短缺，政府通過拋售手里的物資，增加物資供給，是可以穩(wěn)定住物價的。這個過程相當于是拿手中的實體資產去換市場上過量的貨幣，最后拼看看哪一方的量最多。這個時候在兩個方向上都出現了問題。

一個是對于新政權而言，前線雖然戰(zhàn)事順利，但依然需要物資和錢來支撐戰(zhàn)爭的推進和錢。雖然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手段，動員廣大的農民支持人民戰(zhàn)爭，進行土地改革，分田地，讓解放軍獲得了農民大量的支持，但總的來說，新政權所占有的資源總量是相當有限的。短時間內根本無法支撐起拋售所需的物資量。

另一個問題在于拋售出去的物資。這個地方有一個邏輯是這樣的。就是在市場上拋售的大量物資，優(yōu)先被市場上的投機商給繼續(xù)囤積起來了。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新政權回收了大量的通貨，但這一政策產生的影響并沒有到達市場的終端。

具體的解釋就是（我個人的理解），在整個經濟徹底崩潰，陷入惡性通脹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維持正常的經濟行為的。實體經濟在惡性通脹下尤其難以生存。因為實體經濟是存在生產要素的投入和必要的勞動時間的。在惡性通脹的情況下，每一天投入的生產要素（原材料、人力、能源等等）所需的成本在飆漲，但是產出又不是能立刻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倘若當時的工商業(yè)經營者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頂住忽然飆升的成本，那么破產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如果不跟隨市場繼續(xù)推高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出，那么他們破產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種情況下，投機成為了一種，對于有產者來說，站在個體利益上非常好的選擇。只要用手頭的貨幣去大量購買受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商品，也就是米糧等生存必須的東西，坐等它繼續(xù)漲價。食物就變成了一種保值的資產。它可以跟得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那么自己的財富就不會隨著貨幣的貶值而減少。盡管囤貨的行為進一步減少了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減少了供給量），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

在這個經濟里，新政權拋售的大量物資，優(yōu)先被、也大量被手里有購買能力的投機商給買走了，繼續(xù)了他們的囤貨行為。在這個過程中，投機商是肯定要支付貨幣來獲取這些物資的，那么客觀上，新政權確實通過這樣的操作，吸收走了大量的貨幣，不讓它在市場里繼續(xù)流通。但是社會的物資總量是沒有增加的。

也就是說，雖然減少了貨幣量，但供給持續(xù)不足。通貨膨脹肯定是有所緩解的，但效果不明顯。最優(yōu)的情況肯定是，這些物資充分的經過市場交易，進入到了普通民眾手里。當普通民眾手里有了足夠的滿足生存需要的物資，自然就不會有人繼續(xù)高價在市場上購買這些東西。這樣就是“政策影響到了市場的終端”，可在投機商吸收了大量物資之后，市場依然短缺物資，通貨膨脹的問題依然沒有辦法解決。而新政權已經消耗了大量物資了。

這個大概是合理的對于當時市場失靈情況的一個解釋。

同時這個時候還存在投機者存在這樣的行為——在一個城市搶貨，在另一個城市囤積。這進一步惡化了市場的失靈情況。這個地方我個人覺得有一個詞可能會有誤解，就是囤積。囤積應該并不意味著完全不出售任何商品。從一個方向上看，完全不出售任何商品，客觀上肯定能夠達到市場上流通的物資總量的最小化，這樣肯定能最大限度地推高通脹，讓手里的資產以最大速度升值。但現實情況下，應該還是會出售極少量自己的囤貨的。投機商也是需要有資金鏈的，需要有收入然后去繼續(xù)購進商品去囤積。完全不出售任何商品，應該某種意義上也會抑制總需求。要么是人都放棄了，要么是人都死了，這樣他們就算壟斷了供應也意義不大。

但在一個城市搶貨另一個城市囤積的過程中，就有利潤空間。因為城市之間同一商品因為通貨膨脹速度的不同，是會有價差的。只要從一個城市低價購入某種商品，再到其他城市囤積起來慢慢出售，而從異地購入此樣商品的價格加上運輸成本還能低于本地購買這個商品的價格，那么就有相對來說更大的利潤空間。

這時戰(zhàn)爭的巨大開支依然在逼迫貨幣繼續(xù)超發(fā)。通貨膨脹的根源就斷不掉。

政府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逆周期調節(jié)，強制性做多。逆周期是很好理解的，關鍵在于強制性做多的含義。我個人的理解是，這個做多應該是針對市場和貨幣說的，市場指的是實體經濟。投機行為把大量的資金，從原本他們所在的實體經濟上拿出來，進入到金融領域投機，市場失靈。

當時新政權是對某大城市實行了軍事管制。直接沒收了一切舊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的財產，基于這些物資和硬通貨建立起了一套新政權的國家管控的體系。以低成本，也就是國家主權對于地區(qū)的控制，來建立起了國有資本。這樣基本等于是打斷了通貨膨脹發(fā)酵的進程，直接讓城市里的物資按照合理的價格，進行足量的供應。

這個地方我必須要記錄一下溫教授對于其制度派生論的一個說明。

制度不僅派生于你經濟類型的內在機制，也派生于國家面臨危機時的宏觀調控。

也正是因為國家資本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在當時解決了危機，這個有效的制度當然就得以了延續(xù)。

這件事還有另一個方向的進程。不僅是對城市進行宏觀調控，農村也為了消解惡性通貨膨脹做出了貢獻。這個事情和土地改革有關。

土地改革是以革命成功和分給農民土地為承諾的，它極大程度地動員了中國廣大農村地區(qū)。這帶來了幾個成果。一是農民支持革命的熱情，借出了大量物資來滿足解放軍的后勤需要，這讓解放軍前線所有野戰(zhàn)軍，不需要現代化的財政體系和大量的貨幣來支撐戰(zhàn)線的推進。二是解放區(qū)農民增加的生產積極性，促使農民增產糧食和包括家庭手工業(yè)在內的各類副業(yè)。這些多產出的糧食等商品可以被用來穩(wěn)定城市的物價，也可以進入市場的交易。也就是說，新政權入不敷出而超發(fā)的那一部分貨幣，可以用來購買到市場上新增加的商品，那么由于物資短缺和貨幣超發(fā)導致的通貨膨脹就被消解掉了。

農民隨著生產積極性的提高，也會有購置新的土地增產糧食的動機，這進一步增強了農民增加產出提高收入并儲蓄的行為。而土地改革期間產生的大量土地資源（我的理解是，在打土豪均田地，保證了農戶每戶按人頭有了均等的土地之后，依然還是有剩下一部分農田的），包括農民之間自發(fā)的土地交易（可能是某些人出售對于他們來說太多的種不完或者不想也不需要種的土地），都成為了可以用新政權的貨幣來定價和交易的資產。

也就是說，新政權的擁有了錨定物資的貨幣體系。這樣的貨幣自然就有了穩(wěn)定的價值。直到后續(xù)統(tǒng)一了全國，有了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主權貨幣的信用就更進一步地被建立了。

因此農村私有化可自由交易的土地政策，加上城市以國有資本為主導的政策，構筑起了建國頭幾年的經濟格局。采用這樣的經濟制度，是因為這是當時行之有效的對惡性通脹的解決方案。因此這樣的經濟制度就被延續(xù)了。在非有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制度不需要被再次調整，因為再做更多的調整都需要承擔更多的成本。直到內外環(huán)境變化會再次促成新政權經濟體制的一個調整為止。

這些大概是新政權建立初期繼承的惡行通脹的運行機制，以及初步的利用廣大農民力量吸收超發(fā)貨幣的解決方案的成功極致。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案會隨著時間推移出現新的問題。因此這個解決方案也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整。

我下一步需要理清楚的，大概有幾個方向上的邏輯。一個是大量囤積的物資遠超實際需求，帶來的放開市場自由流通后通貨緊縮的問題，和相應的針對市場蕭條的調整方案。一個是土地改革的方式和它對經濟的具體影響。還有一個是以物資為錨的新政權的貨幣的運行方式。理解了新政權經濟情況的開端，就能夠進一步理解經濟體制是如何在內外環(huán)境的影響下發(fā)展到現在的，這其中有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