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重建有關(guān)“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第五章

想象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

——關(guān)于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

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什么時候成為過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只是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 ?

一? ? 關(guān)于日本近代的亞洲主義

18世紀初，西川如見《地球萬國一覽之圖》凸顯了“亞洲眼光”，新井白石《西洋紀聞》中區(qū)分了“西洋”“東洋”，其實已經(jīng)改變了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

“興亞論”：

以“東洋——西洋”為認同的基礎(chǔ)，強調(diào)地緣性的作用。

“脫亞論”：

以“文明——非文明”為認同的基礎(chǔ)，強調(diào)近代性的意義。

明治維新到1884年，無論藩閥還是民間，日本都已經(jīng)開始確立了自己東亞盟主的意識。

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日本深感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和俄國在東亞的滲透，產(chǎn)生了“過?！钡木渲?，二中日戰(zhàn)爭日方的勝利，則強化了亞洲盟主的觀念。

1904年日俄戰(zhàn)爭之后，這種盟主的意識就膨脹成了霸主的野心。

明治維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從根本上拜托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羈絆，擺脫了中國文化的籠罩，重新確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

一方面也使日本產(chǎn)生了擺脫西方，從西方邊緣的尷尬地位中解脫出來的愿望，希望再度確立一個地緣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重疊的“自我”。

“亞洲”突然成了具有天然親和感的遠親。

二? ? 晚清至民初中國對“亞洲主義”的復雜反應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快速膨脹的日本似乎確實有一種“提攜支那”的熱情和“同文同種”的想象。

與日本方面一致的說法，出現(xiàn)的語境，常常是因為對西方列強侵略的警惕，或是處于困境時對日本支持的感銘，或是出于反滿的漢族民族主義，或出于反觀中國時的痛心疾首。

另一方面，這也只是處于積貧積弱狀態(tài)下的中國知識人，對日本迅速“富強”與“文明”的艷羨，這種艷羨的價值基礎(chǔ)恰恰是對西洋文明以及近代性的認同。

三? ? 世界圖像的各自想象：中日之間的差異

特別是當日本人要進一步進入中國甚至干預中國內(nèi)政時，這種鄙夷和悲憤就演變成了激烈的反抗和拒絕。

1917年，李大釗在《甲寅》發(fā)表《大亞細亞主義》：“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嫁禍于全亞之同胞”。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國民》上發(fā)表文章。他察覺“亞洲主義”背后一是“并吞中國主義的隱語”，二是“大日本主義的別名”。

四? ?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或者傳統(tǒng)性與近代性

日本：
“亞洲主義”言說背后，潛藏著日本的民族主義（“大日本主義”），它相當強地體現(xiàn)著日本迅速近代化以后，希望確立自我以及確立“他者”的意識，而在“托亞入歐”之類的口號背后，才更多地體現(xiàn)著日本進入世界，追求近代性的心情。

中國：
并不多的“亞洲主義”言說背后，表現(xiàn)著強烈的現(xiàn)代性追求，看上去“全盤西化”之類激烈世界主義的口號背后，才隱藏著更多凸顯民族與國家的心情。（試圖擺脫日本“轉(zhuǎn)手西學”。擺脫日本文化、政治、精神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