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我們從來都是后人類（全文）

“我們所有在西方世界里的技術”，麥克魯漢（McLuhan, 1968, p. 335）主 張 ，“都奠基于一項假設，即它們完全免于審視”。麥克魯漢提出的是一項普遍觀察。拉圖（Latour, 1992b）與羅（Law, 1991）認為這個論點可以適用于社會理論和社會學：它們也不愿意處理技術。拉圖（Latour, 1992b）為此稱技術是社會理論的“失落團塊”，羅則稱技術是“怪獸”，驚嚇了社會學的感性，導致回避的反應策略。對他們而言，未能處理技術，乃是未能處理令社會成為可能的東西?；乇芗夹g有一段長遠歷史。如果我們將技術想成是物質人造物（我們在這本書里大部分時候正是這么做），可以提出的論證是在大部分時期，社會理論顯然沒有物體。米勒（Daniel Miller, 1987, p. 217）表達了他的憤怒，指出物質文化構成了“現(xiàn)代時期所有核心現(xiàn)象中最缺乏理解者”，因為它受到有系統(tǒng)的忽視。何以致此？

歐森（Bjornar Olsen, 2003, p. 94）提供了一個解答：批判理論家針對物質提出了負面的強調。他在這個范疇里納入許多現(xiàn)代哲學的重域級人物，包括海徳格、法蘭克福學派、波普（Karl Popper）和沙特（Jean-Paul Sartre）。機器和儀器設備被詮釋為支配的來源，而且是計算理性的體現(xiàn)——上了螺栓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將技術定位爲異化和非真實經(jīng)驗的制造者，與馬克思對于技術作爲拜物教與物化之載具的關切有著密切關系。將一個人或社會關系轉變?yōu)?/span>一個物件，被視為所有可能結果中最糟糕者（Olsen, 2003, p. 94）。

批判理論以外的學者也罕見關注物體。這是因為若與事物世界有著密切認同，通常會被視為人類的失敗。我們假定要與其他人類產(chǎn)生關系，而非關聯(lián)于無生命的物體（Miller, 1987, p.11）。根據(jù)特克爾（Turkle, 2007, p .5）的說法，我們耗費了很長時間才承認物件對我們的（情感）影響，理由有三：拜物教被等同于變態(tài)，收藏等同于嗜好，以及物質論等同于過度。對于物件的這種回避也因為社會理論的“語言學轉向”而更加鞏固 ，因為后者偏愛象征與再現(xiàn)，而非物質（參見Butler, 1993, p.27）。以巴拉德（Karen Barad, 2003, p. 801）的話來說:“語言很重要。論述很重要。文化很重要。在重大的意義上，唯一看起來再也不重要的東西就是物質”。

最后，還有忽視最廣泛意義上的技術的較平凡理由。我們不會注意明顯的事情。無所不在造就了隱匿不見（Miller and?Woodward, 2007, p. 337）。麥克魯漢（McLuhan, 1969, p. 22）的著名比擬，是將我們類比為沒看到水的魚。在這種狀況下，如同海德格所說的，我們唯有在技術沒有依照預期而運作的情形下，才會注意到技術（Brown, 2004, p. 4）。

這一切的結果是，社會理論的“正確”領域傾向于純粹的社會關系，沒有裝備的人與人的相遇。然而，技術總是會在即使假設未經(jīng)中介的面對面對話中闖入。人造物、活動、知識和組織模式，都一直存在。沒錯，我們會與另一個人交談，

但是我們穿戴的衣著來自其他地方，而且是很久以前制造的；我們使用的字詞不是為了這個場合而形成的；我們倚靠的墻壁是由建筑師為某個業(yè)主而設計，并且由工人建造的——這些人今天沒有現(xiàn)身，雖然他們的行動繼續(xù)令人有所覺察。（Latour, 1996b, p. 231）

總之，“我們正在交談的人是一段歷史的產(chǎn)物，這段歷史遠遠超出了我們關系的框架”（Latour, 1996b, p. 231）。

很顯然的，當我們投身于人際溝通時，我們也卷入了一大堆其他事物。我們的活動罕見有單獨從事的。技術總是會侵入。趨勢是有愈來愈多技術介入了人群，甚至取代了他們。只要想想電子郵件、語音郵件、行動電話、社交網(wǎng)站、自動柜員機、自動電話技術，以及眾多的在線服務。這導致理論家主張當代社會最好是定義為以中介行動為標志的社會（Bauman, 1991, p. 210）。這留給我們必須嚴肅看待技術的印象。

在打開技術的黑箱時，本書非常留意諸如近用、控制、所有權和使用等議題。我們關注技術的內容，以及使用的社會脈絡，注意到它們的復雜連結。技術起初被視為活動、事物、知識和組織模式。但是，我們也將技術設想為應用科學、論述、立法動作、持續(xù)的遭遇，以及實驗、儀式和社會關系。我們在工作和休聞的領域探討了客體和主體的技術。我們從工具和精巧裝置，轉移到機器、建筑物和同伴物種。我們也從技術“作為男性活動與競技場”（Berg and Lie, 1995, p. 333 ）?，轉移到涵蓋所有性別、物種和它們的環(huán)境。這使得技術脫離技術官僚專家的領域，并且定位為牽涉我們全體的東西。

技術的僵固性——它的封閉、固定和本質的特性——獲得注意，如同它的詮釋彈性作為流動且終局開放的文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決定論的論證，亦即認為技術是“自主且內在不成問題的”（Wynne, 1988, p. 149），轉移到強調技術的偶然性。據(jù)稱，技術可以是其他模樣。這種轉變也呈現(xiàn)為從技術中立的論證，轉移到分析人造物的政治，以及它們的各種“包裹、迂回、漂移、開啟和轉譯”（Latour, 2002a, p. 255）。

我們的討論看到我們從主體和客體、本質與實體，進展到分散能動性、行動者-網(wǎng)絡、拼裝體、組態(tài)、準客體、混種組合、存有論交換，以及復合體。于是，在像社會與技術這樣的存有論純粹性的分離地帶，出現(xiàn)了一種混攪（Pickering,1995）。“我們”和“他們”的二元論替換成為疊覆、召喚，以及共同生產(chǎn)。舊有的處理人與技術的分離模式，因而遭到“處理事物與人群的單一語法，以及單一的語意學”取代（Latour，1995, p. 280）。這種必要做法的理由很簡單，拉圖（Latour,2002a, p. 256）的解釋是：人類永遠不是“為了自己且仰賴自己，反而總是仰賴其他事物且為了其他事物”。

拉圖的觀察在2009年六月流行樂之王過世后不久的一則部落格貼文上，有了充分的關述。在〈麥可·杰克森拼裝體〉（The Michael Jackson Assemblage）中，P. E.（2009）讓我們注意到創(chuàng)造這位明星的告別演場會所需要的異質行動者，以及多樣而分散的實作網(wǎng)絡。這項創(chuàng)舉的主要參與者有：私人醫(yī)生（其中一位也擔任發(fā)言人）、一名私人健身教練、演唱會承辦人AEG Live，還有眾多的理財顧問、經(jīng)理和逢迎者。杰克森毫無疑問是個有天分的人，但是要達到明星地位，就必須有文化工業(yè)的綜合努力。我們大部分人只能透過報章雜志、電視和網(wǎng)際網(wǎng)絡，以及傳播他與他的音樂的唱片、卡帶、CD、錄像帶、DVD和MP3這類中介的現(xiàn)身來認識他。在很多不同時候這又經(jīng)過了各種文化揖客包括公關顧問、形象顧問和律師的謀劃。即使2009年七月預定于倫敦千禧巨蛋（02 Arena）舉辦的現(xiàn)場演唱會，也不只是歌手與聽眾之間未經(jīng)中介的事件。各種技術象是麥克風、混音器、擴大器和揚聲器，都會侵入。同樣的，布置和燈光也是演出的重要部分。歌手也有和聲歌手、樂手和舞者的輔助，這些人本身則需要聲樂指導、音響技術員、編舞、舞臺經(jīng)理和巡回樂團管理員的服務。沒有人單獨行動。這需要一個網(wǎng)絡。需要有多重的能動性才能生產(chǎn)出一個大牌流行樂明星（甚至一個小牌明星）。杰克森自己也非常明白，他告訴AEG Live的執(zhí)行長：“看，這整個事業(yè)繞著我轉。我是一臺器，我們必須讓機器運作順暢”（引自P. E.,2009）。

對于清楚劃分的主體/客體區(qū)分的質問，也是一種標示技術與社會的互恵性，亦即它們在互動中相互構成的方式。“相對于人類與非人，我們開始思考流動、移動、安排、關系。正是經(jīng)由這些動態(tài)，人（和非人）才出現(xiàn)”（Michael, 2000, p. 1）。我們運用技術來解構我們的世界，我們以技術來操演我們的現(xiàn)實。接著，技術操演了我們。它們是社會變遷和社會穩(wěn)定的能動者，協(xié)助生產(chǎn)了自我和社會。據(jù)此，它們是秩序的形式與生活的形式。在本書的后面幾章，這就導向了對于徹底關系性的強調，關注人與物、動物與環(huán)境如何有助于促成彼此。換言之，社會被視為在整體上是一個（非）人類關系與交換的世界。因此 ，就有了另一個區(qū)分的崩解：機械與有機。社會最終并不是由文化構成，而是由技術文化構成，由集體的、一連串的異質網(wǎng)絡構成，是一個社會技術的總體。

近來的技術理論化指出，固定且穩(wěn)定狀態(tài)的可能性，頂多是一種暫時性的成就。相對的，要注意的是關系性隨時間而浮現(xiàn)的過程。結合了對于技術所做工作的認可，這就將重點從物有何意義，轉移到物做了什么。這導致語域從對于世界的象征與再現(xiàn)式理解，轉移到操演的理解。建構的隱喻也被拋棄，代之以字面上的詮釋。我們開始提到物質化。我們也指出，當前的技術生命周期可能潛在的轉變成為永不停歇的螺旋。

咸認技術可以做許多事情。它們可以節(jié)省時間和勞力。它們有助于塑造環(huán)境。它們解答了問題，并且創(chuàng)造出新問題。它們有非意圖結果，也有報復作用。它們是有待發(fā)生的意外。我們曾經(jīng)見到技術擁有政治和情感矛盾；它們可以歧視和支配。我們見到了技術成為階級戰(zhàn)爭的工具，以及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手段。因此，它們成為戲劇和道徳故事的主題。我們也探索了技術與主體性的議題。這是承認了瓜塔里（?Felix Guattari, 1992, p. 6）的論點，亦即“主體性的內容逐漸取決于眾多的機器系統(tǒng)”。這個議題也曾經(jīng)在事物道德（morality of things）的標題底下探討，而其洞見是道德經(jīng)常從人類那邊委派給非人類（反之亦然）。

我們也考慮了技術的正面與培力面向，探查技術作為思想 、反思和個人發(fā)展的刺激。它們可以協(xié)助我們的活動、互動、心情、感知和癖好。它們可以給予我們社會地位、調節(jié)過往與當下，并且協(xié)助認同與記憶工作。技術涉及了傳統(tǒng)、群體凝聚、逃避主義和懷舊。技術也發(fā)揮了作為義肢的功能，是力量、感官和心靈的延伸。它們也聚集了我們；摺疊了時間、空間和能動者。技術促成了新的行動方案、可利用性、分散實作、結合形式、代表，因而帶來全新的可能性。

社會理論關切一個特殊領域，就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1956, p. 20）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 p. 3 1）所說的“當下的歷史”。如果社會理論家忽視了技術，他們就無法理解他們的對象。他們就失去機會來解釋什么造就我們成為人類、行動如何出現(xiàn)、權力如何運作，以及社會如何構成、維持和轉變。因此，技術必須位居任何當下史的核心舞臺-獲得理論家承認它的所有價值，即“會我們得以存在”（Latour?and Stark, 1999, p. 22）。根據(jù)羅特妙（?Brian Rotman, 2008, p. xiii）的說法：“從最初的‘人類獨性’到我們當前的化身，人類一直通過和語言、技術?以及溝通媒介的復雜共同演化交纏而被塑造”，而且，哈洛威可能構補充，和偵他生物的共同演化交纏。我們需要注意，“人與我們的建構伙伴之間的時間性、尺度、物質性、關系性，而這些伙伴總是包括了其他人和其他生物，包括動物和非動物，一同創(chuàng)造世界，世界化”（Hara way, 2006, p. 143）。我們已經(jīng)與我們的技術共同演化了幾百萬年。我們不應該因為理論而與它們分離，因為我們實際上并未與技術分離。它們是身為人類的必要部分，或許是我們最富人性的元素（McLuhan,2005, p. 289）。聲稱我們從來都是后人類?（we have always?been posthuman），說的就是這回事。我們從來沒有先存于或獨立于技術、同伴物種和環(huán)境，它們協(xié)助建構了我們。我們的聚光燈需要照亮這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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