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這篇沒什么具體內(nèi)容，為后面的導論（introduction）作鋪墊

翻譯自《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preface

作者賈米勒·米爾伊·阿布恩·納斯爾（Jamil Mir’i Abun-Nasr，1932-2021）德國拜羅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教授，巴勒斯坦人。主要研究非洲史，包括伊斯蘭時期北非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史，對德國的非洲史研究貢獻極大。但關(guān)于他的資料不算很多，因此介紹有限。

主要著作有：

《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伊斯蘭時期馬格里布史（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穆斯林社區(qū)的恩典——伊斯蘭宗教生活中的蘇菲兄弟會（Muslim Communities of Grace——The Sufi Brotherhoods in Islamic Religious Life）》

本書取代了1971年首版、1975年再版的《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自該書首版15年來，我們對馬格里布史的了解正飛速增長著，同時研究馬格里布史的學者們通過一種顯著的方式，以研究的形式開啟了解讀馬格里布史的新視角[1]。在此期間，我自己對歷史變遷過程的理解也被更多的教學和研究經(jīng)驗所改變。因此我覺得這本書應(yīng)該要重寫，而不僅僅是小修小補?，F(xiàn)在這本書大約有一半內(nèi)容是新寫的，其余的都是修改過的，特別在某些方面進行了大改。新書中對早期伊斯蘭時期的論述比舊書更為全面；至于前伊斯蘭時期則讓我有一種不速之客的感覺，因此便省略不談了[2]；同時，即使僅僅是該書的后記（epilogue），也與前作后記里將獨立時期包括在內(nèi)的寫法有所不同。

[1] 原文為and new perspectives for interpreting it were opened by research in which Maghribi historians have participated in an outstanding way

[2] 原文為The pre-Islamic period, in which I have always felt an intruder, has been omitted.此句大意應(yīng)是指作者對這段時期不熟悉，貿(mào)然寫作就像個不速之客一般闖入這個領(lǐng)域，是對這個領(lǐng)域?qū)W者的一種不尊重，故而放棄對該時期的寫作。

關(guān)于人名地名拼寫的問題在我撰寫《馬格里布史》的時候就遇到了，但我至今還沒有找到完全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一問題，是因為該地區(qū)地名和人名的書寫受到了不同征服者的語言特點很大的影響。近年來，馬格里布地區(qū)諸國的政府在獨立之后使用了阿拉伯語地名或阿拉伯化的地名，這一政策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那些歐洲人早已適應(yīng)、并廣為人知的地名有時與這些阿拉伯語地名沒什么相似之處，或者說根本沒有。阿爾及利亞有個城鎮(zhèn)以前被稱為Bone，現(xiàn)在在新地圖上被稱為Annaba；摩洛哥的休達（Ceuta）被稱為Sabta，這是對其拉丁名稱Septem的阿拉伯語改寫。由于阿拉伯語或阿拉伯化的地名形式出現(xiàn)在新地圖上，它們也被我采用了，但統(tǒng)一直譯。同時，為了不使讀者太過迷糊，我沒有改變非專業(yè)人士所知道的馬格里布地區(qū)重要城鎮(zhèn)的名稱。因此，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優(yōu)先于al-Dar al-Bayda’，奧蘭Oran優(yōu)先于Wahran，Algiers優(yōu)先于al-Jaza’ir，Bizerte優(yōu)先于Bin Zirt，Tripoli優(yōu)先于Tarablus al-Gharb。如果阿拉伯人的姓名沒有以某種特定形式在國際上為人所知，或者一致的直譯不會引起很大的混亂，那么就有系統(tǒng)地將其直譯。

在直譯方面，我采用了簡化的方法。在通常的變音符號中，我只在阿拉伯語的hamza中使用了‘，在阿拉伯語的喉音‘a(chǎn)yn中使用了‘。元音上的~表示它很長，只有當它的省略會讓講阿拉伯語的人很難認出它的時候，我才會用它，如在Rashid中區(qū)分它和Rashid；在直譯中沒有考慮到qamariyya字母前的定冠詞al-的同化。因此，Sayf al-Nasr，雖然這個名字將被某個阿拉伯人發(fā)音為Sayfu ‘n-Nasr。

先前提到的《馬格利布史》著于尼日利亞，而這本承繼之作醞釀于德國。在建立德國（非洲史研究）學術(shù)體系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多位著名學者和朋友的幫助和鼓勵，在此我要向他們表示感謝。尤其要感謝西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in West Berlin）的弗里茲·施特帕特（Fritz Steppat）和巴貝爾·約翰森（Baber Johansen）教授，每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都給予了我無盡的支持；二位教授以不同的方式體現(xiàn)了德國優(yōu)秀的東方主義研究傳統(tǒng)，深刻地影響了我對伊斯蘭社會的思考。其他學者和朋友則特別影響了我對馬格里布史的理解?，F(xiàn)執(zhí)教于劍橋大學的歐內(nèi)斯特·蓋爾納教授（Ernest Gellner）一直是我真正的朋友，也是激發(fā)我靈感的源頭活水，特別是他為分析馬格里布社會提供了概念范疇，這是任何學者都不能忽視的，盡管他不接受這些概念范疇的整體；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哈迪·謝里夫教授（Mohamed Hadi Cherif）讓我通過多年來我們對突尼斯歷史的長期討論，看到了像我這樣的局外人可能無法看到的一些方面?！恶R格里布史》的評論家們也從其專業(yè)研究的角度對這部作品進行了批評，這對我理解馬格里布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審定最終稿的過程中，我得到了羅曼·洛伊梅爾（Roman Loimeier）先生等多位同仁的幫助，他們幫忙校對了地名書寫的一致；還有英奇·諾伊納夫人（Mrs Inge Neuner），她（幫我）在電腦上錄入了長長的稿子，盡管稿子通篇都是她不熟悉的語言，她仍然保持著樂觀心態(tài)，并且準確無誤地打入每一個字母[1]。在此，我謹向所有這些學者和同事表示感謝。我也要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人員，他們以一貫的理解容忍了交稿的延誤，并一絲不茍地完成了編輯我的排版工作，為出版做了總體準備。

[1] 原文為In preparing the final manuscript I received help from Mr Roman Loimeier who, amongst others, checked it for consistency in the writing of place names and also from Mrs Inge Neuner who typed the lengthy manuscript in a language foreign to her with unswerving cheerfulness and great accu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