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作為18世紀后期法國政治領域最具代表意義的崇英群體，1789年國民議會首屆憲法委員會里的多數(shù)派因其對英國政治制度的推崇，被同時代人嘲諷為“英國迷”?！坝浴钡摹坝绨荨辈皇且环N盲目迷戀，也遠非簡單的“模仿”。它根植于法國自身的歷史環(huán)境，具有高度復雜性?！坝浴笔紫仁歉锩?，他們拒斥英國不成文憲法的傳統(tǒng)，參與推動并見證了一個真正的“法國憲法時刻”的誕生。對法國進行變革是“英國迷”闡述崇英主張的前提。這些為法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憲法設計權力關系的主張，試圖將英國經(jīng)驗與法國國情相融合，但它們與大革命政治法律文化、法國的社會狀況都產(chǎn)生出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通過借鑒英國政制，“英國迷”希望的是迅速結束大革命并使革新后的法國君主制能夠長久穩(wěn)固。從大革命初年到后革命時代，“英國迷”的政治主張表達了對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的持續(xù)訴求。

“英國狂熱”(anglomanie)是在18世紀法國出現(xiàn)的一個詞。根據(jù)《法蘭西學院詞典》《拉魯斯詞典》等權威法語詞典的解釋，這個詞指的是過分地贊賞或模仿一切來自英國，或者使人聯(lián)想起英國人的事物。同一詞源的“英國迷”(anglomane)，指的是崇拜、迷戀英國的人?！坝駸帷辈粌H在社交禮儀、行為舉止、服飾穿著、文學品味、休閑娛樂等方面顯著可見，對英國的欣賞亦進入政治思想領域，由此構成崇英風潮的一個重要面向。當啟蒙時代的法國人談論政治時，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英國，并且予以重新看待。到舊制度末期，尤其是1789年5月三級會議召開前夕，對于飽受舊制度下種種弊病的困擾，竭力思索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如何進行改革，以及如何確定未來發(fā)展方向等重大問題的法國人而言，英國制度得到部分改革派人士的推崇。隨著三級會議向國民議會的轉(zhuǎn)變，崇英進入制度設計層面，由此使是否仿效英國成為法國人不得不予以回應的議題。1789年出現(xiàn)過一個非常短暫的“英國迷時刻”，它起始于7月14日推崇英國式君主制的國民議會代表入選當天誕生的首屆憲法委員會并成為多數(shù)派，結束于9月12日他們從憲法委員會辭職退出。也就是說，“英國迷”一度參與領導了國民議會里最核心的工作。雖然“英國迷”一詞的出現(xiàn)早于1789年，在大革命早期，該詞的復數(shù)形式通常特指的就是首屆憲法委員會里的這個多數(shù)派。同時代人對“英國迷”的批評態(tài)度，往往使這個稱呼帶有鮮明的諷刺意味?！　?/p>

1789年夏秋季節(jié)的“英國迷時刻”猶如一段短暫的插曲，呈現(xiàn)了法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且不會再現(xiàn)的特殊片段。作為18世紀后期法國政治領域最具代表意義的崇英群體，“英國迷”雖然并未被遺忘——因為19-20世紀的許多大革命史學家都曾經(jīng)簡略論及他們——卻長期被輕視了。造成這種研究狀況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史學家將個人的好惡帶入史學研究中。19世紀的大多數(shù)法國人對英國的政治體制甚為反感。米什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十分厭惡貴族的和商業(yè)的英國，他對歷史上這群“英國迷”的態(tài)度也是輕蔑的、嘲諷的。此外，大革命初年“英國迷”在政治上的迅速受挫，亦構成他們被后世史學家忽視的重要原因。20世紀的大革命傳統(tǒng)史學對1789年“英國迷”的評價普遍偏低。饒勒斯以“愚蠢”“自視甚高又軟弱”形容穆尼埃。之后的左派史學家總體上繼承了饒勒斯的觀點，把穆尼埃等人視為與人民為敵的反動分子?！坝浴边@種偏負面的歷史形象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修正史學那里得到扭轉(zhuǎn)。以穆尼埃為例，他被描述為非常務實的政治家，是一位現(xiàn)實的政治人物。不過，修正史學較為強調(diào)的依然是“英國迷”政治上的失敗命運，對崇英論本身關注不足，也未能充分挖掘和使用相關史料。最近二三十年來，法國學者圍繞大革命早期的右派貴族、法國參議院的歷史演進等主題的專著，或探討了制憲議會內(nèi)部的右派貴族的思想與“英國迷”的區(qū)別，或分析了“英國迷”設立兩院的立法議會之主張。由于主題不同，這些著作沒有對“英國迷”的政治主張進行專門的系統(tǒng)的考察。在國內(nèi)學術界，尚未有這方面的專題研究。　　

19世紀的一些大革命史學家，無論自由派或共和派，不約而同地批評“英國迷”企圖把英國的體制復制到法國，批評其主張不切實際。此類看法幾乎已成為一種老生常談，其影響直至今日也沒有完全消失。然而，無論將“英國迷”的崇英傾向解釋為盲目迷戀或直接照搬，都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偏差?！坝浴睂τ囊龊蛥⒖迹l(fā)生于法國大革命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具有高度復雜性。在一個面臨著歷史性變革的國家是否要借鑒另一個國家的制度設置這一重大問題背后，“英國迷”崇英的政治主張是在什么歷史語境下提出的，它具有什么動機和內(nèi)涵，又蘊含了哪些缺陷？“英國迷”政治主張的實質(zhì)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歷史意義？鑒于此，盡管涉及兩個歐洲國家，本文仍然側(cè)重從法國的角度論述，本文的重點亦非在英法之間進行均衡的雙向比較。

一、“英國迷”的憲法觀念

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時起，“英國迷”就明確希望實現(xiàn)法國的再生。他們是國民議會內(nèi)部最早對法國的未來進行思考的群體之一，并且參與推動了最初的革命進程?！熬W(wǎng)球場宣誓”的發(fā)起人就是穆尼埃。1789年，破舊立新之際的法國人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之一即如何確定憲法的性質(zhì)和形式。作為“英國迷”的核心人物，穆尼埃在8月中旬出版的作品中寫道，“唯有接近英國人的君主制政府的原則”，法國的君主制政府“才能較為完美地真正組建起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英國崇拜”并非意味著要求法國照搬英國經(jīng)驗?！坝浴睂τ脑^非簡單的“模仿”二字可以概括。從根本上說，“英國迷”具有革新意義的憲法觀念，構成了他們闡述崇英主張的前提和基礎。眾所周知，法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誕生于1791年，但制憲議會有關首部憲法的討論，早在1789年已經(jīng)開啟。關鍵的問題在于，對當時的法國人而言，什么是憲法？1789年的“英國迷”否認舊制度的法國存在憲法，并且要求為法國制定一部成文憲法。“英國迷”的身份首先是革命者，他們部分地參與促進了憲法新概念的創(chuàng)生。正是憲法概念的更新使法國憲法史迎來一個真正的奠基時刻。　　

(一)對“舊憲法”的否定　　

作為英語世界的反革命思想家，柏克曾經(jīng)在1791年1月19日寫給莫農(nóng)維爾(Menonville)少將的《致一位國民議會代表的信》(最早在巴黎出版)中，指斥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爾的“魯莽輕率”，暗含諷刺地評價二人的流亡。他寫道：“對我來說，我尊敬他們沒有把錯誤(mistake)發(fā)展成罪行(crime)。”這里所說“英國迷”的“錯誤”，含蓄地傳達出雙方思想和立場上的分歧。柏克以及大革命的第一批流亡者都強烈批評穆尼埃等人參與發(fā)動了大革命。在大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中，至為根本的就是法國憲法傳統(tǒng)的變革。　　

在柏克看來，英國憲制之所以很好，因為它是時代和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但是，不能因為它對英國而言很好，就對法國或者德國也很有益。英國的制度不能作為出口的對象。他寫道：“我夸贊英國憲法，希望它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外在的形式和有益的安排能夠成為一個可以被你們或者其他任何民族隨心所欲模仿的范例?！痹谝环鈱懡o法國海軍軍官拉班蒂奈的信中，柏克嚴厲批評了拉利-托朗達爾有關英國憲制的理解：“至于他要把英國憲法移植到法國的計劃，則是既不了解法國也不了解英國，亦是真的不了解人性和人類事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確信他毫不了解我們的憲法及其存在方式，也極少了解它的形成過程和它起作用的方式?！备鶕?jù)柏克自己的說法，他真正想推薦給法國的是“孕育產(chǎn)生英國憲法的原則”。他認為法國同樣擁有這些原則，它們存在于法國的過去。柏克贊賞1614年以前的“古老的三級會議”(1614年至1789年三級會議停止召開)。令他感到惋惜的是，1789年最初幾個月的法國人原本可以像1688年的英國人那樣，改進法蘭西王國的舊憲法?！　?/p>

柏克對法國舊制度的描繪是過于理想化的，19世紀的托克維爾早已批評過這一點。“英國迷”沒有像柏克所希望的那樣，回頭訴諸歷史。拉利-托朗達爾答復柏克說：“舊時的三級會議一直以來要么是奴性的，要么是混亂的，要么令人失望，最起碼是無用的。”“英國迷”亦非如20世紀法國修正派史學家傅勒所說，尋求的是一種“舊制度”。1791年6月至1792年3月間，拉利-托朗達爾連續(xù)撰寫了三封公開出版的書信反駁柏克，其中明確表示：“如果不廢除舊制度，就不再能指望被拯救。如果不在公共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就無法建立起穩(wěn)固的王權?！庇鴳椃?，如同拉利所贊許的，“令英國實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和繁榮”，它本質(zhì)上是習慣和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而法國的傳統(tǒng)，如同“英國迷”多次指出，無論是1614年以前的“封建貴族王國的憲法”，還是君主制的“舊憲法”，都無法為再生的法國提供可汲取的資源。如果以后人的視角觀看，顯而易見，在1789年決定制憲以前，“政治統(tǒng)一的構建已經(jīng)持續(xù)了一千多年”的法國從未擁有如今的法國人所說的憲法。不過，1789年法國人面臨的一個實際難題是，在國民議會成立之初，甚至“憲法”本身的含義都頗為模糊不清?！熬W(wǎng)球場宣誓”宣布要“確定(fixer)王國的憲法”，但是參加宣誓的國民議會代表沒有明確地說明，究竟要“鞏固”一部既有的憲法，還是“創(chuàng)建”一部憲法。柏克批評說，法國國王對人民犯下的“唯一過錯”就是“試圖賦予他的人民一部自由憲法”；拉利-托朗達爾反詰道，既然使用了“賦予”一詞，就說明柏克已經(jīng)承認法國并沒有“一部自由憲法”。歸根結底，在法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英國迷”首先希望的是“賦予法國一部憲法，而不是恢復舊憲法”?！　?/p>

從詞源上說，法語constitution(源自拉丁語constitutio)出現(xiàn)于12世紀，時間上遠遠早于法國第一部憲法問世(1791年)。該詞具有多重含義。第一，在17、18世紀法國的詞典中，constitution指的是自然的構成，或一個集合中各部分的人為安排。兩種詞義均未涉及政治機構的組織和制度的構建。第二，至少到18世紀上半期以前，這個詞還保留了羅馬帝國時期羅馬法中的原始含義。此原始含義得到《查士丁尼法學總論》的確認，在教會法中被繼續(xù)沿用。確切地說，在法律層面，當這個詞單獨出現(xiàn)時，其通常指的是國王詔令或教皇通諭等具體的、特定的法律文本。由此可知，在這一段歷史時期，constitution始終不具備它如今的專有含義。然而看起來頗為矛盾的是，18世紀尤其18世紀下半期的法國人不停地在使用這個詞。這就涉及“憲法”的另一個定義。辨明這個定義，是理解1789年新舊憲法之爭不可或缺的前提?！　?/p>

舊制度下的法國雖然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憲法，但不意味著其權力組織模式不合乎法律。舊制度下所有與王位和王國有關的規(guī)則總稱為“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痉ㄊ墙?jīng)驗的法律-政治結構的產(chǎn)物，其產(chǎn)生不是為權力的組織安排做準備，而是為王位法定繼承人的確定、王室資產(chǎn)的不得轉(zhuǎn)讓等具體問題提供實際的解決辦法。在此背景下，法國還有一種關于“憲法”的傳統(tǒng)定義，它表達的是政治事務的天然秩序?！皯椃ā边@個概念在舊制度下是確切存在的。曾經(jīng)擔任國王的撰史官，并且以君主制官方理論代言人自居的雅各布-尼古拉·莫羅(Jacob-Nicolas Moreau)質(zhì)疑說：“聲稱一個存在且繁榮了1300年的國家從未根據(jù)憲法組建起來(constitué)，這難道不荒謬么？”有關“憲法”傳統(tǒng)定義的最佳表述即來自莫羅，他在《對法國君主制憲法的闡釋和捍衛(wèi)》(1789年)中寫道：“憲法不是需要君主批準的詔書、敕令或法律的匯編，它先于所有這些。……它是一種教義，是得到一系列事實證實的一種法理傳統(tǒng)?！边@個“憲法”概念顯然與該詞的現(xiàn)代含義相去甚遠。　　

三級會議選舉運動期間，對憲法的要求廣泛出現(xiàn)在各地選舉會議起草的陳情書中。由“英國迷”成員克萊蒙-托內(nèi)爾負責撰寫的關于陳情書的總結報告(1789年7月27日提交制憲議會)顯示出，盡管陳情書在國家重建方面沒有異議，在重建的程度上的意見卻不盡一致。一些陳情書僅僅希望改革某些弊端，并對已經(jīng)存在了14個世紀的“憲法”做些修修補補；另一些陳情書則認為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有很多缺陷，要求制定一部新憲法。陳情書以及1788年至1789年大量涌現(xiàn)的政治小冊子都表明，舊制度末期的社會輿情普遍要求制定一部限制王權的憲法，但在制憲的依據(jù)上存在著顯著分歧。憲法應該以已有的習慣法和基本法為依據(jù)，還是以新的原則(也就是后來的1789年《人權宣言》中所說“簡單而無可爭辯的原則”)為依據(jù)，這一爭論直到“網(wǎng)球場宣誓”時也未能解決。最終，穆尼埃的報告對此做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回答?！　?/p>

根據(jù)憲法委員會成員間的分工，1789年7月9日，穆尼埃向國民議會宣讀《負責憲法籌備工作的委員會的報告》，開門見山地提出：“我們必須對‘憲法’的詞義有清晰準確的看法?！徊繎椃ㄊ且环N確定的和穩(wěn)定的政府形式，或者，如果我們愿意，它是對組成政府不同權力的權利和義務的表達?！弊鳛閼椃ㄎ瘑T會提交的第一份報告，它否認王國的基本法具有憲法的性質(zhì)，從而為全部制憲工作定下基調(diào)：“盡管存在這些可貴的準則，我們?nèi)匀晃磽碛写_定的和完整的政府形式。我們沒有一部憲法，因為所有權力都是混淆的，沒有設立任何限制。”同一天，國民議會宣布以制定一部憲法為主要任務并且更名為“國民制憲議會”?！　?/p>

穆尼埃報告里表述的核心觀點，隨后在制憲議會通過的《人權宣言》(8月26日)里得到確認。《人權宣言》第16條寫道：“凡是權利未得到保障，權力分立未得到確定的社會，就沒有憲法?！钡?6條不僅奠定了現(xiàn)代法國憲法學的基礎，還具有特定的現(xiàn)實內(nèi)涵。正是從這里，產(chǎn)生出沒有憲法的“舊制度”這一概念?！芭f制度”是1789年憲法大討論期間法國革命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詞，具有雙重含義：它既是“大革命之前的制度”，又是“大革命所反對的制度”。換句話說，在法國，“憲法”的概念與“舊制度”的概念是同時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憲法的制定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對法國舊時代君主制的否定。從學術史看，法國法學院里的法律史學者們過去長期認為，大革命與舊制度在憲法和政治上的斷裂并未根本改變法國傳統(tǒng)的本質(zhì)。不過，如果聚焦憲法概念的演進，我們?nèi)匀豢梢哉f，大革命帶來了重大革新?！　?/p>

作為革命者，“英國迷”參與推動并見證了一個真正的“法國憲法時刻”的誕生。當1789年的制憲議會代表否定“王國的憲法”的存在時，已是在新的概念意義上使用constitution這個舊詞。這一點具有奠基性的意義。后來的崇英人士，如復辟王朝初期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斯塔爾夫人，亦在新的概念層面談論和援引英國。在《對法國大革命主要事件的思考》中，斯塔爾夫人將法國與英國作對比，堅決否認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擁有憲法，理由是舊君主制時代制度專斷，權力混淆，以及舊的基本法未包含“英國國民擁有的那些權利”?！　?/p>

(二)對不成文憲法的拒斥　　

在憲法問題上，“英國迷”思想上呈現(xiàn)出的另一層復雜性在于，如果從憲法的形式來看，很難說“英國迷”是名副其實的崇英者，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效仿英國不成文憲法的傳統(tǒng)?！　?/p>

舊制度下法國的基本法在性質(zhì)上屬于習慣法，不具備正式的文本形式，而1789年的革命者希望制定一部成文憲法。如果說英國憲法是習慣和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無須成文憲法之形式，那么，“英國迷”可謂清晰地認識到了英法兩國的差異。在《致一位國民議會代表的信》中，柏克批評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爾“年輕、缺乏經(jīng)驗”，因而不夠謹慎，缺乏節(jié)制。實際上，如同制憲議會里其他許多代表，前革命時代的穆尼埃等人熟悉法國的政治狀況，并非柏克所說的政治新手。拉利-托朗達爾致柏克的第二封信傳遞的一個觀點就是，三級會議中止召開的175年間，法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足以令1789年三級會議大大不同于1614年三級會議，也足以令1789年的法國推出“重大的新舉措”。所以他認為，不能說1614年之后的法國錯過了同一時期英國所發(fā)生的一切。也因此，拉利強烈反對1789年三級會議里保守的貴族代表“不停地談論歸附”舊“憲法”。作為貴族代表中的自由派，拉利直言：“讓我們丟掉這個幻想，用現(xiàn)實取代它。”穆尼埃在1789年7月9日報告中明示，舊制度下“那些為了使法國人得到幸福的計劃”屢屢受挫，不同的權力互相矛盾持續(xù)沖突，君主和國民的權利都未能得到切實的保護，歸根結底是因為缺乏憲法框架的保障。穆尼埃這里談論的就是一部規(guī)范“權力各個部分”的運作并且“明確界定君主與國民的權利”的成文憲法?！　?/p>

應該指出的是，此主張不是“英國迷”的首創(chuàng)或獨創(chuàng)，因為18世紀的啟蒙哲人已經(jīng)在談論成文憲法的必要性，希望以之糾正法國的種種弊端。例如，盧梭還曾親自為科西嘉(1765年)和波蘭(1771年)起草過憲法草案。不過，如學者喬治·泰勒指出，啟蒙思想整體上是比較溫和的，啟蒙哲人既不追求也未預料到1789年的革命形勢。1788年8月路易十六最終同意來年召集三級會議之后，三級會議的籌備引發(fā)了關于王國立憲基礎的思考，憲法問題由此成為法國政治爭論中的一個焦點。基本法對國王具有強制力，一定程度上已對國王構成一種“憲法約束”，避免了國王由絕對君主轉(zhuǎn)變?yōu)閷Ｖ凭?。?jīng)過多個世紀的演進，基本法有效地促進了法國的強大和統(tǒng)一。但1788年9月反絕對主義陣營的分裂，以及三級會議選舉運動期間涌現(xiàn)的眾多政治小冊子，都顯示出缺乏正式文本的基本法對愛國派正在失去吸引力。在一本題為《三級會議合法性的必要條件》的小冊子中，哲學家兼歷史學家沃爾內(nèi)寫道：“如果我的理解無誤，人們說的憲法，指的是一種政府形式。它的表述是成文的，或者受到習慣的限定。而且，它總是要具備一些條件，其原則必須清晰明確，內(nèi)容必須一致，政治契約的各項條款既不模棱兩可也不自相矛盾?！一仡櫸覀兊臍v史，從國民的生活中，我只看到混亂、改變和無休止的變動?！薄　?/p>

制定一部成文憲法是法國革命者(包括“英國迷”)的共識。他們在個人作品中，或者在制憲議會上發(fā)言時，常常言簡意賅地使用“憲法”一詞，而沒有特意強調(diào)“成文憲法”?！皯椃ā备拍畹膬?nèi)涵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憲法”即意味著成文文件。有關憲法成文還是不成文的爭論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制憲議會里的革命者與保守貴族持不同立場，革命者與邁斯特(Maistre)等反革命理論家的觀點也不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邁斯特等反對革命憲法(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和1795年憲法)的人，都在譴責和拒絕成文憲法。根據(jù)史學家戈德肖的研究，邁斯特最重要的作品《論法國》(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1796年、1797年先后在瑞士納沙泰爾和英國倫敦出版)問世后，在法國流亡者中間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路易十八也是其讀者。而邁斯特后來之所以對路易十八感到十分失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王最終仍然“欽賜”給法國一部以“憲章”命名的成文憲法——1814年憲章?！　?/p>

為舊憲法辯護的主張沒有因為新的成文憲法的出現(xiàn)而立刻消退，它一直延續(xù)到19世紀，并且隨著復辟王朝的建立再次活躍起來，各種諷刺小冊子紛紛贊揚“法蘭西王國自克洛維時代施行至今的那部不成文憲法”。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傾向的代表人物、反革命思想家蒙洛西埃在其于大革命期間撰寫的多部作品中，曾經(jīng)流露出對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欣賞。但這種欣賞與“英國迷”存在本質(zhì)區(qū)別。作為制憲議會內(nèi)部的右派貴族，蒙洛西埃批評1789年的等級聯(lián)合以及法國的制憲行為。與“英國迷”的求新相反，他提倡英國式的君主制，很大程度上為的是維護法國舊的貴族社會。蒙洛西埃真正推崇的并非英國憲法，而是法國的“舊憲法”。在他看來，“我們祖先的這部舊憲法”優(yōu)于英國憲法。“應該遵守它……因為它是好的，因為它是我們的，因為它是造化和時間的作品?！彼?，根據(jù)他的觀點，不是法國應該學習英國，事實是英國憲法原本來源于法國。“英國憲法及其部分慣例和法律，不過就是法國憲法本身及其慣例和法律?！庇纱丝梢姡瑹o論崇英主張來自革命陣營還是反革命陣營，如果將之界定為盲目的模仿或一味的夸贊，都是不確切的。

二、“英國迷”政治主張的缺陷

1789年9月10-11日，“英國迷”有關兩院制和國王絕對否決權的提議在制憲議會的投票中被否決。9月12日，他們就退出了憲法委員會。隨后改組的憲法委員會里不再有崇英的議會代表。如上文所述，“英國迷”的憲法觀念表明，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以法國的方式全面結束舊制度，改革法國的君主制?；谶@一革新立場，他們的政治主張立足法國，既沒有直接照搬英國，也沒有無視法國的現(xiàn)實?！坝浴痹噲D將英國經(jīng)驗與法國國情相協(xié)調(diào)，將英國的制度設置融入法國的憲制安排，并且為了使之適用于法國而予以一定程度的改造。盡管如此，這些為將要制定的法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憲法設計權力關系的主張，不可避免地與大革命政治法律文化、法國的社會狀況都產(chǎn)生出無法調(diào)和的沖突。

后世的法學家通常強調(diào)1789年《人權宣言》第16條所產(chǎn)生的憲法學意義。而將第16條的文本置于法國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思考，同樣是至關重要的。有研究指出，實際上第16條的內(nèi)容與英國在不同國家機關之間所做的那種分配方式無關，況且當時除“英國迷”之外的大多數(shù)革命者都明確反對法國仿效英國；該條款僅僅意味著法國革命者認為有必要在不同權力之間建立起穩(wěn)定且透明的關系，以此來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厘清這個至為關鍵又常被忽略的問題，有助于理解何以1789年的法國人在改造舊的法律秩序，終結舊憲法的同時，通過《人權宣言》第4-6條為大革命期間的“立法中心主義”(légicentrisme)奠定了基調(diào)。　　

“英國迷”是新社會的擁護者，在如何構建新社會這一問題上，他們與其他革命者也存在許多共同點。“英國迷”成員參與了1789年《人權宣言》的創(chuàng)生。穆尼埃7月9日的報告確認了制定一份作為憲法序言的人權宣言的必要性。作為主要作者，穆尼埃不僅是宣言的序言的兩位起草人之一[另一位是米拉波(Mirabeau)]，宣言的第1-3條也是他起草的。另外，8月17日貝爾加斯以憲法委員會的名義向制憲議會作了關于重組司法權的報告，報告所闡述的原則為宣言第7-9條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貝爾加斯8月17日的長篇報告中，“立法中心主義”已經(jīng)清晰可見。貝爾加斯指出，若要重組司法權，就必須徹底摧毀舊的司法體系，為此，確認司法權的從屬地位就是必要的。“如果司法權在組織過程中從屬于國民意愿之外的另一種意愿，那么司法權將無法良好地組織起來。”　　

“英國迷”之所以認可立法至上，與他們的反高等法院立場密切相關。“英國迷”的思想來源不是單一的。以穆尼埃為例，一方面，舊制度末期的穆尼埃不僅關注英國政治，鉆研英國制度史，英國的議會辯論也是他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出生和成長于啟蒙時代，其政治、法律理念尤其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與穆尼埃年齡相仿的其他“英國迷”，在前革命時代也都曾博覽啟蒙哲人的作品。而啟蒙哲人們尤為猛烈抨擊的對象之一，就是法國的司法制度?！　?/p>

舊君主制時期，高等法院作為王國的最高司法機關，還為自身謀取司法之外的權力，包括制定具有規(guī)范效力和普遍適用意義的判決(les arrêts de règlement)，以及通過注冊權和諫諍權獲取政治特權。17-18世紀，高等法院多次與王權發(fā)生沖突，干預立法或行政事務，常常憑借的是超出裁判權的那些權力。高等法院的額外權力如同一把雙刃劍，在被用于對抗王權的同時，也引發(fā)了同時代人對司法狀況的批評。在啟蒙時期，改革法國的司法體制，確立法律的權威和優(yōu)勢地位，以及嚴格限制法官的權力，成為啟蒙哲人頻繁談論的話題。從這個角度說，大革命對立法至上的選擇“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立法中心主義”的傾向已經(jīng)蘊含在啟蒙思想之中。革命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對抗舊制度時期高等法院這種文化的基礎上。這亦構成了法國革命者要求一部明確的成文憲法的重要原因。在英國，憲法判例和憲法慣例是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類似的情形對法國革命者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對高等法院的敵視，以及對高等法院影響立法和行政事務的批評普遍存在于革命者(包括“英國迷”)之中。在一篇與制憲議會里的右派貴族代表，昔日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德普雷默尼的論戰(zhàn)書里，克萊蒙-托內(nèi)爾猛烈抨擊高等法院“意圖把各種權力匯聚到司法權”。即使絕對君主制下高等法院對王權的抵制起到了緩和或抑制“專制主義”(貝爾加斯語)的作用——后世的研究已深刻揭示高等法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意義——貝爾加斯8月17日的報告仍明確指出：這些掌握著巨大權勢的法官團體的存在，“對所有擁有政治自由的人民都是有害的”。革命者有理由認為，如果高等法院繼續(xù)保留舊有的諸多特權，必將導致新生的立法權受損。而這些特權已經(jīng)被高等法院納入王國基本法的范疇，并且被自行界定為屬于高等法院的“憲法”權利，高等法院不愿失去它們?？巳R蒙-托內(nèi)爾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叩确ㄔ翰豢赡堋凹缺Ａ暨@些權力又不擾亂憲法”，也不可能“在失去這些權力后還能夠和平無爭地存在”。最終，繼1789年11月3日作出決議，命令所有高等法院休庭之后，制憲議會于1790年9月6日正式廢除了高等法院?！　?/p>

高等法院的造法性判決并非毫無積極意義，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它可以使當事人避免無效訴訟。如果說革命者對此似乎視而不見，那是因為他們要對司法秩序進行全面徹底的重建，據(jù)此，權力將彼此截然分立，司法判例將不被視作法源。司法權角色的去政治化，以及司法機構權限的顯著縮減，成為法國現(xiàn)代司法制度最初創(chuàng)建時的鮮明特點。“英國迷”的政治主張就是在這個政治法律文化背景下集中闡述的。　　

1789年8月以后，有關重組司法權的話題被暫時擱置(1790年3月重啟)。制憲議會討論的焦點主要是行政權(以國王為代表)與立法權(意味著主權的行使)各自的權限，以及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貝爾加斯原本希望制憲議會先組建起“對個人有更直接影響的權力”——法院、市鎮(zhèn)政府、省議會、公共教育，最后再著手立法權和行政權問題。穆尼埃和拉利-托朗達爾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們主張應該等到議會積累了更加成熟的經(jīng)驗以后再討論上層政治問題。不過，制憲議會在頒布《人權宣言》后迅速啟動了相關討論。為此，憲法委員會中的“英國迷”提出，應該為新憲法配備雙重的防范措施：國王絕對否決權和上議院?！　?/p>

自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自行成立國民議會并且宣布國民代議制統(tǒng)一不可分割時起，憲法不再像在英國那樣是“國民必須與君主協(xié)商的一份契約(例如1215年的大憲章、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而是變成一份國民主權的契約”。“英國迷”不否認主權存在于國民。穆尼埃起草的《人權宣言》第3條確認了6月17日國民議會成立伊始時所認同的根本原則：主權屬于統(tǒng)一不可分的國民。他們贊同宣言第6條所說“法律是公意的表達”，貝爾加斯在8月17日報告中說道：“法律應該始終是公意的表達”；他們也贊同立法決議由國民代表制定。那么，為什么“英國迷”在投票贊同《人權宣言》后，又提議讓國王擁有對立法決議的絕對否決權？　　

如果說“英國迷”最初希望的是通過一場革命改造法國陳舊的君主制，那么，隨著制憲議會迅速啟動有關上層政治的討論，“英國迷”思考的重點轉(zhuǎn)向了如何盡快使革命穩(wěn)定在君主立憲制的框架內(nèi)，并且他們從英國的政治體制，以及孟德斯鳩等政論家的作品中找到了在他們看來是審慎的、具有啟發(fā)意義的辦法。他們建議，讓作為行政權執(zhí)行人的國王分享一部分立法職能，以防止立法機構的專制?！　?/p>

17世紀和18世紀初的英國政論家主張國王、貴族和平民共同掌握立法權，盡管國王的角色可能只被視為否決性的。也就是說，國王被視為立法機構自身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而孟德斯鳩與英國政論家的意見稍有不同。孟德斯鳩設想的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是彼此分立的，前者僅僅分享或者參與行使一部分立法職能。孟德斯鳩把行政機構看作一個單獨的機構，國王在立法機構之外。關于國王否決權，“英國迷”更多繼承的是孟德斯鳩的觀點。拉利-托朗達爾在8月31日的發(fā)言中說，“國王不是立法權的一部分”，不在立法機構之中?！　?/p>

圍繞國王否決權，制憲議會內(nèi)部產(chǎn)生了根本分歧。如同孟德斯鳩，“英國迷”所說的“權力”，對應的是“職能”而不是“機構”，行政機構并沒有因此將立法職能全部合并到行政職能里。9月4日，穆尼埃為絕對否決權辯護道：“不能說這是把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因為國王并未兼并立法權和行政權。這些權力將始終是分開的和相區(qū)別的，因為國王并不掌握制定法律的權力?！敝粮邿o上的是立法職能，所以，如果它完全掌握在立法機構手里，那么立法機構將是至高無上的，行政權的機構將是它的奴隸。相反，如果行政機構部分地參與立法職能，那么它將構成一種抗衡力量。所以對“英國迷”而言，認同立法至上與提倡絕對否決權，二者并不沖突?！　?/p>

除了孟德斯鳩，“英國迷”在否決權問題上還受到政治理論家德洛姆(De Lolme)的影響。德洛姆是日內(nèi)瓦人，1768年移居英國。1771年，德洛姆以法語撰寫的著作《英國憲法》(Consititution de l’Angleterre)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獲得巨大成功，并且有力促進了法國崇英思潮的發(fā)展。德洛姆曾經(jīng)試圖解決盧梭與孟德斯鳩的對立：如同盧梭，德洛姆也承認權力的基礎存在于人民的意愿，而孟德斯鳩并未談及這個問題。同時，德洛姆又把這個原則與代議制聯(lián)系在一起。為了避免代表們?yōu)E用手中的權力，德洛姆建議加強行政權予以制衡。為了充分保障人民主權，有必要加強王權。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1789年9月4日穆尼埃在制憲議會的發(fā)言中所說的，絕對否決權可以既“保護國王的特權”又“保障人民的自由”。9月11日拉利-托朗達爾進一步說道，絕對否決權“不是為了國王，而是為了國民的利益；否決權是我們的權利，是我們的自由的保障?！词箛醮蛩憔芙^它，國民也應該賦予他這個否決權”。　　

通過絕對否決權，“英國迷”希望建立起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之間的平衡，然而立法中心主義的邏輯必將導致這個建議被否定。制憲議會里大多數(shù)革命者將立法機構視為新制度最重要的機構，反對同一個機構對不同職能的合并。例如，“英國迷”在首屆憲法委員會里的對手，強烈反對仿效英國的西耶斯，早在1789年1月出版的暢銷小冊子《第三等級是什么？》中表示堅決反對像英國那樣將立法權劃分為三部分：“如果領主和國王不是國民的代表，他們在立法機構便應該什么也不是?！贝蠖鄶?shù)革命者認為，不僅任何機構不得行使兩種職能，任何機構行使另一機構優(yōu)先具有的職能的一部分也不可以。1789年9月11日制憲議會關于國王否決權問題的投票表決，被后世視為現(xiàn)代意義上劃分“左派”和“右派”的起源：支持絕對否決權的代表坐到了主席臺的右邊，贊同延緩否決權的代表坐到左邊。在左派代表看來，行政權無異于“專制主義的走狗”，他們堅持把行政權視為一種附屬的權力。當主權已從國王轉(zhuǎn)移到國民，“英國迷”對絕對否決權的支持使其他革命者開始質(zhì)疑“英國迷”反絕對王權立場的真實性。左派代表擔心，如果掌握最高行政權的國王同時又出現(xiàn)在最重要的立法機構里，則有可能給法國再次帶來一個過于強大的王權。最終，制憲議會以壓倒性的票數(shù)否決了“英國迷”的提議?！　?/p>

圍繞國王否決權的討論顯示出，對制度的談論無法脫離社會歷史。在至為激進的變革中，本國的歷史和傳統(tǒng)仍然以某種方式產(chǎn)生著根本的影響力?！坝浴庇嘘P上議院的提議及其失敗，尤為突出地體現(xiàn)了崇英主張——即使他們對英國式上議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國化”或者說“去英國化”的改造——與法國的社會狀況難以兼容。這使其主張?zhí)N含了一種自我否定?！　?/p>

同孟德斯鳩一樣，“英國迷”也擔心立法機構的獨大。但實際上，“英國迷”有關立法機構設置的觀點反映出，他們對孟德斯鳩并非全然推崇。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指出貴族的權力作為“最天然的中間和從屬的權力”在君主政體中不可或缺，并以英國為例，肯定了“立法機構中的貴族集團”在英國政治體制中起到的調(diào)節(jié)作用。他之所以強調(diào)英國那些保護上層階級的制度安排，是因為他認為英國的制度本質(zhì)上是有助于平等的。如果這個制度毀滅，那只可能是因為立法權尤其是下議院權力的增大。然而在法國，1789年的革命者反對貴族在立法機構中任職，因為貴族、教士和高等法院這些擁有特權的中間力量是“英國迷”(以及其他革命者)強烈批評的對象。早在三級會議選舉運動期間，1789年2月，穆尼埃寫道，“我對《論法的精神》的不朽作者的敬仰并不能令我隱瞞我的觀點，因此我要說，這位為各國國民寫作的作者從未忘記自己是法國貴族和高等法院的成員?！彼鲝?，法國憲法應該建立在一個“摧毀了金錢特權，廢除了針對非特權公民的排斥”的新社會上。這一點就將“英國迷”與制憲議會里少數(shù)借推崇英國政體之名，行維護等級制度之實的貴族區(qū)分開。支持等級聯(lián)合以及參與起草1789年《人權宣言》等一系列經(jīng)歷顯示出，“英國迷”不僅贊同和歡迎一個摒棄了深刻的不平等，建立在個人權利上的新社會的降臨，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于仍然有人批評他支持貴族制，穆尼埃后來在1789年11月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里回應道：“我從未預料到這種譴責。我毫不掩飾我的吃驚，因為在我看來，沒有哪個法國人比我更有資格自稱參與推動了貴族制的毀滅?！薄　?/p>

“英國迷”在著述和議會發(fā)言中多次提到英國上議院，并不意味著他們打算把這種立法制度復制到法國。他們不是沒有注意到英法兩國貴族的巨大差異，也很了解法國人對貴族等中間力量的反感?！坝浴鄙献h院方案的缺陷，并非如史學界常見的一種觀點所認為，其忽略了兩國現(xiàn)實，而恰恰在于一個現(xiàn)實難題。在上議院的人員構成這一具體而又非常關鍵的問題上，“英國迷”未能作出足夠清晰的闡釋，盡管他們曾多次明確表示，上議院不會建立在等級制的基礎上。后世的研究者或可因此批評“英國迷”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但在當時，誠如學者菲奧倫蒂諾指出，上議院議員的顯貴屬性(notabilité)對整個制憲議會而言都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很難確定究竟什么人有資格進入上議院：出身貴族的人，比眾議員富有的人，還是為國家提供了重要服務或擔任具體職務的個人？制憲議會里其他革命者反對設立上議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上議院成為貴族的大本營進而導致等級制的回歸。在西耶斯、巴納夫(Barnave)、迪波爾(Duport)等反對分割或削弱立法權的議會代表看來，單一議會是避免貴族堡壘重建的唯一辦法。舊制度下高等法院影響立法的記憶還歷歷在目，英國體制被認為并不像“英國迷”宣揚的那樣有用或有益。由此，崇英主張的說服力也潛在地被削弱了?！　?/p>

熱月政變后，即使法國人意識到分割立法議會的必要性，等級重建的威脅也已大為減弱，上議院議員的資格仍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并且依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1795年憲法僅以議員的年齡為標準區(qū)分元老院和五百人院。從“英國迷”的著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大革命初年的穆尼埃已經(jīng)在談論“兩個非常相似的議院”的弊端，他認為這種劃分僅僅意味著“機構的一分為二”。直到復辟王朝，法國才首次擁有真正兩院制性質(zhì)的憲法文本。不過，1814年憲章之所以創(chuàng)設一個貴族院，并不是因為英國擁有一個上議院。貴族院這時不再被視為會給制度帶來威脅，相反，它有可能賦予制度一種穩(wěn)定。而只有顧及而非回避法國的過去，貴族院的設立才具有可行性。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人員構成上，貴族院向服務過波旁王朝的貴族、昔日的革命者，以及拿破侖時代的貴族一并開放了。從復辟王朝初期對立法權的反思和重組，貴族院的誕生，以及貴族院在國王和眾議院之間起到的緩沖作用來看，大革命初期“英國迷”的政治主張部分地得以實現(xiàn)。但仍需辨明的是，這些進展更多是1789年以來法國政治演進和制度探尋的產(chǎn)物，而非仿效英國的結果。上議院在法國的早期發(fā)展史，可以說既從多方面證明了1789年“英國迷”政治主張包含一定的前瞻性，又反映出大革命爆發(fā)以來法國的制度探索所經(jīng)歷的曲折和艱難。無論法國人是否愿意學習英國，他國經(jīng)驗在這個探索過程中能起到的典范作用都是有限的?！　?/p>

除了所蘊含的矛盾沖突，“英國迷”的政治主張還存在另一方面的局限。“英國迷”主要僅聚焦于與君主立憲制相關的若干具體設置，如上議院、國王否決權。而事實上，早在德洛姆撰寫《英國憲法》一書以前，英國國王已不再擁有對議會決議的否決權。這表明，無論德洛姆還是后來的“英國迷”，他們對英國的了解與英國的實際存在偏差。從這個角度說，“英國迷”還遠遠不是“英國通”。

三、“英國迷”政治主張的實質(zhì)

1789年9月“英國迷”的政治主張被否決，并非意味著“英國迷”的歷史結束了。與許多被革命法庭送上斷頭臺的重要政治人物相比，大多數(shù)“英國迷”避開了恐怖統(tǒng)治，有人甚至見證了復辟王朝乃至七月王朝的來臨。遺憾的是，后世的研究通常不太重視“英國迷”在1789年“十月事件”以后的活動及思想狀況。表面上看，政治生涯后期的“英國迷”的思想出現(xiàn)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變化。但歸根結底，其政治主張的本質(zhì)始終未變，即希望盡快結束革命和動蕩，并且使革新后的法國君主制能夠長久穩(wěn)固。　　

(一)對盡快結束大革命的希望　　

1790年以后，大多數(shù)“英國迷”或是陸續(xù)流亡國外，或是選擇隱居。不過，到19世紀初，在世的“英國迷”中出現(xiàn)了一個例外情況。作為“英國迷”曾經(jīng)的核心人物，穆尼埃結束流亡后，迅速成為執(zhí)政府的官員。1801年8月穆尼埃被從流亡者名單中除名，之后很快從魏瑪返回法國，1802年4月被波拿巴任命為伊勒-維萊訥省的省長。與那些將波拿巴形容為“科西嘉食人妖魔”的保王主義者不同，穆尼埃愿意與新政權接近甚至進入體制內(nèi)任職，因此被譏諷為“變節(jié)者”“政治風向標”。此時的穆尼埃與大革命初年的“英國迷”形象相比似乎判若兩人，以至于有學者起疑，所謂“英國迷”對英國政治制度的推崇，仿佛只是一個神話。但其他“英國迷”一直保持著對君主制的擁護。例如，拉利-托朗達爾在1792年3月8日寫給柏克的信中自稱，始終捍衛(wèi)王權和國王；流亡英國后，拉利撰寫了一篇致國民公會的長文——《為路易十六的辯護詞》，否定國民公會代表具有審判國王的資格；執(zhí)政府時期，拉利回到法國后沒有參政，而是選擇居住在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那么，為什么穆尼埃會有此變化？　　

與1789年主導國民議會最重要的制憲工作時的輝煌相比，穆尼埃此時的政治影響力已經(jīng)大為減弱。但即使在1789年，英國政制也并非“英國迷”政治理想的終點，而是充當了其對古老的君主制國家進行改革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穆尼埃后來不再像1789年那樣頻繁提及英國榜樣，而更多強調(diào)他在大革命初年所信奉的精神原則。第一帝國成立后，1805年2月1日穆尼埃獲拿破侖任命，進入國家參事院(Conseil d’état)。據(jù)記載，在國家參事院，穆尼埃多次與法蘭西皇帝一同工作，后者欣賞其才華的同時亦曾不耐煩地說道：“穆尼埃，你仍然是1789年的人?！薄?/p>

穆尼埃選擇成為波拿巴龐大行政體系中的一員，有兩方面原因。第一，穆尼埃能夠返回法國，直接得益于波拿巴的安撫政策。1800年3月波拿巴終止了流亡者名單，之后兩年多的時間里，他數(shù)次發(fā)布命令，允許流亡者回國。而且，穆尼埃并非特例。許多保王主義者也選擇了回國，盡管他們擁護的路易十八仍然流亡在外。第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執(zhí)政府部分地實現(xiàn)了穆尼埃最初作為“英國迷”時所追求的目標。1801年從魏瑪回國之前，穆尼埃撰寫了《論啟蒙哲人、共濟會和光照派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隨后被翻譯成英語和德語)。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所談論的實際上是大革命的起源問題。穆尼埃有力反駁了巴呂埃爾(Barruel)神甫在4卷本《雅各賓主義史回憶錄》(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1797-1799年出版)中，以陰謀論解釋大革命起源的反啟蒙、反革命觀點。他指出，法國的動亂完全是政治原因?qū)е碌?，而非產(chǎn)生于啟蒙哲人、共濟會和光照派的陰謀。與此同時，穆尼埃重申最初的理想：“在1789年年初，那時有影響的人物中，大多數(shù)人的意圖很純粹。他們希望的是建立在良法上的自由；他們希望阻止動亂?！?789年8月至9月，民眾暴力對革命進程的介入已初步顯現(xiàn)。這期間“英國迷”竭力提倡和闡述其崇英主張，很現(xiàn)實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把大革命確立在君主立憲制的框架內(nèi)，以盡快恢復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寧。因此，“英國迷”既屬于最早一批革命者，又是最早一批希望終止大革命的革命者。對于其政治理想的迅速受挫，同時代的保王主義作家里瓦羅爾評論道，首屆“憲法委員會的工作被認為太軟弱，它只要求權力均衡以及重建王權、自由和公共安寧；總之，它只提供一部憲法，而人們想要的是一場革命”。1789年“英國迷”政治上的失敗意義深遠。1791年夏，制憲議會里“英國迷”昔日的反對者巴納夫、迪波爾和亞歷山大·德·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轉(zhuǎn)而認為有必要限制大革命的激進化趨勢。1791年9月30日制憲議會解散后，1792年5月20日，迪波爾創(chuàng)辦了《指南或因果報》(L’Indicateur ou Journal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他在該報第8期(5月27日)中極力稱贊英國憲法，甚至在第53期(7月31日)向讀者推薦早已流亡的穆尼埃的作品。但他這些崇英言論和者甚寡。隨著革命態(tài)勢的發(fā)展，8月10日巴黎民眾起義之后，迪波爾也很快流亡國外?！　?/p>

1789年“十月事件”發(fā)生時，恰逢穆尼埃擔任制憲議會主席(任期自9月28日至10月10日)，民眾對大革命進程的重要影響，令反對民眾干涉或參與政治的“英國迷”深感震撼。這也是為何1792年穆尼埃在其著作中，一方面重申他屬于1789年那些認為“法國沒有一部確定的憲法”的人，另一方面卻轉(zhuǎn)而使用與柏克相似的表述，譴責1789年“十月事件”是導致王權受損的“罪行”(crimes)。流亡期間，“英國迷”多次談到并反思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暴力和動蕩。對穆尼埃而言，對和平和秩序的向往經(jīng)過多年流亡得到進一步加強，從而促使他表面上接受了另一種政體形式。霧月政變后，通過頒布新的共和憲法(1799年憲法)，波拿巴宣布大革命結束。結束革命和動蕩，這也是大革命初期“英國迷”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波拿巴實際上仍然未能為法國確立穩(wěn)固的憲法秩序；他對英國憲制也沒有好感，他對行政權的強化帶來的結果是一個法國式行政國家的創(chuàng)生，“行政權成為新制度的動力核心”。但他的確建立起去除了革命和反革命二元對立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官僚體制，終結了1789年以來法國國內(nèi)持續(xù)的政治對抗。正因此，在諸如國家參事院這樣的重要機構里，作為昔日最早革命者之一的穆尼埃，與雅各賓主義者、保王主義者等不同政治派別，共同為了“治理龐大的帝國”這一目標而合作共事?！　?/p>

(二)對法國君主制的擁護　　

與穆尼埃的靈活不同，貝爾加斯與執(zhí)政府保持了距離。1802年穆尼埃曾經(jīng)和友人一道探訪貝爾加斯，但后者不愿結束隱居狀態(tài)。如果說1789年9月之后的“英國迷”屬于“贊同國家生活的具體改革卻不愿接受改革所隸屬的政治框架的人”——根據(jù)貝爾加斯的敘述：“我們感到無法繼續(xù)從事我們在議會的制憲工作，議會決定采納的原則與我們的原則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那么，當復辟的波旁王朝以一部憲章帶給法國一個看起來具有英國色彩的方案——一位國王和兩個議院，“英國迷”似乎終于迎來屬于他們的時代。復辟時期，貝爾加斯重返政壇。他歡迎波旁王朝復辟，卻很快對1814年憲章感到失望。這似乎令人費解。其原因主要在于，憲章隱蔽地承襲了拿破侖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貝爾加斯依然是君主立憲制的擁護者，在1821年的一部作品中，他批評道，一位君主和兩個議院這樣的設置尚不足以保障公共自由。他以英國為例，認為中央集權是對自由和君主制的損害并將導致君主制走向衰落。而事實上，正是在復辟王朝這一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時期，法國確認了中央集權的必要性，見證了行政權優(yōu)先等重大政府原則的確立。如今的法國人仍然部分地生活在這些原則下。　　

貝爾加斯有關法國君主制命運的預言富含深意。如果說1789年貝爾加斯稱贊英國制度，為的是改革法國的君主制，復辟時期當他再次談論他眼中英國制度的優(yōu)點時，則是試圖挽救法國的君主制。事實上，不僅他的崇英論收效甚微，貝爾加斯在法國政壇的影響力也較為微弱?！　?/p>

如果將崇英主張放在法國共和制的演進這一歷史背景下考察，它的際遇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解釋。1789年的“英國迷”認可主權在民和人權，并不意味著他們潛在地支持共和制。穆尼埃以古代的共和國為例，分析權力集中的弊端：“古代共和國全都是真正的貴族制”，它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分割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重要性”，結果導致“暴力很快破壞了公共和平，奴役很快取代了自由”。在他看來，一部吸取了英國經(jīng)驗的憲法可以既保護以國王為首的行政權不低于立法權，又可有效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穆尼埃承認“不存在完美的政體”，不過這并不妨礙他與克萊蒙-托內(nèi)爾都認為，君主制最適合法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穆尼埃相信，它也是唯一適合法國的政體形式。按照“英國迷”的觀點，共和在法國這樣的大國里是行不通的。1789年2月，貝爾加斯在《關于三級會議的信》中坦言，在兩院的設置上，他對英國的欣賞甚于對美國的欣賞，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要制定的不是共和制憲法，而是君主制憲法”?！　?/p>

1789年“十月事件”后，穆尼埃、拉利-托朗達爾相繼離開制憲議會。最初來自第三等級的穆尼埃，這時實際上處于一種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他是1789年6月20日“網(wǎng)球場宣誓”的發(fā)起人，和其他國民議會代表一道宣布“在王國的憲法制定出來并且在堅實的基礎上鞏固下來之前絕不解散”，卻在“十月事件”后，在他的議會主席任期尚未到期的情況下，于10月8日迅速退出了制憲議會。穆尼埃后來不止一次在著述中為自己沒有踐行當初的誓言而辯解。對于他的對手批評他的懦夫行為，穆尼埃做出的解釋是，從1789年6月到10月，短短數(shù)月之內(nèi)，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6月20日，人們還在擔憂王權的濫用；到了10月，王權已經(jīng)被摧毀。6月20日，國王尚且是自由的，掌管著全部的軍力；10月，國王在民眾的迫使下遷往巴黎?！蹦履岚１硎荆蝿莸淖兓钏盁o法宣誓維護那些破壞王權，摧毀公共力量，混淆所有權力，一切屈從于民眾的反復無常的機構”。況且，制憲議會也接受了他的辭職?！熬W(wǎng)球場宣誓”表明，通過制定憲法構建穩(wěn)定的憲法秩序成為革命的首要目標。1789年的“英國迷”希望以一部借鑒了英國制度的憲法結束大革命。實際上，1791年6月國王逃跑事件發(fā)生后，面對共和運動的興起，趨于保守的制憲議會也曾試圖把憲法當作一種結束革命的手段。然而，1791年憲法(9月3日頒布，9月13日、14日先后得到路易十六的接受和宣誓效忠)僅僅實施了不到一年，還不及制定它的時間長。1792年8月10日起義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既有憲法，同時也拋棄了未來任何憲法都建立于其上的原則。法律只能通過合法手段被改變這一理念被摧毀，暴力的統(tǒng)治取代了法治。第一共和國見證了大革命與憲法之間的緊張，并且因之而受到損害。在“英國迷”看來，第一共和國的歷史與路易十六之死、革命暴力和恐怖密切相關。即使重新入仕，執(zhí)政府和第一帝國時期的穆尼埃也沒有改變對君主制的擁護?！　?/p>

對古代共和國的批評在舊制度末期其實頗為常見。那時法國有文化的精英階層中流行的一個觀點是，羅馬共和國被帝國終結了，帝國則由于缺乏公民美德、社會平等和人民的政治自由而陷入專制主義。即便在大革命初期，共和思想也始終未成為主流，制憲議會直到最后解散都在力圖避免共和國的建立。不過，正如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哈指出，法國現(xiàn)代共和傳統(tǒng)的獨特性在于，共和同時是一種空洞的政治形式和一種豐富的政治文化，單純的政體形式從來不足以定義共和國。自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自行成立國民議會時起，主權就完成了從國王到議會的轉(zhuǎn)移，盡管大部分代表并不認為他們的行動產(chǎn)生的全部后果會影響國王。第一共和國誕生之前，共和的兩個基本元素——國民主權和人權已經(jīng)在宣布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1791年憲法中得到確認。作為憲法序言的1789年《人權宣言》，通篇沒有提及國王，也沒有出現(xiàn)王權、君主制等字眼，所以，它既可以應用于一個君主國，也可以應用于一個共和國。在1790年2月6日寫給制憲議會主席的信中，貝爾加斯批評正在制定的憲法不是君主制憲法，理由是君主變得無足輕重。盡管復辟重建了君主制，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時期國王的權威仍然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雨果曾經(jīng)在《1830年一位革命者的意見錄》(Journal des idées et des opin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 de 1830)中寫道：“1830年7月之后，我們需要的是共和國之實和君主制之名。”實際上，1830年以后，某些君主制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君主國已經(jīng)變成“一個以謹慎為王冠的共和國”。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法國的崇英人士依然將英國的君主制當作君主制的模式。從這個角度有助于理解，當19世紀70年代共和制在法國比較穩(wěn)定地確立以后，為何“法國政治話語中對英國的談論急劇減少了”。

結語

在同時代的法國革命者以及后世一些史學家的眼中，“英國迷”是昔日貴族制度的擁護者。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英國迷”的政治主張并非建立在守舊的基礎上。在穆尼?？磥?，大革命的爆發(fā)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舊制度的政治危機無法自行化解。作為大革命的第二批流亡者，當穆尼埃流亡國外以后，他在著作中依然肯定1789年革命的意義。正如“英國迷”的憲法觀念表明，他們的時間視角指向未來而非過去，這就使他們與反革命思想家和堅持絕對主義立場的第一批流亡者不同。　　

1789年的“英國迷”清楚地看到了英法兩國社會狀況和歷史傳統(tǒng)的差異。其崇英主張并非如過去許多史學家所批評的，旨在直接照搬或純粹仿效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相反地，法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構成了這些主張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因此，1789年8-9月制憲議會內(nèi)部的憲法大討論，不僅是“崇英”與“反英”兩種觀點的交鋒，它更多是關于“再生”的法國需要建立什么制度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既是“英國迷”崇英主張的落敗，亦是“英國迷”政治理想的破滅。　　

無論在1789年夏秋季節(jié)，“英國迷”借鑒英國的制度設置，試圖以君主立憲制盡快結束大革命，還是復辟王朝時期，貝爾加斯通過對比英國君主制，試圖挽救受到損害的法國君主制，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都與法國的歷史進程相悖。從這個角度，崇英主張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似乎微不足道。不過，“英國迷”崇英主張的歷史意義，或許不在于它是否產(chǎn)生了足夠大的影響，所推崇的制度設置能否取得成功，以及對英國的了解是否達到足夠全面或足夠深刻的程度，而在于它在不同歷史時期法國紛繁的政治和思想爭論中，反映了“英國迷”使大革命的法國盡快建立起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的愿望，以及對后革命時代法國一直所明顯缺乏的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的訴求。從更長的歷史時段看，自復辟王朝起，困擾于制度探尋的法國經(jīng)歷了君主立憲、共和國、帝國的再次循環(huán)；這期間，對英國政制的推崇依然不斷出現(xiàn)?？傊?，法國政治領域崇英主張的歷史，伴隨著大革命以來法國政治體制的曲折發(fā)展歷程。共和制趨于穩(wěn)固之際，就是崇英思潮退卻之時。歸根結底，崇英主張來源于法國人對本國政治及未來發(fā)展的關注和思考。　　

大革命初年“英國迷”對法國政治爭論的主導之所以未能持久，以及“英國迷時刻”之所以只是法國歷史上至為短暫的一段插曲，不單單是因為制憲議會迅速否決了他們的提議。更重要的在于，無論法國人是否愿意學習英國，英國的制度經(jīng)驗對于大革命的法國能起到的參考意義都是有限的?！　?/p>

1789年的法國人基于本國國情，選擇并開啟了一條迥異于英國的探索和發(fā)展之路。這正是舊制度的終結和現(xiàn)代法國創(chuàng)生的時期。從此，法國人對理想中的法律和制度的探尋，以及由此所產(chǎn)生的創(chuàng)造和成就，所經(jīng)歷的曲折與反復，共同塑造了世界歷史圖景中獨特的法蘭西道路。

李倩，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